毛泽东决定“趁热打铁”，再打一仗
“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突然打击，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惊慌，也引起了华盛顿当局的极大不安。
11月28日，麦克阿瑟向五角大楼报告，“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军事力量，而且实力仍在增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中国人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他在报告中为他在朝鲜的失败作了辩护，他说：“显然，我们目前的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人发动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他们在客观上拥有很多有利条件，促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本司令部已在职权范围内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面已超出了它的控制和它的能力所及。”A
美国的报刊纷纷报道美国已大难临头，五角大楼虽然对新闻媒介的报道表示怀疑，但也感到朝鲜局势严重。来自朝鲜的官方消息，也都在加剧美国当局的焦虑不安和悲观失望。在这种情况下，28日下午，由杜鲁门主持召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然而，包括杜鲁门在内，美国当局的巨头们，都不知道在朝鲜该怎么办。艾奇逊说，“会议并没有提出任何由总统作出决定的建议，即告结束”。B12月1日和3日，国务院和国防部在五角大楼召开联席会议，2日，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又在白宫开会。这些频繁的会议，“详尽而直率的讨论的结果”还是决定不了美国在朝鲜该怎么办。C而麦克阿瑟还一再要求增加兵力，甚至要求台湾国民党已经作了准备的3.3万人的部队到朝鲜，参加“联合国军”的作战。他说“如果没有最大数量的地面部队的增援，本军不是被迫节节后撤，抵抗力量不断削弱，就是被迫困守在滩头阵地里，……除了防御外，没有任何希望。……而实力不断地消耗，以至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D
杜鲁门和五角大楼，已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为了了解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决定，遂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前往东京。12月4日，柯林斯到达东京，与麦克阿瑟简短会晤后，即飞朝鲜，直接听取了在第一线的美第8集团军沃克和第10军阿尔蒙德对军事形势的判断。沃克和阿尔蒙德虽然不像麦克阿瑟那样对形势的判断那么严重，但也只是认为可以在釜山长期坚守。返回东京后，12月6日，柯林斯同麦克阿瑟及远东的陆、海、空三军的司令官们讨论了美国在朝鲜的对策。麦克阿瑟主张，如果中国人同意停火，联合国应接受停火，但中共和北朝鲜的军队必须停止在三八线附近的行动，这是最佳的安排。否则，要么尽快增加“联合国军”的兵力，以恢复进攻，甚至封锁中国沿海，轰炸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和城市，要么撤离朝鲜。
美国当局考虑，如果中国人继续投入兵力作战，有可能将美军赶出朝鲜，美国不大量投入军事力量，就不能实现全部占领朝鲜的军事目标，但又不可能立即增加力量。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朝鲜采取“抢救行动”。杜鲁门决定：不主动撤出朝鲜，一旦被迫撤离，要带上南朝鲜军队一起走。华盛顿的巨头们考虑，为在朝鲜“争取行动而进行拖延”，在代价不太大的情况下，可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向中国提出在三八线停火。但碍于面子，这个建议不是由美国提出，而应是由英国提出。E
此时，恰好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率政府代表团到华盛顿与美国讨论朝鲜战争形势问题。本来“联合国军”遭到惨痛的失败，就使包括英国在内的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美国所有盟国都惊恐不安。而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又扬言说，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这更引起了英国等美国盟国的惊慌。于是艾德礼于12月4日飞到华盛顿，要求美国对此事做出澄清，并承诺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英国人担心的是，美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将会引起世界大战，美国将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朝鲜战场，将会减少对欧洲的力量投入，从而英国和整个欧洲利益和安全可能不保。艾德礼强调，西方是反对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据点，他希望在朝鲜避免大战，而通过谈判使共产党中国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并主张正式承认北京的中国政府，接纳共产党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把台湾交给中共。尔后通过联合国向中国施压，与中共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坚决反对承认北京的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和把台湾交给共产党。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反复向英国人解释，虽然兼顾所有的义务会有困难，但美国对东方和西方并不打算偏废任何一方。美国并没有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打算，同意在朝鲜避免大战。“联合国军”不会自动撤出朝鲜，美国只是为了在军事上有利的需要，而设法在朝鲜安排停火，但并不应进行谈判，因为这个时候谈判，形势对美国不利。虽然会谈中美英双方分歧较大，但艾德礼同意按美国的条件，帮助美国通过联合国和其他渠道寻求停火。双方于12月8日发表了会谈公报。F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在联合国积极活动在朝鲜实行停火。
此外，美国当局最为担心的不仅是能不能在朝鲜坚持下去的问题，而且是在朝鲜会否导致与中国甚至与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问题，认为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全面战争的第一阶段。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2月6日，向美国在世界各战区的指挥官发了一份“战争警报”，认为朝鲜目前的形势已使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要求“收到此电后，指挥官们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战备”。在12月1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扩大军队规模，建立一支由18个师组成的陆军、拥有397艘主要战舰的海军和拥有95个联队的空军。同一个会议决定由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5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共产主义者们“正打算将世界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以便攫取他们所觊觎的东西”。因此，美国武装力量的人数将尽快扩大到350万人，在1952年6月之前，军用飞机、车辆、电子设备的生产，要比原计划增加4～5倍，并对工资、物价等采取控制措施。为抚慰一下英国人，19日，任命美国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军最高司令官。
1950年12月5日，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呼吁北朝鲜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声明它们没有意思使在它们控制下的任何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南”。这恰好符合美国的意图。接着13国又提出了为寻求停火而由本届联大主席伊朗代表及印度和加拿大代表组成“三人停火小组”，同时提出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举行谈判会议或组成谈判委员会。而美国只是为了保持军事上的有利阵地，争取喘息时间，因此，只同意寻求在三八线停火，反对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举行谈判会议或组成谈判委员会。即便实现停火，也不准备讨论停火以外的其他问题。12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同意寻求停火的决定。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在有美国投票赞成的情况下，只通过了组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决议，即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
12月8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11日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针对13国的呼吁指出：13国的呼吁是不公平的，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侵略？为什么13国不呼吁美国撤军？为什么13国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进时不讲话？为什么13国中还包括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菲律宾？
12月22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针对联合国大会14日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声明中指出：自美国侵朝以来，美国当局一直拒绝撤出其侵朝军队，从来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诚意。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当局又赞成立即在朝鲜停火和表示愿意举行谈判解决朝鲜战事呢？“不难了解，当着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或直逼鸭绿江的时候，他们不会赞成立即停战，也不会愿意举行谈判；只有在美国侵略军失败的今天，他们才会赞成立即停战，并在停战后举行谈判。很显然地，昨天反对和平，是为着美国可以继续扩张侵略；今天赞成停战，也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他们关心的……是美帝国主义如何能在朝鲜保留侵略军队和侵略行动，如何能继续侵占中国的台湾，……这就是说，停战后一切照旧，准备好了再打，并且还借此先宣布紧急状态存在，……所谓先停战后谈判，……谈判的议程和内容也可在停战后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决议是不能接受的。
其实，关于美国可能提出停战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有考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结束，“联合国军”正在向平壤撤退时，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就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认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消灭主要的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G
此时，以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正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英国、印度、瑞典驻联合国代表，作为美国的探路人，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团试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战。伍修权将此情况报告北京。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拟制了如下5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5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件。12月7日，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政府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5个条件，但认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拿出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2月14日，联合国已通过了停火决议，中国政府不能不就停火问题表明立场。周恩来在12月22日的同一个声明中，表明了中国人民关于亟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指出：“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所提这些主张是符合解决朝鲜问题和保障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实际的，并不是中国硬要将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问题联在一起，而是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就侵略了中国的台湾，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略朝鲜，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解决等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但对美国来说，周恩来所提这些条件无疑是要价太高，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从当时战场形势看，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由于武器装备落后而作战中的实际困难很多，但是参战仅仅两个月就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局面。这鼓舞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士气，也鼓舞了民主阵营的士气。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正处于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行休整，则正中美国下怀。而这时在民主阵营内部，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此停止。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因有事准备回国，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王稼祥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2月7日，苏联政府在就中国征询对停火条件的意见作出答复时，也表明，在解放汉城以后，再考虑停火问题。12月中旬，彭德怀在与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会见时，史蒂科夫对彭德怀在西线作战结束后未立即发起新的进攻提出了指责。
作为战场统帅，彭德怀对战场上的作战也有考虑，在占领平壤后，12月8日，致电毛泽东，预计18、19日开始向三八线攻击，如能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几个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则进越三八线，相机夺取汉城。如对敌不能歼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则不宜越过三八线或夺取汉城，因南进过远会造成以后作战困难，况且部队已连打两仗，需要休整和补充，故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数十里的地区，进行休整，而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明年春天再发起下次战役，歼灭敌军主力。H
然而，根据当时美国的企图和民主阵营的情绪，都不允许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必须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才能休整。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12月8日的电报后，于13日复电彭德怀，指出：“（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形势，如果敌人以很大的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I
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彭德怀对越过三八线作战作了部署，并于19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八日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得十三日复电，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21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两次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再次指出“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果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果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J
志愿军入朝后，就存在一个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当时朝鲜人民军遭到严重损失，主力正从三八线以南向北后撤转移中，新组织的部队正在中国境内整训，第一、第二次战役中，人民军也有零星的小部队参战，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而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11月初，苏联协助中国担负国土防空任务的空军部队开始在鸭绿江上空作战，在中国整训的人民军部队也将完成作战准备投入作战，人民军尚有一部分空军可以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也将开始参加实战练习，于是，中、朝、苏三方部队在作战中的协调指挥便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11月13日，周恩来就此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建议由金日成、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组成三人小组，统一指挥中、朝、苏三方部队在朝鲜的作战。斯大林接电后，于当月16日回电，提出“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金日成和史蒂科夫，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也赞成斯大林的意见。K
这时朝鲜人民军已有5个军团陆续完成整训或休整，开始同志愿军并肩作战。为了便于作战的协同和指挥，毛泽东、周恩来于12月3日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与金日成在北京进行了协商，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也称“联合指挥部”，简称“联司”）。据此，于12月上旬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为副司令员，朝鲜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不久邓华也为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有关事宜，联司下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及一切游击部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受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联合指挥部命令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L从此志愿军和人民军统一了作战指挥。
“联合国军”在遭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打击后，按麦克阿瑟的命令撤至三八线部署了防御，第一线展开南朝鲜军8个师和土耳其旅。除被打残的美第10军和美第2师在后方休整外，美英军主力全部位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北地区，作为二梯队。“联合国军”惊魂未定，充满了失败情绪，士气不振，整个部署摆出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逃的架势。接替已死的沃克出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是马修·李奇微中将，12月26日上任。李奇微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优秀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指挥过空降师和1个军作战，此次出任前为美国陆军负责作战的助理参谋长。他一上任，麦克阿瑟就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全部交他指挥。他发现，他所指挥的部队“是一支张惶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上级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完全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于是，他不得不使出全身的解数稳定他的部队的情绪。M但是彭德怀没有给他时间。
志愿军以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共歼敌1.9万余人，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打破了美国在三八线一带玩弄“停火”的企图，加重了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的失败情绪，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毛泽东、彭德怀考虑，经过充分准备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虽然华盛顿当局为了保持其帝国主义盟主的面子，表示绝不主动退出朝鲜，但在他们玩弄的“停火”企图遭到失败后，也不得不考虑，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旦发动新的攻势，是有能力将美国军队赶出朝鲜的。同时，苏联也可能乘机而动，攻占日本本土。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战略地位远远重于朝鲜，而能够用于保证日本安全的部队只有在朝鲜作战的美第8集团军。这样，一旦这种威胁出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只好被迫撤出朝鲜。然而，如何判断形势？麦克阿瑟如何掌握撤出的时机？第8集团军能否安全撤到日本？华盛顿当局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自1950年12月下旬以来，就连日探讨磋商，终未寻得最佳计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之前的12月29日，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调子悲观的电报。电报中说：
现有的一切估计表明，中共如果打算采取行动，是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可能阻止敌人发挥这种能力的方式之一，是使敌人在行动中付出高昂的代价，迫使他们放弃这一行动；方式之二，是向该区投入大量美军，而这样将危及我们在其他方面担负的义务，其中包括对日本安全承担的义务。要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为朝鲜提供大批援军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朝鲜并不是打大仗的地方。而且，我们认为，在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将现有的剩余地面部队派往朝鲜，同中共作战。但是，如果不会遭致严重损失的话，在朝鲜某个地区我们能成功地抵抗中共──北朝鲜的进攻，打击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威信，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将具有重大意义。
你的基本任务是为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但鉴于目前的形势，有必要对你的任务加以调整。
……
事态的发展也许将迫使我们撤出朝鲜。特别是在日本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要提前确定我们最终进行井然有序撤军的适当时机。在我们看来，你倘若被迫退到锦江附近及以东一线的阵地，中共集结大批部队对你们阵地发起进攻，而且显然是有将我们赶出朝鲜的能力，我们就将指示你开始向日本撤退。
要求你对上述情况提出你的看法。这些情况将决定是否撤军，特别是考虑到你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保卫日本，而且只有第8集团军的部队能用于执行此项任务。
接到你的意见后，我们将明确指示你在何种情况下开始撤军。
麦克阿瑟接到这个电报后，一方面非常沮丧，感到华盛顿当局对于应遵循哪一条途径，看来还是举棋不定，态度暧昧。“这封电报似乎表明了在朝鲜‘取胜的意志’已经丧失。”另一方面，他非但不愿看到从朝鲜撤出，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12月30日，他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军轰炸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能力；3.联合国军从台湾国民党的部队中得到援军；4.让台湾的国民党军对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以减轻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压力。N
布莱德雷曾说，麦克阿瑟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要恢复丢掉的面子和军事声誉，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彻底击败曾愚弄了他的那些赤色中国的将军们。为此，他这时很想促使我们同赤色中国、也许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一场核屠杀”。O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将“联合国军”打到三七线附近时，美国当局对中朝军队的攻势更加感到畏惧，他们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李奇微平均后撤60英里，美军在“汉城这个重要的政治基地……连同仁川补给基地”全部丢失。李奇微还能经受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进攻吗？华盛顿当局感到“心中无数”。
于是，1951年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的报复主张，再次指示麦克阿瑟：“组织梯次阵地实施防御，在优先考虑你部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1月12日，杜鲁门在给麦克阿瑟的信中，也表明了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让他坚持在朝鲜作战；另一方面又让他保证第8集团军的安全以用于保卫日本。P究竟何去何从？杜鲁门同样心中无数。为了掌握朝鲜战场的第一手材料，杜鲁门批准派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前往朝鲜。
这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由于连续取得3次战役的胜利，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又将其从三八线打回到三七线附近地区。在部队中，甚至高级指挥员中，不但刚入朝时能不能打的顾虑早已消失，而且较普遍地产生了一种轻敌速胜的心理，认为美国人也不经打，朝鲜战争很快就能胜利结束，“从北到南，一推就完”，用完一管牙膏就可胜利回国。与此同时，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和朝鲜劳动党内部，也产生了这种情绪，认为可以一鼓作气把美国人赶下海去。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甚至当面指责彭德怀：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击？世界上哪有这种打法？Q
然而，彭德怀却头脑清醒，早在1950年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打第三次战役时，他就针对开始萌芽的速胜思想指出：“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帝国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果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对此，毛泽东表示赞成，他在21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在26日给彭德怀和朴一禹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还告知“菲里波夫R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S
在第三次战役解放汉城时，彭德怀对北京燃放鞭炮，热烈庆祝，表示不满。他说，假如以后因战争需要，我们又撤离汉城怎么办？《人民日报》发表《祝汉城光复》的社论中提出：“前进！向大田前进！向大邱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彭德怀对此持有保留。他认为虽然前3次战役打得较顺利，但并未消灭美军的重兵集团，敌军仍然占有武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况且志愿军伤亡减员已达10万人，后勤运输极为困难，必须经过长期的作战，才能胜利。T
尽管如此，当时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发展形势的估计都有了变化。确实，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阵营的失败情绪和美国当局的犹豫不决，如果战争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似乎有了可能。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设想实现最初估计的战争第一种结局。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要实现的目标。
早在确定进行第三次战役之前，1950年12月8日，彭德怀就考虑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以便（一九五一年）三月初旬开始决战攻势”。毛泽东12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在第三次“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撤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朝鲜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资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三次战役开始前，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次指出，打完这一仗“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U
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部署休整和准备春季攻势时，志愿军党委在给各部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准备充足的作战力量（体力、物力、战术、技术等项），很好地总结历次战役经验，特别是第三次战役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也是在休整期间所应具体准备的标准。”当年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奋斗目标’与休整‘标准’要求太高，反映了我们总部当时对敌情还认识不足”。V
1月14日，毛泽东就春季攻势准备问题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15日并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电报指出：
“在东北境内训练的约十万朝鲜新兵，应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休息整训期内补进人民军各个军团里面去，使人民军各师的连队充实起来。……并将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单位，以便有力地配合中国志愿军在春季（四月和五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均有很多严重的工作要做，这主要是，补充新兵到军队里去，使新兵向老兵学会作战方法，加强军队的装备，修理铁路，储备粮弹，改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才能保障最后胜利。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性。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
（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充分准备才能再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形势，则以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充分地完成上述各项准备，然后举行最后性质的春季作战，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中朝两国同志都应当定下决心来做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作。”W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修彭德怀准备在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加写了一段话：“下一战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都有了变化，因此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这是有决定性的一战，必须准备得好，打得好。”X
春季攻势准备是考虑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性准备。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部署，志愿军和人民军从第三次战役结束，即开始了春季攻势的准备。
在1月8日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当天，志愿军党委即致电中央军委并高岗，请示“第三次战役结束，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准备春季攻势，拟于1月20日至25日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并希望有中央、东北局同志出席。为就后方同志，开会地点可在成川西南君子里，如朝鲜党中央同意，即拟名为人民军与志愿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为补充前方减员，“拟请各大行政区抽补之老兵，提前半个月至二十天，第一批四万，一月底集中，二月初以火车运送球场、龟城、定州，二月下旬补入部队。如此着可行，三月初、中旬，即可继续开始进攻。”“春季攻势开始后，即须连续作战，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并须强大兵团沿东海岸迂回洛东江以东，截断釜山与大邱联络。如此打法，须有强大而绝对优势的兵力。同时，为防止敌人从侧后登陆，十九兵团宜调至鸭绿江边至球场地区为预备队，相机使用。十九兵团每军派一人来参加此次会议，二十日到达志司，请军委通知。”
1月12日，高岗书面向毛泽东并中央军委和彭德怀，报告了东北军区党委关于春季攻势准备的计划。报告中说：“目前军区一切工作是以准备春季攻势，消灭南朝鲜全部美军为目标，各部门均要在三月底完成所担负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
特种兵训练炮兵在3月底以前完成全部训练任务，计高射炮3个师另22个营364门炮，战防炮2个师120门炮，火箭炮9个团210门炮，榴弹炮3个团108门炮，所缺干部、司机、汽车均在3月底前补齐并完成训练；空军在3月底前完成4个师的训练，除已有机场外，在4月底前再在东北修建5个新机场；装甲兵5个坦克团、1个摩托化炮兵团、1个摩托化步兵团，在3月底前配齐干部、司机，完成训练，并派人到前方侦察道路。
补充步兵的训练已集中12万新兵，分别在整训团或东北军区所属各师及各省警卫团完成训练，并如数按时补充前方部队。
联合兵种作战教育步兵、炮兵、空军、坦克兵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能在作战中实现互相配合，建议前方各师、团各抽一名正职或副职军事指挥员及参谋人员，到东北举办短期训练班，进行联合兵种协同作战教育，时间为一个月至40天，由苏联顾问担任教员，主要是由准备入朝的第19兵团抽一个军或一个师与空军、炮兵、坦克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习，同时对通信干部进行联合兵种通信联络教育。
后勤工作一是切实保证休整期间的供应，恢复部队体力，并争取在化冻前，前方储存一批物资，3月15日前做好前送；二是筹划与组织联合兵种作战物资的供应，2月份大量前送。因运输问题极为严重，请求军委在已增加5个汽车团的基础上，再增加4个汽车团，并解决志愿军要求的3000辆汽车。东北准备2个运输团、8个运输营、15个担架团及赶造大车和小推车。为改进后勤工作，决1月下旬召开后勤会议，前方各军后勤派人参加，并请军委和总后勤部派人出席指导。
此外，还计划了政治工作准备和对准备工作中的作风提出了具体要求。决定分工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负责后勤准备，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负责各兵种的训练及联合作战教育的计划与筹备。
经过彭德怀与金日成协商，1月25日至29日，在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朝鲜金日成首相等主要领导人和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出席了会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派出专人与志愿军共同进行会务的准备和保障。彭德怀在会上作了报告。彭德怀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彭德怀主持起草报告稿后，曾派专人送往北京，为稳妥起见，又专门以电报的形式发往北京。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了这个报告，并由彭德怀征得了金日成的同意。16日至18日，彭德怀前往金日成处，就开好这次会议进行了协商。
彭德怀在报告中总结了3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和原因，同时也针对对战争形势的不同认识，指出：虽然3个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奠定了全部解放朝鲜的基础，“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退出朝鲜，美国侵略者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也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和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报告针对对前3次战役打法的不同认识，特别对未实行大规模战役追击的不同认识，指出：第一次战役，由于对“敌人主力还未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近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结果。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的追击，亦未取得大的结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疲劳，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不作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正确的”。在敌我双方装备优劣悬殊的条件下，根据前3次战役的经验，以后的打法，还应是力求夜战，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地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对下次战役提出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要求必须准备得好，打得好。并强调了后勤准备。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报告还提出了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的政策。Y
金日成和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金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分别就某一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了发言。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等介绍了作战经验。
这次会议为准备春季攻势，总结交流了经验，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政策，增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团结。
1月22日至30日，为解决后勤工作滞后的问题和保证完成后勤系统的春季攻势准备，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主持，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后勤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员吕正操、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指示。参加会议的除在前线各分部领导、各军做后勤工作的领导外，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负责后方保障的领导，也都参加了会议。第13、第9、第19兵团原所在的中南、华东、西北3个军区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采取分组研究大会总结的办法进行的。会议总结了前3次战役后勤工作经验，一致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我军以往历史上的后勤工作，向来是取之于前线的方针，现在转变到主要甚至完全依靠后方的供应，联合兵种的供应。这是新的情况。后勤工作必须适应这个新情况，实现新的转变。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困难很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会议抓住运输不足和前线需要量大这个主要矛盾，重点研究了运输和供应问题。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建立兵站运输线，改变运输的被动局面。并为此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建立东、中、西3条兵站线，增加防空、抢修、运输力量等。这次会议对促进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向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转变起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东北军区计划的空军、炮兵、装甲兵的训练也都紧张有序地展开，空军于1950年12月下旬，即以1个师在苏联空军带领下，参加实战练习，周恩来、聂荣臻、刘亚楼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协商，苏联同意1月10日起，出动两个米格－15歼击机师124架飞机，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的运输（实际当时未出动，直至第二季度才开始出动）。预计3月底4月初，中国可有5个空军师参战，其中2个驱逐机（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1个冲击机（现称强击机）师，另朝鲜有3个空军师参战。分别成立了志愿军空军、志愿军炮兵、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组织各军兵种的训练。志愿军团以上各级军事主官和参谋长，回到东北进行短期集训，学习联合兵种作战的协同指挥战术。第19兵团也在进行入朝准备，中央军委还决定从西南军区抽调3个军做入朝准备。1950年11月向苏联订购的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已到达，决定先改装第19兵团和在朝鲜的第9兵团，尔后再分批改装第一次战役时入朝的6个军（实际上，2月和3月将这36个师的装备先改装了第19、第9、第3兵团共27个师）。
为空军出动在国内和在朝鲜境内增建机场工作也已开始着手，为修建机场，空军向朝鲜派出了联络组。1月底开始，向朝鲜境内增派了高炮部队和铁路抢修部队。
除机场修建比较复杂外，其他各项准备，到4月底基本就绪。但正如毛泽东在1月14日给彭德怀和金日成的电报中所估计到的，“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1月下旬战场形势即已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军”开始了全线反扑。
周恩来制定轮番作战计划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第三次战役后，正当美国当局在朝鲜问题上手足无措，一筹莫展的时候，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达成朝鲜停火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安排朝鲜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即应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为实现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通过的关于建立统一的、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的决议（虽然美国当局在仁川登陆成功后就决定侵朝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但在形式上，美国当局一直强调美军是为实现联合国这一决议而到三八线以北作战的），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当阶段撤出朝鲜，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使朝鲜人民能对其未来政府表达自由意愿；四、在完成第三步之前，依照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措置，管理朝鲜和维持其和平安全；五、一旦获至停火协议，将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个包括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寻求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美国投了赞成票。
从这个五步方案的内容来说，或多或少接受了1950年12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某些条件，但方案的前提仍是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尽管如此，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按这个五步方案解决问题，对于中国固然有利。然而美国当局的意图是只考虑停火，而无论中国方面是接受或拒绝这个方案，美国都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四个步骤。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希望立即停火，这样对他们在朝鲜的军事形势有利；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实行停火以外的其他步骤，特别是不愿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一点，在1950年12月初美英首脑的会谈公报中，美国就已申明）；如果赞成这个五步方案，会引起美国舆论的轩然大波，如果否决这个方案，又会在联合国中失去支持。但因为五步方案的第一步是实现停火，同时艾奇逊估计到中国方面，可能会由于不接受联大1950年12月14日决议的同样原因，而对五步方案加以拒绝。所以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选择了支持的立场。同时，美国正在联合国中组织它的盟国，投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一旦五步方案被中国拒绝，就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Z
中国政府已经看明了这一点。早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提出的“五步方案”之前，印度政府即将“五步方案”的内容向中国政府作了通报。中国政府认为，只要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美国就有可能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如果联合国通过这个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中国将予以拒绝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即：
甲、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
乙、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
丙、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
丁、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
1月11日和14日，将上述主张先后发给斯大林和金日成，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五步方案决议后，1月17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同时，为着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真正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再次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上述四项主张。并指出：“上述提议，如获得联合国及其有关国家的同意，我们认为及早举行谈判，对于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有益的。”
应英国驻华代办和印度驻华大使的请求，中国外交部于1月21日和22日又对这些主张作出明确解释，即“一、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后，并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负责劝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回到本国。二、我们认为关于停止朝鲜战争，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可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可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第二个步骤，为欲达到完全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东亚和平，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商定：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步骤和办法；向朝鲜人民建议如何实施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步骤和办法；依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以及远东有关诸问题。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鉴于此，英国政府主张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做进一步努力，先不要通过中国为“侵略者”的方案（尽管英国赞成这一方案）。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苏联和12个亚非国家的代表也主张按中国分两步走的方案来考虑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然而，美国坚决反对，迫不及待操纵联合国大会于2月1日通过由美国等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艾奇逊承认“我们的盟国……有点勉强地于2月1日和我们一起通过了对中国侵略的谴责”。a
对于联合国2月1日通过的决议，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于2月2日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明明是美国政府制造出朝鲜事件，干涉和侵略朝鲜，干涉和侵略中国的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共产党在干涉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侵略朝鲜”。美国的真正意图是“继续侵占朝鲜和台湾”。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最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们是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中国人民从此倒会更清楚地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会更懂得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的扩大战争企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联合国2月1日的决议，也遭到苏联、印度等国的坚决反对。
在战场上，虽华盛顿当局在志愿军进行的第三次战役后，对美第8集团军是否撤出朝鲜与何时撤出朝鲜，尚在举棋不定，但李奇微对他的部队进行了整顿，撤换了美军7个师中的5个师长，消除部队中的失败情绪。他早在一上任时就表示，一旦集结好部队，就转入进攻。从1951年1月15日开始，他就进行试探进攻，以探明中朝军队的实力和部署。他还坐飞机飞到中朝军队上空亲自进行侦察。李奇微认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困难，每次进攻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攻势，越过三八线以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李奇微经过试探进攻和空中侦察，判断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短时间之内不会发动进攻。因此，他认为，美军在朝鲜还可以坚持下去。
于是，经过准备，遂于1月25日开始，集中他指挥的“联合国军”所有地面部队，在空军支援配合下，全线发起了反扑。这次进攻部署上，与上次三八线防守截然不同，以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配备，加大了兵力密度和加深了纵深配置，由美军担任主攻，进攻重点在西线。
杜鲁门派来的特使柯林斯，于1月17日，将李奇微的判断和行动向华盛顿作了报告，使白宫和五角大楼自1950年11月以来，第一次有了如释重负之感。布莱德雷后来说：“那天，当消息在上层的圈子中传开时，你几乎可以听见人们如释重负般的叹息声。”华盛顿当局把柯林斯发来的这个报告看做是“标志着……对朝鲜战争看法的转折点”。b柯林斯也说：“从去年11月以来，华盛顿的有关负责人第一次不再因我们正被赶出朝鲜而持悲观态度了，尽管也承认我们面前还有艰难岁月，但却不再对撤军问题多加评论了。不再为是否撤出朝鲜问题而伤脑筋了。”c
志愿军在休整时，已充分估计到了美国是不会甘心在战场上的失败的，不再经过几次激烈的大规模的战役打击，美军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他们甚至会破坏我们的休整和春季攻势的准备。但是对美军如此迅速转入大规模反扑，则缺乏足够的估计。彭德怀在判明李奇微的企图后，于1月27日，立即命令各部停止了休整，进行作战准备。
此时，志愿军前线各军，兵员没有得到任何补充，物资补给的困难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第9兵团因在第二次战役中冻伤减员较大，尚在咸兴、元山地区休整，暂时不能投入作战，第一线总兵力同李奇微的地面部队相比已没有多少优势。作为后续部队的第19兵团，在国内还未完成入朝作战准备，一时不能开到前线。因此，前线各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鉴于此，彭德怀于同日24时致电毛泽东，指出：“敌约三个团（后续部队不详），分三路越金良场里、水原线北数里，有相机攻占汉城市江北岸桥头阵地模样，企图以此稳定联合国内部目前严重混乱现象。……敌继续北犯，我不全力出击，消灭一个师以上，保持桥头阵地甚为困难；出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初旬才能勉强出动。……现一二五师向长湖院里、原州间出击，一一二师向利川西南地区出击，求得各歼灭伪军一部，试行能否牵制敌人北进。如可能停止敌人北进，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因此，彭德怀在电报中提出，“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原州南）线d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在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以何者为是，盼示复。”e
彭德怀从志愿军连打三个战役需要休整和补充的状况，和为准备春季攻势考虑，这样提出建议，完全可以理解。但这时的战线是在汉城以南接近三七线的地区。美国并未放弃鸭绿江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因此，即便按彭德怀所提建议，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撤15～30公里宣布暂时停火，战线仍在三八线以南的汉江以南地区，美国当局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再则，早在10天以前的1月17日，中国政府即已对联合国通过的先停火后谈判的决议表示了拒绝，加之，中央此时对战争形势的总体估计比较乐观。所以，在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于28日19时复电彭德怀，作了如下答复：
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f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江南岸。为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办法。
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
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干会议g上进行说明，此次指导方针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七、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敌军以北地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次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至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线之作战。
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蔬菜，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h
同日，毛泽东将这个电报也发给了斯大林，征求他的看法。斯大林于30日回电，同意毛泽东28日给彭德怀电报的意见，他指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尽管志愿军和人民军困难很大，但形势已不允许再休整。彭德怀根据毛泽东28日19时的电报，部署了第四次战役。针对李奇微的部署特点，彭德怀决定，以志愿军西线6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编成3个作战集团，采取西顶东反的方针，打退敌军进攻。以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志愿军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在西线阻击，牵制美军主力，掩护东线开进和反击；以邓华副司令员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在东线寻机反击歼敌；以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指挥人民军3个军团，在东线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配合邓华集团歼灭敌人；以志愿军第9兵团第26军南开至汉城以北的议政府地区作为预备队。
2月4日，彭德怀前往金日成处，就进行第四次战役问题进行了会商，两人共同认为，“经三次战役后，上下都产生轻敌思想，对敌人估计不足，以为敌人不可能这样快的向我反攻”。并认为仍要作充分准备，不能轻敌，确定第四次战役“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如果第四次战役不能打到大田、安东一线，能守住汉江南岸一线阵地也好，待空军和机场准备好后能于5月举行总攻。金日成并提出，此次战役后，约彭德怀一同到北京讨论战争问题。5日，彭德怀将与金日成会商情况电告毛泽东。i
2月初，“联合国军”反扑的势头更为猛烈，在西线和中线地区都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兵力。以其优势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对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实施所谓“火海战术”，进行猛烈的火力攻击。战场形势的迅速变化，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冷静思考。从此时开始，毛泽东将主要精力转到国内各项建设和恢复方面，中央军委对战场上的指导，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具体过问和处理。
2月4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第四次战役“我如能在东线歼敌一两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也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如果我出击受阻，西线敌人已向三八线逼近而我在东线无战机可寻时，我邓集团可以考虑放弃洪川、春川j地区，将来再打。”k9日21时，彭德怀电告中央军委：“我邓、金集团l预定十一日至迟十二日开始战役反击，如能得手歼敌一两万人，将可能粉碎敌进犯企图并收复三七线以北地区。此役结束后，主力在平昌、原州、利川、水原之线以北地区整补，准备三月底四月初再进行一个战役。设如反击不得手，则敌人可能乘胜进出三八线，我亦必须乘敌疲惫之时予以反击，打落其气焰。为不失时机应付以上两种可能情况，建议将十九兵团即分三路入朝。”中央军委接到这个电报后，周恩来起草复电，于2月11日早晨发给彭德怀指出：“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出三八线可能。但如敌乘胜急进，二月底即可到达金川、铁原m之线，而我十九兵团无论车运步行均无法于同时赶到瑞兴、金川、铁原之线。敌如在到达三八线后观望并整理一个时期然后北进，则我十九兵团当可于三月十日起开始到达上述指定之线。从目前形势看来，后一种可能较大。但美帝也正如蒋介石一样，早晚市价不同，亦有可能在自以为大胜时急进。果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平壤、元山之线以南地区予以反击，而不可能准备在敌人进出三八线时即予以反击。”n
此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已连续打四个战役未得休整和补充，而“联合国军”依靠其优势的武器装备，在遭到志愿军打击时组织撤退快，在志愿军停止攻击后其组织反扑也快，不允许志愿军在战场上进行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何解决志愿军的休整和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
早在志愿军组成前，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检查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时，就曾设想，边防军出动参战后的补充问题，“一种是从各部队抽出十万人来补充，一种是用建制补充，后一种办法较好。另一种是采用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作为后备，待第一线部队一个军或一个师作战后需补充时，可以开第二线整补，而以第二线一个军或一个师调前线作战，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o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也曾提出，采取以兵团或军或师轮番作战办法的建议。但当时在后方的二线部队均尚未作好出动准备。经过三次战役，特别是第四次战役开始以后，战场形势表明，轮番作战已势在必行。
2月7日，周恩来即开始拟制军委关于轮番作战计划问题给志愿军和各军区的电报，决定编组三番作战部队，轮番作战，轮番休整。同日，毛泽东对每番作战使用的部队提出了具体意见。军委的电报于8日拟好，9日毛泽东批发了该电。这个电报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并指出“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电报具体规定了每番作战的部队，到达朝鲜接替作战的时间，具体轮番和休整的组织等。p
2月中旬对轮番作战计划又作了部分调整，最后确定的轮番作战计划如下：
以正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为第一番作战部队；以第一番的第9兵团，和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3个军，从西南军区抽调的3个军（第12、第15、第60军，入朝前该3个军编为第3兵团），共9个军27个师（第9兵团的3个军各从4个师整编为3个师）为第二番作战部队，4月上旬前后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第一番部队作战；以第一番作战部队另6个军中的4个军（另2个军回国）和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47军、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共2个军）及西南军区第二批入朝的3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为第三番作战部队，6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二番部队作战。
从此，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放弃了带最后性质的原春季攻势的设想，原计划在国内的各种准备仍继续进行，但已不是为了春季攻势，而是为了坚持长期作战。
彭德怀火线回京和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第四次战役开始后，西线韩先楚指挥的各部，在兵力单薄、粮食弹药未及补充的情况下，依托野战工事，展开了顽强阻击，始终保持了汉江南岸的基本阵地，有力地掩护了东线主攻集团的开进集结。
东线邓华指挥的各部完成集结后，就出现了战机。2月11日黄昏，将态势突出的南朝鲜第8师分割包围于横城西北地区，在金雄指挥的人民军配合下，战至13日晨，将南朝鲜军第8师的3个团悉数歼灭，并歼美第2师1个营和4个炮兵营，共歼敌1.2万余人。此战，是志愿军在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未得休整和补充的困难情况下，获得的又一个大捷。
为扩大战果，击破敌人进攻，志愿军转移兵力，以6个团攻歼位于横城以西砥平里小镇上孤立突出的美第2师第23团，并以两个军兵力会同金雄指挥的人民军，前出原州及以东平昌一线，阻敌西援并扩张战果。攻歼砥平里的战斗，由于兵力优势不大（志愿军约10000人，美第23团等约6000人），攻击火力太弱（只有3个榴弹炮连），加之部队建制多（6个团分属3个军），协同困难等原因，致经过两个夜晚的攻击，虽予美第23团等部以重大杀伤，并曾攻入镇内，但未能将其全歼。后美军援兵到来，并有20余辆坦克突进砥平里同美第23团会合，这更增加了志愿军攻击的困难。
此时，李奇微知道志愿军后续兵团未到，攻击没有后劲，利用志愿军“礼拜攻势”的作战规律，采取“磁性战术”，志愿军进攻，他就后撤，志愿军后撤他就反扑。因此，他部署了纵深防御，并准备继续进攻。志愿军即使攻克砥平里，李奇微也不会后撤。
彭德怀鉴于这种战场态势，为了避免同李奇微拼消耗，争取主动，遂果断决定撤出对砥平里的攻击，而于2月17日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此时，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已开始入朝，准备4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一线作战。为掩护第二番部队入朝参战，彭德怀决定第一线部队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南起汉城、横城东西一线，北至三八线，部署三道防线，每道防线纵深20～30公里，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部署原则，坚持防御20～25天。争取在三八线以南组织两个月左右的防御，掩护第二番作战部队到三八线地区完成集结，发起第五次战役。
为实现上述决心，同一天，志愿军党委给各军党委发出了指示，指出：
由于我军在朝鲜努力的结果，取得了四个战役的胜利，使朝鲜局势起了基本变化。也就是说，形势对敌人是很不利的。但就朝鲜战场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说，要取得最后胜利还须经过一段艰苦路程。
……
靠我在朝鲜的现有兵力很难一下解决朝鲜问题。为了缩短朝鲜战争时间，全部解放朝鲜，我中央军委已决心再派十九、二十两兵团q及西南三个军入朝轮番作战，加紧改善装备，动员新战士补充第一番作战部队，和努力武装技术兵种，这些措施无疑的保证朝鲜正义战争的胜利。但要使第二番部队能分批赶上还需要有两个月的时间才行，而敌人不可能给我们这样长的时间。
因此，志司二月十七日命令部署，主要是争取时间，使我后续兵团能按预定计划赶到。
……
总之，争取两个月时间，对我们是迫切需要的。时间就是胜利，望各级干部党员深体此意，率领部队坚决完成此一艰巨任务。
鉴于第三次战役后，部队上下和民主阵营内部都产生了轻敌速胜的情绪，就部队的状况来说，第三次战役打得勉强，第四次战役更为勉强。第四次战役开始后，彭德怀认为就志愿军现有的装备水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但是艰苦的，而且是长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认识到了战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所以决定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经过第四次战役，部队中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了认识，速胜思想已不复存在，但在民主阵营内部，虽然认为战争是艰苦的，而对于长期性的问题还有不同认识。为更有利于战争指导，彭德怀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加之，2月初金日成曾约他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去北京讨论战争问题。这样，在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全线运动防御时，彭德怀决定回京，并于2月16日电告毛泽东，拟乘此作战间隙利用月夜回中央一次面报各项。明晚约金首相来此商谈有关问题。金以前约我同去北京一次，我觉得仍有必要。如同意，拟19日晚由此起程，21日到安东。r获得了同意。
由于金日成工作繁忙，17日晚未能到达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成川君子里。18日夜，彭德怀到平壤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19日下午返回志司，并致电在前线的邓华、韩先楚、金雄及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对第一线的防御作战再次提出要求，同时告知：我拟明（20）日黄昏动身去中央，10～15天返部，志愿军总部于日内移金化前线，由邓华指挥。待洪学智、解方率总部到金化时，邓华由前线回金化主持志愿军工作。s安排好工作后，彭德怀于20日动身回京。
21日下午彭德怀到京，直接到玉泉山晋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志愿军作战的困难，以及空军入朝作战问题和修建机场问题、朝鲜铁路的抢修问题、后方供应问题、战略方针问题等等。
从22日到28日，彭德怀在中南海与周恩来、聂荣臻、杨立三共同研究了军兵种的参战准备和加强后勤保障问题；同聂荣臻一起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商谈苏联空军出动掩护平壤以北交通运输问题；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有军委三总部和各军兵种及政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委扩大会，研究后方如何更得力地支援志愿军，克服前方的困难问题；同聂荣臻一起听取有关军兵种领导人的汇报，研究军兵种参战方案问题。
这期间，彭德怀又两次同周恩来到玉泉山与毛泽东讨论战争有关问题，包括战争方针问题，国内部队轮番出国作战问题，空军、炮兵、坦克等军兵种的出动时间和计划问题，请求苏联空军掩护后方运输问题等。
关于战争方针问题，毛泽东明确仍坚持“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至少我们应作两年的准备。1951年全国军队准备补充60万人，全国以国防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也围绕国防建设进行。同时，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改善供应运输，加强后勤机构，努力准备空军、装甲兵参战，这是为了尽可能争取短期。彭德怀建议，将他这次回京讨论确定的问题，通报给斯大林，使他了解志愿军在战场上作战的困难，这有利于民主阵营内部对战争问题的统一认识，有利于战争的指导。毛泽东同意，并委托周恩来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t这个电报特别指出了志愿军作战的困难和战争将是长期的，是在2月9日毛泽东批发军委致志愿军和各大军区关于轮番作战问题电报基础上的修改和补充，经毛泽东审定后，于3月1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斯大林。电报全文如下：
菲利波夫同志：
彭德怀同志最近从前线回抵北京，我们商讨的意见，特告如下：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消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四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六月中旬调用。上述十个军中的四个军，因打了五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整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关于朝鲜人民军方面，根据您的主张，彭德怀同志曾向金日成同志建议，朝鲜现有八个军缩编为六个军，最好每军组成三个充实到一万人的师；另外，组成五个警备旅，担任沿海及中心城市的守备。金日成同志已原则同意。如此，朝鲜人民军六个军亦可采用轮番办法，协同中国志愿军作战。
三、根据一二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三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于四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一番志愿部队六个军及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此点彭已面告金。唯在政治上，敌人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
四、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六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尚无空军掩护。预定四五月中，我可出动空军十个团参战，但截至现在止，我在朝鲜境内，尚无一个可用飞机场，此因过去地未化冻，尚未开始大修，而更主要的则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亦将无法修成。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据称若不如此，则朝鲜机场无法修成，中国空军亦将无参战可能，而坦克、炮兵的运转亦将增加极大的困难。但此事须从整个国际形势的利害出发来考虑，未知许可这样做否？其次，运输汽车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仍望从苏联增加贸易订货六千辆，不知有无可能？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上各项，是否适当，请予指示。
谨致
布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u
斯大林于3月3日复电，同意毛泽东在电报中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方针，并同意派两个苏联空军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后方；同意中国增订6000辆汽车，于下半年交货。v
彭德怀于3月1日离京，到沈阳后，又与高岗讨论了后方支援问题。9日返回志愿军总部，11日，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将回京与毛泽东讨论有关战争问题的结果通报给金日成，指出：毛主席与政治局同志均认为，朝鲜战争带长期性，我应积极增加在朝鲜的作战力量，尤其加紧修建机场，以便空军参战。除三番作战兵力布置外，再抽5万老兵入朝，以便随战随补。作战方针以消灭敌人为主，不必顾虑城市之暂时得失。抗美援朝运动已在中国全面展开，动员参军各地均超过。毛泽东说，中朝两党中央对战局认识大体一致，金日成同志很忙，暂时可不必去北京。w
彭德怀离京后，3月3日，周恩来将彭德怀回京讨论各项问题需由后方落实的事项电告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一、主席致斯大林的电报，稍有更改，已发出；二、第19兵团已全部到达朝鲜的顺安、成川、顺川地区x，其前进地区及开动时间，由彭德怀指定。第3兵团y决于3月11日开始沿第19兵团行进路线入朝；三、补充第9兵团的新老兵3月15～20日能否到部队，补充原第13兵团4个军的新老兵何时到部队，统由高岗查告彭；四、经同金日成协商，在平壤附近修两个喷气式机场，在平壤以南修4个普通机场，将朝鲜新义州和我国安东及大东沟3个机场作为轰炸机场，修建两个喷气机场的兵力、高炮掩护、技术力量、各种保障器材物料等正在调动中，跑道所用钢板，朝鲜只有一副，所缺钢板正向苏联商借或购买中；五、空军出动计划，4月拟出动4个团，其中驱逐机2个团，轰炸机、冲击机各1个团，5月拟再出动6个团，其中喷气式驱逐机3个团、轰炸机2个团、冲击机1个团，经与朝方协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拟以刘震为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六、装甲兵出动计划，3月下旬拟出2个团，4月中旬再出动2个团，并出1个团的徒手人员，准备开动缴获的坦克，以东北装甲兵司令部为基础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机构；七、炮兵出动计划，按原计划将配属各师及铁道兵团的高炮营及配属各团的高射机枪连如数派出，除掩护修建机场的高炮师外，于3月下旬再派1个高炮师，并派出1个战防炮师和3个火箭炮团，4月下旬再派出1～2个榴弹炮团。此外，还有运输计划、医院计划、作战预算、兵员补充计划等。z
3月15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将彭德怀回京商讨的有关问题、毛泽东3月1日给斯大林电报及斯大林回电的有关内容向金日成作了通报，并指出：“现在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便成为目前争取空军早日参战的中心课题。”希望朝方落实已商定好的修建机场所需兵力。A
关于这次回京，彭德怀在其被错误审查期间写的《自述》中也作了记载，他说：“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求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B
确如彭德怀自述中所说，他这次回京获得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因为他是战场统帅，最清楚战场情况。在此之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志愿军的作战部署和指挥都是具体过问的。此次，是给彭德怀一个方针，即“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然而，究竟是长期还是短期，则把机动权交给了彭德怀，由彭德怀根据战场作战实际情况决定，“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此外，在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问题上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并通报给金日成，可更有利于作战的指导和部署。
彭德怀回到战场时，敌军仍在猛烈进攻。志愿军和人民军按原定运动防御作战计划，在第一道防线坚持22天后，于3月10日开始转到第二道防线继续坚持防御，3月14日，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动放弃汉城。3月底4月初转到三八线地区防御。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有的已到达作战集结地区，有的正在向集结地区开进中。在这种情况下，4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有第二番作战部队各兵团领导参加的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通报了国内的准备和部署。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决定：如敌进展较快，志愿军和人民军则拟于4月20日左右发起反击，如敌进展较慢，则拟于5月上旬发起反击，在原春季攻势准备的基础上，以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为主，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参加此次反击作战。并强调了第五次战役后勤准备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4月10日，彭德怀将第五次战役的预定部署电告毛泽东。13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C
根据“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志愿军党委把这次反击战役看做是战争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决定性战役。4月17日，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第五次战役即将开始，战役任务为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具体要求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的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战争的时间。”19日，彭德怀和邓华在《第五次战役政治动员令》中进一步指出：“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延长的关键。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能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仅使敌人在朝鲜战场上丧失主动权，且会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与混乱，使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取得有力的配合，并有可能缩短美帝罪恶的侵朝战争，反之战争主动权不能取得，时间就会拖长，今后困难也就会增多。我们要力争战争时间缩短”。D
至4月21日，志愿军第一番作战部队将“联合国军”阻止于三八线南北地区，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基本完成战役展开，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7.8万余人，为第五次战役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4月22日晚，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第9兵团第20、第26、第27军和归该兵团指挥的第39、第40军，第19兵团第63、第64、第65军，第3兵团第12、第15、第60军，人民军3个军团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共打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29日结束，实行两翼突破向心迂回包围的战法，将三八线中部以西的敌军从三八线南北地区打回到汉城东西一线及以南，歼敌2.3万余人，虽因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64军，突破后受阻，未能实现战役包围，和未能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师团部队，但仍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和有利态势。第二阶段从5月16日开始至21日结束，主要在东线打南朝鲜军。彭德怀以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第19兵团3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在汉城东西汉江北岸佯动，造成进攻汉城的假象，吸引美军主力；以第3兵团割裂西线美军和东线南朝鲜军的联系；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军及第3兵团第12军，在人民军2个军团配合下，实施多路突破，多层迂回包围的战法，基本实现预定歼敌2～3个师的计划，歼灭南朝鲜军3个师大部并击溃另1个师，再次歼敌2.3万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此时，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一个月内已连打两仗，部队急需补充休整，且运输补给困难，加之雨季将至，江湖沼泽在背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中断，运输补给将更加困难。彭德怀、朴一禹遂于21日下令结束第五次战役，主力转入休整。其时，李奇微已经作了全线反扑的部署，但在战场上除汉城地区的“联合国军”已开始反扑外，整个中线和东线的“联合国军”仍是后撤态势。因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结束战役，部署休整时，对李奇微的反扑估计不足，在部署上或多或少受在国内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经验的影响，只留少数部队在第一线展开阻击，掩护主力后撤休整，而不是一个交替掩护转移的部署，并且担负第一线阻击掩护的部队尚未全部展开，“联合国军”就利用其机械化和摩托化的优势装备，以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乘隙向志愿军和人民军纵深插进，加之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粮弹供应基本告罄，造成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撤转移中的被动和混乱，志愿军第180师由于指挥不当等原因，而遭受严重损失。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也由转移休整被迫转入阻击。至6月10日，再次歼敌3.6万余人，将“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战线基本稳定。至此，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万余人，敌对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相持局面。
经过第五次战役，使志愿军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更充分地认识了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给志愿军作战造成的困难，也更进一步地看到了战争不可能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注释】
A参见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第778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471～47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B参见《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27页；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第779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C参见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第788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D参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
E参见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501～50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795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F参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74～49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795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G见1950年12月4日夜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的电报。
H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I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3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J《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5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K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L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M见李奇微《朝鲜战争》，第101～10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
N见《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84～28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O见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803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P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5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
Q参见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10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6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R菲里波夫系斯大林的化名。
S1950年12月19日24时彭德怀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第246、第250、第25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T参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20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U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9、第25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V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8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W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94～19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X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6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在编文选时对这段话有改动。
Y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64～3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Z见《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80～38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a见《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b见布莱德雷回忆录《将军百战归》，第813页、812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
c劳顿·柯林斯《和平时期的战争》第10章。
d此线在汉江以南。
e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f大田、安东均在三七线以南。
g此时中朝两军高干会议尚未结束，按原计划于29日结束。
h参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9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i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72～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j洪川、春川均在南汉江以北、三八线以南。
k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47、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l邓、金集团指邓华集团和金雄集团。
m金川、铁原均在三八线以北。
n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o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p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第1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q中央军委在确定轮番作战计划时，最初将第20兵团确定为第二番作战部队，而将第9兵团从朝鲜调回国内休整。由于第9兵团坚决要求留在朝鲜休整，准备继续作战，中央军委于2月18日对原轮番计划作了调整，决定第9兵团留在朝鲜休整，并作为第二番作战部队，第20兵团改为第三番作战部队。
r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s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t有关彭德怀回京的一些情况，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u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62～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v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第1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w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3～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x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该兵团于2月15日开始入朝。
y3月16日组成第3兵团部，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治委员、王蕴瑞任参谋长、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陈赓在入朝途中腿伤复发，留在东北养伤。第3兵团由副司令员王近山和参谋长王蕴瑞率领入朝。陈赓和杜义德于8月和9月入朝。
z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66～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A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71～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B见《彭德怀自述》，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C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7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D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30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