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的一天，这一天对于甘肃天水市清水县瓦寨村村民李建平来说，可谓非同寻常。这一天他家突然来了很多义务工作者，这些人不但给他带来了很多礼物，还给他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医务人员告诉他：你的艾滋病啊，好了……
两个李建平
话说2007年10月的一天，甘肃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席主任和刘主任，还有十几个医务人员来到天水市清水县瓦寨村的李建平家，他们拿了一些东西和200元钱来道喜，道什么喜呢？他们告诉李建平说：“你的病，好了！”
什么病值得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地前来宣布喜讯呢？还又送东西又送钱？您是不知道啊，李建平得的是绝症，而且是绝症中最可怕的一种——艾滋病！地球人都知道，这个病根本没法治，得上就是个死。李建平也早就视死如归了，可这会儿乍一听说病好了，他反而接受不了。
李建平纳闷啊，得了这个病怎么自己就好了呢？正想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开着三辆车就走了。要说疾控中心这些人也够奇怪的，明明是来宣布喜讯的，最后却落荒而逃，连个解释都没有。他们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呀？
为了弄清真相，李建平在2009年的4月5月和6月，分别跑到天水市、兰州市和甘肃省疾控中心，偷偷给自己做了三回HIV抗体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也就是说现在李建平体内的艾滋病毒消失了，他的艾滋病好了。
这就怪了，难道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竟然在小小的瓦寨村、在他李建平身上被攻克了？要真是那样，他就得烧高香、放鞭炮，这可叫起死回生啊，肯定能得诺贝尔奖。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李建平想起了一件事儿，让他觉得自己这病好得很蹊跷。
原来，就在被宣布“痊愈”之前一个月，一直处于等死状态的李建平去县疾控中心时，一位工作人员曾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村子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建平的人？李建平就说：“有这个人，跟我同岁的，有什么事情吗？”医务人员说：“没有，我随便问问。”后来李建平越想觉得越不对劲，他心想：“为啥问我说我们村的第二个李建平，我就考虑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是啊，无缘无故的，疾控中心的人为啥要提起那个和他同名同姓又同岁的老乡呢？想起如今被莫名其妙的宣布痊愈，李建平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当初的诊断结果被张冠李戴了，我根本就没得艾滋病？”
李建平产生怀疑后不久，另一个叫李建平的人也被疾控中心的人叫走，抽血化验。结果怎么样呢？
李建平就找到了另外一个李建平，结果这个李建平对他说：“我测了，好着呢！”
另一个李建平说他也没得艾滋病，这个说法，在疾控部门那儿得到了证实。另一个李建平HIV抗体的检测结果和四年前的一样，是阴性。也就是说，当年两个李建平的检验结果并没有搞混。
现在，死不了的李建平一点儿没有重生后的兴奋，反倒觉得很憋屈，很迷惑。他还是觉得，自己这病好得有点儿可疑。其实要说起来呀，当初李建平得艾滋病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不清不楚。
这话还得从2003年说起，那时候，李建平在城里做贩卖土鸡的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二三百，在瓦寨村，那也是见过世面的有钱人。2003年下半年，李建平的一个邻居生病住进了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因为关系不错，热心的李建平就主动到医院当起了陪护。
可这个邻居生病没几天人就死了，啥病这么急呀？化验结果一出来，震惊乡里，原来李建平的这个邻居曾经卖过血，他有艾滋病！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当地疾控部门的重视。随后，天水市疾控中心立即前往瓦寨村对可疑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抽血采样。李建平想到自己也接触过病人，就报名参加了检测。他本来是为了解个心疑，没想到却迎来了当头棒喝。
那次，全镇一共查出了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李建平赫然在列。李建平说，自己得这个病最窝囊。他是九个人当中唯一没卖过血的人，这也让村里很多人认为他是生活作风出了问题。李建平哪能想到，自己会不明不白的染上了这么个要命的病，如今又莫名其妙的“痊愈”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最后的疯狂”
2003年，李建平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那时候，他根本想不到四年后的一天，这个病能神奇痊愈。最初被确诊的时候，跟镇里其他的艾滋病感染者一样，李建平身体各项机能直线下降。整天乏乏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整个人从130斤瘦到87斤，一副骨头架子，大家看了都说他这真是艾滋病。
李建平的妻子张女商和两个儿子并没有染上艾滋病，这让李建平或多或少感到了一丝安慰。眼见自己大限将至，李建平痛定思痛，决定好好利用这段“最后的时光”，临死前也潇洒一把。
想起小品里那句话了：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人死了钱没花了。李建平这些年做买卖攒下了十多万块钱，临走的时候，妻子把存折往他手里一放——你爱咋花咋花。李建平也真没客气，反正也是最后的疯狂了，他索性把以前去过的地方重走了一遍，见见几个老朋友，算是诀别；又去了趟革命根据地大别山，想从革命先烈那儿寻找点精神力量；他还住了一千块一天的总统套房，房间里都带游泳池的——这钱花得真是昏天黑地呀。多年的积蓄，一年多就花光了。
自从得了艾滋病，李建平的土鸡生意自然也做不成了。一家四口要吃饭，两个儿子还要念书，家里一度穷得揭不开锅。这种情况下，两个儿子只有一个能继续读书，另一个只能退学打工。李建平说：“2005年我不好意思跟孩子说，就跟我们那个卫生员说，我反正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估计也就一两年，我死了以后，你们就和你母亲打工，把弟弟的学业完成。（大儿子）就辍学了。”
就这样，李建平得病后的第二年，15岁的大儿子被迫离开了学校。而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最难面对的还不是生活上的拮据，而是无尽的精神折磨和心理压力。按照相关规定，艾滋病患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但在瓦寨村，李建平有艾滋病的事儿早已尽人皆知了。
由于对艾滋病的无知，村里人见了李建平，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受到了连累。很多人都劝李建平的妻子张女商：赶紧带着孩子改嫁吧，但张女商却舍不得离开。张女商说：“我就想我要是把孩子带走了，他自己要是死了可咋办？这不就等于把一个人活活地给自杀掉了吗。想到这，就凑合着过吧，也就半年、一年嘛，凑合着，等我把他送走了，也就没啥了。”
妻子不离不弃，可李建平却更加痛苦。自己是个累赘不说，还携带着致命的病毒。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孩子，李建平硬是不敢走近他们半步，无论吃饭睡觉，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咫尺天涯，肝肠寸断。
李建平等死等了一年多，到后来，他自己坚持不住、不想活了。这天，李建平把妻子叫到身边，说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还给妻子留下了遗言：我死了以后，你远走他乡，不要在附近生活，在附近你们肯定没办法生活。一听这话，张女商急了，一连跟了李建平七天。最后，她绝望地对丈夫说，要死，咱全家一起死。“我就跑到镇上，买了一包耗子药，回来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是不是不想活了，咱一家人一起死。他就哭了，不说话了。”
要死一块儿死。一家四口把耗子药就饭吃了，一了百了！妻子的决绝，让李建平吓了一跳，他哪能让全家人陪着他送死啊。有时候，活着比死要难，但不管多难，都要坚持活下去。李建平打消了寻死的念头，而就在这一年，邻村的一个女艾滋病人，不堪忍受折磨，割腕自杀了。现在想想，如果李建平当初和那个女人一样，那他早就已经入土了，哪还能听到“痊愈”的好消息呀，自然，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痊愈”背后的真相了。
不是天灾，是人祸！
起了疑心的李建平，忽然想对自己不清不楚的得病经历较个真儿。于是，他去了天水市疾控中心，第一次给他验血、并确诊他患了艾滋病的，就是这里。然而，医生说了，这是内部资料，不能给。在他再三逼问下，刘宝录主任说：“你得艾滋病的几率为零。”
李建平怒了，他觉得自己受了愚弄。这艾滋病是怎么得的，又是怎么好的，没人跟他解释。对于痊愈这个说法，他根本就不能接受。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时候，有一个人愿意通过录音采访，给我们揭开真相。这个人是甘肃省疾控中心的席沧海主任，他说：“所有的血清我们都有保存，之前的确是阳性，但之后的都是阴性。”
先是阳性，后来又变成阴性，难道真是痊愈了吗？席主任随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确实是疾控部门出现了错误。问题就出在采血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市疾控中心在做筛查和复检的时候，样品有污染，污染了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样。
现在明白了，四年前李建平被诊断得了艾滋病，是因为血样被污染了，正因为这样，省市两级疾控中心的检测结果都呈阳性。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致命错误”，李建平白白戴了四年的“艾滋帽”，钱也没了，人也差点自杀，想想都后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省市两级疾控中心后来又是怎么发现当年的样品被污染，李建平被误诊了呢？
席主任解释说，李建平2003年被确诊患艾滋病之后，按规定，他每季度还得抽一次血，为的是监控能反映患者免疫功能的CD4细胞值，而艾滋病病毒抗体就不再检测了。之所以选取这个指标，因为它能最直接的体现艾滋病患者病情的发展程度。最初的两年，李建平的CD4细胞值相当低，完全符合艾滋病患者应有的发展规律。直到2006年，疾控中心突然发现，李建平的免疫功能开始回升，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由此，他们才重新对以往保存的十几次血样进行了HIV抗体检测，结果发现，除第一次以外，李建平的血样全部呈阴性。也就是说，第一次是误诊。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字眼：“2006年”，李建平说：“2006年他们就知道我没有这个病了，我是2007年才知道没有这个病的。”
2006年就发现了错误，2007年才通知李建平，让他又白受了一年的煎熬，这可不人道啊。为什么拖了一年呢？这个问题，可就没人回答了。琢磨过味儿来的李建平一拍大腿，不对，这里面还有事儿。李建平说，就在2006年的时候，天水市疾控中心的刘宝录主任给他拿来一种药，名叫“扶正驱毒丸”，说是用来提高免疫力的。有效果，免费的，副作用是恶心，呕吐。药没有说明、没有批次，就是这么一个白塑料袋子一装。
这“扶正驱毒丸”怎么看都像三无产品，它能提高免疫力，治愈艾滋病吗？而且就在李建平被宣布痊愈以后，这个刘宝录主任，在接受某报纸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是他自己研制的这种中药。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疾控中心是2006年发现李建平被误诊的，而李建平也是从2006年开始被安排吃中药的，还坚持吃了一年多，直到他被宣布痊愈。那这个刘主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用意很是耐人寻味呀。
给没病的人吃药，刘主任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而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呢，把误诊说成痊愈，里面的学问更大，具体细节也没人愿意透露。2007年被宣布痊愈后，李建平又奔波了两年，直到现在，疾控部门才承认了当初的错误，李建平才得到了一句道歉。
一句道歉、200块钱，这就是李建平被折磨四年之后得到的补偿。现在，李建平逢人便说：我没有艾滋病，是他们弄错了。但村里却没人相信。无奈，李建平求村书记李贵海给自己开了一个无病证明，上面还盖上了村委会的公章，但村里人依然客气的跟他保持着距离。对李建平和他的家人来说，未来的日子仍旧是一片迷茫。
李建平糊里糊涂地患了艾滋病，本来以为是天灾，到头来却是“人祸”；至于被莫名其妙的宣布痊愈，那只不过是个遮丑的幌子罢了。好在，当地政府现在终于开始和李建平就艾滋病误诊的补偿问题进行商谈。其实真正丑的，并不是最初的疏忽，而是犯错后的冷漠、傲慢甚至欺骗。从被宣布患病，到被宣布痊愈，李建平的命运一直都是别人说了算。可从现在起，有一件事儿他可以自己作主，那就是为自己的冤枉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