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防军是怎么回事
东北边防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身。组成东北边防军，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上的未雨绸缪，是防范美国侵略、保卫中国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重大战略措施。
一、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及其任务
1950年6月25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当时国际上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为背景的朝鲜南北双方在朝鲜统一问题上的长期对立和斗争，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内战。美国当局从称霸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对朝鲜内战进行武装干涉，从26日开始，即派其驻日本的海空军部队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派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7月1日其地面部队侵入朝鲜。与此同时，在联合国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声援南朝鲜李承晚当局的活动，并违反联合国宪章，于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此时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领导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不到两周时间，就解放了汉城和锦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充分估计到，由于美国的介入，朝鲜已成为东方斗争的焦点，朝鲜局势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东北大陆。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于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由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国防会议，进行研究讨论。中央军委根据两次国防会议讨论的结果，于7 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中央军委决定抽调国家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高射炮兵第一、第四、第十七、第十八团，工兵第六团等部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限于8月上旬全部到达东北地区南部集中。当时，上述边防军各部分散在上海、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市区，确定的东北边防军部队，除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和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分别在湖南的桃源和广西的宜山担负剿匪作战任务、第四十军于海南岛战役后在广东完成休整已于7月10日启动直接车运安东（今丹东）外，其余几乎全部担负工农业生产建设任务。为保证各部队按时到达指定地区集中，中央军委决定，立即解除各部所担负的剿匪和生产任务，并责成军委作战部、总后勤部与铁道部协商制定具体车运计划。8月上旬，边防军各部先后全部到达指定的辑安（今集安）、通化、开原、铁岭、辽阳、海城、凤城、安东等地区完成集中，于8月中旬开始进行突击整训。边防军的整训，从一开始，就在师以上干部中明确了准备出国作战的思想。边防军的全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结合在朝鲜作战的特点进行的。9月中旬，中央军委又决定抽调中南军区第五十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该军于10月上旬到达东北地区，此时，东北边防军已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因此未能参加东北边防军的整训。
二、东北边防军和第13兵团的指挥机构
在中央军委7月13日的决定中，决定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关于第13兵团的主官人选，在国防会议上讨论时，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原政治委员罗荣桓、原参谋长刘亚楼三人一致认为，现任第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各方面素质权衡不如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主张调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据此，军委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3兵团部，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原第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及参谋长曾国华分别调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边防军的特种兵部队由万毅负责指挥。因粟裕身体有病，中央批准其在青岛疗养一段时间，暂时不能到任。萧劲光主持刚刚组建不久的海军工作，萧华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也都暂时不能到任。为不影响边防军整训工作的开展，7月22日，经周恩来副主席和代总长聂荣臻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研究后，由周恩来和聂荣臻联名建议，并经毛泽东主席23日批准，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供应，将来粟裕、萧劲光、萧华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后勤部合并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后来萧劲光、萧华参加过边防军的有关会议，但一直不能到职，粟裕身体一直不好。这样，直到10月上旬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边防军的指挥机构一直未建立起来。
7月中旬以后，军委对第13兵团的领导也作了调整和加强。7月19日，任命第40军军长韩先楚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根据邓华、赖传珠等建议，军委于8月上半月，调原第15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为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因赖传珠身体有病，9月25日，军委批准其离职休养一个时期，决定由邓华兼任第13兵团政治委员。为保证边防军训练工作，8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边防军（含特种兵和第42军）以第13兵团机构为统一训练机关，负责边防军特种兵工作的万毅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并决定第42军归第13兵团建制指挥（有的著述说，边防军是“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此说缺乏根据。）。东北边防军完成集中以后，就是在东北军区直接领导下，具体工作是由第13兵团组织实施的。
三、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时的主要装备状况
1950年10月初，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大陆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严峻时刻，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辖第十三兵团及所属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和边防军炮兵司令部及所属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立即准备待命出动。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十军刚到东北，未被编入志愿军序列。在志愿军入朝后，由于作战需要，第五十军加入志愿军序列立即投入作战）此时，边防军（不含第五十军）的主要装备状况如下：3个炮兵师共编有105和122毫米口径火炮320余门，1个高炮团共有37和85毫米口径高炮36门。这些火炮均由汽车牵引。各步兵军，每军编1个野炮营18门火炮（第三十九军编有6管火箭炮营12门火炮）；每步兵师编1个山炮营12门火炮；每步兵团编2个炮连92步兵炮和重迫击炮共10门；每步兵营编81迫击炮2门和火箭筒3具，每步兵连编60迫击炮3门。计每军共有各种火炮（含各种迫击炮和火箭筒）520余门（具）。各军队属重型火炮全部由骡马驮载。各步兵分队装备的枪支极少有自动枪，并且日制、德制、美制、英制、苏制和旧中国制造的都有，型号很杂，所谓“万国牌”武器。另每军配有100辆运输汽车。改为志愿军时的边防军，没有海军和空军部队，没有坦克部队和反坦克炮兵部队，各步兵军也没有高射炮的编制。武器装备同未来的主要作战对象美军无法相比，数量上、质量上均劣势悬殊。这给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中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四、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
东北边防军组成并全部集中后，8月中旬，朝鲜战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形势已变成同美军和南朝鲜军在洛东江一线战略相持的局面。此时，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考虑到，如果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现有东北边防军的力量恐不足以应付事变，因此，建议军委调在上海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九兵团（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为副司令员，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不久的第十九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治委员，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分别集中于津浦、龙海两铁路线，以便机动，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以备未雨绸缪之计。此建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8月下旬，军委又决定再从西南军区抽调3个军作为新的后备力量。彭德怀司令员在志愿军出动前，对兵力配备作了如下概括：“我们的力量：初步计划第一线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共计二十五万人，第二线十五万人，第三线二十万人，共计约六十万人。”另1950年8月31日，周恩来根据与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协商的结果，拟订了关于加强东北边防军的计划，并于9月3日向毛泽东并刘少奇呈送报告，择要汇报了计划的内容：关于加强边防军和二线、三线部队的部署，准备共动员部署11个军36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第一线五个军十五个师（除东北已集中四个军外，再调中南现在广州一个军集中东北）；第二线三个军十二个师，从华东调出，10月底可集中于济（南）徐（州）之线；第三线三个军九个师，拟从西北调出，集中时间约在年底。”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了东北边防军和二线、三线的兵员补充、步兵武器调整、弹药补充、增配火炮、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建议。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这样的兵力配备，为后来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作了必要的准备。
总之，组成东北边防军突击整训，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科学分析朝鲜战争形势，在军事、政治战略上高瞻远瞩、英明预见的结果，为保卫中国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为后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的局面，并使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手就连连取得胜利。
谁最早对美军仁川登陆作出判断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朝鲜人民军向南一路势如破竹，进展顺利。8月上旬后，由于战线延长和美军兵力增多，人民军攻势减弱，战争在洛东江一带形成胶着状态。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第十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截断人民军后路，南北夹击人民军，朝鲜战场形势逆转。
对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中国方面是预有判断的，那么是谁最先作出了判断？
20世纪80年代末，一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实文学问世，首次披露了原军委总参作战室主任雷英夫于1950年8月下旬最早作出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并且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判断很感兴趣，毛泽东召见他当面听汇报。此后，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加引用，直到2009年也还有人引用。雷英夫本人也多次发表回忆文章，谈到此事。他在1995年就此事撰写文章指出，总参作战室不仅预测了美军的登陆地点是仁川，而且判断出美军的登陆时间是1950年9月15日。对此，国内许多报刊竞相转载，甚至有的权威官方性质的著作，也以此为据加以引用。然而，关于这种说法，在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档案中找不到任何佐证，多年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也一直持有质疑。一名当时曾在军委总参作战室是雷英夫部下的老同志也对此持有质疑。
那么，在中国，雷英夫是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判断的人吗？
1994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苏联时期关于朝鲜战争部分档案赠送给韩国总统金泳三。韩国外交部东欧科外交事务官白宙铉根据这些档案整理了《苏联朝鲜战争档案摘编》（1949年1月至1953年8月）。这个摘编表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刚一个星期，就对美军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有所判断。1950年7 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应邀前往拜访周恩来。周恩来要求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有关朝鲜半岛政治、军事形势估计转告苏联政府。中国估计，美国在日本的12万驻军中，大约有6万兵力能够投入朝鲜——这些兵力可能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然后沿铁路线向北进军。建议朝鲜人民军应迅速向南推进，以便占领这些港口。毛泽东认为，美军将有可能在仁川登陆，为了防守汉城，朝鲜人民军应该在仁川地区构筑巩固的防守阵地。《摘编》还表明，在8月直至9月美军仁川登陆以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曾多次通过苏联政府和直接向朝鲜同志指出过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这期间，毛泽东曾两次接见朝鲜政府代表，同他们讨论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分析，朝鲜战争形势可能出现两种基本情况：第一种是朝鲜人民军全歼美军，把他们赶下海；第二种是战争持久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估计美军会加强大邱、釜山地区的防御，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兵力牵制在这个地区，同时从其他地方登陆。毛泽东提醒朝鲜代表，注意应付后一种可能性，确保充分的后备兵力，更要注意敌人可能前来进攻的防御据点，如仁川—汉城和镇南浦—平壤地区。如果说韩国整理的俄罗斯档案资料对中国的研究是属于出口转内销的话，那么，1950 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但未发出的电报中也讲了这个情况。这个电报中说：“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和现任副主任李捷合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12页引述了这段话。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提醒和建议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一举成功。
由此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早在雷英夫之前一个多月就对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作出了明确判断。雷英夫在8月下旬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可能是事实，但说雷英夫是中国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判断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
美国当局为什么不顾中国政府警告，命令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
为实现美国当局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1950年10月7日，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
在此之前，9月30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报告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当局发出了警告：“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南朝鲜军沿东海岸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同日，麦克阿瑟发出了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牒。10月2日，向美军下达了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于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和印度政府转达，再次向美国提出了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尽管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十分明确，但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美军地面部队还是悍然越过三八线北进。那么美国当局为什么会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而大胆妄为？
一是美国当局认为中国对自己的事情尚自顾不暇，没有精力更没能力顾及其他事情。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急需整治，需要恢复经济改善水深火热中的民生，需要剿灭土匪安定地方秩序，需要镇压反动势力巩固新生政权，总之是困难重重，一切需要从头做起。经济上积贫积弱，军队武器装备更是落后悬殊。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消灭蒋介石800万军队，但都是游击队出身，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更没经历过现代化战争，在美军看来就是“乌合之众”。因此美国当局认为，对美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的行动，“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中国如果单独出兵朝鲜，也将不会给战局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实际上反可能遭到惨重的失败。就是在美军地面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北进后，10月15日，杜鲁门在太平洋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谈，分析苏联或中国干涉的可能性时，总统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等，也都赞同麦克阿瑟的分析。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大约10万至12.5万部队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地区，而能够越过鸭绿江参战的部队只会有5万至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而我们现在在朝鲜拥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平壤，他们将遭受最惨重的杀戮。因此，结论是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很小。
二是美国当局认为即便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也“不足为患”。麦克阿瑟在与杜鲁门分析时认为，至于苏联人，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在西伯利亚驻扎着一支空军部队，素质很好，拥有出色的飞行员，装备有先进的飞机，其中包括一些喷气式飞机和轰炸机。他们可以派出1000架飞机，这与美军在朝鲜的空军势力可能不相上下。但苏联人没有可以用于北朝鲜的地面部队，因为他们要把地面部队派到朝鲜战场困难很大，他们把一个师派往朝鲜战场就需要6个星期，而那时冬天已经降临。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苏联派遣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苏联人已经在包括沈阳和哈尔滨的范围内部署了空军部队。但苏联空军同中国地面部队之间根本协调不起来，我相信苏联人扔在中国人头上的炸弹将会同落在美国人头上的一样多。他们的协同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这也不足为患。
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太穷了，中国的国力太弱了，所以作为世界上头号庞然大物的美国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美国当局对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警告，认为“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是中国政府“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此外，这一警告是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传出的，美国当局认为潘尼迦“在过去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的传声筒罢了”。艾奇逊后来说：所有看过潘尼迦电报的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指中国）更为可能的是不介入，而不是介入”。
然而，美国当局大错特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就使这个世界上的庞然大物遭受其历史上从未遭受过的惨痛教训。
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书记处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那么，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既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背景和原因虽是两个概念，但有时也不大好完全分清。
一、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已经取得良好的开端，但各方面困难仍很严重。
政治上，一是大规模战争已结束，但大陆的西藏和沿海的台湾等少数岛屿还未解放，人民解放军还有重大作战任务；二是新解放区剿匪取得重大成绩，但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大股土匪尚未剿灭，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三是新解放区多数基层政权已经建立，但还有一部分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四是占全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
经济上，重点恢复铁路、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取得明显成绩，工农业生产比1949年有明显增长，粮食、棉花、钢产量1949年分别为2162亿斤、889万担、15.8万吨，1950年分别为2400亿斤、1420万担、60.6万吨，但还远未达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最高生产水平，这几项的产量仅相当于1936年水平的63%、86.5%、83.6%。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还相当繁重。
军事上，解放军总兵力达到500余万，急需精简人员支援国民经济恢复，精简整编工作刚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领导机关已相继建立，除炮兵部队较有基础外，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军队急需加强现代化建设。解放军有同国民党军和日军作战的经验，但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前，除少数部队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和正在进行剿匪外，人民解放军没有打仗的准备。朝鲜内战爆发后，作了必要防范准备，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正是当时中国的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6月6日至9日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中心任务是全面研究和部署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准备用三年左右时间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刚刚展开。
（二）国际背景
一是美国、苏联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变成了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两大阵营已经形成。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成了两大阵营在东方斗争的焦点。
二是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推行称霸全球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1950年6 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就武装介入朝鲜内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了上述事项，同时宣布增加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提供援助。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使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披上了联合国的合法外衣。9月27日，美国当局指令麦克阿瑟，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占领全朝鲜。
三是中国革命胜利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两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的政策。
（三）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悬殊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新币值，按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而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已达1200架、海军舰船近300艘、坦克800余辆。而人民解放军当时能够作战的飞机共110余架，无论飞机性能还是飞行员的技术水平都不如美军，更谈不上飞行员的作战经验。海军还未形成战斗力，装甲兵也在组建过程中，从苏联订购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每个师即装备各种火炮950余门，而当时人民解放军中装备最好的东北边防军，1个军装备的各种火炮共520余门，仅相当于美军1个师火炮数量的1/2略强。
二、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这种认识值得商榷。一则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作出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作出的。二则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国家状态千疮百孔，面临的情况相当严峻，毛泽东在党内已具有任何人无法相比的威望，但这时毛泽东的领导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也都是敢讲真话的。否则不会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才作出决策。
中共中央所以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多种原因，主要是：
（一）直接原因。就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信中介绍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有关情况，信的最后提出：“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封信的签署时间是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接到这封信是10月3日，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内阁内务相朴一禹直接送达。（关于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求援信由谁送到北京，直至2009年底出版的有关著作中，仍说是朴宪永。这是一种误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80页，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关于朴一禹来京事给倪志亮的电报》指出：“估计张一杜同志二号夜可抵沈，三号当派飞机接来北京。”电报里说的张一杜就是朴一禹。另在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求援信原件上，有周恩来亲笔所注：“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朴一禹面呈主席”字样。）但在10 月1日晚，毛泽东已得到了金日成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向毛泽东提出由中国出兵援助的请求。正是因为有了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在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援助朝鲜问题，仅10月上旬就于2日、4日、5日三个下午召开三次会议，2日是书记处会议，4日和5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顺便说一句，关于这三次会议，所有的研究者都未看到会议记录，只见到杨尚昆10月4日日记中关于会议主题和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以及参加会议人员后来有关讲话、文章、回忆等。）
（二）根本原因。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维护国家主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版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能没有反应，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之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考虑可能要同美国打一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二是保卫东北地区安全。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于8月27日起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乡村，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界推进，严重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安全。三是维护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新中国工业基地一半在东北，而东北工业基地一半在辽东、辽南。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整个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无法进行正常建设。四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美国出兵朝鲜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五是军事上的考虑。如果不出兵，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需要部署很多兵力，还要改善装备和修建机场，随时准备打，与其如此，从经济上说，从国家长远建设上说，迟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三）军事准备因素。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武装介入，干涉朝鲜内战，虽然这时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事发展很顺利，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由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局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虽然美国武装介入，但朝鲜人民军能一鼓作气，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美国再想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也需要长时间准备和调动更大兵力。另一种可能是，战争长期化。因此中国不能没有防范准备。周恩来说：“我们设想第一种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所以，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中国于1950年7月7日就开始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抽调国防机动部队第十三兵团等4个军、3个炮师和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等共25.5万余人，集中到辽宁东部和吉林东南部地区进行整训。边防军集中后，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中央军委委托，在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将来边防军是准备出动到朝鲜去打仗，“支援朝鲜和保卫我们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边防军的全部准备都是以美军为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而进行。这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以上三个原因是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没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中共中央都不会作出出兵援朝的决策，或即便出兵也可能不会是这种形式和规模。除此还有三个因素，对出兵决策也有作用。
（四）历史原因。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对立面立场上，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
（五）意识形态原因。就是朝鲜和中国同属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朝鲜有难，中国有责任帮助他们。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劳动党许多党员和许多朝鲜人参加了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邻邦而仅仅与中国一样是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恐中共中央是不会作出出兵决策的。所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意识形态因素决不是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
（六）苏联因素。一方面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出兵援朝会有苏联作为后盾。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有压力，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决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在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中，斯大林曾积极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在中国要求其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时，他动摇了，说苏联空军未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并说，如果没有空军掩护，中国出兵困难，也可以不出兵。当然除苏联出动空军直接援助志愿军作战的承诺不兑现外，中国要求的其他援助苏联基本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总之，朝鲜需要支援，中国的国防安全需要保卫。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开会词中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以志愿军名义抗美援朝是谁建议确定的
有的著述上说，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定的名称是“支援军”，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之前（也有的说之后），毛泽东主席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听取了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后，才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的。对此种说法，国内多家小报和杂志争相作了刊载。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当然，毛泽东可能征求过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也可能提出过此种建议。但出兵抗美援朝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绝不是作出出兵决策前或后由于黄炎培的建议才确定的。
早在1950年7月7日，鉴于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会威胁中国东北大陆的安全，周恩来副主席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主持召开研究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一次国防会议上，就使用了“志愿军”一词。同日会后，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各组织整理一份内容大体相同的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周恩来组织整理的报告是由军委作战研究室完成的，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是由军委作战部完成的（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也是由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此时周恩来已受中央委派出发前往苏联），两份报告在个别提法上有所不同。周恩来组织整理的报告中，凡用“支援军”一词的地方，周恩来均亲笔将其改为“边防军”。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中称为“支援军”。周恩来组织整理的报告在后勤准备一项中明确指出，必要时边防军将来一旦赴朝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在后勤准备一项中说，部队一旦赴朝作战时“改穿朝鲜军装”。
此前7月2日，周恩来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中国准备在东北集结3个军，以便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未见到周恩来通过罗申转给斯大林的电报，不知是否使用了“志愿军”称谓。但斯大林于7月5日通过罗申转告周恩来的电报使用了“志愿军”称谓。电报指出：“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朝鲜局势时，毛泽东主席曾说，对于朝鲜，我们是要帮助的，要以志愿军的形式进行帮助。
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委托在边防军军事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将来可能到朝鲜作战时说：“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
9月以后，在边防军部队中已陆续公开进行了可能到朝鲜作战的动员，“志愿军”一词不但出现在各军师团办的小报上，而且出现在许多连队的墙报上。
此外，10月1日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求援信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动军队援助朝鲜，并说“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这里用了“志愿者”。10月2日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正文第一句就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部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而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开会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尚未研究，恐毛泽东不会就这个问题去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据此看来，赴朝鲜作战时使用“志愿军”的名称，至少是在7月7日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国防会议时，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就是明确的。7月7日讨论组建边防军，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上未雨绸缪的准备，还不是决策出兵。因此，也不可能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
高岗、林彪反对出兵抗美援朝吗
在1954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饶漱石事件作出决定后，就有关于高岗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说法。1971年“9·13”事件后，又有关于林彪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说法。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个别著作和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说法。那么，高岗、林彪是否反对出兵抗美援朝呢？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1950 年10月4日和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抗美援朝的会议记录，但笔者认为有关高岗、林彪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说法根据不足。主要理由有以下各点：
一、在东北边防军组成后，高岗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和组织准备
1950年6月下旬，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侵入台湾海峡后，中共中央决定“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这一决定在当时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中，高岗是知道最早的人之一。中央军委于7月7日召开会议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7月8日，被编入边防军的部队即开始从广州、中原等地向东北集中。因确定的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萧华因病因事，暂时均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和聂荣臻联名向毛泽东建议，“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8月5日，毛泽东起草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高岗，“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8月13日，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也叫军事会议），根据中央的意图明确了边防军的任务就是准备出动到朝鲜，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高岗在动员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侵略者占领了朝鲜，毫无疑问，一定会准备力量，来进攻我们的东北与华北，进攻我们的祖国。那么我们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让它准备力量，增长气焰，等它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保卫自己好呢？显然地，在国土以外消灭敌人，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的朋友，有利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的。所以为着保卫祖国，巩固胜利，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支援朝鲜和保卫我们的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报告对边防军的准备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是充分的政治动员、积极的军事准备和具体的物资准备。政治教育一定要深入人心，军事技术和战术要拼命地练，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防止落空，限期完成。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高岗的动员报告，18日，致电高岗指出，“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是正确的”。
东北边防军的整个参战准备都是在以高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东北军区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边防军的供应和参战的物资准备、装备的补充和维修、运输力量的准备、医院的准备、支前民工的动员等。
8月中旬以后朝鲜战争出现了僵持局面，8月31日高岗致函毛泽东，报告朝鲜战况和请示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等。其中指出：“现在军队中有些干部，以过去打日本打国民党军队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敌人。对敌人的技术、空军、炮火的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另外又有少数的干部，对美帝空军感到棘手。所以需有若干专人来研究敌人作战特点，以之教育部队，便于作战时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于9月3日复函高岗指出：“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军武可于9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十三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
这些表明，高岗对东北边防军的作战准备是积极的、主动的。
二、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后，高岗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从周恩来、彭德怀后来的有关讲话和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上，确有不同意见。据在杨尚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讲，杨尚昆曾说过，当时赞成出兵的意见是少数，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意见是多数。作者认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即便高岗不赞成出兵，那么持这种意见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人。无论赞成的意见或不赞成的意见，都是党内民主的体现，都是正常的，况且无论哪种意见都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负责的考虑。因为此时谁有不赞成的意见，就说谁反对出兵援朝是不公正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后，高岗的态度是既坚决又积极的。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当日，高岗即与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飞往沈阳，10月9日，即与彭德怀一起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对出国作战进行动员部署。
10月8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与林彪赴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出兵的情况，并请求苏联为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没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当这一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于10月13日再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研究时，高岗对出兵援朝的态度是坚决的。高岗和彭德怀认为，即便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掩护，我们也应出动到朝鲜作战方为有利。毛泽东在当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14日3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告知：“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在志愿军出动后，彭德怀对东北总后方基地的工作是表示满意的。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说过，志愿军在前方打胜仗，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洪学智（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后高岗的态度和行动看，高岗是赞成出兵抗美援朝的，并且态度是坚定的，行动是积极的。
三、1951年11月，高岗和林彪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至于林彪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说法，主要根据是说他推说有病，不愿出任志愿军统帅。也有的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后，他仍反对出兵。
毛泽东确实考虑过由林彪出任志愿军统帅的问题。1950年8月31日，高岗就边防军出动后有关问题致函毛泽东，其中“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才早日来东北，以便作充分准备”。毛泽东9月3日复函高岗，指出：“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从毛泽东这个复函中可以看出，林彪确实有病，因此，在一个月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时，林彪不能出任志愿军统帅，中共中央并决定让他去苏联养病。
林彪当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杨尚昆日记和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确认，林彪参加了1950年10月4日下午和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无论林彪参加会议发表了什么意见，都不能说他反对出兵援朝。关于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抗美援朝决策后仍反对出兵援朝的说法，则无据可考。但在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高岗和林彪同时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据说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林彪还主持过三个月左右的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抗美援朝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如果认为高岗和林彪反对出兵抗美援朝，那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会那么信任他们，也不会在抗美援朝开始一年后增补他们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吗
1994年，俄罗斯解密有关朝鲜战争的部分国家档案以来，在中国和外国均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苏联压力的产物，主要依据是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两份电报和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份回电。那么，究竟是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还是毛泽东要斯大林表态？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还是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自己作出的决策？可以说，如何认识这三份电报，是对这些问题不同认识的分水岭，对这三份电报的认识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一、关于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和10月2日毛泽东通过罗申给斯大林的回电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逆转。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确定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9月29日，以金日成和朴宪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相兼外相）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幸福，我们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敌人利用我们极端严重的局面来加速对北朝鲜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敌人。因而……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于10 月1日接到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译发的这封信后，没有接受朝鲜要苏联出兵援助的请求，认为这支国际“志愿部队”将由中国军队组成，需同中国同志商量。当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这就是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如下：
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与朝鲜的事件多少有些隔绝。但是，据今天由莫斯科传给我的消息，我看，朝鲜同志们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了部队和包围他们。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不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高兴。
从这个电报中，还看不出斯大林是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而只是建议中国至少出动5～6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
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后，于10月2日起草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电报还分析了志愿军出动后可能会出现的形势变化，并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等。但俄罗斯的学者说，在俄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电报（经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认定这份电报没有发出），却有另一份由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发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原先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公开对抗，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罗申于10月3日转发这份电报时，加上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与中国政府以前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部分火炮。”导致中国领导人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国内外一些学者，就是根据这份电报和罗申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对此，作者不能苟同。作者认为无论从在此之前中国方面的参战准备和中国的态度看，还是从这份电报本身看，都不能得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的结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侵略朝鲜和台湾。6月底或7月初，中共中央就决定“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7月上旬即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并明确东北边防军的任务，就是准备必要时出动到朝鲜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8月上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明确了以志愿军的形式对朝鲜要帮的思想。8月中旬，高岗受中央委托，对这一思想也在边防军师以上干部中作了明确。朝鲜战局出现相持局面后，8月26日，周恩来在军队高层领导人中进一步明确了援助朝鲜问题。周恩来指出：朝鲜战争长期化形势的出现，“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尽管“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因此，“必须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同时，对空军和各特种兵部队的参战准备也作了要求和部署。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把准备援助朝鲜问题在有各民主党派委员在内的政府委员中作了阐述，指出：“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在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如此看来，中国方面准备援朝的态度是明确的。
从毛泽东通过罗申转发的这份电报本身看，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并没有说中国不出兵，而是强调了中国出兵援朝可能会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个是靠中国出动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一个是最大的可能苏联也将被拖进战争。因此提出，最好“暂不出兵”，“准备力量”，这样“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同时说明：中共中央对此“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研究，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同苏联方面商量一下。因此，从毛泽东这份电报里也不能得出中国不出兵的结论来。当然，也不能得出中国出兵的结论来。
那么，毛泽东这个电报的意图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作者认为，这恰恰是毛泽东的策略。中苏两国已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一旦中国出兵参战后，苏联将承担什么义务？特别是一旦战争打到中国境内，甚至苏联也将被拖进战争，苏联会是什么态度。对这些，中国方面不能不需要苏联方面有个明确的表示，以便中国出兵后更好地把握这场战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正是毛泽东这份电报的真实意图。
二、关于斯大林对毛泽东通过罗申转发电报的回电
然而，中共中央并未等斯大林作出明确表示后才决策出兵。10 月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受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委托，在北京向毛泽东面交了10月1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给毛泽东的信。10月4日，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10月5日下午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策。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通过罗申转发电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开会，对毛泽东的电报进行研究。会后，以斯大林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 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 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 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 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明天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
从这个电报看，斯大林似也认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并且似确有对毛泽东施加压力的味道。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毛泽东所提问题在上述引文的最后一段中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同意就有关问题与周恩来和林彪进行会谈。作者认为，毛泽东所要的就是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斯大林的这份电报于10月5日发出，按时差计算，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北京接到这个电报应在10 月5日夜或6日上午，而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从本文后边要讲到的情况看，即便斯大林这个电报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援朝的决策之前到达，也不能得出中国出兵援朝是斯大林压力的产物。
三、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斯大林动摇而毛泽东坚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后，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通报给了金日成。
同日，周恩来与林彪离京，秘密前往苏联。10月10日，抵达斯大林的疗养地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周恩来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出兵援朝的考虑，说明了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将面临的巨大困难，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对出兵和不出兵的两种意见，并询问苏联方面在援助朝鲜问题上的计划。斯大林表示，苏联军队不宜在朝鲜战场上出现，更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否则国际形势将更加复杂。周恩来指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助朝鲜。同时要求苏联为中国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提供武器装备。斯大林同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对于他曾于中国组建东北边防军时许诺过的在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时苏联将尽量提供空中掩护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
周恩来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谈时说：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会谈结束后，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没有料到苏联拒绝兑现已作过的许诺。那么，志愿军出动后，两个月至两个半月将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能否作战？事关重大。于是，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研究。毛泽东于当日22时将讨论结果电告周恩来，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5日，斯大林又表示，为避免与美国军队发生对抗，苏联政府只派遣志愿空军部队在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驻防，帮助中国进行防空，但不越出中国国境，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周恩来将此情况及时通报给毛泽东。尽管苏联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上有了重大变故，但中共中央仍决心坚定，在周恩来于10月18日回京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赴朝鲜作战。
苏联为什么不出兵支援朝鲜
1950年9月28日，仁川登陆的美军占领汉城，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北进。就在这一天，金日成主持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分析战争形势。政治局一致认为，军事形势是严峻的，汉城陷落后人民军已无力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也无力在三八线以北进行有效抵抗。如此，美军将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北朝鲜将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必须请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以金日成和朴宪永名义于9月29日致斯大林的求援信。这封信请求斯大林在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直接出动军队给予朝鲜以援助，并说：“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于10月1日凌晨收到了这封信，但苏共中央没有接受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由苏联直接出动军队给予援助的请求，认为对朝鲜最适宜的军事援助方式，是组建并派出国际“志愿部队”，而这支部队将由中国军队组成，需同中国商量。当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毛泽东或周恩来，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苏联为什么不出兵支援朝鲜呢？
主要原因是苏联担心出兵支援朝鲜，与美国军队在朝鲜直接交战会由此引起世界大战。当时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已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一世，企图称霸全球。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美苏两国都怕出现直接军事对抗，都怕引起世界大战。两国之间也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所以美国当局命令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时，特别指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的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省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苏联如果在三八线以南公开地或秘密地使用大部队，你应采取防御态势，不采取任何扩大事态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报告。如果你的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苏联使用了大量部队，你应采取同样的做法。你不能仅因目标区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行动。但是，如果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部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立即请示华盛顿。”苏联怕美国怕得更多一点。这主要是苏联虽可与美国抗衡，但经济力量没有美国强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尚未完全恢复元气。而美国本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不是大战的战场，没有遭到大战的破坏，并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
此外，美苏两国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苏联比美国更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遭到损失，不会为了支援朝鲜而使自己在欧洲的利益遭到损失。
再有，虽然朝鲜也与苏联接壤，但两国接壤的边界线只在图们江出海口处有几十公里，并且苏联主要城市和工业基地都在国土的欧洲部分，朝鲜安危对苏联影响不大。而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中朝边境有1000多公里，中国主要工业基地都在靠近中朝边境的辽东地区，朝鲜安危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极大。因此，苏联建议中国组建志愿部队援助朝鲜。
后来经中国周恩来总理和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多次协商，并经苏联政府和军方同意，在朝鲜战争中，从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也出动了空军到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作战，掩护铁路运输。但这种出动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苏联飞机上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志，飞行员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服装，说中国话，禁止使用俄语。
抗美援朝战争在军事上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什么
抗美援朝战争在军事战略上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设定的军事目标就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因此是“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这种认识不免过于绝对。
不言而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政治目标。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在军事上能打到何种程度，会出现什么结局？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的同时，就作了几种估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出兵决策之前，毛泽东于10月2日起草给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中就指出：“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同日，毛泽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发给斯大林的另一个电报中，也指出：“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公开对抗……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
志愿军入朝以后，10月2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还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指出：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能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稍后，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予美军以沉重打击后，12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北京与金日成谈朝鲜战局形势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
周恩来谈得更明确，10月24日，他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18次常委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同时还指出：“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毛主席常常说，一切要从坏的方面打算，才不会吃亏，才不会陷于被动。如果美帝国主义真正进攻我们的大陆，那就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战争问题，我们和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打起来，就是全面的打……美国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11月，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这几种可能。
陈云和彭德怀在当时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表明了类似上述的意见。
毛泽东在10月23日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指出，究竟会出现哪种情况，“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
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了各方面的部署和准备。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决策时，许多政治局成员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但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均把抗美援朝作为党、政府和军队的中心任务，摆在了全国各项工作的首位，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展开了全面部署和准备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证明，战争的发展变化没有超出中共中央的估计之外。
如何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
2006年6月，作者应韩国国防部军事历史编纂研究所所长安秉汉将军邀请，到该所参加中韩两国学者关于明朝时期中韩联合抗倭的国际研讨会。经预备会议介绍，韩国学者知道作者是研究朝鲜战争史的专家。在安秉汉所长为中国学者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一位70多岁的韩国学者，非常激动地向作者发问：“韩国战争是我们哥俩打架，你们为什么帮老大打老二？”作者反问：“你们南北双方哥俩打架，美国为什么进来帮你们老大打老二？”作者进而说明，你们哥俩打架，外来帮助老大打老二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是美国进到朝鲜，美国在朝鲜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才派志愿军到朝鲜。中国出动志愿军是对着美国军队来的，不是对着你们哥俩来的。中国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位韩国学者听明白了作者的说明，气色也变得平和了，向作者点点头，并非常认真地用汉字在本子上写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2000年10月，作者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研讨会，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也提出了与那位韩国学者同样的问题。作者也像回答韩国学者一样作了回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迫于美国侵略朝鲜的形势和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两句话八个字，最早见于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宣言中，联合宣言阐明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阐明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必要性，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在美国指使朝鲜傀儡李承晚发动向朝鲜人民军的进攻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命令美国海陆空军到朝鲜进行战争，他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从美帝国主义者在6月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其侵朝空军曾多次侵入我国东北的领空，屠杀我国的人民，炸毁我国的财产。其侵朝海军竟在公海之内炮击我国的商船，破坏我国的航权。到了最近，美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出来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的武力侵占汉城以后，一意孤行，不顾我国的警告，侵越朝鲜三八线，并以大量陆军向鸭绿江、图们江汹涌逼进，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国境……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义的。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两句话是代表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说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联合宣言表示“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中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两句话八个字非常准确完整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斗争性质、斗争对象和斗争目的。
斗争性质是反抗美国的侵略和侵略威胁，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当局从其称霸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益出发，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出海军舰队侵略中国版图台湾和台湾领海，以其侵略朝鲜的飞机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进行轰炸扫射，破坏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并且其侵略朝鲜的地面部队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反抗美国侵略和侵略造成的威胁；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战场上的美国侵略军和华盛顿的美国侵略当局，而不是南朝鲜军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更不是美国借助的招牌联合国，在军事、政治、外交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军和美国当局这个主要对手，所以称为“抗美”；斗争的目的是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目的、总目标，也是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动员、教育和国际国内宣传的中心口号。作为总方针、总政策、总目的、总目标，有力地指导了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动员、教育、宣传的中心口号，有力地开展了国内抗美援朝运动和争取了国际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出发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归宿点。两句话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在国内无论学术界或是社会上均有人认为不该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或认为不值得进行这场战争，甚或全盘否定这场战争，究其原因，要么将这两句话完全割裂，只看到前一句话的作用，而抛弃或根本否定后一句话的作用，要么是对毛泽东或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偏见或成见，只要是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做的事他都否定。在国际社会中也有人只看到后一句话的作用，抛弃前一句话的作用，从而否定完整意义上的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历史研究者，应对历史负责，应对前人负责，更应对后人负责，必须实事求是地按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两句话八个字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必要性、正确性，思考并体会其影响深远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