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作对社会有怎样的态度，就会有怎样的行动和付出。我始终觉得自己能回报的还是太少，必须尽心尽力、不留遗憾。
——摘自《当代雷锋郭明义》
1.工业化是郭明义精神的物质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有一些人在解释郭明义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境界时，往往用郭明义“心地善良”“心肠柔软”来说明，认为郭明义之所以做了那么多感人的好事，做出那么多无私的奉献，根本原因就是郭明义是“好人”，郭明义心肠好，爱流泪。确实，我们不能否认郭明义心地善良，更不能否认郭明义“菩萨”心肠，但这些都难以从根本上解释作为时代精神现象的郭明义精神。我仍认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郭明义精神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总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精神的产生与发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来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我们剖析时代的精神现象，解读郭明义精神，也应当按照这一基本逻辑思路，到中国工业化——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物质的生产方式中去找寻。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在此阶段，机器生产体系逐步取代了手工劳动，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渐渗透至各个产业部门，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工业化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提出“工业化”的概念，但他们关于“工业”和“工业革命”的论述大体上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初始阶段。1844年，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恩格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相比，这场革命尽管悄无声息，但它比任何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蒸汽机，自然技术上的每一个微小改进都能给整个工业体系以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并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的生产力，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才能够不断地得到满足，社会才能不断地得以进步。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郭明义精神产生的根本动力归结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若想把二者的关系说清楚，我们首先就必须十分明确什么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现代社会生产力诸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还包括生产管理、科学技术、现代经济信息和现代教育等。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总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精神状态的改善，那么究竟是生产力中的什么因素的发展会导致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呢？大概需要具体分析。但我们首当其冲地要了解劳动者生产力主要因素的地位和作用。
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的能动因素，“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看，所谓劳动者，是指正在或能够在生产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劳动功能的人”。毫无疑问，人——劳动者在生产力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劳动者在生产力系统中若能充分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过程中，这些素质更加重要。
劳动者要发挥劳动功能必须具备劳动能力，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是难以充分发挥劳动功能的。并且劳动功能的发挥必须体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离开社会的生产过程，劳动功能的作用也自然失去基本依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例如原始社会中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很原始，人们根本不知道何谓自然规律，更不了解所有自然现象都是由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支配的。原始时期的劳动者和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相比，在知识、技能、道德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所谓劳动者是指具有相当经验、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能操作生产工具和其他技术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然而，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对劳动者的要求日益提高，特别要求其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手段。不仅工人需要具备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就是种田的农民也必须具备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概莫能外。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性发展得更为协调，从而使产品由劳动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了。为了从事生产劳动，人们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们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因此，我们可以从整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现，一些管理人员，从事设计等一系列工作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生产的实践过程中，但是却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只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具有相当优势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只有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这个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才能逐渐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生产率、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等一系列环节，如同生物学框架中的生物链，一环接一环、一个要素接一个要素，彼此依存，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富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联系。我们都知道生物链是有源头的，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条“生物链”中，生产力就是这条“生物链”的源头。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往往表现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或变革，从而劳动工具、科技方法、技术方式等方面，都将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运行手段以及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等方面表现出来。
随着历史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国际合作空间的日益扩大，生产力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全球化的特征。生产力的社会化必然影响着生产关系的日益社会化。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人也必然越来越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劳动者，特别是工业化的物质承担者——劳动者逐渐摆脱传统的家庭羁绊和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而“走进”社会与他人进行普遍交往，进而使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情感方式社会化。这也就是说，现代化大生产既对劳动者的现代科技、技能等提出新要求，同时又对劳动者之间的协调、互助提出新要求，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郭明义先进事迹所折射的郭明义精神就是生产力社会化的产物。郭明义从部队的汽车兵退伍回来后，就穿上了父亲的工装，成为鞍钢的一名生产汽车司机。毕竟，大型的生产汽车和部队的运输车辆还是有所不同的。在部队，郭明义驾驶的车辆载重量还不足10吨，大型生产汽车载重量达20吨，车型与部队的完全不同，操作方法也有不小的区别。部队的运输机动性强，哪儿有任务就到哪儿，矿山的运输程序性强，必须按流程，做好每一步。还有，部队的车辆行走的大多是公路，驾驶大型生产车，行走的却是崎岖、颠簸、路况复杂的盘山路。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作风使得郭明义用心去体会、去研究、去思索。不懂就学，他把那些老工人、老司机都当做是自己的老师，他刨根问底地弄明白所有细节。不熟悉他也不怕，那就练，练到把大型汽车和生产流程运用灵活为止。特别是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配合日益加深。因此工业化生产的承担者的心胸合乎逻辑也应当是越来越豁达，行为越来越人性化、道德化。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分工是成正比例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该最明显的在社会分工上表现出来。不仅中国如此，欧洲更是如此。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都会在社会分工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缜密，人们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也会相应地得到发展与加强。与此同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工，工人、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分工的缜密必然导致工厂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平时在工作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交往也会随之增加。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状况，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机会也会逐渐增加，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提高，从理论上讲，生活会代替生存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能否吃饱的生活基本问题，而是更加关注精神文明的满足，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百姓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的也不再是家长里短，而倾向于关注国家时事、大政方针、社会热点等等一些问题，也会更加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道德修养也从以前的无人问津到现在的全国人民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当然在这其中必然会有郭明义，或类似郭明义的人，以及由郭明义所代表的普通劳动者。
从生产过程的发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的，从简单生产到现在的密集生产，从不交往到交往紧密，这无疑都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表现。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郭明义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在生产活动环境中，日积月累，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产模式下的心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现代生产力状况下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谦和友爱、关心集体、责任感意识强。也就是说，社会分工是郭明义思想和行为的载体。正是有了这样的分工细致化、交往密集化，郭明义才会自觉地发现自己本身作为一名现代的工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肩负的责任，从简单的想法、单纯的意识落实到了现实的生活，切实地去履行所应尽的义务。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取决每一个民族所达到的生产力、分工以及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也指出了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的关系构造也应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本身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同其他民族间的交往程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国际社会地位、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满足程度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彩度。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产力如同一棵树的根，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直接关系着这棵树的茁壮与否，生产力越是发达，那么国家或民族这棵参天大树就越能够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果生产力水平低，那么国家或民族这棵肩负众多百姓生存与发展的使命之参天大树，就会缺乏营养，不堪重击，经不起风吹雨打，不仅枝不繁叶不茂，而且国之根本、百姓安危都会摇摆不定，难以把握。可见，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不仅是物质生产生活的根本，更是人们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的基础。
有人问郭明义，为什么你的心里装满了别人？他一时语塞，他觉得这是习惯成自然的事情，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还需要拿什么来证明吗？有一次，矿党委号召为矿里的一个贫困家庭捐款，大家有捐100元的，也有捐200元的，最后整理捐款名单时，郭明义的名字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捐了400元，到了末尾，又有了他的名字，是100元。原来，郭明义就是想捐500元，可是一摸兜，只有400元，既然是想法，又没跟别人说，捐了400元已经不少了，可他还是跑回家去，取了100元，补充了进去。郭明义在自己创作的《我能给你什么，我的朋友》中，创作了这样一首诗：
我常常问自己
我究竟能给你什么
我的朋友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答案
但我确实能给你
那属于我的生命
我的爱
来吧
亲爱的朋友
让我给你一个太阳吧
让那太阳的光辉
驱散寒夜
温暖着你
给你绿色
给你蓝天
郭明义没买过什么新衣服，天天都穿着一身工装。有人不理解：自己没几个钱，还捐啥？可老郭想，我是没多少钱，可比那些贫困学生强啊。我一个月给他们捐一两百，虽然钱不多，却能让他们活得不一样。这样算下来，我日子过得虽然紧点，可心里面舒坦！郭明义对自己抠得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给别人时，恨不得把心都掏出去。在齐大山当矿长的妹夫看到大舅哥穿的工装旧得不像话了，送给他一套新工装，还没隔夜，第二天一早，就穿在了别的工友身上。就这样，一双鞋，两双鞋，一直换了几十双鞋，谁还能怀疑郭明义不是真心？就这样，一套工装，两套工装，送出去了几十套工装，有谁还能不被郭明义温暖过来？简单得像一汪水的郭明义，他用自己的脚步，拓宽了生命的足迹。我们只能用更宽的视野来观察郭明义。
关心和爱护他人，是善良人共有的美德。可有谁见过，关心人关心到了极致的程度？郭明义做到了。哲人说，真理多走一步是谬误。孔子说，过犹不及。从表面上看，郭明义关心别人似乎有些“上瘾”了。但是，假如你真的走进弱势群体，真的去体会细微之处，你就会豁然开朗，就会忽然间知道，底层的老百姓，多么希望关心，多么渴望帮助，多么期盼友情。郭明义的存在，就是让世人有机会去对照自己、反省自己。
郭明义在工业化社会背景下，把这份心思用在了他视野中亟待帮助的人身上。16年来，郭明义助学捐款10多万元，资助了180名失学儿童，保留下的汇款单140多张。就在跟随报告团全国巡讲的短短23天里，他还挤出时间，看望了11名资助过的孩子，又捐出16500多元。他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亮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孩子心中的希望。有一天，他资助的一名女孩给他来信，说她大学毕业后，被上海一家大型船舶公司录取，如今年薪一二十万元呢，现在也开始学着帮助别人了。听到这个消息，郭明义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让媳妇炒了两个菜，喝了两盅。他说：“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发展与变化决定着意识的发展与进步。郭明义精神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物质承担者的高尚情怀。
新型生产关系是我们观察郭明义精神的根本维度。马克思指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是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改变生产关系势在必行的另一种解释。同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力是物质生活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就是说，生产力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也具有决定的作用，郭明义精神就是通过生产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与改造产生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产关系是郭明义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性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就已经被充分证明。这就在思想逻辑上把郭明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性问题阐释清楚了。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把人看做是一种集合体，不管是从社会生产还是社会生活方面来看，人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或者是相对于自然作用的客体都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集合性的载体；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载体，这是由于人的物质性而决定的，它必须承担着作为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郭明义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他同样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自然应当承担他作为一个载体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郭明义行为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说：“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根据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即将采用的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仅仅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面可以加以观察，而是要更加准确、确切地从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表现他们自己生活的一定、特定的方法，即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体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内在外在表现，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包括与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包括他们的生产过程相一致。总而言之，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完全取决于他们所进行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个人尤其是生存的需要和基础，生产的物质条件对于个体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具有一个无形的限定，如同河水的千姿百态完全是由河道的走向所决定的一样，有什么样子的河床，就会呈现出什么样子的河流形态。
郭明义也曾被人嘲讽，戏称作“郭大傻”。有一次，一个路人把他发送的材料劈脸打回。他捡起来，继续发送。身边的工友替他难过。他笑笑：“这有啥，做好事呐！咱啥也不图，就没什么能伤得着咱。”“郭大傻”傻在对物质生活的淡漠，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人们能够创造历史的前提是人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因此随之而产生的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其次，在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和工具的基础上又引起新的需要，而新的需要仍然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然，这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是最最基本的问题，这不仅是普通百姓关心的问题，更是国家要关注的重点。在生活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生活需求正是社会在不断变化发展、人的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人的多重需求的复杂化的外在表现。正是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导致人们对精神生活、娱乐生活、休闲生活的向往。因此，像郭明义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满足，就是对精神生活的超越，希望以精神上的满足感，进而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
从现象看，郭明义平时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可是关心工友时，却心细如丝。冬天里，哪辆车的挡风玻璃坏了，郭明义准能最早发现，立刻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工友披上，人家不穿，他还不干，因为开车坐着不动，冷啊，他在地面能活动；新从部队复原的工友王佳，因为没有经验，寒冬腊月戴着安全帽上班，指挥电铲移动时，耳朵都冻肿了。恰巧郭明义路过，他不顾自己耳朵有冻伤这个毛病，摘下自己的安全帽，就与王佳换了；发现工友没戴表，郭明义立刻挽起袖子，从胳膊上捋下自己的表，硬给工友戴上，工友李君哲曾得到过郭明义的两块手表。有人问，你没表怎么办？他说，你们都有表了，我有和没有不是一样嘛；采场的工作环境艰苦，又远离市区，许多女孩不愿意和青年矿工谈恋爱，他就左一次右一次地当红娘，掏钱请双方吃饭。给当班的工友买包子、买西瓜、买防尘口罩，帮电动轮、电铲司机搬油、搬件、搬物品，已经是郭明义习以为常的事情了。甚至工友两口子打架，他去调解矛盾，闹离婚，他去给解心宽，怕他们把坏情绪带到工作中；在采场，只要工友有事求到郭明义，他没有不办的。有人问他，万一工友提出非分的要求，你也要满足他？郭明义答，当然，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不认为是非分。即使路上遇到了素不相识的人，发现人家没戴棉帽子冻得不行，他也立刻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非得给人家戴上。工友印有仲说，我们不是一个车间的，可我们特别需要郭师傅，郭师傅就是我们的亲人，看你衣服破了没办法穿了，他宁愿光着膀子，看到你没吃饭，他宁可饿着，看到你渴了，他豁出中暑，也要把水让给你喝。他做的好事数都数不过来。有记者问郭明义，是什么支撑你做了这么多好事？郭明义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他说，做好事是一种习惯，就像吃饭。郭明义把做好事当做精神上的补给，是他奔向生活，遨向自己心灵海洋的不竭动力。
生产是以个人的交往为基础，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又往往是由生产来决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往往是在一定的、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并发展的，当然这种生产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发展是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目标，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和调整为动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都知道交往方式由交往目的、交往手段、交往结果所构成。交往目的、交往手段、交往结果与交往关系如同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一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如果生产目的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了达到目的，实现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改变着方式、方法和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与自然相依相伴，顺应自然，拿着凭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应得的产品。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人们不再是以单纯的生存为目的，而是在生存、发展基础上追求享受和更有品位地生活。随之，人们的生活内容不再是简单的吃饭问题，发展到今天而是如何吃得营养和科学的问题。如今的社会交往结果导致人们的交往手段、交往目的也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一不小心就可能注意不到这些细微的变化，但是我们从历史的纵向上来考察，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
郭明义精神所蕴藏的人性光辉超越了历史时空，超越了语言文化，以其奇迹般强大的生命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郭明义成为新兵进入兵营，学的第一课就是雷锋的故事。1980年入党，还被评为“学雷锋标兵”。郭明义精神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郭明义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通过自己在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所拥有的能力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条件、方式方法，来实现他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目的，从而达到了最接近理想的效果。单从生产的变化来看，从简单生产到复杂生产，从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从国内生产到国外生产，生产方式的变化是最令人惊讶的。由简单的使用劳动工具到现在掌握必要的劳动科学知识及劳动技能，由简单的经验劳动到现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对劳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为郭明义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使他们的精神觉悟不再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反而更加具有人性化，真情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人试图游离于社会交往之外都不可能了。郭明义精神就是在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双重变革背景下孕育和生长的，否则郭明义没有机会去思考，甚至是去实践他的人生追求：“我只想对别人好”。他内心中最最本质的意念不会得到表达的机会。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交往的扩大为他的精神生长提供了机会，使他的奉献精神得以弘扬。我们都知道郭明义精神是一种现时代的“雷锋精神”，他的奉献，在本质上与雷锋的奉献精神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但是同时，郭明义与雷锋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又具有不一样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雷锋精神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所处在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是纯朴的、稚嫩的，毫无杂念地面对内心的、发自肺腑的表达自己的内心对白，是把劳动者的责任，把做人的道义放在心中最首要的位置上，那么郭明义精神则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雷锋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工人阶级精神境界的升华。尤其是在新的世纪生产力高速发展，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日新月异背景下，郭明义事迹和郭明义精神显得更加纯朴、更加本色、更加自然，因而更有魅力。因此，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郭明义精神，更加客观地解析这种精神现象的本质。
2.中国工业化进程是郭明义精神根本的技术前提
从人是技术的发明者、使用者、创新者来说，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展现，技术也是人的精神风貌的象征。确实，我们很难说科技知识与人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具有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但科技知识却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人生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大概主要系指人掌握了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就有挑战自然界的力量。实际上人也可以用自然科技知识一定程度上挑战或克服人自身的自然。难怪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表明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知识对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至关重要。
共和国成立后开启的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为郭明义精神提供了根本技术依托。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中国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对原外资企业、国民政府经营企业、民间私营企业以及手工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兴建了一批大型重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1952年至1965年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35.5%提高到48.4%。从1953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的方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工业景观。虽然现在评价这一工业化的得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是其存在的问题和失误是明显的。由于缺乏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一、二、三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1964年，毛泽东决定在中西部13个省区进行交通、冶金、军工等企业大迁徙、大建设，这就是所谓的“三线”建设运动，历史地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中从未遇到的情况，即短缺经济的结束。告别短缺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真正结束了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所困扰的局面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外延式发展的后遗症凸显出来，结构性矛盾也深入到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更深的层次。本世纪头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我国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的新型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世界范围内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步伐日益加快，为我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提供了大量机会。国际资本流量的加大，也使我国扩大和利用外资，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取得很大进展。资本、技术和管理的融合能力进一步加大，使我国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获得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实现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概括：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是新世纪初开始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有用性这种外在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性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工业化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人的工业化，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中再划分一部分作为工业属性，社会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的作用主要就是把人心目中所勾画的宏伟蓝图通过工业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运用高科技手段更是方便了人们的理想的实现。
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甚至开启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蜕变中，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们相互间的依赖性日益增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依存度日益提高，但客观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而主观需要则是人与人之间距离应该越来越近。郭明义精神就是在这“远”与“近”辩证法中塑造出来的崇高道德境界。
从世界历史视角看，中国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阶段。中国的发展固然要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三农”等前现代问题，还要面对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后现代问题，更要面对的是加速推进工业化的问题。纵览人类历史，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劳动创造世界。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用辛勤劳动、伟大创造和英勇斗争，把人类文明不断推向前进。正是在工业化并伴随信息化、城乡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伟大进程中，郭明义精神放射出耀眼的光芒。1993年，齐大山铁矿扩建工程开工，标准是瞄着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规模是亚洲第一大的露天铁矿。和许多矿工一样，郭明义一家几代人，都是矿山人，都视矿山为自己的生命，矿山的荣辱就是他们的荣辱。如今，能和世界一流水平的铁矿拼高低，是我们工人技术的提升的象征、是中国技术发展进步的象征。
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新中国工业化历程浸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科技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契合。
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看，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是实现民族独立。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以至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质量乃至是否成功实现越来越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由于科学技术的扩散作用，东方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对西方先进国家科学技术的移植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一定亦步亦趋重复工业先行国家的工业化步骤。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和发展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在中国被西方拖入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中国或许不必再单独从头做起进行技术发明创造，她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已有发明即生产力，既加快自己的发展，同时也使那些发明不致失传，充分发挥它的价值。换言之，通过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可以跳过西方工业先行国家的工业化的某个阶段，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个实现了政治独立的落后的民族国家，要想有效运用科学技术，推进自身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充分吸收工业先行者的科学技术，所以，必须与工业化国家积极交往，避免闭关自守，否则就无法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的技术发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功过，一方面增进了人们的生活福祉，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性焦虑。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所遮蔽，理想主义为实用主义所遮蔽，自我超越为世俗主义所遮蔽。然而，中国工业化呼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需要社会友好与和谐，郭明义精神恰恰在中国工业化不断加速，社会矛盾凸显期应运而生了，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总之，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新技术、新工具、新工艺，还有新问题的出现，审视郭明义精神现象，诠释精神的深刻内涵，挖掘时代精神的产生背景，发扬精神的实质内容。用郭明义精神指导实践的发生、发展，共同面对当前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扬起科技之帆，遨游世界海洋。多年来，郭明义摸索出来一套科学管理方法。通过对现场细致的观测、记录，借鉴国内外大型矿山企业公路管理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工艺，对采场公路管理的技术、工艺等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创新，制定出了《公路、支线、铲窝维护技术标准与考核办法》、《采场星级公路达标标准与工作流程》等技术标准和工作制度，填补了矿业公司采场公路建设上的多项技术空白，其中星级公路达10多公里，达标合格率为98%以上。郭明义用新理念制定的技术标准，缩短了电动轮汽车的运距，发挥了铲车的效能，减少了道路的工期，每年创下效益多达1500万元。按照同类企业生产汽车消耗的平均水平计算，多年来，他为企业节省下的轮胎和配件的钱，可达3000多万元。
郭明义的精神形成与他认真生活、勤奋工作、良好的工作环境密不可分。在鞍钢这片沃土上，成长着雷锋的身影，记载着郭明义的足迹。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郭明义每天早到2个小时，只为更好地熟悉工作，顺利地开展工作，把工作提前做，扎实做，认真做，负责地做，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生活需要认真，科学更需要认真。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乔治·欧拉曾对年轻人说：“要做你真正感兴趣的事，尽努力做到最好，其他不用去考虑，一切都会来到。”曾获1958年和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生物化学家弗·桑格也说道：“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你必须对它感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大量艰苦工作和遇到挫折时不会泄气、继续钻研的思想准备。”感兴趣才会激发好奇心，才会倾注更多的关爱，才会发挥创造潜能，创新更需要大胆的质疑和标新立异。
郭明义精神在后工业社会时期仍具魅力。人类社会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启蒙运动中已经被消解，而在启蒙运动中建立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仅仅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中国社会还有着繁重的工业化任务，但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处于人类社会发展最前列的先进性表明，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于工业社会对政治文明以及意识形态建构上的已有成就，而是要面对后工业化的课题，勇于承担起解决后工业化带来的所有问题的繁重任务。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根据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重建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软实力的最有力的代表。郭明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下的软实力的最佳代表，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强大，不仅是在物质资料生产上的雄厚，更是要注意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的角逐。
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迫切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强化职业操守，支持创新创业，鼓励劳动致富，发扬团队精神。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社会发展一般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前工业阶段的主要特点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在这种生产组织之下，几乎所有劳动力都从事消费品（主要是食品）的直接生产，交换机制尚未得到发展，都市化处于萌芽状态，政治精英在管理社会，但是他们的权力还没有真正的经济基础。”经过总结，前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照搬全收式的处理方式，进而工业社会是掌握前一段历史中的知识和资源，那么在今天，人际的相互作用具有最大限度的综合性，涉及社会结构的一切方面。郭明义在工作中用诚恳对待所有的工友，用真诚的态度处理工作问题，郭明义的成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企业有信心，对企业的发展有信心。有一次，在与外方技术交流的过程中，郭明义的本职工作只是给外方人员做翻译，但是面对工作中的问题，他说感情归感情，合作归合作，在原则问题上郭明义一点也不让步。进口来的电动轮配件检验不合格，郭明义坚持和外方人员交涉，直到达到标准之后他才满意。就是这样不仅在工友中他“如鱼得水”，在与外国朋友的交流中，真诚一样打动着他们，使他们成为公私分明的好朋友。“无论是一个家庭、一家企业，还是整个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和谐了，大家就能快乐工作、幸福生活。”郭明义说，为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和谐，我愿意做这样的“润滑剂”、“黏合剂”。
在马克思视野中，个人总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促进，使得人们获取必要的劳动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容易，因此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人们的吸引力极大地缩减了。在现今以及不远的将来，信息、知识、技术在社会存在中的意义日趋增长，以至于只有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获取和创新信息能力的人，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而一个刻意追求名利、追求财富的，眼睛向外的人是不能提高自己的知识创新能力的。在将来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脉络。丹尼尔·贝尔曾经把后工业社会中人的活动称作“人与人的游戏”，并且在这种游戏中起作用的主要是非物质的精神、情感上的原因。从以上三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目标，人们的活动不再以获取物质财富作为最主要的目标。人的活动的物质动机已经让位于精神动机。郭明义精神的活动主体，就是在权衡物质动机与精神动机中，选择了精神动机，从精神的角度出发，发挥自己的物质才能，去实现自己的精神目标。
3.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担当决定了郭明义精神的先进性
我们理解和把握郭明义精神，既要到郭明义自身寻找答案，更要到郭明义所处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进而到那种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承担者中去寻找。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考方法在郭明义精神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中国工人阶级是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承担者。
工业化对社会结构产生了许多影响，而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是造就出了一个与现代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的工人阶级群体。工人阶级伴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端而诞生、成长，并逐渐成为社会人群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无论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中等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都是社会成员结构中不可或缺、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因而对之予以关注，绝非可有可无。郭明义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精神风采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郭明义精神犹如一股春风吹过，让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品格、奉献与担当有了更新的认知与感悟。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全国即将解放，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军事斗争转移到生产建设这一新的历史形势指出：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尽可能多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中国的依靠力量，更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在城市工作中，不能把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工会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其他民众团体的工作一样，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来展开，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因为如果生产事业不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工人生活和一般人民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而新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并归于失败。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建成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人人都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建成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队伍（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1949年6月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紧紧依靠工人阶级，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同样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在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无论在人数、素质、构成、分布等方面发生怎样的变化，始终是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胡锦涛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必将进一步巩固”。坚持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坚持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从“一五”到“十二五”，再到载人航天、首次月球探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书写了无数的壮丽篇章，形成了劳模精神、雷锋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功绩属于英雄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这些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世纪实现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实现科学发展的主体力量。尊重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凝聚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实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开展新的实践和创造活动，争当锐意改革创新的先锋，争当推动科学发展的楷模，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作为新时期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郭明义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牢记宗旨、坚定信念的政治品质，把坚定理想信念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把爱党爱国之情转化为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恪尽职守、争创一流的敬业精神，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大公无私、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不断顺应时代需要，强化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始终做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先锋和行动楷模。
中国工人阶级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承担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主力军。只有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变成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打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领导阶级，以其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历史资格，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引领社会潮流，特别是无私无畏，团结发展，甘当脊梁的精神气概，与郭明义精神“血脉”相连。工人阶级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脚步，坚持自己的岗位，捍卫自己的劳动家园。
纵览人类历史，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劳动创造世界。正是像郭明义一样的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用辛勤劳动、伟大创造和英勇斗争，把人类文明不断推向前进。当前，以经济全球化与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为主要标志，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新的时代。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无论经济社会面貌如何改变，无论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达到何种程度，其中的主导因素仍然是并且只能是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和创造活动。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在全球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工人阶级在各国都成为一个人数迅猛增加、比重持续增长、素质迅速提升、构成和分布不断优化的阶级，成为生机活力最强、前途最为远大的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发展趋势尤为明显。
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他们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不愧为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一五”、“二五”时期建设起的重要工业基地，辽宁工人阶级始终胸怀大局，无私奉献，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出物资，出人才，更出精神。在辽沈大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舍小家为大家、舍局部为整体的无私奉献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地域文化、一种地域精神、一种历久弥新的社会氛围。他们怀着振兴中华的崇高志向，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勉工作，创造一流业绩，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不是一个或几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不是单独的个例，而是成千上万人在生产、工作、生活中普遍经常地表现出那样一种精神状态。雷锋、孟泰、王崇伦、马恒昌只不过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而已。
任何思想和道德的境界都是由那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所决定和制约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周围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而独自发展。作为老鞍钢人，孟泰是鞍山解放后第一批发展的产业工人党员之一。工作期间，他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主动当了护厂队员，把行李扛到高炉上，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他勇于攻克技术难关，在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的威胁的情况下，他组织500多名技协积极分子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终于自制成功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给冷却热风炉燃烧筒提高寿命100倍。他心里时刻装着职工，为生产解难，为工人排忧。在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为使工人保持好的体力，不影响生产，把几个女儿靠挖野菜喂养大的两口猪送到厂里，为全厂职工改善伙食。在一批亟待住院的职工因为没有床位而不能住院治疗影响身体康复的时候，他买来废钢管，组成青年突击队，自制铁床，既解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费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鞍钢生产，他顶着各种压力，使鞍钢的生产秩序免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在他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的8年中，被工人们称为“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高炉卫士”、劳动英雄，这是孟泰留给世人最鲜明的形象。当侵略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时，他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守护，誓与高炉共存亡。新中国第一个钢铁基地见证了新中国工人的伟岸形象。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也发生了许多变化，郭明义在新形势下，很好地完成了顺应历史的转变，立足本职岗位，弘扬雷锋精神，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助人为乐、关爱他人，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他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做起，在实践中不断转变自己的角色，是新时期优秀工人的杰出代表。
现代性续写的新时代，呼唤我们关注郭明义精神。一个时期以来，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各种期刊和学术著作中经常读到“现代性”这个概念。以至于“现代性”已经成为了一个理论、学术界纷争的理论领域。其中不仅交织着对它的各种不同的困惑与理解，而且更充满对它的批判与解构的尝试。从概念所涉及的范围而言，现代性包括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从时间的维度而言，早在18世纪后期现代性就已经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从空间的广度而言，对现代性的关注与讨论早已经超出了西方世界，而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在中国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日益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在现代性悖论或者现代性焦虑中，除了日常物质生活焦虑以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纠结。经过30多年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闭关锁国到融入全球化，由单纯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以及各种思想潮流的兴起，它所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更深层次的是对人们心灵的震撼与冲击，于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信仰信念、价值取向、文化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道德状况，就被纳入理论界、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广大社会公众的视野。从商品拜物教到金钱拜物教已经成为“常事”；个人利益得到尊重、个人需要受到重视、个人地位得以崛起。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追求与改革开放前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妨环顾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个时代，许多现象竟让我们往往觉得有些悚然，甚或生出寒意。久贫乍富之后，一片浮躁：鲜衣美食，车马冠盖，物质过剩，趾高气扬。当下的、眼前的物质利益曾经大大地占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消磨着人们的精神能力。
然而，郭明义却以牺牲自己健康为代价，坚持“20年献出十身血”：从1990年起，郭明义参加了54次捐献全血和捐献血小板，累计6万多毫升，相当于自身全部血量的10倍。按抢救一个病人需要800毫升计算，这些血至少能够挽救75名危重患者的生命。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思考。如果经常接触唯利是图的人，就会把金钱财富看得很重；如果经常接触困难群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帮助他们。“我为自己能为别人尽点力而感到欣慰，也时常因为力不从心而感到内疚。我跟雷锋还差得很远，但依然还是希望你们多宣传我。因为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年代，雷锋精神并没有过时。”郭明义是辽宁鞍钢的一名普通工人，他未想过成名，但他的行为注定让他与众不同。受助者说他是“活菩萨”，同事们说他是“活雷锋”，更多不了解他的人，则说他是“一个不开窍的傻子”。其实他只是做了一些普通的好事，但好得太持久、太纯粹，以至于让人无法理解和相信。他叫郭明义，一个好人。
支撑工业化运动（进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先进的阶级及其政治同盟者。郭明义是在辽宁大地成长起来的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是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是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是共产党员创先争优的时代楷模。郭明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当代工人阶级应有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谱写了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时代篇章。工友们说，郭明义的伟大，在于他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在于不图名利，不计得失。干部们说，郭明义的伟大，在于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在于勇挑重担，争创一流。走进郭明义，我们一直感受着这种伟大。他外表普普通通，他事迹轰轰烈烈。身为干部，在采场却一直和工人扎堆儿干活，15年，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儿他都抢在前头。身为劳动者，每天提前两小时，15年，他在一个岗位上就累计献工15600多小时。身为管理者，他制定的技术标准、考核办法等，填补了公司采场公路建设上多项空白。原来，在郭明义的心中，一直把工人阶级的“螺丝钉精神”当作自己一辈子的追求，在他看来，只有亿万颗“螺丝钉”正常高速运转，国家和民族才会发展富强。解读郭明义，我们蓦然发现，他的伟大，在于他平凡的定位。30年来，他就是“螺丝钉”。这个定位，是他所有行动的起点和终点，是他“伟大”的出处。我们蓦然明白，当前现实中，郭明义能巍然屹立于工人和干部心中，深深影响并带动他们，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螺丝钉”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是先进的阶级，之所以成为社会各阶级中的领导阶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工人阶级作为“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重点强调了先进的工人阶级，具有其他任何阶级所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因为工人阶级是掌握科学技术最多、组织纪律性最强、思想觉悟最高、力量最集中的阶级，是人类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什么叫做不简单？能够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就是不简单。什么叫做不容易，把大家公认的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做好，就是不容易。郭明义多年来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颗“螺丝钉”，把别人看来很简单、很容易而又不屑一顾的事，认真做到极致。常有人问郭明义，你怎么就能做到天天这样？郭明义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不早点来看看，心里不踏实。”其实，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品质，谁能做到这份坚持？而如果没有愿意为工作奉献一切的信念，又哪来的这份意志？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工人阶级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还是靠知识、靠本领、靠自身素质的提高。因而努力获得新知识，刻苦钻研业务，不断优化自身素质，仍然是广大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首要任务和迫切要求。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在知识化、专业化的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仍面临着严峻挑战。郭明义就很好地适应了这种挑战，无论是知识水平、专业本领，还是自身素质，都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郭明义知道，要成为一名合格并且优秀的工人，仅有坚定的信仰和十足的干劲是不够的。就像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和松动一样，自己只有不断学习、练好本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实现一名产业工人在国家和企业改革发展中的价值。在郭明义看来，新时期的工人应是有所专长的。他参加了统计员全国考试，是当时矿山公司唯一获得资质证书的人。他还掌握了采矿地质和公路建设等专业知识。
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应该是放眼世界的。郭明义学习了10多年英语，在齐大山铁矿举办的英语强化班里，他是班里年纪最大，也是进步最快的学员；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应是全面发展的。他学习计算机，又读完了经济管理成人本科；新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应是讲政治的。30多年来始终不放松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的生产力，人类不断发展的需要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满足。正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推动社会不断前进，所以发展的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
从发展的观点理解和把握，生产力终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概念。人类不断发展的需要、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产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生产力发展呈现明显的动态性和差异性。这种动态性和差异性又决定了生产力必定有时间和空间状态下的先进和落后之分。从时间发展顺序上看，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具有相对于前一阶段的先进性，每一阶段又具有相对于后一阶段的落后性；从空间发展来看，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甚至在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生产力的发展会有很大差别，形成同一空间状态下的不同发展状态。发展是以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为目标，以先进的生产力为主导，以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和调整为动力的。
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因此它的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世界是一个万花筒，郭明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他的许多侧面，也有他的喜怒哀乐，也像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七色光芒，更有属于他自己的丰富内心世界。解读郭明义，就是深入地解读现代工人阶级的内心世界。
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审视郭明义，我们会发现，他发扬光大了雷锋精神，把其中的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内容注入了更多时代内涵，他是新时期的“雷锋传人”，是社会和谐的使者。
郭明义精神与工人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众所周知，工人阶级是工业化的衍生物。所谓工人即是使用机器操作的人，是从事工业活动的人，工人本身是指从事的一种职业、一种劳动的方式，与农民和其他职业群体相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起源和存在的基础，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标志，阶级是在人类社会出现的“真实的”和“凝固了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产生的。生产力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新的职业类别越来越多。工业化带来的对人类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技术变革。
郭明义是新时期我国企业职工的杰出代表。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他牢记宗旨，忠诚事业，立足本职岗位，弘扬雷锋精神，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助人为乐、关爱他人，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他始终关心企业发展，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自学成才，创新管理、提高效率。他始终视职工为亲人，热情帮助有困难的工友，主动反映工友的愿望和呼声，促进企业的和谐。郭明义助人时角色不同、身份不同，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和谐”，家庭和谐、工厂和谐、社会和谐。他始终关注社会发展，关爱弱势群体，热心公益事业，节衣缩食、捐资助学，义务献血、奉献社会。在工人们的心目中，只要有老郭在，天大的事儿也能平息和化解。在郭明义的身上，“和谐”不是一个大概念，不是一段高深的理论，许多时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件小事，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就是一段温暖贴心的话，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它却能解困救急，能化干戈为玉帛。郭明义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体现了做人的高尚境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不愧为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不愧为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他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做起，矢志不渝地履行职责和义务。
郭明义的事迹彰显着先进榜样的力量。郭明义是学习雷锋精神的模范。父母为郭明义做出榜样，雷锋的故事帮助他成长。当兵时他成为全师学雷锋的标兵，雷锋成为他一生追随的榜样。郭明义认为：“人活着就应该像雷锋那样，在帮助他人中实现人生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英雄人物和精神的鼓舞下，奉献成为他的人生价值目标，助人成为他几十年的习惯。郭明义是新时代的雷锋传人，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赋予雷锋精神许多新的时代内容。郭明义作为一个榜样，让我们在平凡之中见伟大，引导人们追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他用最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的精神品质感动着无数钢城人，而这座城市回馈他的，则是滚雪球般涌现成千上万追随者。高尚的人格，是力量，能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郭明义的事迹告诉我们，尽管在多元价值观念激荡、碰撞的今天，社会仍需要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这种高贵的精神品质。郭明义就是这样一个人：虽很平凡，但他的事迹却处处透着伟大；虽很普通，但他的精神却闪耀着感人的光辉。他，就在我们身边，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郭明义是土生土长的辽宁人，而且出生在孟泰、雷锋工作和生活过的英雄城市鞍山。在鞍山，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学习英雄人物已蔚然成风。鞍山市曾经获得“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先进市”称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郭明义的父亲是矿里有名的先进典型，当过辽宁省劳模，曾被周总理接见过。母亲因会医术，经常给人免费治病，深受矿山人的赞誉。在这样的家庭，又是在那轰轰烈烈学雷锋、学孟泰的火红年代里，郭明义幼小的心灵，自然地埋下了一颗淳朴善良、助人为乐的饱满种子。他不可能在凡事以私利为主、到处充斥着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环境里凭空产生共产主义思想。
郭明义精神是大德、大善、大爱、大正。他不但以德束己，而且以德树人，他的高尚行动，感染甚至教育了很多人；他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因他而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他积极献血、热心公益，他的爱心和感召力，使他一个人的力量最终形成了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以至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他不但正己，而且正人，他用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端正了社会风气，增强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公正和奉献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精神，包含着当代公民具有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表现为当代公民浓烈的人文关爱、国家情怀与自觉担当。这种精神，内化为个人品质，就是崇高的公民道德与良好的公民素质；外铸成社会力量，就是为他人奉献、为社会分忧、为国家尽责。
郭明义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像雷锋同志那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兢兢业业，勇挑重担，真抓实干，多次获奖并被评为标兵。立足本职干好工作就是要把郭明义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为“本”，郭明义不仅仅助人为乐，而且安贫乐道。在当今社会，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现在，有不少人为了房子、车子，慢慢变成“房奴”、“车奴”，一心追求所谓的享受，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为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没有心思去关爱他人、帮助他人。郭明义则不同，尽管他的家很清贫，但他总是倾其所有帮助他人。立足本职干好工作，就是要把学习郭明义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基”，不仅仅局限于本人，要把他这种精神慢慢地扩展开来，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受到熏陶、受到教育，使这种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把个人的力量转化为集体的力量，并使集体的力量逐渐壮大，乃至形成全社会的力量，让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生根、开花、结果。学习郭明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只有立足于“创”，着眼于“争”，多兴服务之举，广做服务之事，力求服务之效。对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才能练就过硬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成绩。
以郭明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他们的工作也出现了变化，特别是在产业革命之后，他们摆脱了过去的单一的靠体力为主的劳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劳动过程也不再表现为简单的手工劳动或简单的机器操作，他们的劳动不再是体力劳动，他们不直接生产劳动产品，但他们的劳动仍然是整个劳动过程的一部分。
郭明义是一面镜子，照亮了自己，照亮了他人，也为工人阶级的明天做了一个很好的模范，无论他在哪个岗位，无论他做什么，他的努力、他的行动都给工人阶级指明了方向。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改变了，但是工人阶级的奉献精神没有变，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
对郭明义精神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实践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郭明义精神作为一种思维，必然要推导出它的思维方式。我们都知道，思维方式是作为人们反映或把握客观世界的思维工具，归根到底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角度和方向不同，思维方式也会出现各个种类。
郭明义精神具有现代化特点。在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中，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对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郭明义精神必然是具有发展潜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已经面向现代化，那么郭明义精神毫无疑问地面临现代化的考验。郭明义精神面向现代化的重心是面向蓬勃发展的生产力。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由此可见，发展生产力不仅是郭明义精神的出发点，更是它本身的归宿。不管你搞什么，怎么搞，搞得好与坏，也要以生产力为标准。生产力发展了，我们才可以摆脱贫穷，进一步发展经济现代化，以至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意识文化水平。郭明义精神面向社会主义方向，工业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才得以进行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选择他们实现工业化外在表现形式。经验所指，这种选择从来就不是抽象的随意的选择，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选择。
社会主义反其道而行，把“物”统治“人”的反常状况颠倒过来，使人成为主体，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全部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我们要用结合的思想、发展的思想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道德问题、精神现象问题。我们必须要从物质的世界来看待郭明义精神的高尚，这不是一种跨度，也不是一种背离，而是一种中国的大思想。
郭明义是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楷模、我国企业职工的杰出代表。他30年如一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扶危济困，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和中国工人阶级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
郭明义精神是面向世界并具有时代性特点的。面向世界是现代思维方式在空间上的逻辑延伸。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当代物质生产的世界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那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郭明义精神也正在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发展、融合。中国从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中走向世界，面向世界，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世界价值，也关系着能否树立面向世界的新观念，是中国能否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也是能否实现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更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郭明义精神的根源。郭明义精神的产生及发展无论是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具有相对的本质性和规律性。郭明义精神的实质性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但是对郭明义精神实质及其规律的探讨我们首先要选择好恰当的切入点。郭明义精神的实质从生产力的角度上看，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看，郭明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从实践对象的角度来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质的飞跃。郭明义精神是一种思维模式，不把它单纯地看做是简单的思维成果，只是一种简单的外在表现。我们要遵循它的模式规范来深入地、长期地、仔细地进行揣摩和研究。
列宁曾经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要把郭明义精神的真谛研究透彻，我们就必须从多维的角度来审视它。郭明义精神对社会现象是一种现实的精神反映，从个别中把握一般，从个性中把握共性，是工业化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尤其是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繁荣发展的好时期，我们必须从多维的角度来看待它。然而重中之重，则是我们首先要具备科学研究的必要品质。要有耐心、有恒心、有信心对待郭明义精神的真谛，我们要从实践中磨砺自己，锻造自己，发现并提高自己。
郭明义在部队就是学雷锋标兵，回到鞍钢后，做过驾驶员、团支部书记、党委宣传部干事、车间统计员，现在是采场公路员，主管采场公路设计、建设和管护。从机关到企业、从党政官员到技术干部，郭明义走的似乎是一条“下坡路”。但是，郭明义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不认为自己越走越低，也没有感到有什么落差。干公路管理员，离领导远了，但离群众近了，离现场近了。”当别人都渴望成为一颗晶莹的钻石的时候，他甘愿做一块砖；当别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大海的时候，他甘愿做大海里的一滴水。
郭明义无私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充分演绎，就是辽宁人民对共产主义无比坚定信念的时代升华；就是千千万万辽宁人无论身处逆境顺境，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心怀天下，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鲜活注释。郭明义的崇高精神，丝毫没有脱离辽宁社会生活的现实，是他本人在辽宁这块沃土上工作、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厚积薄发。学习郭明义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中国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必须着力引导广大职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建功立业的时代洪流。面对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实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紧紧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主题，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积极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不断巩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劳动能力和劳动水平；塑造人民伟大、劳动神圣的主导理念，在全社会培育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让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都认识并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使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为广大职工的共同追求；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积极为实现这项重大战略任务贡献力量。
郭明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凝聚着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这一精神，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伟大标志，也是一本博大的教科书，它将教育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高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旗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腾飞不懈奋斗。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郭明义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朴素而深厚的社会道义感。郭明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忠于职守，从不计较工作岗位的高低和工作条件的好坏，尽心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而且总是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不计享受。郭明义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让爱的力量更强大，郭明义先后组织成立了郭明义爱心联队、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急救队、无偿献血志愿者应急服务队、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等7个队伍，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大爱的传播者。大到献血、捐钱、捐物，小到洗澡时帮工友搓背，对郭明义来说，几十年坚持做好事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经意、不刻意，甚至不在意，从而达到了一种境界。这种人生的境界来源于他对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坚守，他从中也收获了快乐和满足。而当这种境界被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和效仿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温暖而和谐。共和国60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是需要代际传承与永恒延续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追求，但总有一些精神财富会让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都受感动，都去珍惜。共和国60多年，形成了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群体的闪光精神，这既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所特有的财富，也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彪炳千秋的永恒记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与国际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郭明义精神必须面对的挑战。如何才能在世界的风风雨雨的大浪潮中使郭明义精神能够屹立不倒，那就是郭明义精神的实践性。何为面向未来，有了目标、有了步骤，那么接下来的显而易见就是实践，任何一项工程的成功如果缺少了实践的环节，那么这项工程是永远不可能竣工的。中国工业化发展到现在是经过多少年、多少人、多少物力、多少财力才得到的累累硕果，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是建设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是无数中国人民一点一滴靠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它是实践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晶。由此我们可知，一种精神需要鼓励，一种意识需要发扬，一种思想需要实践。郭明义精神的产生就是从实践中来，并回归到实践中去，无论是孩童还是已经爬满岁月痕迹的老人，我们都要认真地结合郭明义的精神，使之融合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之中。尤其是在中国逐渐迈进后工业化社会中，我们更要把握好时机，使郭明义精神的实践性与现实的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使之实践性、科学性、正确性得到真正的发扬。
从哲学视角考察，目标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力求达到的境地。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目标则是指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力求达到的境界。目标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重要因素，总是表现着思维对未来的展望，对未来的预测，表现着思维的超前性。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总是把未来作为思维的目标，这个目标越明确，表明人们的活动越自觉，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越明显。因而，在思维中把未来确定为明确的目标，那这种目标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思维拥有着超强的预测性，目标就是人们运用思维模式的运转而创造出来的产品，对未来能够做出客观的预测，并在实践中运用自如，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当下仔细地去思考应该如何更好使用这种思维、意识、精神的超强作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必须经受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处于不败之地。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中枢神经，一个人的行为也是受它的支配，所以，我们必须从实践性的角度来考察精神及其对行为的重要性。
事物是过程集合体，任何事物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也就必定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为，事物的未来是与事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相联系的，把握了事物的必然性也就从本质上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因此，面向未来也就是面向必然的历史，因而也是一种前进的展望。
郭明义精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把助人为乐、利他作为目标的思维起点，所以我们按照他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去实践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也因此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满足。它是有利于人们思考问题的切入点的确切性，因此我们对此应该怀着感恩的态度来接受并实践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利他的思维方式不是由郭明义发明出来的，而是从中华民族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已经在血液中流淌着这样的血液，那么这种精神的发展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到是从雷锋精神开始，它是一脉相承的，从时传祥、王进喜，到倪志福、郝建秀，从李素丽、徐虎、王选、袁隆平，到李斌、许振超等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如今把郭明义精神的认识提高到思维方式上看，作为中国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理论指导，它就必须具有实践精神，它的实践性并不是人们所赋予它的，而是从它作为一种思维习惯、思维定式开始，本身就具有的一种特性。
郭明义精神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形式，它要求在辩证思维中准确地把握思维的目标和方向。思维的目标和方向是由思维主体的价值观决定的。由于人们的价值观不同，其思维的目标和方向也就不同。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在认真地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生产工作的劳动技能，那么面对如此繁荣的世界大市场，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中的威望与盛名是由我们民族的魅力及本质血液所赋予的，这不是自夸，也不是浮华，而是一种真正地得到全世界人们所认真称道的民族特征。随着现代社会的大力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些人，面对资本的诱惑、金钱的诱惑、欲望的诱惑，忘却了自己、放弃了本性、退化到了原始，这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现象。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大千世界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那么为什么雷锋能够抵挡，郭明义能够抵挡，同样是人，同样是中国人，贪官污吏们却放弃了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要素，退化到原始，还不如一个禽兽，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污秽了，他的价值观已经被歪曲了，他已经被市场经济中最腐朽的观念所侵蚀，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是已经偏离人生正途的人。
我们不得不说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正在从“出大力，流大汗”、“努力干苦干加巧干”、“从能干到会干”，向知识型、科技型、创造社会效益型、经济效益型方向转变。这样的变化，与新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并逐步向世界开放的转变过程完全合拍。每一个时代所推举出的劳模，全都代表着该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健康向上的力量。社会学家艾君认为，劳模是时代的永远领跑者；劳模，意味着一种“取向”，是一个时代的追寻脚步、人生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郭明义精神是我们不能复制粘贴的精神，但是我们却是拥有相同的血液、相同的思想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