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乡，与我们的民族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是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和我。1950年年底，我在苏州农专响应祖国“抗美援朝”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通知我考取的是炮兵学校，后又转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我原来最怕学的英语，准备到朝鲜前线去做翻译工作。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和平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外培养我国第一批西班牙语干部。我与20多位同学转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种语言。我在北外度过了约五年准军事生活。我不仅学会了外语，而且初步确立了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和信仰。1955年中央决定由中央广电局开办西班牙语对外广播。1955年10月，我从北外调入中央广电局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从此，我踏上了一生从事的国际新闻工作的征途。1958年8月起，我被借调到重庆杂技团当翻译，访问拉丁美洲四国。我首次踏上拉美大地，一直到1959年的4月。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富饶而又贫困的大陆。1959年4月13日，杂技团随团的新华社记者孔迈同志和我一起，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去建立西半球第一个新华社分社，并报道古巴革命。我在古巴一直工作到1965年年底。这近七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使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驻外记者。1966年初起，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做翻译和编辑工作。不久“文革”开始。在这漫长的十年中，从1967年起约有三年半时间我参加了“运动”。1969年夏天起，我被任命为国际部发稿助理，还是回到了新闻报道工作岗位上。最初，我被派到北京化工三厂去“调研”和劳动了半年。以后，到1973年的3月约有三年半时间，在国际部发稿组值班。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与周总理办公室联系，请示国际报道问题。周总理经常批改我们的国际新闻稿件、评论和请示报告。我看到了周总理处理国际和外交问题的智慧，以及他那种极端细心、严谨和认真的工作作风。这段时间不算长，但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1973年春天，我被派到墨西哥去恢复新华社墨西哥分社，在那里工作了约近三年。1976年初，我又回到新华社国际部，在值班室做发稿助理工作。一回国，我又被派到北京房山新华社的“干校”劳动了半年。“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感到欢心鼓舞。1978年春天我被任命为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接着，我曾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拉美的秘鲁、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墨西哥四国，为时50多天。1978年夏天到1979年初，我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在党校，我认真地阅读了几本马克斯主义理论的原著，并着重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党校学习结束后我即被派到烟台地区去做调研工作，直到1980年的春节。在那一年的地方工作中，我感到国际报道工作的方法也适用于国内报道。1980年夏，我被派到巴西去恢复新华社分社的工作，在那里工作了约两年多才又回到新华社国际部。我在巴西工作时感到，巴西几乎是拉丁美洲的“一半”，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没有巴西工作的经历，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可以说，1982年开始，新华社进入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阶段。1984年和1986年我先后被任命为新华社国际部主任和新华社副社长。我参予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的探索性工作，应该说有些工作是我社前人所未做过的。1995年初，我从新华社国际新闻工作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手中的笔也从未放下。
近日，我从书架里取出许多年保存下来的大批稿件。我整理出了近百篇，第一篇是1959年写的，最后一篇是2013年10月发表的。我把这些稿件按时间顺序或分门别类编在一起，此时我仿佛看见了身后出现一条我一生从事国际新闻工作的漫长道路。我感悟到，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或更确切地说，是我身处那个时代的国家的需要，把我推上了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征途的。有部分稿件，是不同时期写成的，涉及同一事件，因此在内容上有些重复，但现在已不好删改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其中有些文章的内容说得不完全对，但这些文字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也正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于是，我产生了选出一批稿件编辑一本书的想法。我想，对我个人说来，我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足迹是一笔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而对那些从事我同一事业的后来者来说，或许也有借鉴意义。
2011年“七一”前夕，有关新闻主管部门请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万京华同志来采访我，要我介绍我的新闻生涯。同年，《对外传播》杂志第七期在《外宣战线老党员》栏目中发表了她的采访记：《从哈瓦那开始——访新华社原副社长庞炳庵》。这篇文章在叙述了我一生的新闻工作后，有这样一段结束语：
“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新闻工作的老记者，庞炳庵至今仍非常关心我国的对外报道和国际报道，他认为做好驻外记者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二、要善于吃透两头，即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实际工作情况，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三、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不仅要深入了解驻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要对世界大局、发展趋势、新的理论与思维等有充分认知，争取成为某一领域、某一国家或地区研究方面的专家；四、至少要掌握一至两门外语，并有较好的中文功底，可以熟练运用语言工具与采访对象直接沟通和交流。”
应该说，在过去一生的国际新闻工作中，我是这样努力要求自己的。
我把这段话与我上面介绍我一生经历的文字结合起来，作为这本书的前言。
写于2014年5月29日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