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哲学难题之谜的破解
布哈林说，人们不会去数落在窗户上的苍蝇有多少只，可是牧民会计算自己有多少头牛和羊，因为前者与个人生活无关，而后者即牛羊是自己的财产。人只关心自己或创造自己需要的东西。各门科学、各种技术，甚至各种风俗禁忌，无不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与人类无关的学说是不可能产生的。哲学不是哲学家们闲极无聊的思索。哲学需要思索，需要有闲暇，但思索与闲暇并不是哲学产生的原因，而是产生哲学的条件。
什么是哲学？是个难题。从来没有一种学科像哲学这样，它存在着、发展着，而且出现各种学派，但不知道是什么，都在追问什么是哲学。哲学家为“什么是哲学”而为难。黑格尔说过，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
罗素也说，哲学是无法定义的。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数学，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典上的定义，说数学是数的科学。对于任何一个具体学科，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但我们不能说哲学是关于哲学的学说，这种同义反复毫无意义。连黑格尔、罗素这样顶尖哲学家都为什么是哲学而为难，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所谓难题，并不是说哲学家不知道什么是哲学，而是难在寻找一个一致赞同的“什么是哲学”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个共同定义还不存在。每个哲学家都知道什么是哲学，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对什么是哲学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哲学家来说，哲学就是自己研究的东西，自己研究的就是哲学。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本质的多义性是哲学的缺点，因此他要寻找“真的哲学概念”。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反思的学说”，是对思想的思想。他说哲学是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意思与反思一样，对事实的反思是对事实内在的反思，即对思想的反思。当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时，他实际是在说，全部哲学史或者说历史上的哲学家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对思想的反思，哲学史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即思想和精神。马克思说，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家是“回顾既往的意识”，是“事后才上场的”。
我们能不能换个视角，不着力寻找“什么是哲学”的共同定义，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求人类为什么需要哲学，全部哲学发展史向我们展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
哲学离不开人类的需要。人与动物不同，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它的生存是适应自然，而人类需要改造自然，为此需要理解自然，理解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哲学当然是哲学家的创造，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学识和爱好创造某种哲学的。但把哲学的产生仅仅归为哲学家的个人兴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哲学。从根本上说，人类只有产生理解自身生存环境的需要，才会产生哲学。没有人类对哲学的需要，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哲学家。人类需要哲学，才会出现哲学和哲学家。这不是实用主义。哲学确实是有用的。如果哲学根本无用，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哲学。我们还没有见过绝对无用的东西能成为一门学问。哲学无用即有用，无小用有大用，大用仍然是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自认为是为哲学而哲学，毫无实用之意，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大都是有闲有钱有奴隶的人，不是为了个人生存而爱好智慧。可他们自认为为知识而知识的哲学，就真的无用吗？不是，只要看到至今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思想仍在影响人类，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时代的哲学思维，就知道哲学是为“用”而产生的。哲学家把哲学视为灵魂的追求，鄙视追求实用，但实际上，只要一种哲学产生出来，就会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发生影响作用。一个民族的哲学家越是伟大，他的影响作用越久远，就越能超越国界。
人类处境有相似之处，都要面对残酷的自然，面对许许多多困扰人类生存的自然问题，面对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因此，如何认识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认识人类自己、认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就成为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根本性问题。人类要理解自然才会产生自然观，理解人和人类生活的意义才会产生人生观，理解社会才会产生社会历史观。人类生存需要解答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就构成哲学的本质。人类哲学思想不可能同时提出这些问题，而是先从对自然本质的探索，逐步发展到认识人类自己。当人类的自我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对人生百态和人类命运进行回答时，就会进入社会问题的探索。尽管人类对自然、人、社会的哲学探索过程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学派，哲学体系和人物的更替也因此表现为哲学史，但它展示的是从不同问题、不同角度、不同水平切入的对自然、人和人类社会普遍问题的求索。
没有抽象的自然、抽象的人和人类社会，它们都必然表现为特定民族生存中的现实自然、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哲学具有共性，但由于各个民族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各自的生存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各个民族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有的民族哲学思维发展较早，被称为哲学早熟的民族，如古代希腊、印度、中国，以及两河流域的埃及、巴比伦等。哲学具有民族性，会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哲学。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人类面对的自然、社会不同，人类面对的自身的问题也不同，因而会产生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哲学体系。没有抽象哲学家，哲学家都是现实的具有个性的思想者。即使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时代，其哲学家的兴趣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切入点和思维方式也不同，因而哲学是有个性的存在，这就是不同的哲学体系。由于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体性，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归根结底都不可能超出一个大圆圈，这就是都离不开对自然、人与社会的根本问题的探索。
不要抽象争论哲学是“一”还是“多”。哲学既是“一”又是“多”。哲学是“一”，但它的存在方式是“多”。哲学没有唯一的榜样，哲学以哲学家为承载器具，以哲学体系的方式存在，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方式存在。哲学体系无论如何多样，它都是哲学，都属于同一学科，都是以各种方式探索自然、探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关系中的普遍性问题。哲学异中有同，哲学可以由于共同的对象而成为一个学科——哲学学科。
哲学体系间的区别是哲学问题探讨的方式和解决方式，运用的范畴和概念不同，而不是哲学与非哲学的不同，这种差别是同中之异。同中之异是哲学史，异中之同是哲学。人类的生存和实践需要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决定哲学应该有共同定义，而哲学史展示的是差异性中的共同点，也表明哲学可以定义。
哲学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源于人类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社会和对人自身理解的要求。人类并不是从成为人开始就有产生哲学的要求和能力，最初只有牲畜般的动物意识。哲学的产生需要人类文化的积累、抽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分工的出现，需要一些有空思考的智者。不管哲学在何种条件下产生，它的产生决不是源于爱好思辨的哲人的头脑，也不是单纯出于惊奇，尽管哲学的产生需要哲学家和哲学探索的头脑，需要面对无法理解的种种自然现象的惊奇。哲学探索可以说是哲学探险和探奇。
哲学史表明，哲学的产生就是为了人类生存和实践的需要，而不是单纯出于哲学家的思辨爱好。那种认为哲学应该高居哲学圣殿，离生活、离群众越远越好的观点，是与人类对哲学的需要相悖的。凡是伟大的哲学家，无一不对自己时代有关自然、人或社会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者以哲学方式提出问题，或者探求答案。哲学研究需要闲暇，需要兴趣，但更需要对“什么是哲学”的正确理解。
02 哲学的使命
有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哲学教员，夸大点是哲学家，谦虚点是哲学工作者。可人家又问，哲学工作者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使命是什么？这就很难回答了。我相信许多像我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哲学的使命问题。
一个理发师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理发员就是为人理发，如何把头发理好，或者理得有点花样，顾客满意，这就是他们的使命。
一个修鞋的人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修鞋。把鞋修好、修结实，顾客拎破鞋而来，取好鞋而回，这就是修鞋者的使命。
一个厨师知道自己是做饭做菜的，把菜做得色香味俱全，食客称赞；医生知道自己是治病救人，行医济世；律师知道自己是为人打官司的。总之，各个行当、各个职业，都知道自己的使命和任务，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什么叫干好，什么叫没有干好。唯独哲学家缺少这种专业意识和自觉性。可以说，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何谓哲学水平高，何谓低。以为能写别人不懂的文章和著作，能思辨，能绕来绕去，就是高。连这点都没弄清楚，遑论哲学的使命！
哲学不是一种实用性技能。实用性技能是手艺，像理发师、厨师、木工之类。这些有技艺的人靠手艺为生，他们的使命就是他们的技能的实现，运用他们的技能实现他们的目的，一清二楚，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哲学也不是一种专业性技能。医生、律师都是具有专业性质的职业，有明确的职业分工和特殊的专业技能。干什么，为什么干，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也是一清二楚的。
唯独哲学什么也不是。哲学不是实用性技能，因为它不是靠手艺为生，哲学水平的高低并不在“手”上；哲学没有一种工具，不像理发师有电剪，木工有刨子。哲学也不是某种具体的专业性技能，以具体的知识为手段。哲学家不能以哲学为职业，三百六十行中，没有哲学这一行当。当然，哲学家可以当教师教授哲学，他的职业是教师；可以当研究员研究哲学，他的职业是研究员。哲学是课程的内容、研究的内容。哲学是一种学科分类，而不是一种职业分类。
哲学既不是实用性技能，即不是一种手艺；也不是一种具体的专业性技能，不可以成为社会的一种职业、一种行当。但是，哲学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最具重要性的一门学问，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所能达到的智慧水平。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灵魂，是人类全部知识和实践的积极成果的凝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以拥有伟大哲学家而自豪。古希腊罗马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有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等。尼采说过，如果一个民族一个贤哲都没有，那是丢脸的事。
为什么对哲学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评价？因为评价的标准不同。如果从直接实用的角度看，当然实用性技能最有用，谁的头发长了不需要理发呢？所谓“一招鲜，吃遍天”，讲的就是这种实用性。如果着眼于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教化和人文素质，却必然要重视哲学的价值。如果哲学真的一无用处，这种文化现象岂不令人费解！哲学肯定有用，肯定有大用，但我们不知其用，不知应如何用，才认为它无用。因为知道哲学的大用就是理解哲学，而理解哲学就是一种对哲学作用的哲学理解，是有哲学素养的表现。
哲学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这种技能，一般人很难理解，很难应用，也很难学会。因为它不像理发师有剪子，木工有刨子，医生有听诊器，律师有各种法律条文，哲学家似乎什么也没有。哲学的技能就在于它是思维的技能、思想的技能，它最大的技能就是引导或者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抽象思维的特点是不可能依靠任何有形的工具，像马克思说的，化学家可以用试纸，物理学家可以用显微镜，而哲学依靠的是抽象思维能力。如果说哲学有技能的话，哲学最大的技能就是拥有善于抽象思维的头脑——哲学头脑，善于观察事物的眼睛——哲学的眼睛。哲学家的眼睛和非哲学家的眼睛的区别就在于它能从现象看到本质，从事物看到过程，从现在看到未来，即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察近观远，高瞻远瞩。哲学的眼睛就是哲学头脑的表现。没有哲学思维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哲学观察的眼睛，就不可能有理论思维能力，永远只能就事论事。
可以说，哲学是有技能的，并非人们所说的一无所能。它的技能就是思维的技能。怀特把哲学比作斧头，他认为，哲学是为某种目的而设计出来供使用的工具。就此而言，哲学与斧头并无二致。一种哲学可能比另一种哲学优胜些，意味着前一种哲学是一种较好的解释工具，恰似一把砍劈工具比另一把更锋利一样。当然，任何比喻都是不完善的。哲学不可能完全类似于斧头，因为它是具有高度哲学素养才能运用的思维工具。学习某一种技能要求的是训练，是熟练，而哲学的技能是包括人格、理性、信念在内的思维技能，而不单纯是一种实用性技能。它绝非无用，而是超越一切技能的最具价值的技能。
哲学需要专门学习，需要专门研究。否则何必办哲学系？哲学系就是对哲学进行专门学习和专门研究的。陈云说，学习哲学，终身受益，正是强调它是超越一切技能的最重要的技能。
要懂得哲学作为思维技能的重要性，就要理解人。人是宇宙中唯一能思维的动物。帕斯卡称人为“能思想的芦苇”。人虽然就其自然本能来说，与其他动物相比是最弱的，仿佛是芦苇，可人有思想，能思维，因而人能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这就是人作为人的力量所在。可以思维不等于善于思维，能实践不等于能正确实践，要使人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人，不仅要能思维而且要善于思维，能实践而且要善于实践，就必须学习哲学。因为正确的实践和思维能力，都要求拥有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基本理论和正确的思维方法。这些不是任何具体科学、任何专门技能提供的。
哲学学说不同于教科书。哲学家的工作是创立哲学学说，而不是编哲学教材。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体系能包括各种不同的功能，因为哲学是多种多样的，它的使命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哲学传统偏重政治、人生、伦理，所以中国哲学对如何做人、处世强调较多。例如，孔子把他的道德哲学视为修齐治平的箴言，老子视为“众妙之门”，庄子视为齐万物，一生死，达到至人、真人境界的要言妙道。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仍为哲学家们称道。西方哲学传统重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对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思维方法的功能比较强调。
从哲学史看，中国哲学家负有政治和道德使命，西方哲学家负有科学使命。中国哲学家多是政治家，西方哲学家多是科学家，就可见一斑。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费希特在《学者的使命》中也专门讲到哲学的人文使命，强调全部哲学，一切人类的思维和学说，其目的无非是要回答最高最深的问题，即人的使命是什么？通过什么手段才能最稳妥地完成这一使命？在费希特看来，哲学的使命在于回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所有以往哲学中，马克思赋予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最重要使命，就是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哲学由哲学学说变为实践的哲学，变为行动的指南。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大脑时，实际上是说明哲学之所以能担当改造世界的伟大使命，因为它起着人类头脑的作用。人类不可能没有哲学，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大脑。没有哲学的世界是愚蠢的没有智慧的世界，而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更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毛泽东如此重视哲学的学习，尤其是每当革命事业或社会主义建设因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错误而遭遇挫折时，总是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哲学，并亲自指定书目，规定要读多少本书的原因。
我们说哲学学说不是教科书，但从功能的角度又可以说它是教科书，因为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为人类的哲学思考提供智慧。哲学智慧就像大海，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个大海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各种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吸取它们各自的精华，概括出哲学的积极作用。哲学可以提供世界观，这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总体性、本质性、规律性的哲学图景；哲学可以提供关于认识的理论，它是关于如何获得正确认识和检验认识的指导；哲学可以提供思维方法，因为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可以在实际应用中成为认识和思维的方法。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和他自己“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
总之，哲学是一种素质，是一种才能，是一种品格。真正具有哲学胸怀的人，目光远大、豁达、宽容、雅量，不会为鸡虫得失而斤斤计较。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具有儒家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理想的人，“小人”则反之。
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应用的哲学。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性。毛泽东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种理论能够应用，意味着它具有某种“可用”的功能。哲学不是一种实用性技能，但它是比任何实用性技能更有用处的理论思维技能；哲学不是一种专门职业，但它是任何职业都离不开的一种特殊的职业。任何实用技能都离不开哲学。革命、建设需要哲学，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哲学。一个好的厨师不仅要知道调和五味，而且要会看火候。调和五味就是和而不同，看火候就是掌握度。这都是哲学，他们不一定懂哲学但都在自发地按哲学规律办事。一个好的理发师应该根据脸型头型调整发型；一个好的律师一定思维严密，在法庭上语无伦次绝不会是一个好律师；一个好的医生绝不应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有辩证思维和整体观念，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尼采说过，在一切科学思想甚至猜想的深处都可以找到哲学思维的踪迹。所以，哲学无处不在，哲学无处不可用。问题是要学习哲学，掌握哲学，不要使应用庸俗化、简单化。
03 再谈哲学的使命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科学与技术的落后是不言而喻的。可对人文学科来说，不见得如此。诗人会因民族的苦难而大声呐喊，作家会因社会的黑暗而横眉怒对，愤而为文，字字泣血，句句如刀。所谓投枪匕首式的文字，只能是出于黑暗的压力。可国家太平，日子似乎很平淡，没有风暴没有雷电，也没有激情。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思想方向，认清自己的新使命，很难出新的精品。小说只能是情爱文学，历史剧只能是戏说，影片多是拳头与床头。诗，不是风花雪月，就是自作多情、无病呻吟。好的作品多来自生活。许多著名的篇章是苦难磨出来的，不是酒足饭饱后侃出来的，“民族危亡多壮士，国家无事唱檀郎”。
文学名著是不可复制的，它只能应时而生。每个时代的作家如何适应自己的时代，明确自己新的使命，调整写作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只能封笔或陷入平庸。在文学史上，有的作品有上半部而没有下半部，或者江郎才尽，这些都是常事。
历史是会有空白的。除了在文学史或其他思想史上，接连不断一茬接一茬出现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事几乎没有。写作不是木工活儿，并不存在一种随时随地都能制作产品的不变技巧。思想终究是思想，在一种地方枝盛叶茂，换个地方或许会枯萎。何况“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有没有新人，有没有新作品，这才是判断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准。
作家如此，哲学家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总以为哲学家不食人间烟火，只要闭门苦思就能写出传世之作，这是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幼稚想法。真正有成就的哲学家是应时代需要而生的。尼采说，每当危机重重，时间之轮越转越快，哲学家就应运而生，天才产生于开始意识到自身危机的民族。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兴起，清末西学的传入，以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无不有它们的时代背景和需要。西方也是如此，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资产阶级的启蒙哲学、英国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无不基于社会的需要。有社会需要就会出现一批适应这种需要的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法德的无产阶级苦于资本主义矛盾而产生的对人类摆脱苦难的探求。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社会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一大批哲学家是不可能产生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一段具有总结性的话，他在列举了从文王拘而演周易以及历史上许多名人名著之后说，这些著作“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里说的既有个人遭遇，也有民族的不幸。民族危机往往会在更大范围内更广泛地推动文史哲的发展。文学家们喜欢讲20世纪30年代，那不正是民族危如累卵时吗？
难道我们因为要出传世之作，就要整个民族重新陷于苦难吗？这当然是荒唐的想法，也没有人会这样想。新时代、新任务，为什么就不能出新作品呢？文章憎命达，对个人可能如此，做官就难以有空为文，或难以知道或了解下层人民的艰辛，难道整个民族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样，就注定人文科学不能发展。因为中国社会只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富裕，生活只能越来越好。这样，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生活越好，人文越糟，整个民族都躺在沙发上听情歌打发无聊空虚的日子。这不就是整个民族的人文危机吗？精神的匮乏可能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
如果真是这样，这可是整个民族的平庸时代。我相信，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和处境不允许我们这样。不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就是倒退或毁灭。历史并没有给我们进行保险，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党一直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原因正在于此。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和哲学，成就和方式也不可能一样。文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有大年有小年，有高峰有低谷，不能说我们的文学和哲学当前就一定处于低谷期。其实，推动文学和哲学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很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对文学还是哲学都提供了可供总结的素材，其中有需要大力歌颂的旷世伟业，当然也有某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的文学反思和哲学思考。问题在于我们的屁股已经习惯于沙发、身体习惯于宽敞的客厅，这才是危险所在。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文学艺术的劳动就没有对象，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段话，对我们的哲学同样适用。
我经常想，我们这些“哲学家”是什么人，要我们干什么？如果我们写的东西别人不爱看，看不懂，既没有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哲学分析，也没有对理论问题的思想闪光，只有自言自语的哲学独白或对唱，这种哲学有用吗？能走多远？能不被边缘化吗？
我们的时代与社会为哲学的发展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很大。仅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言，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很多，其中不少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课题。不是没有什么可研究的，而是我们没有深入研究。
我在平遥参观，看到旧县衙大堂上的两副楹联，一副的上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下联是“得一官为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还有一副的上联是“不求当道称能吏”，下联是“愿共斯民做好人”。我们有些干部看到这种楹联，不知有何感想？一些理论文章对于社会腐败现象，不痛不痒、不中腠理、说不清问题的实质，也没有可行的对策，这种所谓哲学思考是没有用的。
现在不是艾思奇写《大众哲学》的时代，但我们需要艾思奇写《大众哲学》的那种精神。哲学当然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高深学问，也有特殊的专业要求。哲学家不是万事通，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接近群众、接近实际，能够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给予分析，而不是缩在神圣的哲学殿堂里咀嚼自我。
04 哲学的智慧
对智慧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宗教所宣扬的神的智慧，基督教认为上帝代表智慧，有智慧的人就是信仰上帝的人；一种是人的智慧，即人间的智慧。马克思说过，宗教是来世的智慧，哲学是现实的智慧。宗教关心的是来世，是彼岸世界，是死后的世界；哲学关心的是现实世界，是今生今世。因此，哲学代表的是人的智慧。
从哲学上来说，究竟什么是智慧，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智慧不等于天分，不等于智商高。当然白痴难以成为有智慧的人，但智商高只是生理条件优越，如后天不学习也不可能成为有智慧的人，王安石的著名文章《伤仲永》就是一个例子。古人说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也是这个意思。
知识也不等于智慧。哲学智慧不同于实证知识。比如说，知道水0℃会结冰，100℃会变为汽，这是科学知识，但由此知道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并懂得防微杜渐，能够见于未萌而不是谙于成事，这是哲学智慧。知道树叶有正面有背面，房子有阴面有阳面，这是常识，可由此知道事物无不有两面，能够全面看问题，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就是哲学智慧。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生活知识，可以比喻官民关系并从中引出治国之道，这是历史智慧。最有趣的是，一些看似违背常识的论断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说白马非马显然违背事实，可中国哲学中关于白马非马的命题却包含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哲理。说卵有毛，显然不是事实，可如果卵无毛为什么鸡有毛？鸡的毛是从哪里来的？这显然包含哲学中关于抽象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可能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事物变化的同一性问题。飞矢不动不符合事实，可它揭示的运动过程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观点，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哲学智慧与实证知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虽然要以具体知识为依据，但它揭示的是各种知识中蕴含的普遍规律和意义。
我们可以从各种百科全书中查到所需的知识，但绝不可能查到智慧。智慧是一种洞悉问题的能力，它是人类知识和个人实践经验的完美结合和升华。书读得多不一定有智慧，书呆子式的人物并不少见，但是哲学智慧又不能离开对哲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一个人根本不学习哲学，不了解有哪些哲学问题，有哪些哲学派别，有哪些大哲学家和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什么，如此等等，不可能有哲学智慧。
智慧和知识不是相互分离的。赫拉克利特说过，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事情；西塞罗说，无知是智慧的黑夜，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黑夜；爱尔维修说，无知会使智慧因缺乏食粮而萎缩。智慧虽然不同于知识，但智慧必须依赖知识。中国古代“智”与“知”是通假字，古书中的“知”字就是“智”字。一个既没有书本知识又没有实践知识的人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一个既无文化素养，又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不参与实践活动的人，怎么可能有智慧呢？
哲学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但哲学思维方式、思维能力、思维素质是要通过自己的体悟，并在实践中通过运用哲学才能逐步积累起来的。大家都读过《西游记》，孙悟空本领大，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唐僧何必骑马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苦去取经呢？孙悟空背着他师父脚不沾地就把经取回来了，岂不省却了许多麻烦？不行，真经是要唐僧自己一步一步去西天取回来的，正如智慧是要自己亲身体悟和积累一样。唐僧即使有高徒齐天大圣，仍然要一步一步去西天取经，暗喻真经是要历经磨难才能取得的。智慧不是单纯的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一种在长期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由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而内化成的特有的辨别力。
有智慧比有知识具有更高的判断力。毛泽东对历史非常熟悉，喜欢读史书。对他来说，历史不是故事而是如何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智慧的借鉴。从李自成进北京又退出北京，最终起义失败，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1949年初进北京城，同样是进京赶考，可能及格可能不及格，从而寻找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这就是历史智慧。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这是政治智慧，是书本上没有的。
智慧不仅包括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而且包括情感和意志，可以说，是知情意的和谐与统一。情是感情，一个情感淡漠、心胸狭隘、总是怀有嫉妒和负性情绪的人不可能是有智慧的人，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乐观向上、助人为乐、怀有爱心的人。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认为，智慧与道德是不可分的。英国的大诗人雪莱说，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
精明和智慧也是不同的。精明的人是精细考虑自己利益的人，智慧的人是精细考虑他人利益的人。在中国儒家哲学中，智慧与道德是一体的，智与仁是不可分的。获取智慧的过程，对于儒家来说，也就是道德修养的过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至善”这种道德境界。
孔子说自己的学习过程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道德和智慧都最终达到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也是在尘世中最快乐的人。他用不着像贾宝玉那样因苦恼而出家当和尚，而能以平常的心态面对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和名缰利锁。孔子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人间最快乐的人。
不仅要有情，还要有意志。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意志软弱、动摇、毫无进取心的人与一个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的人相比，后者肯定是一个更有智慧的人。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只有知情意统一，才是有智慧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哲学思维的人。如果把学习哲学等同于学习具体科学，是单纯知识的学习，这是违背哲学智慧的本性的。
05 哲学家与水管工
莱·柯拉柯夫斯基在《形而上学的恐怖》中说，切勿在哲学上自寻烦恼；如果你不幸成为一位哲学家，那么你最好寻找一个更令人尊敬的工作，如成为一名护士、牧师、水管工或马戏团的小丑；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彼此相当了解，不会提一些不可能的认识论问题。按柯氏的意思，宁做水管工，也不要做哲学家。
鲁迅先生临终前的遗嘱中有一条，千万不要让儿子做空头文学家，而为了谋生可以寻点小事干干。以文学成就卓著如鲁迅这样的大师尚且如此“教子”，可见靠卖空头吃饭不牢靠也不舒坦。
我这一生就在哲学这个行当中，别无他能，只能依靠“皇粮”为生。我有时想，如果不发工资怎么办，何以为生？哲学家最大的缺陷在于哲学只是一种学问而不是一种职业。哲学家不能以哲学为生，也就是说，哲学不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技能。在古代，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中国，都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些哲学家或者有钱，是奴隶主或地主；或者是做官为政，是大大小小的官吏，衣食不愁。翻开中国哲学史看看，那些有名的哲学家，大抵都有一官半职。进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哲学家如果要生存，只能是在大学教书或在研究院研究，或者为政府出谋划策，参加什么智囊团之类，否则也难以存活。如果想单纯独立地以哲学为生，还不如照柯拉柯夫斯基说的，找个实际的工作干干。当年费尔巴哈的父亲就竭力反对费尔巴哈学哲学。他知道费尔巴哈已痴迷于哲学，不会回心转意，但还是劝阻。他在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说，我深深相信，要说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想到你将遭受到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作用。因此，我们任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任你委身于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尝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
这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现在哲学作为谋生手段并不比费尔巴哈的时代更好一些。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靠的是吃“皇粮”，或当哲学教师，或在社科研究机关，总之并不是哲学个体户。如果把我们推向市场，靠哲学专业为生，也是难矣哉。哲学作为谋生手段是末流，可对人类贡献并非如此。费尔巴哈同时代的那些所谓事业有成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身死名灭，除了自己的家人无人知道，可是一心从事哲学的费尔巴哈，他为人类提供的宝贵的思想财富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费尔巴哈高踞19世纪恢复唯物主义光荣的宝座，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哲学前驱。马克思因费尔巴哈而得以前进，费尔巴哈因马克思主义而得以永生。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一样不朽。
哲学还有个弱点，这就是哲学家的语言和思考的问题，往往无法与常人交流，容易变为行话或哲学独白。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吃苹果时会提问，苹果是真实的苹果还是自己的观念的复合；世界是不是客观的，我不来看花山上的花是否还存在之类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行动，而行动本身就是非思辨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把手放在火里试验“火不热”的问题，没有人会认为火是不热的，没有人会认为山中自开自落的花没有人看，就不存在了。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与常人相距十万八千里，因而被看成是怪人甚至怪物。可是，这些在常人看来的怪问题，确实有其道理。它们训练人们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这就是从不疑处生疑，从熟知中求真知。
哲学不是一个好的谋生手段，绝不是说它无用；哲学的抽象性，并不是说它注定是空头。在有用无用、空头与非空头的问题上，哲学家的看法与世俗看法会有差距。
用，有有用之用，无用之用。一种学问、一种技能，可直接应用并为人们日常需要的，往往是有用的。医学是有用的，人人都会得病，都会牙疼；法学是有用的，人免不了打官司；会计是有用的，只要有经济活动就要有会计；企业管理是有用的，它教人如何管理企业。至于具体的技能特别是专门手艺更是有用，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的。这种用，都能看见。可无用之用是很难看见的，因为它并不是人人都需要，都能体会的。它的用，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当然最终也功在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例如，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学家要靠历史为生是很难的。除了当教员、当研究员外，也别无他能。不可能在市场中去出卖自己的历史知识和才能，除非写成书，或上电台演讲，而写书、上电台，已经是以写作和演讲为生而不是直接以历史知识为生。可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不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肯定已是或即将是当奴隶的国家或当奴隶的民族。灭人之国，必须消灭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对历史的记忆。这是历史的经验。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东北人对这一点有切身体会。
哲学也是无用之学。谁要用功利主义观点看待哲学，期待哲学成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那当然认为它是无用的。可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哲学是有用之学，而且用处大得很，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没有哲学传统的民族是肤浅的民族，没有深厚的思想土壤。费尔巴哈说人有两个金苹果：一个是钱，另一个是哲学；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给我提供现世永恒福祉的享用，我将变得丰富，无限的丰富。哲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确，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哲学的教化作用，可以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个人意识中得到反映。
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就肩负特殊的使命，就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为他们在进入社会后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和观察问题的方法，打下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这个过程，既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也是对学生原来接受的错误观点的清理，更是与各种影响学生的错误社会思潮的一种争夺。我们都知道学生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一旦被错误的观点侵入，特别是一旦定型化，是很难改变的。很多人不懂一个简单的道理，一门专业课没有学好甚至不及格还可以补考补修，可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开始就歪了，满脑子糊涂观点，这可是影响一辈子的事。从这个角度说，专业课影响一时一事，哲学课影响一生一世。这能说哲学无用吗？
哲学抽象，这正是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之所在。抽象并非空洞，哲学家不等于空头。中外哲学史上的那些大家们，尽管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在常人看来玄妙莫测，但并不是空头。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是难懂的，甚至是晦涩的；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许终身难以理解，要不断体会。可这些都是人类的思想瑰宝，像马克思说的都是人类天才的多年劳动、繁重艰辛孤独工作的果实，是使人困顿的无形的思想斗争的成果。正是这些哲学家们多年的世世代代的艰苦劳动，才使人们更多地理解宇宙和人生的真谛。
空头哲学家是有的，这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哲学家。既不能真正研究一些形而上的问题，给人以智慧和启迪；又不能面对形而下的问题，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从哲学角度提供一些看法，从思想方法上为人们释疑解惑。有的哲学书和文章实在看不懂。我说的是真正看不懂，不知所云，不是说道理深得看不懂。季羡林先生在《人生漫笔》中着实给了这种空头哲学家一棒，他说哲学家的哲学，至矣高矣，但是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让这些哲学，连同他们的“家”坐在神圣殿堂去独观惶惶吧。这段话对我这个终生以哲学为业的人非常刺激。可不能不说这个意见一语中的，非常深刻，非常正确，对于靠空头哲学沽名钓誉者不啻当头棒喝。
哲学的确不是谋生手段。要想发财不要搞哲学，可以买股票去。哲学就是哲学，它不能摆脱抽象性与思辨性。但这不是说，哲学家应该心安理得地当空头哲学家。文学家不应该躲在象牙塔之中，哲学家也不应该缩在哲学的殿堂中。毛泽东当年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现今很是受到非议，被视为取消哲学的“左”的源头。我认为，毛泽东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取消课堂和书本哲学、停止教学和研究当然是错误的。可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必须面对现实生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性教育功能还是有道理的。如果谁非要强辩说，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都是课堂和书本哲学，并没有面对群众，而且自古以来，他们的哲学都是书本哲学，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大哲学家，这样讲对不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
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所有有成就的哲学家都没有停留在课堂和书本上。哲学家不能脱离他们生活的世界，哲学的确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家越伟大，他们的思想越深邃，与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联系就越紧密。尽管他们可能生活在大学里，站在讲堂上或者终生都在书房里，但他们的哲学的确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去捕捉并在不同程度上解决或试图解决他们面临的时代哲学课题。后人从他们的著作中不仅读出了哲学家本人的思想，也读出了他们的时代。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走出了课堂和书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与时代无关的哲学家。如果不这样，他们也成不了伟大的哲学家。凡是与自己时代无关的哲学，也不可能与其他时代有关。适用一切时代的哲学，就是一切时代都不适用的哲学。这种哲学才是真正的空头哲学。
从另一个角度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确没有走出课堂和书本。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以前的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历史使命要求它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这样才能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马克思形象地把他们创立的哲学比喻为“思想闪电”，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提倡从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把它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区分对象，讲究方式，注重效果，不能重复过去“群众学哲学”的形式主义的错误。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低下自己高贵的形而上学头颅，面对群众，俯身于形而下，这不仅不妨碍反而更能丰富我们的课堂教学和书本研究。
如果能这样，就不会变为空头。哲学是需要的，尽管它不是一种好的谋生手段，可是要使生活成为被思考过的有意义的生活，要使宇宙成为被思考过的能理解的宇宙，要使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现象成为可理解的现象，就必须有哲学，即穷根究底的学问。哲学是需要的，尽管它不如当今流行的一些热门学科风光，如果能出一批即使是几个能在世界上立起来的大哲学家，这可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如果要说，几百年出一个，或千年难遇，这对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来说，确实如此。
依我看，哲学家用不着像柯拉柯夫斯基劝告的那样去当护士、当水管工或当马戏团小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哲学工作者完全能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06 一位不懂哲学的国王就像一头戴王冠的驴
这句话是我杜撰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个学者说，不懂文学的国王就像一头戴王冠的驴。我以为不懂文学尚且如此，不懂哲学更可以这样说。何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提倡过哲学王呢。这种说法包含某种夸张和着意的强调。不懂哲学的国王多的是，照样当国王。可是，如果要善于治国理政，当一个既有远见又能体恤民情的统治者，有哲学头脑还是比没有哲学头脑好。当然，哲学不能保证实践不犯错误。这不能怪哲学，而是错误地运用了哲学。吃饭会噎着，这不是吃饭的过错。
我们是普通人，无资格也无水平大谈如何治国。尽管从黄老的无为而治到儒家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主张，都可以说是政治智慧，但这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问题。不懂哲学的国王是不是戴王冠的驴不关我们的事，但哲学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息息相关。我们不能说不懂哲学是徒有其名的人，但可以说善于哲学思维的人是个有智慧的人。
知识不等于智慧。知道1加1等于2是知识，知道1中包括两个0.5是知识，知道1个苹果可以切成两半是生活常识，可是从中得出“独中有对”、“凡物莫不有对”，即一中包含二而且一可分为二，这就是智慧。这不是直接凭感官或经验能知道的，而是从大量知识积累中悟出的道理。所以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是实证知识而是智慧，是宇宙生成的辩证法。同样，知道水有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是化学知识，可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是智慧。因为他从水的特性中引出的是人应如何处世的道德结论。知道白马是马是知识，而说白马非马则是智慧，因为它提出的是个别与一般相互关系的哲学难题。知道1.7米比1.6米高是知识，可由1.8米比1.7米更高，得出世界万物高矮长短是相对的结论，就不是量的知识，而是一种关于对事物认识中存在绝对性与相对性相互关系的智慧。
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非常生动地讲过知识与智慧的区别问题。他说，当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站在矮个子旁边，是因为高个子比矮个子高出一头，同时我还知道10比8大，因为多了2；2尺比1尺长，因为长了1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可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弄清楚事物的原因，例如2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1和1两个数相加形成2，还是把1分开来形成2呢？推而广之，其他事物是如何生长、如何消亡、如何继续存在的更不清楚了。我完全丧失了对获得确切知识的信心。这说明仅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当然，智慧不能离开知识，它来源于知识，可又多出于知识，是对知识中包含的规律和意义的揭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有智慧，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康德说，智慧就是能在无数的问题之中，选择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的话都包含智慧是关乎人类探求真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的意思。
传说在古代希腊，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说，他争辩说我的确看到一张桌子、一个杯子，但我没有看到“桌子性”、“杯子性”。柏拉图回答说，你说得不错，因为人们有用来看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可却没有用来看桌子本质和杯子本质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理念。当然，柏拉图的理念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他说人有用来观察事物本质的眼睛的看法是有启发的。其实，这个眼睛就是哲学的眼睛，因为哲学是一种智慧，它能使我们看得深些、远些，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眼睛只能观察而智慧才能理解。一个东西加一个东西等于两个东西是能用眼睛看到的，而1中包含2必须通过抽象思维。中国哲学中“独中莫不有对”是哲学命题，而不是科学知识命题。
哲学是智慧。人类认识中最高的智慧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规律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智慧，即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哲学把握。当代不少哲学家企图把宇宙的本性和规律问题当作旧唯物主义问题排斥掉，而把哲学局限在主体自身，以为哲学的智慧就是关于人自身的问题。这是偏颇的。把哲学智慧仅限于探讨世界的规律而把人的问题排斥在哲学视野之外，这种哲学对人毫无意义；反过来说，任何关于人和人的意义问题的智慧，如果离开了关于宇宙问题的理解，仅仅就人生说人生是无论如何说不清弄不明的。
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或者说高明之处，是把宇宙与人生问题结合在一起来把握。《庄子·秋水》中有段话很有启发性：“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这就是说只有掌握规律（道），才能通达事物的理，只有把握事物变化的理，才能裕如应变，这样的人才不会受外物的伤害。人无论就其来源和现实存在而言，都不可能离开自然。不懂自然及其规律，对人的理解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因而也不可能知道应该如何对待人类自身。实际上人的智慧从本质上说是人对人的世界、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把握。一个人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我们说此人有智慧。他之所以能如此，正因为他理解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不为表面现象迷惑，比别人看得深看得远，从事物的现象进到本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是自然和人生的事实。理解这种事实，以平常心对待这种事实就是智慧，正如人有生有死，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死亡，而不是妄求长生不老，这就是智慧。离开了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透彻理解，离开了对人生规律的领悟，所谓智慧只能是假大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是很发达的。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说是一本智慧大全，我们仔细读读《道德经》就能体会到，人的智慧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对道的体悟，所谓道就是规律。天道是宇宙规律，人道是社会和人生规律。老子说，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际上讲的就是人自身的自由程度与人对天地的规律即道的把握是相依存的。人的智慧表现在人迅速和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对人的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体悟、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这一切都取决于人对道的体悟。老子从“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规律中体会到人也是不能长生不老的；从“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体悟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道理。这种从宇宙规律、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哲理的例子俯拾即是。尽管其中一些东西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把对人生问题的认识，与对宇宙规律的认识和意义的体悟结合起来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智慧是不能购买和出卖的。我们可以买到哲学书籍，但不等于买到智慧。我们可以讲授哲学，但不一定能传授给学生以智慧。智慧是不能光从读书中得来的。读几本哲学书不一定就有智慧，满腹经纶但缺少智慧的书呆子多的是。我记起《庄子·天道》中关于书的一番高论。说是桓公读书于堂上，有个在堂下制造车轮的匠人轮扁放下工具上去问桓公读什么书。桓公说读圣人的书。轮扁说圣人在乎，答曰已死。既然是古人的书，那只能是糟粕而已。他说我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制造车轮的方法，慢了就松滑而不坚固，快了就滞涩而难入，不快不慢，就能得心应手，这个道理口里说不出来，完全是凭经验积累的技术。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子，儿子也不能继承我的经验。古人和他所不能传授的经验已经消失了，所以你读的就是古人的糟粕。虽然庄子在这里主要是说明言不尽意，但智慧不能离开经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经验是不能凭书本传授的，凡能传授言说的都是理性的间接的东西，要吸取前人的智慧还必须要有自身的经验。
没有生活经验的积累，只能引经据典肯定没有多少智慧。真正有哲学智慧的人，使用的往往是生活语言而不是哲学语言。智慧可以说是哲学的人格化，它被自己的生活实践经验融化于自己的灵魂之中，它不需要刻意引证，不需要查书，不需要装腔作势，而是已经变为自觉的思维方式、处世原则和人生态度。真正的哲学家是生活和实践中的智者，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人。有位学者说，人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实践作为最大的一本书来读，而把书本当作注解。这个说法有道理，对哲学尤其如此。这不是主张不要读书，而是应该善于结合自己的经验来验证、来理解、来消化书中的真理，使它真正变为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仅仅放在口袋里准备引用的格言。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诗人，但很少发现年轻的哲学家。诗，需要生活激情，而哲学，需要生活的磨洗。同一句哲学格言，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人的体会是不同的。
我们除了读哲学书外，还应该善于从生活实践中发现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读多少哲学书的普通人，在遇到人生难题时有时比哲学家更像哲学家。我的邻居有位亲戚是文盲，家庭妇女，五十来岁，得了肠癌。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诉说过，也不知道她有病，她像健康人一样，有说有笑。有一天，她亲戚告诉我说她已经过世了，临死前几天还把丈夫和儿子的棉衣拆洗得干干净净，仿佛要去走亲戚一样。这种态度比庄子鼓盆而歌的态度一点不差。那是书本上的，这是现实的。这位妇女对待死亡的顺其自然的态度是我们知识分子所不及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态度，是一种智者的态度。我们读了多少本哲学书，研究过死亡哲学，可临到死时谁知道怎样呢。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我终生难忘。
我总是劝我的学生要以哲学的态度对待哲学，不要以为哲学水平的高低仅仅取决于读书的多少，而要真正地“悟”，即真正化规律为智慧，把书本上的真理变为生活实践。坦白说我做不到，也没有能力做到。我希望年轻一代能朝这个方向做，真正把外在的哲学变为内在的智慧，而不是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格理想无关的哲学教条。
07 走出神圣的哲学殿堂
文学要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哲学同样应该跨出神圣的哲学殿堂走向生活。其实，哲学原本源于生活，但它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远离生活，从地上升入思辨的天国。
在人类哲学的童年，哲学与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为解决人类生存中所面对的问题而产生的。当人类的思维跨过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它面对的自然力量以及原始神话与原始宗教的解释时，就进入了哲学领域。比起具体的栩栩如生的神话的形象，哲学思维无疑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但思辨性不同于思辨哲学。因为对世界统一性和宇宙生成论最早的哲学解释，都是从可见的对人类自身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出发的。
人类的生活经验不同于科学结论。生活经验依赖于观察，而科学结论决定于科学实验，所以最初的哲学总是与对生活的经验观察不可分。当被称为西方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说，万物来源于水，它表达的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没有水就没有人类；没有水就没有动物，没有植物，也没有生命，因而也就没有生命世界。万物来源于水，这个道理并不来自科学的研究而是源于生活事实。生命万物对水的依赖是普遍现象，所以这个命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例如，中国哲学也有同样的思想，《管子·水地》一文中就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这一点上，管子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泰勒斯的观点。
水在人类生活，包括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地位。不仅上述的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且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道德和人性问题，都源自对水的特性的体悟。《道德经》对水的德性可以说是称颂备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荀子·宥坐》中通过子贡与孔子关于水的对话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哲学的这一特色。《荀子·宥坐》是否为荀子后学所作，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保存了重要的哲学思想资料。
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孔子：“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的回答完全以水来比喻儒家的一些最重要的道德范畴，他说：“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伕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至于孟子与告子各自以水为喻来表明自己的性善论和性无善恶论，也表明古代哲学与人类最切近生活资源的联系。
同样，气也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西方的阿那克西米尼说，气是万物的起源，没有气，人类就会因窒息而死亡。气，开始说的就是呼吸之气。气，在中国哲学中更为重要。气的一元论和气的本体论，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支柱。通天下万物一气，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前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主导思想。气支配自然，“阴阳失序，乃有地震”；气支配社会，王朝的灭亡是气数已尽；气支配人，“有血气，然后有心知”，“精神皆气也”。骨气、气节、阳刚之气，都是对人的品质的价值评价。从其根源看，这个气论原初也是来源于得气则生、无气则死这个简单的生活事实。没有气，就是死人，死人是一切都无从谈起的。从呼吸之气到整个宇宙的浩然之气，就是从生活到哲学的飞跃。至于中国最早的“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五行说，难道不是因为人若离开金、木、水、火、土，就无法存活吗？
哲学来自生活，都是从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之物开始的，可是哲学终究是哲学。它所寻求的是非经验的东西，如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统一性之类的问题，但它力图从可见的东西寻求不可见的东西。虽然这种直接源于生活的哲学观念是直观的、朴素的、非科学的，但它确实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直接源于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韩非子·说林下》中关于以刻削即雕塑的道理说明办事留有余地的重要性，他说：“刻削之道，鼻莫若大，目莫若小也。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皆然，为其可复也，则寡败矣。”至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之类都是以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错误加以故事化的哲理寓言。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到处有哲学问题，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只是因为他们比常人多一双体察生活和自然现象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性的哲学眼睛。这双眼睛就是哲学智慧。
中国的《易经》是一部包含丰富哲学思维的不朽之作。它强调的就是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于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于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观于鸟兽，知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根据人生的经验，懂得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终究不会有好结果；根据社会的变动，懂得应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才能身安国保。这些极具哲学智慧的思想，都是与直接观察自然、社会与人生，从中得到的生命体验不可分的。
从科学的角度说，许多哲学命题似乎不可能成立。实证科学并不表明天行健，更不能从中引出君子自强不息的结论；也不表明地势坤，从中引出厚德载物的道德教义；至于盈不可久这种辩证思维，更不可能从根本不存在的“亢龙有悔”中引出。古代人的哲学思维，是直觉的体验性的思维，不可能根据自然科学原理来判断。尼采说过，不可证明的哲学推理不仅仍然有价值，而且一般说来比一个科学命题更有价值。就哲学命题中可能包含的智慧而言，尼采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
如果说，最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从可见的东西中寻求不可见的本质，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从不可见的不能感知的“东西”中寻求对可见的东西的解释。不是哲学原则来自生活，而似乎是生活依赖哲学。哲学的发展与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成为超越和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有权解释和裁决世俗生活的最高原则。在西方中世纪，作为神学婢女的经院哲学，就是与人的世俗生活相脱离的关于彼岸世界和人的来世的哲学。神是宗教哲学用来解释世间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
文艺复兴以后，哲学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是哲学从天堂再度进入人世的过程。人重新在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可是这种人只是认识的主体，而不是生活的主体。它已经高度理性化，变为理性的存在物。人的理性过度神圣化就会被独立化，哲学就会通过这种独立的理性再度升入神圣的天国，变为思辨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同样是轻视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见的、直接的感性的东西，认为这些都是不真实的。真实的东西是永恒的、不变的、超越于人们感性经验之上的超验的东西。这个超出人的经验的东西，只能是无人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和精神，实际上就是宗教中的神的别名。
当哲学家以探求不存在于现象之中而存在于世界现象之后的东西作为哲学的最高追求时，就必然远离人的实际生活，变为一种由地下升到天国的思辨哲学。这种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里达到极端。例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把名之为绝对观念的理性视为实体和主体，全部哲学就是这种观念的自我认识。人类生活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反而变为他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注脚。
哲学发展的上述两种状态，都存在不可克服的缺点。西方或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学说，以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来解释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统一性，虽然立足于人类的实际生活，但它并不能真正解释世界；思辨哲学关于个别是一般体现的观点，虽然包含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观点，但由于它在个别之外寻找一般，在现象之外寻找本质，必然轻视现实生活而高居尘世之上。
思辨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实际上是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它晦涩难懂，与现实生活相脱离，连生长在思辨哲学气氛最浓的德国的叔本华都不同意哲学只在纯粹概念中讨论生活的观点。他说过，对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的概念组成的学问。康德也得出了这一结论。真正哲学的生成不可能依靠编织纯粹抽象的概念，而只能以我们对外在和内在的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为基础，要在哲学里做出真正的成就不可能通过试图组合概念就能达到，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人们无论怎样抬头不看地上，有心有脑的他们也不可能在世界发展中始终不曾投入行动和感受到完全彻底的震撼。尽管叔本华自己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者，但他反对哲学龟缩在纯概念领域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
历史经验和现实表明，要妥善解决哲学与生活的矛盾，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就要善于从生活实践中捕捉哲学问题，把它升华为哲学智慧并以浓缩的方式变为哲学概念、范畴和哲学命题。
哲学必须始终保持与生活的联系。它不能高踞由概念与范畴垒砌而成的神圣哲学家殿堂之中，而应该重新回归人的实际生活。
08 哲学断想
哲学既要可爱又要可信
王国维先生关于哲学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所说的可爱不可信的哲学是指叔本华、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可信不可爱的大概是指孔德、穆勒等的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王国维先生的分类和评价当然可讨论，但他说的可爱与可信分家之事在哲学上是屡见不鲜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
我国“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可以说是这两种哲学的论战。科学派是西化派，强调要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而要发扬人文主义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新儒学家们大抵主张后一种观点，反对把哲学看成科学。熊十力先生就说哲学与科学，知识与非知识，宜各划范围，分其种类，别其方法。他还说哲学与科学的出发点与对象及领域和方法根本不同，哲学是超利害的，故其出发点不同于科学；它所穷究的是宇宙真理，不是对部分的研究，故其对象不同于科学。冯友兰先生也是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说哲学的功用，根本不在于增加人的对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哲学的功用，根本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的积极的知识，它只可能使人有更高的境界。现代新儒家们都强调哲学的形上追求，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而不强调哲学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
在我们看来，人文主义与唯科学主义都是片面的。前者可爱，因为它是讲关于人与人的本性，关于人应该如何以人的态度对待人，的确沁人心脾，使人感到温暖。可这种哲学关于人以及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是非科学的、不可信的。千百年来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从来没有人实行过也无法实行。至于唯科学主义，把人和关于人的一切都化为类似数学中的点、线、面，可以按纯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把人变为没有情欲、没有激情、没有思想的物体，的确是冰冷冷的，绝不可爱。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在它的哲学中把科学与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承认客观规律，又考虑到人自身的要求和发展。它在世界观上强调重视规律，强调实事求是；在价值观上，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亿万劳动者的利益，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且把这两者非常完善地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既可爱又可信的哲学。
哲学并非只在抽象王国中驰骋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性化的活动。哲学思维的这种特点，并不是说哲学与生活无关，它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一些纯粹思辨的问题。其实，哲学的抽象性主要是哲学的论证方式，而非哲学问题。哲学中的问题来自生活和科学，都是确实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当这些实在的不断重复的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时，它就具有抽象的特点，因为它是以普遍性的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表述和论证这些问题的。例如，存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规律的客观性问题，等等，都是科学和实际生活中不断碰到的问题。可当这些问题没有上升为哲学问题之前，是以具体问题的方式出现的。人是会死的，可有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人死于偶然事故，例如车祸、溺水，这里就有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可以说所有哲学问题在科学和生活中都有类似的特点。
由于哲学是以普遍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概括和论证这些问题，使具体问题抽象化概念化，从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哲学只是在抽象王国中驰骋。可整个哲学史表明，任何一个哲学体系，无论就其产生的原因、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看，都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认识的，他们的问题和答案都超不出条件许可的范围。所谓“超前性”无非是对可能性的充分揭示。哲学不管在外表上如何抽象，如何超凡入圣，如何与现实无关，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人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哲学应该由人间升入天国，即进入纯概念的领域，否则就不是哲学；可哲学又必须由天国下降到尘世，要回到现实面对现实问题，对人类的各种实践和认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哲学如果只是在抽象王国中驰骋，那将丧失哲学的作用和功能。
当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时，他就在为博士论文准备的笔记中批判了这种倾向。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已经讲到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他说，在古代“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马克思还说：“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哲学的实践性。他说：“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
在讲到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马克思分析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以黑格尔哲学为旗帜而产生的哲学与现实的矛盾，他说：“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
后来，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反驳海尔梅斯对哲学的攻击时明确指出，哲学必须与自己时代的现实相接触。马克思在批评以往哲学的缺点时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还说：“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脱离时代，无论它多么玄妙，多么诱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属于哲学垃圾，或者至多是不结果的花。
智慧与痛苦
1944年11月，维特根斯坦在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的信中说：“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确思考。”智慧当然有可能给人带来某种痛苦，例如在封建统治下某些思想家为社会、为统治者所不容，遭受政治迫害，为真理而牺牲。尽管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如此，可是思考本身作为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往往是痛苦的，它往往使人牺牲健康、休息、家庭，沉湎于思索，特别是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怀着焦虑和愤怒更是痛苦。
哲学若不想流于空谈，必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哲学不是文字游戏，不是思辨，不是概念的战争。哲学应该求真，这一点连维特根斯坦也承认，他说，研究哲学如果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对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词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更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
宗教是痛苦的避难所，它是人处在极端痛苦时的安灵剂。可哲学不是痛苦的避难所，而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哲学与宗教的不同正在于它是积极的探索。宗教是逃避痛苦的痛苦，而哲学是通向智慧的痛苦。
有的哲学家把痛苦说成是存在的必然产物，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痛苦。《道德经》中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存在就是痛苦，那人类永远走不出痛苦，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感觉实体。这样来理解痛苦就把痛苦本体化了，完全降低了痛苦在人类探求智慧中的价值。
猫头鹰与雄鸡
黑格尔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意思是说，哲学是一种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考。他在《小逻辑》中明确地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后面的反复思考。”还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尽管黑格尔非常重视哲学，把哲学放在他的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最高阶段，但他把哲学看成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实际上取消了它的指导功能，只是一种对既成之事的哲学思辨。
马克思不同，他强调的是哲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特别是对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来说，哲学是头脑，是精神武器，所以马克思把哲学比作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他说，当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时，“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这里雄鸡是借用法国第一共和国国旗上的图案，来暗喻新的革命哲学。哲学是迎接黎明的雄鸡，意味着它在黎明来到之前就已经在行动而不是等到黄昏时才起飞。这样，哲学就由事后的反思变为事前的指导，能够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哲学可以活人也可以杀人
哲学的作用有多大？我说大可以救国救民，小可以救人活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救国救民之学。这是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相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可以祸国殃民。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的损失与物的损失无可估量。
对个人而言，哲学是安身立命之学。好可救人，孬可杀人。乐观主义哲学，可以使人直面人生，面对困难，鼓足勇气，无所畏惧。“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这种放眼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情绪。
悲观主义哲学，使人抑郁厌世，充满绝望情绪，成就不了事业，健康不了身体，享受不了人生。你看《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睹明月伤情，见落花流泪，如何能不夭亡。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也是发人深省的。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使学术界震惊。王国维之死成为一大疑案，殉情之说很流行，但知情者认为并非如此。王国维之死原因很多，有的学者说，其中一大原因是他的哲学是悲观主义哲学。王国维从青年时代起就熟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他也对人说自己30岁以后总郁郁不乐，人生问题始终浮在心上。看起来王国维之死与他信奉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哲学有关，他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影响下，终于以自沉了结生命。
饮食男女中的哲学和艺术
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本性，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种社会现象。至于两性关系的形式，如婚姻家庭，同样也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饮食男女中存在的哲学和艺术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问题。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另有人一本正经地表示同意，其实是有意贬损。以两性关系为主线是所有爱情小说的共性，可谁也不能说小说是性的艺术。因为真正的爱情小说的本质不是性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的爱，是以性爱为轴心揭示社会状况和道德观念。恩格斯1888年4月写给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对这个问题做过精辟的论述，他称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恩格斯也指出哈克奈斯的不足，即没有通过小说反映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恩格斯还以巴尔扎克为例，说明他通过描写“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从而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吃饭当然重要。之所以重要，正如恩格斯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任何一个稍通文墨的人用不着大学问都能读懂这些话。马克思的理论决不是简单归结为吃饭，而是从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生产中发现社会运行的规律，即人们在生产中如何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构成社会的基础，每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如何发生矛盾，如何导致革命，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规律，等等。这一整套规律性的论述岂是吃饭二字所能概括的。吃的重要性可以说古已有之，“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政治家治国的格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历史观上坚持唯心主义。可见，吃饭与唯物史观是不能画等号的。
哲学主体与濠梁之辩
中国哲学从来就重视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倡导“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同参”的哲学观念。但如何看待人的主体地位，同样存在争论。庄子与惠施著名的濠梁之辩，就很有哲学价值。
庄子与惠施同在桥上观鱼。庄子是辩方，首先说，你看鱼游得多从容，多快乐呀！
惠施反驳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快乐不快乐？
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快乐不快乐？
惠施回了一句，是的。我不是你，不知道你，但你不是鱼，你也不可能知道鱼呀！
实际上，这种争论可以反复驳辩，不断继续下去。只要执着于我（个体）是唯一的主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沟通，我就是我，就是一团永远扯不完的棉花絮。
人不是孤立的原子，人是一个整体。虽然人的存在方式是个体，但是现实的个体，是处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的个体。人有交往、语言、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开放的。尽管人的思想、情感、感受可以隐蔽起来，人可以作假，可以伪装，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或者说人心难测，但这不能成为人根本不可能相互了解的屏障。
人是主体，但人是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因而个体不是唯一的主体，还有群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存在于群体活动之中。人通过语言、活动、交往，可以相互了解，否则社会中的一切活动不可能进行。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语言和行为来观察他们的内心世界，孔子说的“听其言，观其行”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鱼快乐与否，当然是以人的心情为标准的。用快乐来形容鱼的状况，本来就是按人的经验说的。人在快乐时会手舞足蹈，而不痛快时会沉默无语。这种移情作用在古人的诗词中俯拾皆是。小鸟歌唱、鲜花怒放之类，在小学生的作文中都可以看到。至于“感时花溅泪”、“无赖春色到江亭”之类，表达的更是人的心绪。
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人与人的世界，这是人的实践和交往世界，我们通过实践、语言、交往，可以相互了解；一个是人与物的世界，如果是物的本性，可通过科学解释，如果是以物抒情，则是人自身情感的折射。
庄惠之辩启示我们，绝不能把主体性变为个体性，变为彼此封闭的、没有窗口的单一个体的主体性，而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又不能忘记审美世界的广阔性和多样性。尼采说过，在植物的眼里，整个世界就是一株植物；在我们的眼里，它则是人。
人是用人的眼睛看世界，才可能产生审美中的移情。但哲学世界、物理世界、审美世界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只是观察的视角不同，主体所见不同，而不是世界不同。因而同一个世界，可以表现在多种多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
不能非此即彼
哲学与科学不同，但不能对立。法国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马利旦起初认为只有科学可以解决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但后来对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幻想破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柏格森，以后改宗天主教。这种由科学到哲学、再到神学的道路，对个人而言是自由的，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一种曲折的道路，是一种倒退。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以哲学为指导的科学，让它们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哲学不能归结为人学，但哲学决不能脱离人，与人无关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哲学的境界是人的境界，是人能达到的境界，而不是超凡入圣的非世俗世界。真正的哲学总是使人面对世界，给人以生存的勇气和智慧，而不是教人如何脱离人世，遁入天国，把现实世界当成虚幻的世界。后者所谓的智慧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对问题的逃避。从根本上说，这很难说是智慧，而是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的做法。作为一个神学家，马利旦并不排斥哲学的智慧，他很赞扬希腊的哲学，说希腊哲学具有人类的共同的尺度。它是一种严格的哲学的智慧，这种智慧并不是宣称要引导我们达到与上帝的合一，而仅仅引导我们获得对宇宙的理性知识。但奥古斯丁则贬低科学，抬高神学，认为神的智慧是借助最高的理性才能认识的，而科学则是在创造物的幽光中借助低等的理性所认知的。
在当代，科学与宗教齐头并进。把知识交给科学，把灵魂交给上帝，这是不少科学家存在的灵与肉的矛盾。科学在本质上是反对迷信的，这两者在同一人身上的结合，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映照。历史的道路是弯曲的。从中世纪以后，科学反叛神学、脱离神学是历史和科学的进步，而当代科学没有发挥反宗教的功能，纯粹被看成是生产力，从而把科学的功能单一化了。当今出现的所谓人文精神危机，并不是科学发展的结果，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互补的。当代西方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是对科学的滥用，而不是科学本身有所谓双重效应。我们不能限制科学的发展，而要在努力发展科学的同时对科学的运用采取正确态度，特别是不能只着眼于科学的实用价值，而要同时发挥科学的教育功能，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功能。
当代的神学家们都不敢否定自然科学，而是力求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神学，以求科学与神学的联姻。马利旦就强调说我们不应忽视自然哲学的问题，它在纯粹的意义上是呈现在我们思想的前进升腾运动中的第一种智慧。它对我们来说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它处于哲学初级阶段的最底层。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两个阶段：一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包含自然科学；二是当代西方则用把哲学实证化的方法来消解哲学，他们的口号是拒斥形而上学。他们试图以此来结束哲学，这当然做不到。
人生如果没有烦恼、焦虑、死亡，就不会有宗教，因为宗教就是一种恐惧，是对苦恼和死亡的恐惧。当代的存在主义者着力于人的苦恼与焦虑的解脱，就必然导致宗教。
哲学的智慧当然与哲学家不可分。哲学体系具有个性，它的个性也凝结着哲学家的个性，哲学研究活动带着哲学家的特征。革命的哲学往往就是革命家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彻底批判精神是无产阶级的精神，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品格。哲学家的品格就是他的哲学，而哲学就是哲学家的哲学存在。
为什么和为了什么
“为什么”和“为了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为什么”属于科学，是有关因果规律的问题；“为了什么”属于哲学，是有关主体目的的问题。
青蛙是绿色的，青草也是绿色的，蝴蝶色彩斑斓，花卉万紫千红，自然界如此多样。我们不能问“为了什么”，而只能问“为什么”。因为自然界没有目的，所有生物与非生物也都没有目的，只有自然选择和环境适应。如果把目的塞给自然界，那就会像恩格斯嘲笑的，把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把老鼠创造出来是给猫吃。一旦提出“为了什么”，除了走向上帝或有神论以外，别无他途。
在哲学范围内我们不能问，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为什么活着属于生命科学的问题。人的生命是自然给予的。人活着是人类的延续，无论生男生女都是传宗接代，男女结合再繁殖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已。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需求。不能对人提出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任何人的出生都不是自愿选择的，父母不用征求胎儿的意见。人一落地就是活物，就是一条生命；否则是死婴，不是活人。
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问，人为了什么活着。这属于活着的目的，而不是活着的原因。因果律属于科学，目的论属于哲学。人为了什么活着属于对人生的价值、理想、意义的追问。人为什么活着理由相同，而人为了什么活着的目的，则大相径庭，各有各的打算。这属于人生观的问题。
有的人失恋了就寻死觅活，甚至自杀。这是为情活着，以身殉情。有的人在市场竞争中破产或股票大幅缩水，投河自尽。这是为利活着，以身殉利。有的人因为评职称或提升受挫，想不通，郁郁而死。这是以身殉名。人类自杀的原因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总之，都有个为什么活不下去的理由，都存在为了什么活的问题。
庄子虽然对生命很达观，但也不同意这种违背生命规律的死法。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死的原因，多种多样，但都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用现代的话说，都是只有自我，难以超越狭隘的个人眼界。
在为了什么活着的问题上超越自我的，首先是宗教。基督教宣扬博爱和普世价值，人应该为人类而活。佛教宣扬普度众生，解生民于尘世的倒悬之中。可这只能是教义，而不可能是现实。依靠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以自己的生命救生民于火海，最多只能是净化自己个人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不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革命者，应该为了人民和革命事业而活着，包括以身殉革命。这种殉，本身就包含着生活的意义。西方凭这一点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宗教。马克思是教主，革命者是信徒，共产主义是天堂。这种类比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就是革命者的人生观。它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观，在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和政绩观。虽然内容有别，但都是超越个人，在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不是宣传博爱，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参与社会变革，是通过社会大变动来救民于水火之中。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者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员，即使是伟大领袖，也是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不是救世主。
刚刚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作文中，对人为什么活着交了一份感人的答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只要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承认马克思后来成为世界人们心目中的那个马克思，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明确了人应该“为了什么”活着。所以，当他一旦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英国，目睹工人的生活，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容易理解了。
论对立面
矛盾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矛盾方法是根本性的方法。否定矛盾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我想到柳宗元的著名文章《敌戒》。他说，人们都“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他以秦与六国为例，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可是六国既除，秦不久也灭亡了，因为没有对立面，不讲究政策。历史上凡有敌国者，统治者大抵励精图治，谨慎临民，图强图存；而无敌国者，则往往横征暴敛，奢侈无度，结果导致灭亡。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见解的论断，“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所谓无敌国者国恒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养生也是这样。有病的注意保健，可带病延年；而身强体壮的往往自恃身体棒，没有保健意识而突然死亡，这就是《敌戒》中说的“惩病克寿，矜壮死暴”。不懂这个道理，不是愚蠢就是糊涂。
我一直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的规律，以这个规律为依据的矛盾分析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正确处理矛盾双方的“和”与“同”的关系，即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是客观规律对主体的要求。和而不同中的“和”，就是矛盾的统一体，而不是无矛盾的绝对统一。追求和谐，就是追求矛盾中对立双方的平衡、共存，不致因矛盾激化而解体。
可是我认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是一种处理矛盾的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努力，在艺术中“和”是一种追求的境界，“和”不是既成的，僵死的，永远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调整失衡的状态，需要人们对激化的矛盾进行辩证处理。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外在于人的世界到人自身内在世界的各个器官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绝对的和谐状态。它总存在不和之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才会有斗争，自然界才会有天灾，人类才会有疾病。人类所能做的，不是以和谐求和谐，而是以正确解决矛盾达到新的相对的和谐。只有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精髓。
事件·现象·规律
事件是单一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直接看到感受到的是具体事件。而具体事件各有特点，永不重复。历史人物是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只有一个，各有特殊性；具体事件是单一的，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等都只有一次，绝对重复的事件是没有的。
现象是多的。在相同的社会形态中，甚至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许多现象是共同的。例如，在中国几千年中，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数不胜数；贫困是社会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阶级斗争是所有阶级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其他如战争、妓女、吸毒、贫富对立，莫不如此。
规律是普遍的。规律是现象中共同的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是决定现象多样性、事件特殊性中的本质联系。理解了规律就能对被直接感受到的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说：
规律——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即不断重复性；
现象——规律的外在表现，具有广泛性；
事件——现象在确定时空中的单一存在方式，具有不可重复性。
不少历史唯心主义者包括新康德主义者，否认历史的规律性，都是停留在历史的表层，用社会事件的单一性否定社会规律的普遍性和重复性，从而得出社会中不存在重复性的结论。
真理·无知·偏见
对象不是真理，真理是对对象的认识。前者属客体自身，而后者属于主体认识。对象与真理存在矛盾。对象是自在的，而当被表现为真理时，则必须使用语言，用概念、范畴、判断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样，对真理的探讨，就陷入了由语言而带来的困境。
一旦对象被固定为语言，则真理与对象的本性会发生矛盾。对象处于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之中，可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对整体世界的一个侧面的判断。具体对象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而真理性判断往往是未附加条件的。对象处于运动、变化中，而真理一旦成为真理往往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动的。因此真理要与对象的辩证本性相符合，它同样应该是辩证的。真理不能片面，因为对象是整体；真理不能是无条件的，因为对象是有条件的；真理是要发展的，因为对象是运动变化的。真理的具体性、全面性和可变性，就是真理与对象本性的符合。可很难达到这一点。因此真理性认识，永远是过程。可以说，我们永远走在真理探索的道路上。“在路上”，这是真理认识之路的最好的表述。
在真理问题上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形而上学真理观，即认为真理永远是真理，是不变的。凡能变的不能称之为真理。这种看法是错觉，因为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的认识。条件所达到的水平，就是认识所能达到的限度。因此，随着条件变化，人类的认识会变化，由不全面到比较全面，由不太深刻到比较深刻。全面性和深刻性是没有最后界限的，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是人类认识的进步。在真理问题上，“最”字不适用，只有“比较”。其他也如此。最美是美的敌人，是美的终结，因为比起最美，其他一切都成为丑；最坏，是坏的否定，因为相对最坏其他都是好。最真，是对真理的否定，相对于最真，其他都成为假。
真理的客观性不等于真理的永恒性。真理的客观性是就真理内容说的，它承认真理性认识中包含不依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而永恒性则是脱离客观对象把真理凝固化，因而永恒真理只属于真理的思辨王国，与客观对象无关。真理的可变性与诡辩论不同，因为真理的可变性不否定变中有不变。凡属于真理的内容的发展都是扩容，即加深对真理的认识和扩展对真理的认识，而不是抛弃原有的真理。真理的发展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而不是由真理走向对原有真理的全盘否定。
真理的全面性并不是对以判断形式存在的真理表达方式的否定。任何全面性都是有限的，人类只有把世界打碎才能形成判断，任何判断都是对世界一个最小侧面的认识。全面性是指不能把任何一个真理性认识片面化，必须力求对客观世界尽可能进行多角度的把握，因而往往是多个判断的结合。可以说，真理性认识是多角度的结合的判断，而不是单个孤立的判断。把单个判断绝对化往往容易陷入片面性。
真理、错误、无知和偏见各不相同。真理是对象的正确反映，而错误则是不正确反映。认识中的错误常常难以避免，并不可怕。因为它发生在认识过程，可以在实践和认识中得到纠正。无知可以学习，最可怕的是偏见。无知是在认识之外，并未进入认识过程。无知可以通过学习来增加知识。只要知道自己无知，就可以变为有知。而无知者往往自知无知，有学习的愿望。
人不怕错误，也不怕无知，最可怕的是偏见，因为偏见既不是单纯错误，也不是简单无知，而是固化的先入之见，对是否真理和错误一概漠不关心。无知可以导致偏见，但无知导致的偏见可以改正，因为它是无知；一旦有知，就可以幡然悔悟，消除偏见。但由于利益即由于立场而固化的偏见，则很难改正。无知可变有知，而偏见离真理最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终生囿于偏见而不承认自己有偏见的人不少，所谓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就是指这种人。
整体观
整体观是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辩证的思维方法优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最主要之点。
哲学家对“手”非常感兴趣，不断以手为例。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存在性，只有作为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能获得它的杰出地位。恩格斯说，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列宁也说，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有机体必然是一个整体。恩格斯特别强调，无论是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的机械组合，还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整体观就是有机观。只有整体观才能恰当地评价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历史观同样如此。如果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把他从他们所处的整体中，即时代环境、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各种关系中孤立出来，就不是一个曾经有血有肉的活的历史人物，而是已经与历史相剥离的尸体。
拙于用大
庄子的寓言中说，有人殚千金之家，学习屠龙之术，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因为根本就没有龙，所以这种屠龙之术是大而无用的。
哲学可不是无用的屠龙之术。记得五十多年以前，当我一个族叔问我学什么时，我告诉他我在学哲学，他就认为不如学理工或学医有用。因为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很大，有的很抽象，仿佛与实际无关。其实哲学不是屠龙之术，它有实际对象，大到宇宙、社会，小到人生处世，处处可用。问题在于善用，把哲学原理当成大而无当的空言，与实际相脱离，这就是“拙于用大”。
庄子讲的不龟手药的故事，就表明同一种东西有善用与不善用的区别。同样是不龟手药，宋人世世作为漂洗织物护手不冻的药物，而有人以重金购得这个药方，用于吴人与越人的水战，大败越人，割地封侯。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终身漂织，“所用之异也”。
同样是哲学，或者只是供清谈时用，满足思辨之好；或者是联系实际，真正作为思维方法，用以指导对宇宙、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防止哲学变为大言无用的“屠龙之术”，一定要面对现实，立足问题，即不能把哲学架空。
一些同行特别是年轻同行，过于爱好思辨，以为这就是学问。我总是说，千万别把哲学弄成屠龙之术。如果那样，既不利于哲学，也不利于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自身。皓首穷经，结果仍然是一无所用。这可是我们学哲学的不幸。
怀疑在人的认识中是必要的
怀疑反对独断论，犹如议会中的反对派，对错误、专权、独断的决议具有制衡作用。人需要有怀疑精神，宋儒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教无疑。”由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是认识的必经之路。明代陈宪章也说：“前辈学者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对哲学来说，怀疑就是追问。没有追问，就没有哲学。马克斯·舍勒在《哲学与世界观》中说，谁要从哲学角度建立世界观，必须敢于依靠自身的理性；他必须尝试着怀疑所有因袭之见；凡他本人不能明察和确证的，他都不应予以承认。
马克思主义反对不可知论，反对绝对怀疑论，但提倡怀疑。怀疑即发现问题，没有问题，人类就没有需要认识的对象，没有进一步推动认识的动力。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哲学研究，如果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任何问题，肯定终生一无所获。
论成心
人心不是一尘不染的明镜。人出生后，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从小到大，为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和习惯所熏陶，胸有成心。任何人都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我”这个人。认为人心可以像镜子，不迎不留，是不可能的。
镜子不会主动去照外物，而在与外界的关系中，人从来都是主动者、能动者。不是物向人走来，而是人向物走去；人也不可能像镜子，物去不留痕，而是不断地积累从外界接受的东西，层层淤积。人，可以发生遗忘，但总是不断沉积更新，越积越厚。人到老年成为一个由记忆和回忆组合而成的大仓库。唯心主义者总是过分强调自我，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纯粹的自我中，而是生活在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环境中。如果一个人有哲学思维头脑，只要看看自己就会明白，自己思想中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和观念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
人没有“心”，有的只是大脑。“心之官则思”的说法，在古代尚可用，现代仍坚持此说就不合时宜了。因此，“成心”，就是人类在生活和实践中自我积累或学习得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各种各样的知识的积累。这些在头脑中的存货，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的手段，像庄子说的“以已有之知求未有之知”。可是已有之知可以是进一步认识的思想资源，也可能成为我们接受新东西的障碍。先入为主之见，可以变为固守旧知的碉堡。
要真正与时俱进，不为“成心”所缚，就必须学习哲学，更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用哲学的智慧之水经常冲洗自己的大脑，大脑就会成为塞满陈年旧物的仓库，装不进任何新东西。所谓顽固、保守、守旧，就是头脑中旧的存货太多。
主体性和“三自主义”
主体性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哲学在经历机械唯物主义处于支配地位后的一次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思想突破。但是，如果对主体性问题不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把握，在哲学上就会倒向唯心主义，以主体否定客体，以主体性消解客观性；而在伦理学上，主体性的放纵，就会导致崇尚个人绝对自由，追求个人满足，把极端的自私和利己行为视为张扬主体性。
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那种机械唯物主义处于支配地位的哲学发展时期，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那样以自然科学作为理论支撑，因而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那种对主体性的强调。但是中国哲学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对自我问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像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强调任何强力最多只能缄人之口，而不可能改变人的主体意志，不能禁止人思考或强迫人应该如何思考。人的意志是不可剥夺的。孟子赞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可以看成是从个人气节的角度讲的主体性。
富有哲学韵味的庄子的“三自说”——自明、自得、自适，是关于自我的深刻阐释。
首先，要自明。庄子说：“吾所谓明者，非谓见彼，自见而已矣。”这与老子自知者明的思想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是不容易的。人往往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可对自己身上同样的缺点却视而不见，甚至沾沾自喜。人生下来就有眼睛。眼睛是看别人的，不能自见，而要自见，必须借助中介。所谓以镜为鉴、以史为鉴就是这个道理。这当然增加了一层困难，不如看别人那样直截了当。可见自明不易。
其次，要自得，绝不能“不自得而得彼”。也就是说，人应该满足于自己手中拥有的，不要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不少追星族，如醉如痴，疯狂不已，就是想成为像自己追慕的人一样的人。人应该是自己，应该成为自己，而不必成为别人。不接纳自己甚至鄙视自己，这是最大的祸害。一个终生摒弃自己而羡慕别人的人，心灵永远不会平静。
最后，要自适，不要“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人应该服从自己的意志，做“自适其适”的事。这种心情最为惬意，最为自由。不要屈从别人的意志，做自己不愿做但为“适人之适”而不得不做的事。违背自己的意志，顺从甚至屈从别人是最不自由的。孟子都认为这种顺从是“妾妇之道”，不值得。
当然，庄子的思想是追求自由、潇洒、无拘无束、不为名利所累的逍遥人生。他的三自主义，就是这种人生观的写照。这也算是一种主体性，但不是西方哲学中那种形而上的主体性，而是形而下的活生生的生活态度。
价值与意义
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还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这段话不能作为客体依存于主体，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的依据。这里涉及的不是事实判断——是什么，而是涉及价值判断——是如何，这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判断。音乐，对于具有不同素养的听众，评价和领悟显然是不一样的。所谓诠释，属于价值和意义的范围。
价值离不开客体及其属性，价值需要载体；价值也离不开主体，因为它离不开主体的需求。同一客体及其属性，可以同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价值评价，表现了各种主体具有的不同的价值关系。
不同的价值关系的核心是什么？是利益。作为利益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可以是集团，也可以是社会。任何一个个人，实际上同时具有这三层关系，他既是个人，又属于某个集体，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成员。所以个人的利益是多层次的，既有个人利益，又有集体利益；既有眼前利益，又有长远利益（社会利益本质上是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对个人有利的事不一定对集体有利，对眼前有利的事不一定对长远有利。仅仅以个人利益作为价值的尺度，显然会失之片面。因此要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必须对评价的对象进行科学分析。保证价值判断有价值，应该以科学判断为依据，应该对事物和对象有规律性的理解。洛克说：“要是可以根据自己不认识的那些内在结构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话，一个瞎眼睛的人就可以根据事物的颜色来对事物进行分类，一个失去嗅觉的人就可以根据百合花和玫瑰花香味来区别这些花。”这种判断当然是不可靠的。凡是仅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尺度，其结果与此类似。
能与不能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项羽从小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他叔父很生气，就教训他。项羽说，学剑是学一人敌，我要学万人敌。所谓万人敌，就是学如何指挥战争，能统率千军万马。军事战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军事哲学。
枪法准，是技术过硬，很重要；导弹制导精确，是武器先进，也很重要。可更重要的是善于用兵，《孙子兵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用兵之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世人称赞毛泽东善于用兵，说他胸中自有百万雄兵，这说明军事指挥艺术在战争中无比重要。
孔子与子路有一段关于如何行军打仗的对话。子路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就是说，有勇无谋、空手打虎、无船涉险过河的人，我不和他们共事，只有深谋远虑、善于用计谋的人才是能共事的人。这里讲的“好谋成事”，在我看来就包含哲学思维。毛泽东就一再教导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
哲学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具体的技能和知识。一个哲学家没有战争经验，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更不用说成为统帅。纸上谈兵的人，并不是军事家而是空谈家。任何领域任何具体部门都是如此，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哲学不可能包办替代，也不能包办替代。
哲学万能论当然是错误的。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哲学是科学之科学的观点，以为哲学是科学之母，一切科学原理都可以从哲学原理中引申出来。或者认为，哲学无所不能，只要懂哲学就能胜任一切工作，这种看法当然是一种哲学“狂想症”。
在当代世界，得这种病的人不多，倒是哲学无用论比较普遍。哲学无用论当然也是错误的。一招鲜，吃遍天，要哲学何用？确实，如果我们满足于纯技能性的工作，要不要哲学的确无关紧要。一个勇猛作战、遵守命令的战士就是好战士，可要当一名高级指挥员，要能行军布阵，就要有知己知彼的哲学头脑；当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医生，有一定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知识就可以对付，可要当一位名医，杏林高手，就不仅要有关于人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治疗的本领，还要有身心统一的哲学头脑。其他专业都是如此，要进入更高层次必然要进入哲学领域。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很有说服力。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沃森说，根据实验，非洲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不可能与白人同样聪明。这引起轩然大波，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言论。他是个生物遗传学家，根本不懂得哲学，在他眼里，人只是生物学的人，而不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的智商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而是由种族决定的。这当然是把各个民族分为劣等民族和优等民族的种族主义言论。
求知，说到底就是追求事物的普遍性。不追求普遍性而只关注个别性，这不是追求智慧和科学，而只能称之为“好奇”或“好打听”。像叔本华说的，哲学应该把某一专门的、稀有的、细致的或者是转瞬即逝的事物留给科学家，哲学家更加注重的是世界的整体以及它的本质和根本真理。正因为这样，哲学是统帅，而不是士兵，是乐队指挥，而不是乐器演奏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又怎么会置整体事物于不顾，只是局限于了解这一整体事物中的某一枝节和领域呢？
叔本华的上述论断有对又有不对之处。要理解普遍性，把握整体性和必然性，当然要求研究者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观念。当人们认识到普遍性和整体性的重要，并力求在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中探索这种普遍性和整体性时，就离不开哲学思维，但不能因此而过分强调整体而轻视部分。强调普遍而轻视个别，必然陷入抽象。普遍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整体只能存在于部分之中。因此哲学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哲学家与科学家可以各有所长，术业有专攻；但哲学与科学又不能分离，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哲学家应该多点科学知识，而科学家应该学点哲学。各囿一隅，贵我贱人，都是门户之见，不可能成为大家。
哲学家要有人格，还要有风格
文学家不仅要有风格，而且要有人格；哲学家不仅要有人格，同样要有风格。作者的风格，是他们思考的方式，表达思想的方式。风格具有独特性。模仿，就如同用别人的脸当自己的面具一样。
思想家同样要有人格。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也是我们常讲的，文如其人。作家人格的高度，往往是他的作品的力度。写英雄的人不一定自己就是英雄，正如写伟人的人不可能自己就是伟人一样，但我们无法想象作者能以饱满激情和真实情感写出自己不敬仰的英雄人物。
当然，文学艺术具有技艺性，有善于写作和不善于写作之分。号称灵魂工程师的人堕落并不罕见，但是，如果由一个卑劣的心灵中流淌出一个高大的形象，那肯定是口号式的、虚假的，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哲学同样如此。哲学家的著作不仅要有风格，同样要有人格。高谈理想、信仰、人文的哲学家，自身道德低下、心胸狭隘、毫无哲学家气度的人并不少见。我们对哲学系学生的教育，不应该是单纯传授哲学知识，而且应该培养哲学人格。否则，我们用不着培养哲学家，多刻录哲学讲演的光盘就行了。
哲学家不是理性符号
哲学家可以寂寞，但哲学不会长期冷落。有的学生说，学哲学没有前途。问题是要的是什么前途？是金钱的“钱”，还是前途光明的“前”？要说金钱的“钱”，它可能没有“钱”途，历史上只有一个哲学皇帝，这就是写过《马上沉思录》的罗马皇帝，除此之外，腰缠万金的哲学家还是少见的。当然在当代哲学也可以赚钱，哲学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也可以大有作为。金钱买不到哲学智慧，但哲学智慧可以转化为金钱。因为一个有哲学思维的企业家，有哲学思维的高层管理者比没有哲学思维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市场竞争是科学技术和产品质量的竞争，也是管理和经营的哲学智慧的竞争，是不同的经营理念的博弈。当然，哲学系毕业的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就哲学自身来说，同样有前途。
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亿万富翁和拥有千亩良田的大地主，死后有谁知道他们？财富和金钱是流动的。哲学家说过金钱无主人，富不过三代；陆游在一首词中也说，千亩良田八百主。可一个伟大的思想具有永恒性。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庄孔孟以及许多哲学家，即使死后哪怕两千多年，世世代代都知道他们。究竟算谁有前途？从长远来看，伟大的思想比金钱和财富更有前途，而作为这种思想的创造者同他们创造的思想同样不朽。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像哲学这样持久。哲学的功能，从大的方面说，可以救国救民，从《矛盾论》《实践论》，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哪一个大政方针离得开哲学？有的直接就是哲学问题。从个人的角度说，个人的修身养性也需要有哲学思维。有哲学头脑的人，心胸不会那样狭隘，有不痛快的事，能后退一步想，能想得宽些看得远些，能心态平和，这还不算哲学的功劳吗？有位著名的教授今年85岁，仍然不断发表文章。我送给他一首诗，最后一句是“百岁可期仍健笔，都道哲人似仙人”。哲学能应用到自身，可以达到仙人的境界。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仙人，我说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在充满各种诱惑的人间，既有仙人般的智慧，又能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人间仙人。
智者与仁者
真正的哲学家不仅应该是智者，也应该是仁者。就眼界、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的能力和思维水平而言，是智者；就待人、胸怀而言，是仁者。
文学讲究移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之类，化物为我，以物寄情。哲学可以这样吗？也可以，孔子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不也以水和山的自然特性表现了智者与仁者的品格吗？
智者乐水，因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仁者乐山，因为它巍巍然、崇高庄严。
智者动，智者应该像水一样灵活，不凝滞固执。这也就是孔子提倡的四绝，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仁者静，仁者的内心应该像山一样岿然不动。心静如山，无欲则刚。
智者永远快乐，因为他的心像水一样澄明，能化解和消融一切烦恼；仁者能享天年，因为他的心像山一样静，静而后能定。从不心猿意马、放纵欲望，不为无尽的欲望而焦虑、苦恼。山水的自然性格可以文学化，也可以哲学化。
当一个真正智仁兼备的哲学家不容易。既要有最高的哲学智慧，又要有仁者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的宽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