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戈壁滩上鼠作祟
我的军旅生涯，始于从闷罐车往下尿尿。
这件事的难度不亚于做一百个俯卧撑。首先你要够不要脸，敢于在几十双贼精贼精的眼光注视下，将那个生机勃勃的家伙亮出来；其次是身子要随着车厢晃动的节奏有序摇晃，一只手抓住铁链，保证不从车门口掉下去。每当这时，知青兵刘松涛就拍着手唱道：“弟兄几人，抬炮出城，单眼流水，收兵回营。”
事情的复杂还在于，这个任务一个人完不成。闷罐车的两扇大门是活动的，需要几个人使劲推开并用肩膀扛住，让锁车的铁链子抻直，尿尿的人才能抓住。碰上车厢剧烈晃动，扛门的肩膀动辄就会蹭破，而非战斗受伤是部队的大忌，谁也不敢说出来，下次再有这样的任务，只说“肩膀疼”，别人就心领神会了。
正因为尿尿不易，高排长才像个凶神恶煞，对打报告的人爱睬不理，一次次下达“憋住”的命令。他的观点是令行禁止，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停车时上厕所，有没有都要抖落干净，上了车尽量不排便，这也是一种军人的养成，不能像只羊，屁股一撅就拉。
路过甘谷车站时，突然冒出来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把许多新兵刚领的热馒头都抢走了。火车停留时间有限，兵站再蒸也来不及，只好有什么让大家吃什么。“羊娃子”一口气吃了十二块臭豆腐，又咸又撑，上了车不停地喝水，不停的要尿尿，终于碰触了高排长的管理底线。“过车站呢，不能尿！”一脸娃娃气的“羊娃子”实在憋不住，尿了裤子。他这位黑脸的“包公”还说，“尿裤子事小，影响军队形象事大！”
高排长说的没错，军人的言行体现着军队的形象，但军人言行要靠带兵干部去规范。他这个排长是代理的，把这几十个“新兵蛋子”安全带到军营，训练得像个兵样子，距离他穿四个兜的正式排长就更近一步。可事有特别，“羊娃子”才十六岁，大名叫羊小阳，前不久没了爹娘，已经够可怜了，滴水成冰的大冬天穿着尿湿的棉裤，冻得牙齿直打架，红脸变成了青脸。
这总不是个事儿！
张大明有些看不过眼，招呼了几个年龄略大的战友，帮着“羊娃子”把下身脱干净，拉开被子给卷起来，这样便不至于冻出毛病。不料高排长生气了，指着羊小阳要他恢复军容风纪，将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我们还没上车就开始接受这“第一课”的训练了，叠“豆腐块”当然不成问题。问题是羊小阳的湿棉裤怎么穿，小儿的尿片湿了还要换呢！
“他是一个兵了，不是婴儿，也不再是小孩！英雄邱少云在朝鲜战场埋伏时，被火烧死都一动不动，你现在多憋一阵儿尿都不行，将来怎么上战场，怎么打仗？”高排长铁青着脸，一点通融的意思都没有。
这不是欺负人么？水火不由人，尿泡又不是水龙头，能关住；再说现在又不是打仗，没必要张口闭口战场；况且我们还是新兵，领章帽徽都还没有发，按高排长前两天的说法，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兵，怎么就能拿英雄的标准要求呢？
张大明首先表示抗议，豁出这个兵不当了，也要保护羊小阳这样的小老乡，虽然大家不在一个村。他一带头，几个胆大的都站起来了，看架势要揍高排长一顿。
我和安子阴都与张大明是高中同学，村子毗邻，大家相约到部队开眼看世界，这会儿也不知该不该劝。劝吧，肯定被视为“叛徒”，几年后复原了还怎么跟人见面？不劝吧，万一把高排长打个鼻青脸肿，人还没到部队先背个处分，也不值得。正犹豫间，高排长发威了。
“稀稀拉拉！想打架不是？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上？”高排长往后退了两步，见张大明他们还没有坐下的意思，就脱下皮帽子端在手里，飞起一脚，将一块临时当枕头用的青砖踢到车顶。“咣当”一声，青砖再弹回来，不偏不正刚好砸到他自己的脑袋上，砖头立刻碎成两段。他这才抹抹头顶的碎屑，重新戴上皮帽，在大家惊讶的目光注视下，脱掉大头皮鞋，解开裤带，竟然没有被颠簸的车厢晃倒，站在原地脱下棉裤，顺手撂给羊小阳：“穿上！”
“羊娃子”就是再少不更事，也不能心安理得地穿这条棉裤，可摄于高排长冷峻得不容抗辩的眼神，他又不得不穿。他一边抖抖索索地往棉裤里伸腿，一边不安地看看张大明，看看周围的我们。
张大明脸色涨红，一屁股坐下去，第一个解裤带。刘松涛、安子阴和我等也跟着解。
“干喜么，干喜么？稀稀拉拉干喜么？”只穿一条衬裤的高排长，像一棵胡杨树一样，直挺挺地树在车厢中间，门缝里透进来的嗖嗖冷风，似乎躲着他吹，或者他内衣里藏了什么保暖的神秘玩意儿，既不见他打颤，也不见他缩脖子，只有写满冷静的脸依然严肃。“都把裤带给我系紧！羊小阳是我的兵，尿了裤子是我的责任。听口令，把裤带系紧！”
我们一车新兵蛋子就这样折服了，一路再也不笑话他“喜么”的方言口音。
他让我们唱歌，我们就扯着嗓子唱歌，他让抓紧时间尿尿，我们就在兵站的厕所站成一排，齐声囔囔“弟兄几人，抬炮出城……”
闷罐车走走停停，然后换成篷布汽车，一路往西，风雪无阻。半个月后，新兵们终于来到一座古老的军营。
这座军营四四方方，坐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一片绿洲，东北两面还保留着高大的土夯城墙。站在古老的城墙上，远眺巍巍喀喇昆仑的皑皑积雪，近观墨玉般的叶尔羌河水，视野豁然开朗，心境顿时辽阔，思维一下子就跳出了家乡，那一方黄土高原。
据说军营驻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汉时代，东汉名将班超曾在这里以少胜多，一战打败五万匈奴人豢养的龟兹联军。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只在这源远流长的古军营吃了一顿饭，就被拉到戈壁深处的教导队训练去了。
教导队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周围尽是石头，黑的，白的，灰的，花的，长的，短的，圆的，扁的，大的一个人抱不动，小的一把能抓几十。小石子都聚拢在大石头旁边，填充密实，远远看去很是平展。班长丁华说这是风的杰作，风把这里的沙子都刮到几十公里以南的沙漠去了。一场大雪刚过，落雪没几天就被石头吸干了。我这才知晓戈壁和沙漠是两个概念，如同农地和草原。
新兵营住在几幢石头砌的平房里，每连一幢，每班一间房，一班打头，九班断尾，连部居于中间。新兵班的地铺与民工差不多，不同的是麦秸下面就是石头。白床单，绿军被，铺盖一字儿排开，谁的铺上有精彩纷呈的斑点一目了然。大家早上起床叠被子跪成一排，散了一夜的绿军被，马上变成一排“豆腐块”；晚上洗脚的脸盆也列成一排，能够比较的只是谁的脚更大更臭。
白天的训练紧张有序，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几乎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躺进被窝，身心才能完全放松。
有天夜里，我梦见一个女同学，在耳边说悄悄话，说得很含糊，听得我耳朵痒痒，却怎么都听不清，请她大声点，她就使劲儿扯我的耳朵。我疼得“呀——”了一声，醒了。这当儿屋里黑咕隆咚，周围尽是放屁磨牙说胡话的响动。我的香梦未了，心里痒痒，从被窝伸出一只手，去摸意念中被人扯过的耳朵，忽听头顶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敌情？
我在暗夜里屏住呼吸，再三辨别，断定是有一个小东西在草下活动，肯定来者不善，不由人手有点痒痒，先捏成拳头猛然压下去，听得嘀吱嘀吱的叫声，再伸开三个指头戳进去，竟然卡住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我本能地大喊一声：“班长开灯！”
话音未落，电灯亮了。我捏着那毛茸茸的东西，使劲朝火墙上一摔，顺势坐了起来。一直惦记着夜里紧急集合的战友们，几乎同时翻身起来，齐刷刷围拢过来：“咋了？”
一只讨厌的小老鼠，已经奄奄一息了。
“毛长！新兵蛋子搞什么名堂？”丁班长披衣下床，打着手电数头发、数汗毛一样把我脑袋和手察看，那样子就像集市上的老经纪看牲口。
这个“河南担”，也就比我们多当两年的兵，竟然也敢摆老资格！他的木板床用石头支在火墙另一边，高高在上，是这个班里最典型的“腐败”。他掌握着电灯的开关拉线，只要熄灯号一响，不管你钻没钻进被窝，“啪嗒”一下就拉黑了，从此不许说话。白天他在下达“卧倒”口令时，不管你前面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倘若你有点犹豫或者卧偏了位置，他就说你“毛长！”
据说“毛长”是早前从骑兵部队调来的一个连长传下来的，相当于“毛病挺多”的意思。丁班长是这个口头禅的典型传人，我们背地里都叫他“丁毛长”。这会儿他看我身上并无老鼠的牙印子，不甘心白下床一趟，就在我脑袋上弹了一个响亮的脑嘎嘣儿，道：“你应该属猫，是个侦察兵的苗子。睡觉！”他起身走了两步，忽又转回来。“我看你老捏耳朵，还是去找卫生员看看吧！”
卫生员吴八十与丁班长是同年兵，一骨碌爬起来，操着浓重的陇东话骂骂咧咧：“娘娘个疵！你让老鼠咬新兵，还当毬啥班长！”他用放大镜仔细看了我的耳朵，除了略微红肿，没有外伤，问题不大。但他不敢擅做诊断，要带我去营部找医生。
刚出门高排长赶来了，问我有什么不适。我其实除了耳朵痒，啥感觉都没有。可是营部的军医认为鼠疫是很严重的传染病，诊断复杂，卫生所没有化验设备，建议马上请示营首长，连夜送我到师医院做检查。
一个新兵坐着营部的吉普车，我都不知道姓啥为老几了，可惜大半夜的，没几个人看见。
2 饺子列队成方阵
师医院的病房里有暖气，我这个土包子第一次开眼。晚上洗的袜子搭在暖气片上，天明就干得硬邦邦，摆在床上能折飞机。病床是铁腿的，床板上面铺了厚厚的软垫，比丁班长的“腐败”高级太多。医院的伙食尤其不错，顿顿有肉，米饭面条馒头随便点，炊事员准时送进来，不像在新兵连，有一次为抢一碗面条将帽子掉在面盆里。
我在医院除了化验和检查，就剩下吃饭和睡觉，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天天享福，夜夜美梦，撩扎咧，美得太！我打算沉下身子，将一个多月训练的辛苦都睡回来。
星期天丁班长来探望，从门缝里塞进一纸包瓜子，隔着窗户骂我“毛长”，住得比高排长还舒坦。我有一点头重脚轻，听他嘴里的“毛长”就像“很好”一样。他告诉我：出了“老鼠事件”之后，上级紧急调来一批床板，新兵们都不睡地铺了，还组织了一次灭鼠“大会战”。
这些变化显然与我有关，我应该是全体新兵的福星，福星就该有福星的待遇！
过了几天，我忽然感觉福星不是那么好当的。窗外刺眼的冬阳，还有女卫生兵扭动的屁股，隔着玻璃尽可以欣赏，但窗户上装有防盗网，打不开；病房的门是加了锁的，医务人员和炊事员来了才开，他们离开时马上又锁。四四方方四面墙，里边圈着一个郎。囚！隔离观察，完全就是囚禁。
囚禁我的是医生，我想从他们那里知道我的危险性。医生的谈话很晦涩，听不大懂，但隐约透露“得了鼠疫的人基本没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曾多次使用鼠疫、霍乱等病毒，打细菌战，目的就是想使中国军队迅速大面积非战斗减员。
一阵冷颤之后，我有点害怕，成天尽想些死人和与死人有关的事情，黑黝黝的棺材，白刺刺的花圈，黄秃秃的野岗，冷森森的墓穴。没有留下后人，也不知宗族里那些侄儿侄女，会不会披麻戴孝，真心哭我几声。
师医院费尽周折，也没检查出我与鼠疫有一丝半缕的关系，但对我耳朵的红肿疑窦丛生：万一是鼠疫病毒潜伏下来了呢？威胁常在，那也绝不能留在部队！
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了，但我很不甘心。一连多少天趴在冰冷的戈壁滩练射击，身下的石头都焐热了，到最后一发子弹都没打，这兵当与没当，真没什么区别，说出去叫人笑掉大牙。更遗憾的是还没戴上领章帽徽照一张相，寄给女同学显摆显摆。离开县城的时候，我似乎在送行的人堆里，看到她和几个女知青的身影。
心烦意乱。我开始想念“丁毛长”，想念“高喜么”，想念刘松涛那阴阳怪气的“弟兄三人……”我多么希望他们来看看我，哪怕只和我照个面，一句话不说都行。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连个鬼都没来，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翻着护士送来的《大众电影》，自行探索那几个女演员，为何会长得那么漂亮。
大年三十，除旧迎新，军营里也呈现出年的气息。窗外飘雪，雪片很大，但落得很慢，落在地上如同松软的牛毛。有人搭彩门、挂红灯，还有人问晚上的联欢会几点开始。我这浑身的文体细胞，给紧锁在寂寞的病房，简直是龙袍上的补子做裤衩——白瞎了这块布。蓦然想起自己上学时写的一首歌《家乡的月亮》，曾获得地区的创作奖，也不管有人没人，扯开嗓子就唱了起来。
“家乡的月亮斜挂在树上，美丽的小村沐浴着银光。微风里，青纱帐醉倒嫦娥，童谣中，婴儿的笑脸像花儿绽放……”
大概是听惯了队列歌曲的明快节奏，战友们对我的抒情风格有点好奇，不一会儿，窗口就有好多皮军帽晃动，最显眼的是缀在帽檐上的红五星。竟然有两个秀美的女兵，挤在最前面。听她俩窃窃的私议，似乎我的歌唱得挺好听，要能参加他们医院的春节联欢，肯定能让女兵们抽风。从他们含泪的眼神里，我察觉到自己的宿命。我本能地想在女兵面前装坚强，便把中气都使到喉腔。
一阵喧哗。高排长突然出现，一起来的还有丁班长、张大明、安子阴和羊小阳。高排长透漏：有可能对我按复原处理。这大约就是“最后的宣判”了，我的沮丧，立即挂在脸上。
张大明满不在乎地说：“回去就回去，早回家早娶个媳妇，还能早解放裤裆呢！”
“媳妇？！”我的耳朵突然“咯噔”一响，一丝温香顺耳根流进心里。我想起了自己的梦，那个私密的梦。我告诉他们：“耳朵是我自己捏肿的……”
嗐，一场虚惊。那个死有余辜的老鼠，害得医生们江郎才尽！
回到连队，正赶上除夕包饺子。饺馅儿和面都是从炊事班领的，以班为单位组织包、煮、吃。丁班长问：“谁会擀皮，谁会包？”
冷场的一幕出现了，只有刘松涛耷拉着脑袋，一只手似举非举，看样子自信不足。其他人都面面相觑，一脸羞窘。其实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老陕”，土得掉渣，除了油泼辣子裤带面，常年难见谁家炒菜。至于饺子，我倒是吃过两个，但因为特殊的原因，连味道都不知道，像“羊娃子”这样的，恐怕连见都没见过。我生怕丁班长这时挖苦人：你们在二连的山西兵、湖南兵面前，不是把家乡的八百里秦川吹得神乎其神吗？
“不会没关系，谁也不是生来就会，今夜我包教包会！”丁班长并没有顺我的思路羞辱我们，很是意外。他突然变得像一个厨艺娴熟的大妈，系上白布围裙，撕下一坨面，放在半个桌面大的案板上，迅速拉扯成圆条，两手像掐豆角一样，揪成红枣大小的集子，撒一把干面粉，展开手掌拍平，然后左手捏着面集子转动，右手滚着尺把长的擀杖，“咣当咣当”几十下，十几个圆圆的饺子皮擀好了。他“命令”我们，每人左手持一片饺子皮，右手用筷子放上馅儿，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然后站成一圈，看他做示范。他包的饺子，远看如一轮玄月，近看像一个元宝。
我在惊奇、叫好的同时，怀疑丁华上一辈子一定是个女的。他将包饺子的过程分解成合口、捏边、成型三个步骤，喊着一、二、三的口令，让我们一步一步来。这看似复杂的包饺子，一旦被程序化，立时就简单易学。丁班长的要求是符合规范，整齐划一，大家每做一个动作，他都像检查齐步走时抬腿的高度一般，认真察看。谁的口儿合歪了，谁的边儿捏厚了，谁的馅儿放多了，谁的手型不对头，他一一讲评，还组织互相评判。
新兵们几个饺子包下来，要领都掌握了，虽然还不熟练。丁班长颇有成就感，这时又来一条摆放要求：横成列，竖成行。“除夕饺子，都是一茬一茬的老兵传下来的，不喊稍息它们就一直列队立正。就这一手，将来见了丈母娘，准能赢得欢心！”
刘松涛借机与丁班长开玩笑，问他的丈母娘是喜欢荤的还是喜欢素的。丁华并未与他纠缠，三言两语就改了话头，说：“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从这里毕业的人，身上将会出现无形的烙印，往后不管走到哪里，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当过兵的。”
丁班长这几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包好的饺子都放到外面“守岁”，大年初一才能下锅，馋虫便在肚子里捣乱。“羊娃子”更是不住地吞咽口水，喉头一鼓一鼓的，跟我小时候看见街上的糖葫芦一个德性。
我晚上又做梦了。梦中的饺子特别香，香得人含在嘴里不忍下咽，茫茫人海满世界找那位女同学，想让他尝一尝。遗憾地是一阵刺耳的紧急集合号角，惊碎了我的美梦。我们深知这是“敌人来了，立即转移，不能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全连在规定时间集合完毕，一声“跑步——走”的口令，开始了五公里急行军。
黎明前的夜，黑得阴沉。戈壁滩的石头，依然冷峻。大头鞋踩地的“橐橐”与口鼻喘气的“吭吭”，互为和声，盖过了风的呼啸。当大家口吐白雾回到操场点验时，才发现忙乱中有人穿反了裤子，有人扣错了扣子，也有人的背包散了架，像个包袱似的抱着。
哄笑是一定的，总归是没有丢人丢东西。连里讲评给了七十分，显然是不理想。“掉链子”的人自觉惭愧，影响了全排的成绩。高排长让没打好背包的人下去后连打一百次，直到达标为止。他的“解散”口令刚下，突然听到“羊娃子”一声惊叫：“看——”
眼前的阵势确实令人震撼。门前的空地上，薄雪盖不住石头。各班的饺子竞赛似的摆在一起，每班一块面板，近看饺子横成列，竖成行，斜着也是一条条线，大小相当，胖瘦匀称，远看仿佛我们这些年轻气盛的士兵组成的方阵，英姿勃发，昂首挺立在戈壁的早晨。一夜的风吹雪扫，一夜的寂寥冷冻，反而让它们变得更加坚硬。我和许多战友，都围在这壮观的饺子阵旁，迟迟不忍离去。
新年的“饺子宴”后，连里组织联欢。各班各排都排练了大小合唱、三句半、对口词等节目，图的是个热闹。高排长让我在联欢会上露一手，给一排争点荣誉，不要光想着招惹女兵。
我觉得高排长纯粹捕风捉影，但脑海里确实抹不去那两个女兵含泪的眼睛。一曲《家乡的月亮》，唱得大饭堂里鸦雀无声。我喜欢这种剧场效果，希望余音未尽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甚至夸张地伸出双手，准备鞠躬谢幕。
然而，掌声未起，“羊娃子”哭了，哭着喊爹呼娘，一脸鼻涕眼泪。
“羊娃子”这一闹，其他年龄小的战士，也像得了传染病，一时间啜泣声和哭声混成一片，整个联欢会的气氛变得凄凄切切，令人扫兴。连里要求各班排迅速安慰自己的兵，恢复过年的气氛。但感情的闸门与水龙头不一样，不是你使劲拧一下，就能关紧，新兵的鼻涕眼泪抹掉了，眼睛还红红的。
要强的张大明站起来，一把拽过“羊娃子”道：“你爹妈就是一对糊涂蛋，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一个喝药，一个上吊，撂下你半大小子不顾不管，要不是民政干部求情，把你送到部队，你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更不要说饺子！你这个倒霉蛋，想的什么家，哭的什么丧？”
羊小阳被骂傻了，饭堂里也安静了。张大明自告奋勇，要唱一段秦腔《下河东》，央我给他打过门。我找来一块木板，一块石头，给他打个大尖板，他就放开嗓子大吼：“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把一个真天子昼夜巡营……”
张大明那烟熏的破嗓子，唱得声嘶力竭，惊天动地，饭堂的顶棚都快被他吼下来了。战友们却听得很认真，许多人摇头晃脑，仿佛时光倒流，一群精忠报国的杨家将，纷纷来到西陲边塞，陪我们过年来了。
3 果园野草莫轻采
我没当上威风凛凛的侦察兵，高排长却复原了。
有人说高连第没能提干与我的“鼠疫”有关，这让我很是愧疚不安；也有人说高排长的提干指标，让连队种菜的给顶了，我想那个种菜的战士，一定有鲁智深倒拔垂柳的功夫。
丁班长劝我不要听闲话，把一切都归结为“部队需要”，并举出好几个相似的例子，说明吃亏的不是高排长一个。
我到了儿还是没脱离这个“丁毛长”的魔爪，虽然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把我梦见女同学的事情倡扬了出去，给战友们留下了笑柄。
丁华的新职务，是工兵营舟桥连一排代理排长兼一班班长。工兵营是新组建的兵种，来的新兵多，张大明、安子阴和羊小阳也分到舟桥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创始的神圣。
会下军棋的人，都知道工兵是排地雷的，但不一定知道工兵还有架桥的，而且架桥的也得会排地雷，首先，必须。
我们的教官是一个叫白新光的参谋，新疆人，因为长得比煤炭还黑，直接让我们喊他“黑参谋”，省得拗口。他先从雷管和导火索教起，然后是引信和炸药，再是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以及火箭布雷车布置的地雷阵。他当着我们大伙的面，像放爆竹一样放雷管，拆掉真地雷的引信，让我们轮换着踩踏。等到大家的胆子都练出来了，才教徒手排雷的技术活。
炸山放炮的活儿，我当兵前干过，炸药也经手过好几吨，因为干得好，还被提拔为水库工地的技术员，所以对排雷的要领掌握很快，常常被黑参谋叫到队前做示范。而丁排长以前是侦察兵，学爆破排雷的起点是零，迟迟不得要领，时不时被黑参谋不点名批评。
这样的上下颠倒，弄得丁排长心里憋气，我也很不自在。他一次次在班务会上表扬安子阴，说他每顿饭后都是第一个去扫饭堂，积极！他也表扬羊小阳，年龄虽小，掏厕所争先恐后，去的地方虽脏，但思想干净。他有时会捎带着表扬一下我，说我业务基础好。但他紧接着话头一转：“越是基础好的人，越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毛主席早就说过，‘骄傲使人落后’！”摆明了重点在后面的敲打。
丁排长似乎已经把我定性为“落后分子”，这让我很扫兴。既是这样，索性由着性子来，晚饭后新兵们不是去掏厕所，就是去营区外打猪草了，我却约上刘松涛去打篮球。
球场上基本都是老兵，他们已经有资本不做那些细小的工作了，我俩的到来让他们觉得“很个性”。我刚撂了几个球，“丁毛长”就赶过来了，拽住胳膊就走。他将我带到汽车库的后面，猛不防屁股上就是一脚。我被他踢得差点趴下，心想坏了：这家伙是擒拿格斗的好手，对付两个我都不在话下，最好的应对就是不还手。
“毛长得很！”丁排长也就这一脚，再不打了。“你个新兵蛋子，竟敢这么放松！从今天起，业余时间你帮我。黑参谋讲的那些，你掌握了多少，必须全部教会我，不许保留！否则……”
“否则怎么样？”我怯怯地问。“否则我打你狗日的！”丁排长脸红了。“我自己都做不好，还怎么带兵！”他这一脸红，就不再端着了，形象反而高大起来。我突然想起他对我的好来，手把手教他拆引信，寻找轻拿轻放的技巧。他动作稳定性很好，终得窍门。他说：“关键在于训练时拿假雷当真雷拆，将来到战场，才能拿真雷当假雷玩！”他的感悟，很快得到连营两级首长的赏识，威信也很快树立起来。
我要跟丁排长学博击，他骂我像个商人，刚付出就想回报，而且提出一个条件，要我给他洗一个星期臭袜子。我向来鄙视像哈巴狗一样巴结人的做派，但有求于人，也只好矮檐下低头。他故意当着全班人的面，说我的袜子洗得干净，比安子阴一点也不差，羞得我脸胀腮红，这才明白他就是要调教我，心里一遍遍暗骂“丁毛长”。
丁排长一旦收我为徒，便教得很认真，我有一个动作不到位他就喊重来，当然踢屁股也是常事。他说：“你小子有点能耐，响鼓更要重锤，趁年轻多学点本领，技不压身！”
一个新兵蛋子，成天跟丁排长在一起，自然惹得新兵们羡慕、眼红甚至嫉妒。他们有事没事，总想跟我扯上几句，以期得到丁排长的重视。安子阴更是把他对首长的殷勤扩大到我，星期天一大早，就把丁排长和我的臭胶鞋都给刷了。他本来同我一样，也是高中毕业，因为它爹是大队“贫协主席”，还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怎么就如此鸡零狗碎呢？
说实话，我特别讨厌同安子阴分在一个班，因为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喜欢打小报告。不管是谁扯了女同学的辫子，还是谁折了路边一棵玉米杆当甘蔗吃，他都会告到老师那里，是有名的马屁精。在第一次互相介绍认识的班务会上，我故意强调他的名字，安胎的安，子宫的子，阴道的阴，都憋在阴处，见不着阳光。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连丁排长都笑喷了。
安子阴的毛病，是每顿饭都不好好坐下来吃，打上馒头或者米饭，随便往碗里夹两筷子菜，就走了，边走边往嘴里刨，之后很快就拎上笤帚站在饭堂门口，眼巴巴等着大家离开，他好开始打扫。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改坐下吃为走着吃，都想在连首长还在饭堂时露个脸，争取个好印象。
有人称这种行为是“笤帚感人”，我说是“笤帚赶人”。一字之差，认知两分。据说有不少战士就是沿着打扫卫生——喂猪种菜——炊事员——炊事班长的路线，一步步成为干部的。我觉得这很滑稽，不靠谱，一个军队都用这样的人，不会有多大战斗力，就和张大明、刘松涛说了自己的想法，合计着打击一下这些“假积极”。
机会来了。五一节连里会餐，我们几个“落后分子”故意吃得很慢。安子阴他们等到连排干部离开饭堂，就鱼贯拥了进来，似乎故意目中无人，大笤帚挥着，扫得肉骨头乱滚，菜叶子横飞。我正愁没个茬儿发挥，偏偏他给瞌睡虫递了个枕头。他的胳膊肘无意间撞到我拿筷子的手，我乘势将一碗热喷喷的鸡蛋汤，顺他的裤腰灌了下去。他被烫得手脚乱抡，不小心又撞上刘松涛，刘松涛又给他领口灌了一碗，这下他就只能像落水狗一样扑腾，像被杀的猪一样嚎叫。张大明非但没有安慰，还阴阳怪气地说：“子阴啊，不是我说你，你说炊事班的战友容易吗？好好的鸡蛋汤让你打翻了，浪费了，你这对得起人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这可是犯罪啊，估计连首长也帮不了你。”
张大明说的没错。这件事发生后，连里重申打扫饭堂是炊事班的工作，不提倡战斗班的战士去帮忙，也不许在正常用餐时间打扫。
我胜利了，有点小陶醉，想找个机会和张大明、刘松涛庆祝一下，却被“丁毛长”再次拽到车库后面，揣了两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一双侦察兵的眼睛，什么蛛丝马迹看不出来！但他没有责令我向安子阴道歉，一脚踢过来一个竹篮子：“打猪草去！”
哪里有猪草呢？工兵营是个独立的营区，在县城边上，离师部大院约两公里，左面毗邻地方医院，前、后、右三面都是农田。张大明告诫我：大片的麦田是不能进了，麦子已经吐穗，踩坏了就没了收成。他是当过生产队长的人，农事比我精。小块菜地里本来草多，但经不住人多手稠，这些天挖得差不多了。还有个别人顺手牵羊，割了老乡的白菜和苜蓿，主人家察觉后都看着，像防贼一样，远远就喊叫着打手势让走开。要想找到猪草，得走远一点，东边两公里外有个果园，不少战友都奔那边去了。
我和张大明迈着七十五公分的标准步伐，在初夏的阡陌里穿梭。有几个背书包的小学生，站在路边打量我们，眼里充满疑惑。我伸手去抚摸一个小男孩的脑袋，他抗拒地挥着胳膊躲开，然后招呼小伙伴们跑了，跑了不远，又停下来，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冲我们喊叫：“黄萝卜，两毛五！”
“黄萝卜”是当地人对当兵的一种蔑称，起先未必有恶意，只是形容当兵的一身军装而已，“两毛五”则指的两片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后来一茬又一茬的年轻军官，在当地找对象结婚，把一些本地小伙的发小、同桌甚至暗恋女同学都领走了，维吾尔族聚居区汉族人本来就少，男女的平衡被打破了，自然引起汉族男青年的不满，“黄萝卜”就成了他们怨恨的恶语。然而一群维族小朋友，怎么会使用有辱人格的词语，招呼“解放军叔叔”呢？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维吾尔人忌讳摸脑袋，汉族人的爱抚到这里就成了冒犯、冲撞。我和张大明臊得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跺跺脚，装出一副要追赶的样子，看着那些小家伙撒欢逃去，也就自嘲一笑，不去想了。
眼前是一片杏林，杏子已经有小指头大了，树下有三三两两的战友，或蹲或躬，像扫雷一样寻找蒲公英、趴地草、甘遂、白蒿子等杂草。他们所过之处，地上像扫过的饭堂一样干净。大明拉着我继续往前走，不多时来到一个很大的苹果园。苹果的花瓣还没落干净，果子刚黄豆大一点，应该没有瓜田李下之嫌。可是刚走到地头，就看见瘦小的羊小阳，提着篮子猫着腰，拼命朝我们跑来，后面有一个果农，手里挥舞着大剪刀，边追边喊，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喊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懂。
我一把拦住狼狈的羊小阳，将他护在身后。果农也赶到了，一脸大胡子，一头的汗珠子，一个劲儿挥舞剪枝的大剪刀，嘴里哇哩哇啦，斯孜阿达。他见我们听不懂维语，干脆抢过羊小阳的草篮子，反扣在地，将倒出的草，用剪刀猛戳，用毡靴猛踩，直捣得稀巴烂，和地上的泥土混在一起，方才摊开双手，抖抖肩膀，转身走了。
“至于吗？不就挖了你家地里几棵草吗？”我有些愤愤不平，安慰“羊娃子”几句，就招呼张大明，追那果农去了。我们要看看他搞的啥名堂，这么光天化日，追得一个子弟兵战士满地跑，成何体统？
嗯？！我突然被自己的问题吓着了，觉得很不对劲。没当兵前，我脑海里军人的形象一直是高大的，威武的，受人尊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当自己成为一名军人时，不但没有一丝高大、威武、受尊敬的感觉，怎么还变得这么随便、猥琐，卑贱？一种叫做自尊心的东西，猛烈地拷问我，问得我浑身燥热。我毅然转身，扯住张大明的胳膊道：“咱们回！”
“就是，咱当农民时，都不干这事儿！”张大明显然还没忘他生产队长的身份，心里早就窝着一团火。
我和张大明不在一个排，不知他是如何交差的，反正我将空篮子和铲子，一并交给丁排长，申明再也不去丢人现眼，打死都不去！不等丁排长发话，我就奔了篮球场。由于心里窝火，抓住球就往后场扔，而且一连几个都扔到了界外。黑参谋不高兴地责问：“你扔的是铅球吗？”
丁排长追来了，喊我到连部。
连部坐着两个地方客人，一个是大胡子果农，另一个年轻人我不认识。指导员罗明辉介绍，年轻人叫艾尔肯江，是镇上的团委书记，通晓汉语，专门陪叔叔来说明情况。原来苹果树上刚打过农药，药液落在了草叶上，牲口吃了会中毒。大叔是一片好心，就是语言不通，无法沟通。
我对这次误会的具体原因已经不感兴趣了，但与同龄的艾尔肯江一握手就像熟朋友，他那浓眉大眼深眼窝，忽闪着聪慧和热情，让人觉得他不去演电影太可惜了。
送走艾尔肯江叔侄，罗指导员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连珠炮似的提了三个问题：我们是军人吗？军人有尊严吗？政府养不起军队了吗？
4 别拿参谋不当长
六月的开都河，像一位丰腴的少妇，越来越显得妩媚、张扬。来自天山的雪水、泉水和雨水，结伴顺流而下，最终汇进浩淼的博斯腾湖里。沿途的浅滩大湾里，灰鹭成群，白鸥列队。两岸的肥沃绿洲，被高大挺拔的胡杨分成一块块整齐的条田，麦子将熟，稻秧待插，一望无际的芦苇，在微风中浪翻波起。
我的连队就在这阳气上升的季节，机械化开进到滚滚的开都河畔，住进一群地窝子里。
地窝子是军垦农场职工为我们腾的一种半挖半砌的房子，大部分在地下，小部分在地上，立柱架梁，芦苇盖顶，冬天比较暖和，夏天又潮又闷。训练一天的战友们，熄灯号前在外面冲个澡，进到里头就只能穿裤衩了，虽然连里要求不能脱背心。
要命的是这里的害虫。说三只蚊子炒一盘菜是有点夸张，但确实大得出奇，也多得出奇。一般的蚊香，对它们简直连个喷嚏都催不下来，隔着蚊帐也能吸走小腿上的血。如果赶上太阳下山后入厕，那就更惨了，扇子要是摇得不快，屁股那两块肥肉上立时就扑来一群，一巴掌下去，血剌剌一片，不明就里时，还以为痔疮犯了。比蚊子更可恶的是苍蝇，绿头的，飞机一样，无论怎么防，它总能爬到食品上，导致三天两头有人跑肚子拉稀，甚至染上痢疾。
卫生员吴八十每天往各班发药，自己背个喷雾器往厕所里喷洒“灭害灵”，忙得连喝水都顾不上，但水渠纵横，野草茂盛，滋生蚊蝇的条件太优越了，累死也事倍功半，天天都有报病号的。
我不知吃了哪只苍蝇爬过的馒头，细菌在肠子里兴风作浪，害得人一会儿跑一次茅房，刚出来又想进去，半天不到就拉趴下了。吴八十给我加倍地吃黄连素，吃痢特灵，吃得我一看见药片就恶心，病情却没有好转的迹象，无精打采时，蹲在厕所也顾不得蚊子了，浑身被咬得到处是疙瘩，半个脸都肿了。丁排长让我躺在地窝子休息，一再叮嘱千万不要用手去抓，一抓破很容易引起皮肤发炎。
奇痒难捱时，我在床上来回打滚。千小心，万提防，蚊帐里还是钻进几只又黑又长的“鬼子”。我一个摸黑都能逮老鼠的人，岂能让这几个可恶的“鬼子”活着出去。不一会儿，“鬼子”全消灭了，蚊帐上染得一道道见红，手上也沾满鲜血。
我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踅摸到炊事班去洗手。奇怪的是冷水一泡，手背上那些红疙瘩，似乎不大痒痒了。我再用水龙头冲胳膊，两只胳膊轮换冲，确实有止痒的作用，还真神！这一来，我就不用在床上寂寞加难受了，我要去训练场看热闹，整个身子往水里一浸，又能止痒，又能在下体那两个窟窿眼把持不住时，直接排泄到水里，也省得上茅房继续招惹蚊子，一举两得。
丁排长对我的到来，先埋怨后夸赞，埋怨我不珍惜身体，夸赞我带病参加训练，还把我的行为，定义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心里暗暗叫苦：这不把大家都害了吗？往后谁生病了还敢躺下！我浑身软得走路都摇摇晃晃，哪里还有训练的力气！好在黑参谋善解人意，他要求我要么回地窝子躺着去，要么蹲在水里看别人训练，少逞能！
这一阶段是游泳训练，场地是河边的一个水库。黑参谋一遍又一遍示范蛙泳的动作，还抓来一只青蛙，用丝线绑在一条腿上，放在水里让大家观摩体会。新兵来自五湖四海，南方水乡的兵游泳基础好，很快就能掌握要领。西北兵大部分是旱鸭子，不会游泳，小部分会游，但动作五花八门。我和张大明自小在村里的池塘扑腾，大一点到水库河流里戏耍，最擅长的是“狗刨”或者四不像的自由泳，耐力也不错，在水下潜个把分钟小菜一碟。但是没用，黑参谋说必须改掉这些“痼癖动作”。
习惯已成自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些“痼癖动作”岂是说改就能改的？黑参谋见张大明不是改不了“狗刨”的老毛病，就是脚手不协调，急得骂开了：狗和青蛙都分不清，你那几年生产队长是怎么当的！
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黑参谋的挤兑，显然让张大明脸上挂不住。他毕业后就在村里磨炼摔打，不光干过领导几百人的生产队长，还兼着民兵排长，大小是个官，怎么说也是要面子的人。他立即举手喊了报告，说：“黑参谋口口声声训练为实战，真正打起仗来，敌人管你是狗刨，还是蛙泳！只要是落水会自救，能爬到舟排上操控，能游快游远就行了，我觉得你这就是摆花架子，纯粹不打粮食！要不然你找一个蛙得好的，我跟他比一比，看是他的蛙泳管用，还是我的狗刨管用！”
张大明这家伙也太率直了，不是“犯上作乱”吗？明摆着没拿不带长的黑参谋当首长，真以为‘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丁排长是游泳训练的领队，自然不能允许战士冒犯上司，劈头盖脸将张大明一通训斥，还向黑参谋道了歉。谁知人家黑参谋“宰相肚里能撑船”，根本没往心里去，“嘿嘿嘿”笑了一阵，一伸胳膊蜕掉背心，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三两下就游到张大明跟前，然后抹一把脸上的水，指着对岸的一棵榆树说：“看清了，距离一百八十多米，前八十米比速度，后面一百多米比耐力，先到为胜。请丁排长做裁判！”
一场官兵较劲的游泳比赛，就在战士们的呐喊助威声中开始了。黑参谋是军校毕业的科班干部，理论实践都有一套，前八十米游下来比张大明超出一个身子。但他毕竟大张大明十岁，越往后越显得体力不支，渐渐落得远了，晚上岸三十六秒。就在大家挥着拳头为张大明庆贺胜利的时候，连长孟兴成和罗指导员，陪着几位大首长来了，其中有师长、参谋长、后勤部长、工兵科长，职位最低的是工兵营长。
“立正——”丁排长赶紧吹哨子喊口令。
我们这些小兵砬子，只着湿淋淋的短裤，也来不及穿军装了，就这么不无狼狈地列队，接受首长的检阅。新兵战友都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首长，本来就受宠若惊，再加上有师长这么大的官，更有些诚惶诚恐。
谁知师长一副笑呵呵的样子，彻底颠覆了我脑海里那些不苟言笑的将军大帅形象。他的脸是古铜色的，身材并不高大，说话的声音也不高亢，看见谁身上沾着泥，还用手刮一下。他显然已经从头看了刚才的比赛，不但没有批评，还表扬黑参谋有练有赛，取长补短，好！他特意在张大明的胸上敲了几拳，夸赞他是个好兵，问了姓名籍贯，对身旁的参谋长说：“像这样的苗子，有机会送院校培养培养，很快就能带兵。”
“狗日的张大明，昨晚肯定得了神仙指点，否则怎么能在师长眼皮底下露脸！”我心里有点嫉妒，但更多的是高兴，为战友歪打正着的成功。偏偏我的身体不争气，竟然站立不住，散架似倒在地上。幸亏师长他们已经转身，没有看见，否则咱一个车厢拉来的，反差如此明显，人就丢大了。
吴八十蹲在我身边，从药箱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捏了几颗黑药粒，让我咬碎，用唾液一点一点下咽。我觉着小药粒儿有一股奇怪的香味，油滴滴的，咽下去一会儿肚子不疼了，肛门也不胀坠了，精神好了很多。我问他什么药，他说好药。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药，吴八十用右手比划了一个手枪的动作。
枪药能治肚子疼？我将信将疑，但很快就被肉香的诱惑冲散了。
师首长带来一只整猪慰问部队，大夏天的不好存放，大家都摩拳擦掌，等着大快朵颐。可当我和战友围在班里的菜盆旁，盯着最大那块骨头流口水时，却被卫生员给拽走了。“忘了‘鼠疫’的事了？就算你不拉了，还带着病菌，好意思传染别人！”
这个吴八十，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让病号吃肉，监督我们用消毒液洗手，用开水烫碗筷，然后端来一盆鸡蛋西红柿面，给我们一人盛上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我好奇他为何不去吃肉，又不是回民。他笑笑道：“你们一个个拉得没精打采，我好意思吗？”
我的筷子停住了，感动地注视着这位满脸粉刺的老兵。
面是手擀的，长而筋道，汤的香味很特别，依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儿，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尝过。吴八十看着我们吃饱了，就让大家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下午跟他割臭蒿草。他已经从农场的卫生院打听清楚，臭蒿草燃烧的烟雾，熏蚊蝇效果不错。
吴八十的功夫没有白费，连队的防蚊蝇措施初见成效，跑肚拉稀的现象大为减少，我也恢复了体力，重新回到训练场。黑参谋已经不再过分强调蛙泳的标准动作，转而要求一切以实战为目的，练为战，训为用，不管蛙泳狗刨，速度和耐力是考核的两个关键指标。休息的时候，他还给张大明递烟，问他当生产队长时，怎样处置调皮捣蛋的家伙。
我悄悄提醒张大明：小心黑参谋笑里藏刀，毕竟你让人家丢了脸。
我的话不幸言中。
这天红日高照，又闷又热，但发源于天山冰川的开都河，却是急流滚滚，冰凉刺骨，与水库的死水截然不同。连里组织武装泅渡，以检验前阶段的游泳训练是否达标。
我们这些舟桥兵，身着夏服，全副武装，分成几个梯队，要徒手游到近百米的对岸。连长和指导员亲自检查，看每一位战士的枪栓是否锁定，三个弹夹是否装满，三个手榴弹的盖子是否拧紧，水壶里是否装满了水。黑参谋带领运输排的战友，开了两辆六五式汽艇在河里施救，凡是被拉到汽艇上的，都算不合格。
张大明大概过于看重成绩了，一下水就扑腾得挺欢，在他的梯队一路领先。谁知距离上岸还有十几米的时候，两条腿突然同时抽筋，疼得乱喊乱叫。抽筋扳脚趾，是我们从小就有的经验，可两腿同时抽筋，就比较危险，两手交叉去扳左右脚，身体就会下沉。眼见得他的脑袋沉到水下，半天不露，我的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黑参谋的汽艇就跟着他，我祈祷这家伙千万别被拉上去。好在张大明水性好，在水下终于处置好，三扑腾两扑腾上岸了，是梯队的第二名。
“枪呢？”连长的眼真尖，他一看张大明上岸，就大声质问。“张大明，你的枪呢？”
枪是战士的第二条生命，人在枪在，这是我们领枪时就明白的道理。张大明一下子傻了眼，回顾浑身上下，子弹夹手榴弹水壶都在，就是挂在脖子上的自动步枪不见了。他估计掉到了抽筋的地方，不假思索就返身入水去摸索。他在水下憋一阵，露出脑袋换口气，然后再潜下去，一直折腾到我所在的最后一个梯队都过了河，他也在冰水里泡得没了力气，被黑参谋拉上汽艇，仰八叉躺在甲板上，准备接受处分。
“张大明，接枪！”黑参谋轻轻踹了他一脚，将张大明的自动步枪还给他。“这次不算丢，是我在你乱扑腾时用钩子摘的。”
真是的，吓死人不偿命啊！
5 河流滚滚鲤鱼肥
在一个毫无纪念意义的平常日子，连长在午饭前宣布了一条命令：任命张大明为码头班副班长，我为连部的军械员兼文书。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一班，搬到卫生员和临时配属的报务员的帐篷。丁排长送我一支“英雄牌”钢笔，说是他以前在侦察连军事竞赛得的奖品。张大明似乎有点不忿：“老子靠真本事吃饭，弄个班长还是副的，你小子摇几下笔杆子，就站老子头上去了！”在他看来，我这个职务相当于正班长。他不由分说就把我的一沓信纸“贪污”了，还要求以后连里发什么东西，有机动的首先要考虑码头班，他们成天肩扛手拎费力气。
晚上入睡前，吴八十以一个老大哥的口吻，告诫我为人要低调，越是在长脸的时候越不能失态，以免被冠上“骄傲”的帽子，这顶帽子足以扼杀任何才俊。文书这个职务，曾有几个人暗暗竞争，特别是安子阴，是非没少生，见人就强调他入伍前是语文老师，有事没事总爱往连部跑，甚至为洗连长的床单与通信员闹得脸红。现在领导提拔了我，像他这样有想法的，肯定死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是应该睡觉都睁上半只眼睛。
安子阴和我较劲，不是一天两天。其实雄性竞争是动物的本能，人焉能超脱！问题是竞争应该有底线，你尽可发自己的光，但不要吹熄别人的灯。我的前任黄国远经常找我帮忙，也许是让我先热热身。每次出板报，安子阴便死皮赖脸凑过来，夺过我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秀他的板书。更可恶的是他给连里寄匿名信，揭发我在老家时偷过生产队的西瓜。
匿名信落款是老家的生产队，却盖着农场邮政所的戳子。指导员一看就是安子阴的笔体，却不动声色，私下找人了解情况。战友们普遍反映那不是个事，就是农村孩子一点刺激，大人看见也就喊两声。“羊娃子”说他也偷过，张大明炫耀自己偷瓜最有经验，刘松涛不但偷过瓜还偷过苹果，只有安子阴是一副很意外的样子，说：“呀，谁咋把这事挑出来了？这节骨眼上，可是对李晓剑不利啊！”。
“是啊，你们村的人也是，大老远跑到农场寄信，也不多走几步，直接到连里谈一谈，我们也了解得全面一些。”指导员笑着说，眼睛一直盯着安子阴。
安子阴当时脸都红到了脖根，但他始终没有承认，事后却跑来告诉我：“你得小心点，连里正在调查你的问题，听说老家有人告你了。”
指导员并未找我谈话，事情都是别人告诉我的。现在卫生员好意提醒，我也就重点设防：防火防盗防小人。不怕被贼偷，就怕被惦记。哪成想已经被惦记了，防不胜防。第二天一早换鞋穿，就出了状况：一只寸半长的大蝎子，与我的脚趾来了个亲密接触！
卫生员觉得奇怪：蝎子怎么能钻鞋里？他拿镊子夹起来看了看，蝎子是活的，但尾部的毒刺没有了，忙叫我抬起脚，脱下袜子，扒着脚趾察看。看了一阵，没发现毒刺，见我也不疼，就把脑袋一个劲儿摇晃：“蝎子尾巴上的毒刺哪去了？”
连长孟兴成来了，连部就在毗邻的帐篷。这个从高炮营调来的干部，据说是打航模的高手，在军区比赛上拿过奖，但他成天板着个面孔，不苟言笑，好像谁欠了八斗麦子钱似的，许多人都有些怕他。他一进来就问：“怎么了，高喉咙大嗓子的？”
“新文书的鞋里钻了一只蝎子，好在没蜇着。”吴八十说着，将蝎子踩成了齑粉。
“你们陕西人，还真有古代那些皇帝护佑啊，老鼠咬不着，蝎子蜇不着！”连长似乎不乏幽默，但话从他嘴里出来，就没了笑味儿。“我说啊，你要尽快熟悉工作，先把油料给我管好，别让运输排那些老兵油子给糊弄了。”转而又向卫生员交待，提醒各班注意，提防蝎子蜈蚣蚰蜒之类的小虫。
连长走后，我立马找到台账，到油料库清点查对。不一会儿，副连长肖积冰带一个农场司机要“借油”。军油不外借，这是规矩。可副连长是首长，他的话就是命令。我请他写个条子，好做账。肖副连长眼睛一翻：“就一加仑，你随便记些损耗得了，老子亲自来，还写撒子条子！”
我一听他这么说，就有些作难了。连队的油料是为保障训练用的，我在这里给了副连长方便，后面还怎么对付那些资历比我深的“老兵油子”？再说连长的话言犹在耳，我不能阳奉阴违吧！现在的境况是，给了犯纪律，不给得罪人。人家是连首长，随便一只小鞋甩过来，咱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时，我想起我的前任黄国远，移交工作时再三提醒：凡事多用心，多请示多汇报，不要擅作主张。我于是推说油泵的摇把在帐篷里，让他们在外面等一会儿，飞身往连部请示。
连长正与黑参谋商量事情。我没敢提肖副连长，只说是农场的司机要借一加仑汽油。连长要我自己决定给不给。我说：“没有连首长的条子，我谁也不能给！”
话音刚落，肖副连长掀帘子进来，与连长对视一笑说：“这小子，跟老子玩心眼！”
我有些迷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看连长，看看肖副连长，再看看局外人似的黑参谋，一时不知所措。还是黑参谋可怜见儿，笑说：“你可以走了！”我正要离开，连长又把我喊住，随手递来一张纸，是他与黑参谋商量的下一阶段训练计划，命我赶快整理下发。
这是我制作的第一份训练计划，自然是十分用心。请连长指导员签批时，罗明辉顺便安排我，尽快将黑板报换一下，重点是表扬各班训练中的好人好事，鼓劲打气。我吃过晚饭就往各班去了解情况，最后去的一班，为的是能在“老家”多待一会儿。
丁排长问我是不是与安子阴有矛盾，我摇了摇头。他笑了，告诉我安子阴琢磨的舟桥连接新方法，下午终于实验成功了，比老方法快两秒，提请我重点表扬。我回头找黑参谋一核实，就登在板报的头条。
安子阴在黑板报前待了好长时间，有人调侃都不在意。后来我又在指导员的鼓励下，将他刻苦训练的事迹，写了一篇报道，投给军区的报纸，没想到真给刊登了，还改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标题：《小战士发明了新方法》。报纸发下来的时候，大家争相传看，纷纷向安子阴道喜。也有夸赞我的，毕竟在军区的报纸上露了脸。我上厕所时，安子阴悄悄跟了进来，一言不语，点上蒿子在后面胡抡乱舞。我感到自己飞到天上去了，连长营长都没这待遇，说：“子阴你一来，我屙的屎都不臭了！”
“比狗屙的都臭！”安子阴笑道，“你快点，又不是拉井绳，咱俩到外面转转！”
傍晚的胡杨林里，鸟雀正忙着回巢。是时，夕阳将西垂，林间近黄昏，来自天际的光辉，把我俩的脸都涂成了金色，相互看着，跟庙里的菩萨似的。我估计安子阴一定有话要说，否则他不会浪费做好人好事的黄金时间，约我来欣赏农场的落日。然而摸了一棵又一棵胡杨树干，他同我说的，尽是别人的事，比如丁排长的代理将转正，刘松涛可能调到炊事班，张大明递交了入党申请，等等。
连队的事情，我比他清楚。我想听的是他亲口告诉我，告状信是他写的，蝎子是他放我鞋口里的。我与卫生员分析来分析去，就是他在帮我收拾行李时捣的鬼。他要是道个歉，我也会检讨自己和刘松涛给他灌鸡蛋汤的坏事，都是男子汉，又乡里乡亲的，这事就翻篇。可他到底还是没提，绕来绕去，只说以前俩人可能有些误会，今后要互相支持。
好吧！安子阴就这德性，他不破题，我也不点雷。我默默地陪他踩了一路腐烂的树叶，觉得很是无趣，没有丝毫成就感，就挥手做个“打道回府”的动作，突然发现安子阴的眼睛直了。他朝我摆摆手，又示意蹲下身。我看他如此神秘，就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屏住了呼吸。
前方不远处有一种暧昧的声音，粗粗的喘气，娇娇的呻唤，离得很近。循声细辨，果然在一棵大树的旁边，有一个晃动的影团。太阳已经落山，看不清人的面孔。
我和安子阴都未结婚，虽然他比我多个未婚妻，但在农村那个封闭的环境里，根本没有男女之间的亲密接触，遇到这种情况，自然是惊奇而又亢奋。我们骂那一对偷情的“馋猫”，怎么跑到了树林里？
安子阴问：“捉奸还是撤退？”
我想了想说：“撤吧，怪不叽叽的。”
于是，我们把新兵连学的匍匐前进，改成匍匐后退。一条细狗，不知从哪里窜出，狂吠着冲我们扑了过来。我俩只好站起来，一人捡一节树枝，且战且退。那边的“馋猫”，显然不能继续偷吃了，草草收场。男的急慌慌逃跑，慌乱中被树根绊了一跤，叫骂着爬起来再跑，身子跌跌撞撞的。女的似乎在收拾残局，打个口哨将细狗唤了回去。
我和安子阴发了毒誓，不把这次发现说出去，以免带来无尽的麻烦。偷情的贼心人人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贼胆，也不一定有贼机会。正因为如此，偷不着的人总是喜欢议论别人偷情，刨根究底，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我是哼着《打靶归来》回到帐篷的，一掀帘子，就看见卫生员给肖副连长消毒上药。肖副连长的鼻尖破了，额头也蹭烂一片皮。我起先没心没肺，还想关心一下领导，问他怎么弄成这样。转念一寻思，恨不得扇自己十个嘴巴。树林里那个谜团，似乎不用再猜。
肖副连长说：“下午去农场联系副食，回来时路上有个树枝，把老子给绊倒了！”
“哦！”我已经恢复了平静，随便应付几句，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过了几天，肖副连长叫我同他一起去炸鱼。他知道我当兵前干过爆破，炸鱼也很老道。我想用一块TNT炸药，威力大，又方便，上次训练还剩下几块。结果连长不批，说训练物资不能用于生活。我退而求其次，从卫生员床底下搜了几个输液瓶，到农场的石灰窑上买了些生石灰，想找一个破篮球胆，费了半天劲也没找着，只好割了一把芦苇当浮子。
开都河的鲤鱼又大又肥，几次撞到汽艇的艇艏。汽艇是连队的水上交通工具，在运输排专门有一个班的编制。连长觉得训练强度大，战士的体力跟不上，而河里的鱼都是野生的，既然自动招惹咱们，不如结合训练打一些改善生活。炊事班提出买个渔网，让汽艇拖着跑，结果不理想，鱼不往汽艇后部去，一共也没网住几条，这才想到请我“出山”。
我和肖副连长，还有前不久调到炊事班的刘松涛，乘着一艘六五式汽艇，很快就到了水流比较平缓的河面。我先将一条尼龙长绳的一头系在艇舷上，一头系在芦苇浮子上，然后给两个输液瓶装上大半瓶生石灰，用一段八十公分的短线固定在浮子上，最后往输液瓶灌水，淹过石灰就行。看着瓶内冒气后，我塞紧橡皮塞，稳稳地投进水里，便让汽艇逆流而上，与爆炸物保持距离，准备捞鱼。
“行吗？”刘松涛将信将疑。
“把那个‘吗’字收回！”我十分自信地说，“这会儿，那些不明就里的傻鱼们，误以为水中悬浮的石灰瓶是美味的食物，正争先恐后地围上去亲嘴呢，一次次咬不下一星半点，反而激发了它们更强烈的欲望，这点鱼与人相仿……”
我的话还没说完，“轰——隆，轰——隆”，两个白色的大水柱腾空而起，生石灰反应生成的巨大热量，终于被压缩到极限，突然引起输液瓶爆炸。那些上当受骗的大鱼，就在强大的冲击波的打击下，纷纷翻起了肚皮。
我喊叫着让汽艇顺流而下。肖副连长和刘松涛挥舞灶滤，见白条子就捞，一会儿就捞了一大盆，够连队美美地吃一顿了。
6 黄昏放歌胡杨林
炸鱼初战告捷，我还真有点成就感。连长把我叫过去，看着我笑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又挥手让我出去了。后来，我们每周如法炮制两次，战友们过上了鱼米生活，见了我多是溢美之词，有的还来一个大拥抱。
没有不透风的墙。炸鱼这事儿不知怎么被上面知道了，说是违反了规定，要求写出报告，等待处理。连长指导员都还没说什么，底下已经传开，说我这次恐怕凶多吉少。
我感到压力山大，急忙找刘松涛商量对策。
“商量个屁！”刘松涛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掷，解下围裙，拍拍身上的面粉，给我冲了一缸糖水茶，然后才说：“事情出来了，总得有人顶雷，既然逃不脱，牵扯人越少越好。把所有责任往我身上一推，大不了复原回家，反正我是下乡知青，这兵一当，就该回城了，比不得你们农村兵，都巴望提干。”
“龟儿子，大包大揽！这板子轮不着你挨，天塌了有大汉撑着！”肖副连长不知何时出现，冲刘松涛扬扬手，拉上我就往外走，一直拉到了胡杨林。
“你娃子，有点城府的。我的事情你看见了，没说出去，我很感激。但安子阴那小子就难说，他几次看我的眼神，都二麻二麻的。”肖副连长脸色很不好看，他的率直也让我吃惊。我觉得万一安子阴嘴上少了把门的，他也完全可以不认，这种事要捉奸拿双的。可他却摇起了头，说道：“即使他不说，我心里也不得安逸，毕竟不是撒子光彩事，与其背个‘作风问题’，还不如‘违反规定’的处分好听。反正我与老婆分居，也不是长久之计，她不愿意随军，我就该打报告转业了。”
肖积冰祖籍四川阆中，三国的张飞在那里镇守过七年，他的母校就建在张飞庙里，所以他一直以张飞为偶像，性子里透着率直与豪爽。据他透漏：指导员罗明辉早都想调我到连部，因为我写的反映打猪草影响军民关系、损害军人形象的材料，被指导员稍加润色，逐级递到首长机关，上面很重视，很快就基层连队的农副业生产问题下发了文件。是连长孟兴成觉得我在战斗班时间太短，业务领会不透彻，有意让我多历练历练。他那天的“借油”，纯粹就是连里对我的一个小考验。
我突然对肖副连长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心里酸楚楚的。看着暮色中即将隐身的胡杨，听着树枝上小鸟叽叽喳喳的鸣叫，双脚不停地踢踏脚下的树叶。我有点怨愤，冲的是安子阴。要不是他那天拉着我来胡杨林，就不会发现肖副连长的隐私，更不会害人家丢了前程。我也有些自怨，要不写那篇报道，就不会令安子阴感今怀昔，与我“冰释前嫌”，讨好地要“到外面转转”。
“我求你一件事，”肖副连长声音有些变调。“我是不能再见她了，请你与申雪见一面，告诉她事情不会泄露出去，让她不要有思想负担。”
“没问题，肖副连长！”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即使申雪是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女人，一个有点那个的女人。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一个雄性奔放的壮男世界，与女人单独见面或说话，会被高度关注和嫉妒的，打人的尿泡俯拾即是，稍不小心就被熏得骚气难闻。但是为了肖副连长的信任，我还是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绿军包，踏上了林荫如盖的机耕路。指导员派我到农场的书店买一本《解放军歌曲》，连里订的那本，被几个老兵油子偷偷卷了莫合烟了。
任务极其简单，我很快就“顺路”到水管站。五十来岁的站长，是个三五九旅的老战士，陕北人，同我算半个老乡，问了许多家乡的问题。
说起肖副连长，老站长一脸激动。他在一个多月前去县城买了些机械配件，回来时拖拉机坏在路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欲自己走路回场找人吧，一来一回两天时间，怕拖拉机手夜里冻死；俩人一起回吧，又怕丢了拖拉机和配件，正愁得没法说，肖副连长带的生活车从对面过来了，二话没说，先将拖拉机拖回农场，大半夜了，又出发往县城。他准备送一面锦旗给部队，以表感谢之情，还让肖副连长给谢绝了。他一直觉得欠着部队的人情，后来肖副连长提出照顾申雪，他很快就报上去了，就等下半年房子调整，这一对上海支边青年，就可以领着儿子，住上一间半的土坯房了。
老站长亲自将我领到一个水闸上，让我办完事情到他家吃饭。申雪正在调整水闸，将流往左边渠道的灌溉水，改到右边渠道。沉重的水泥闸门，摇起来很吃力，她的满脸都是汗水。老站长帮着她调整到位，就让我们到树荫底下谈。林带旁有几个人正在薅草，看见老站长远远地打招呼。
申雪是个二十七八岁的清秀少妇，微笑时能看见一对浅浅的酒窝，脱下草帽才见一头黑发剪得齐肩，两只大眼略带忧悒，细长眉，小樱嘴，瘦削的脸庞，被阳光炙晒得发黑，与领口偶尔露出的白皙，形成鲜明的对比。半旧的蓝裤蓝衫，是时代的标准色，一坨一坨的斑块不知是汗渍还是水印，只有那双粉色的塑料凉鞋，依稀昭示她也是一个爱美的女人。她有些喜出望外，没想到肖副连长会在这个时候派我来安慰她，说话的时候老盯着我的眼睛，夹杂着新疆味儿的普通话，不时冒出几个伲侬称谓。
“我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阿拉一个赤贫女子，除了这个身子，能给别人什么呢？”申雪一开口就让我陷入尴尬，好在脸红可以借口曝晒。她是十年前支边的上海知青，那时候刚出校门，一身幼稚，满腔热情，到了农场才知道理想很伟大，现实太骨感。没有高楼，没有商场，没有剧场影院，没有弄堂里司空见惯的叫卖，所有的娱乐就是胡杨林下漫步，开都河边听蛙，所以她很快就恋爱了。
申雪的男朋友，也是个上海知青，在种马场工作，俩人惺惺惜惺惺，一起哭完一起笑，在一个不能自已的黄昏，激情烧过了男女之间的雷池，并且被人发现了。从此俩人被戴上了无形的“坏分子”帽子，就是后来结了婚，还住在各自的集体地窝子。天当被，地当床，的确不是童话的世界。忙完一天的工作，到食堂打上饭菜，俩人就来到黄昏的胡杨林，看日落，听鸟叫，冬踩积雪，夏沐夕晖。孩子出生后，她和丈夫也曾多次申请住房，得到的答复总是房子有限，得一批一批解决。如今儿子都六岁了，他们一家的团聚地，仍然是黄昏的胡杨林。
肖副连长走进申雪的生活，纯粹是个意外。他虽然是连里的干部，在痢疾之魔那里也是没有面子，有一天拉肚子拉倒了，跌跌撞撞从厕所出来，抱着肚子直不起腰。这时有个遛马的人，打身边经过，问了缘由，就把他扶上马，带到一个小树林旁，如此这般比划一番，很快就消失了。
肖积冰有些恍惚，他根据那人的指点，走过一排土房子，来到一个很大的晒场。晒场满地都是发黑的果壳，样子很丑陋。他随手捡起一个捏破了，倒出里边的籽儿，放一些在嘴里，细嚼慢咽，果然满口香津，一会儿肚子就不疼了。他见土房里进出的人，并未注意到他，就又捡了几个，藏在裤兜里，回到驻地交给了吴八十。卫生员认出那是罂粟壳。从农场入伍的报务员解释，国家规定部分农场种植做药，烟膏全部上交，烟壳由医药公司收购，有的也被做调料。我这才明白，那天吴八十给我治病的“枪药”，原来是这个玩意儿。
肖副连长几乎天天见到那个遛马的，自然要表达感谢之意。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成了朋友。朋友的特殊困难，一下子搅动了他的热心热场，这位张飞故里的年轻军官，虽不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力所能及的忙还是要帮的。他找老站长，找农场的主管科室，以申雪是他远亲，其丈夫帮助连队抵抗痢疾为名，请求给予生活照顾。老站长答应了，上面也同意了，等秋后新房竣工，调整时给他们一套别人腾出的旧房，这对一直抬不起头的申雪夫妇，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申雪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她来支边的第三年，父亲因“历史问题”自杀，母亲悲痛欲绝双目失明，她要与远在上海崇明岛的哥哥，分担母亲的医疗照料费用。夫妇俩微薄的工资，除了给老人的药费和孩子奶粉钱，就没有多少了，平时在食堂打饭，都是捡最便宜的。突然间遇到菩萨一样的好人，让夫妻俩感激涕零。一下子欠了这么大的人情，又熬煎得他们长夜难眠。申雪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但以己之地位，这辈子都没有能力帮别人。她得到丈夫的默许后，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悄悄去了老站长家，去了场部的科长家，在床头报答人家的“搭救之恩”。她找到肖积冰，以死威胁，以情感惑，于是就有了胡杨林的“吃腥”。
“你不会看不起我吧？”申雪叹口气说，“阿拉不是个随便的女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现在想来有些后悔，我是心安理得了，可是把肖副连长害了。”
唉！天下幸运者都一样，苦难者却是各有各的苦衷。别看申雪说得轻描淡写，似不在意，其实她肯定心在流血。我一个未婚青年，能就如此悲催的故事，发表什么看法呢？好长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一直等到老站长喊我，她又苦笑着问我：“我把自己的事情，全告诉你了，你不会说出去吧！”
我盯了她一眼，她大概读出了信任。
几天后，我拉着吴八十到胡杨林去开歌。所谓开歌，就是先把一手新歌的曲谱读下来，再把歌词填上去唱熟。我把新歌开了，然后教连队的战友唱。以前这项工作是黄国远干的，他看我识谱，移交时也交给我了。
这是指导员指定的一首队列歌曲，歌词挺有气势，曲子也硬梆梆的，不知作曲者追求的是什么，反正唱起来不是很好听。吴八十说：“这么难听的歌，一准没人愿学。”
“那怎么办？”我担心不好向指导员交差，请他想办法。连部的几大员，一向互相帮衬。吴八十抬头看树梢，一泡鸟屎恰好落在他鼻尖，不偏不正，差点掉进嘴里。他满地找树枝吓鸟，我却笑得坐在了地上。
微风习习，飘来一阵歌声。似乎男女声混合，时而雄壮有力，时而宛转悠扬。我仔细辨析，确认是《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大热天的唱白雪皑皑，的确让人感到清爽惬意。这歌我只能哼个大调儿，歌词似是而非。现在有人在唱，唱得这么好，我就想学一学，教会战友，肯定能在下次歌咏比赛时一鸣惊人。
我不再笑话吴八十的“嘴臭”，与他一起朝着歌声的方向走去。但见胡杨林下，一个低矮的孩子，一边拉着一个大人，仿佛在憧憬明天的美好。晚霞的逆光，将这一家的背影，剪成一个大M，重重地镌刻在我的心里。
7 见义勇为险蒙冤
开都河的舟桥合练结束了，我的连队与兄弟部队配合默契，受到指挥部的嘉奖。回到驻地，连里召开庆功会，丁排长和安子阴等多位战友受到嘉奖。中午会餐，安子阴一反常态，来者不拒，喝了不少酒，这与他以前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的做派判若两人。我感觉这家伙有些不对劲，欲劝他悠着点，他已经举着酒杯到了连部这一桌：“肖副连长，那天在胡杨林……”
这个说话不算数的浑蛋！我仿佛被蝎子蛰了一下，赶紧起身，将一块大骨头，塞进那张跑风的嘴里，拉上他就往外走：“子阴喝大了，我去帮他醒醒！”
我将安子阴拉到我的房子，关上门就是一个大嘴巴：“你吃屎了吗，嘴这么臭？”
安子阴被我打懵了，嘴角出了血，舌头还在里边呜哩哇啦，说些什么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须臾，这家伙反应过来，就与我争执，欲还我一巴掌，被我推倒在床，照屁股又打了几拳。我打够了，他也消停了，就给他冲一杯糖茶水，扶他起来，把脸凑到他跟前，让他打。他把手举起来，举过头顶，恨得面目都有些扭曲。我双目冷视，一眨不眨，他的手反而像自由落体一样掉下去，死狗般躺在我床上，呜呜咽咽，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说：“有点男人德性吧！今日你敢点了别人的隐秘，明天我就讲你娘是个叫花子，谁给一口吃的就跟谁。”
安子阴蔫了，像个被霜打的茄子。人人都有见不得人的隐私，况且他的家史的确没什么炫耀的。他父亲小小年纪抽大烟，把祖上百十亩地全败光了，又没人雇他扛活，一个光棍只好到处瞎混，肚子饿的时候，就踅摸到庙里偷供果献饭。赶上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为穷人谋福利，他在外面学得油嘴滑舌，获得了土改工作队的好感，便当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有一年村口来了个女叫花，饿得气若游丝，谁能给一口吃的，就可以领回家。有热心人找到这位光棍主席，俩人就过到一起。八个月后生下安子阴，村里人没少议论。
我之所以如此维护肖副连长，是因为他值得我尊敬。他为了连队的荣誉，为了保护连长和指导员，保护我和刘松涛，以及一切与炸鱼有关的人，独自一人承担了河道炸鱼的责任。上级虽然没有明示炸鱼违反了什么规定，但将事情定性为“安全事故苗头”，给予通报批评。我真不知上级是怎么想的，一支工兵部队，弄个爆炸物都不安全，将来还怎么打仗？
上级的事情咱不懂，同乡的心思我还是清楚的。平心而论，安子阴的表现是突出的，丁排长不兼一班长后，副班长转正，他最有资格当一班副，他自己也把这个班副，看得比嘉奖重。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怨不得别人。离开农场时，他悄悄带了一挎包罂粟壳，回来当天，就通过营部的通信员送了营长。营里开会时，连长打开营长的茶叶盒打秋风，一把抓出几片罂粟壳。营长说是通信员找舟桥连一个叫安子阴的战士要的，你一连之长还要从我这儿抢？连长羞个脸红，肯定对安子阴的人品打了问号。
安子阴不得不认怂，在我的床上睡了一会儿要走，发誓哪儿跌倒哪儿爬，还感谢我及时阻止了他。我这时倒生出一点怜悯之心，在他肩上拍了两下，算是安慰。一开门，发现卫生员坐在门口的房檐台上，身旁放着一碗绿豆汤。
汤是给安子阴准备的。吴八十看着安子阴喝下去，专门强调是连长让他送的。安子阴的眼睛就直勾勾地看了卫生员一阵，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仿佛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转眼到了国庆，除了值班部队，大家都放假三天。连长和指导员的家属都随军，放假可以回家属院住。他俩一人拿出五十块钱，托我和吴八十上街，给肖副连长买点东西。肖副连长的转业报告已经批了，他也没什么家当，说走就能走。我把自己的抽屉翻了一遍，共搜出十五块。吴八十刚给家里寄过钱，找人借了五块。丁华塞给我八十块，是他们几个排长和司务长凑的，一人二十，临走一再叮嘱不能告诉连长指导员，连里不让凑份子。
我和吴八十在街上逛了大半天，从新城走到老城，最后决定给肖副连长打两个棉被网套，买两床缎子被面。新疆的长绒棉花好，阆中的冬天阴冷潮湿，盖上能暖和些。剩下一百多块钱，够买两块羊脂玉。老板一听是送战友，少收了五块，我们就又提溜了几瓶“伊犁大曲”，预备欢送肖副连长时喝个痛快。
回到营房刚坐下，一口水还没喝，通信员急火火地跑来，说连长来电话，叫我俩立即赶到师医院，安子阴出事了。我俩都大吃一惊，恨不得长上八条腿，放下水缸就跑。到医院时，天快黑了，连长和指导员都站在走廊上，焦急不安，一盏“手术中”的灯箱，无语胜似有言。
手术一直持续到夜里十点，当两个戴口罩的护士推出病床时，安子阴右眼红肿，额头贴一块纱布，腹部被纱布缠着，身上还插了两根管子。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断肠接上了，腹腔都洗干净了，头部只是外伤，其它脏器都未受损。我看见安子阴的眼里噙着泪珠，嘴唇蠕动了好几下。连首长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我们和护士一道，将伤者推进病房。
这是一件普通的病房，有三张床，因为过节都空着。连长安排我和卫生员留下陪护，指导员说他负责给我们送饭，医院没有非病员的餐食。
“先不麻烦吴指导员，这两天过节，我们可以帮着打一点！”一位戴口罩的护士说。我一看那杏眼儿有些面熟，她也半摘口罩，浅浅一笑，要我明天给他们女兵唱歌。
“你们认识？”女护士的善解人意，大大出乎指导员的意外，他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吴八十。
“认识！”女护士彻底摘下口罩说，“他不就是闹‘鼠疫’的新兵蛋子李晓剑嘛，赖在我们医院的单间里，骗住了半个多月。”
这位老兵姐姐，简直冤枉死人了，我那是赖吗？罢！好男不跟女斗。重要的是她明天会打饭给我们吃，夜里伺候安子阴也就有劲儿了。但我和卫生员都一头雾水，什么情况，让安子阴伤得如此重？
一夜很快过去，窗外探进朝阳。病号饭送来了，只有少量流食。卫生员要喂，安子阴不肯。我将病床摇个半躺，想把安子阴往上挪一挪，疼得他龇牙咧嘴直叫唤。喝过稀饭，我见他能说话，就问为何弄成这样。他半天不语，问得急了，只一句话：“一言难尽。”两眼却已泪水汪汪。我最瞧不起男人掉泪，见他这副模样，也就不说了，只劝他一心养伤，不要胡思乱想。
“新兵蛋子，吃饭了——”女人就是这样，声音总在人前头。她们一共四个，一个端馒头，一个端菜，两人端稀饭，一溜儿飘进病房。病房顿时阳光灿烂，连来苏尔都闻着清香。
女兵们带来一首手抄的《山楂树》歌谱，要我教她们唱。这是一首苏联抒情歌曲，四分之三节拍，旋律婉转优美，歌词从容流畅，表现的是一个美丽、善良但又不失思想的女青年，面对两个男青年的爱恋时内心的矛盾。那是我梦中都未曾出现的场景，仔细品味一下就觉着怦然心动，也不知她们从哪里找到这歌曲的，重要的是春华闪耀、活力四射的四个女兵，围在身旁，你想不兴奋都不可能。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但歌谱上没写作曲者是谁。我更喜欢其歌词，歌谱上也没写谁写的歌词。人们总是不尊重原创，我们在享受许多美好的时候，根本没在意是谁给了我们这些美好。我先教她们读谱，然后填词。女兵的音乐细胞天生比男兵多，不一会儿就学会了。我的愉悦溢于言表，高兴地打着拍子，与她们一起合唱，仿佛病房外的院子里，就有“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大约过去一个多小时，值班护士通报师首长看望来了。我们立刻下意识地站起来，不知是事情太大了，还是士兵的命很贵，竟然惊动了参谋长！
参谋长姓郭，经常下连队，我们都认识，似乎他的脸上从未出现过笑容。他的随从一大群，工兵科王科长也在里边。病房里一下子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气氛突然有些凝重。参谋长听了医生的汇报，指示医院全力救治，又到床头安慰安子阴，拉着他的手说：“好小子，像我的兵，有血气，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我要给你记功！”
安子阴早已热泪盈眶，挣扎着要起来，被参谋长劝住了。王科长和工兵营长都到床头与他握了手，黑参谋还往床头柜上放了一篮子苹果。这排场大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只能在门外的走廊上候着。参谋长临走扫视了四个女兵一圈，眼光似乎慈祥许多：“嘿嘿，你们放假不回家，在病房唱歌陪护，很好嘛，谁想的这个主意？”
女兵的回答只是笑，参谋长似乎已经满足了。等人都走后，一个女兵对老兵姐姐说：“郭虹，你老爸今天好像没以前那么凶！”
老兵姐姐——一个很富同情心的善良女孩，竟然是参谋长的女儿！我的惊讶可想而知。而当她告诉我，身旁有两个女兵的父亲还是军级干部时，我的惊愕近乎恐惧。这小小的师医院，藏花卧凤，水也太深了！我这土包子，想不自卑都不行。我下意识离她们远一点，脑子里乱七八糟，眼睛不敢直视她们的目光，嘴唇变得笨拙异常，也不知该说点什么。直到他们带上已被吴八十洗干净的碗筷，哼着刚才学的新歌，嘻嘻哈哈地离开。
“看你那点出息，首长站在面前都没怕，倒是被首长的丫头吓成这样！”连长一上来就笑话我，他和指导员送走了首长，才能进到病房。“你们也都听到了，刚才师首长讲，安子阴是见义勇为，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定了，你们好生照顾着！安子阴，你给咱好好养着，你这黑锅，要不是那女孩给砸了，我和指导员的兵也就当到头了……”
“行了，别磨磨叽叽了，老人家从口里来一趟不容易，还等你领着逛巴扎呢！平时没时间，放假又赶上这事儿。”指导员把连长推出去后，亲自给安子阴削了一只苹果，用刀割成小块，一块一块喂到嘴里，感动得安子阴又流泪了。这家伙的泪腺就是发达，可能是哭江山的刘备转生的！不过，他这次干的事儿，够爷们。
原来，安子阴昨天上午到连长家挖菜窖，帮助储存冬菜，因为连长的父母来队，要在儿子家过年。不知他是怎么获得这个拍马屁的机会的，干完活还在连长家吃了中午饭。回连队的路上，安子阴突然想起，当天是他和羊小阳的“学雷锋小组”活动日，应该去看库尔班老人。库尔班无儿无女，腿脚不便，他们每月都要去两次，帮老人买煤买面，打扫卫生。他知道“羊娃子”被刘松涛叫去帮厨了，索性一个人去。
安子阴走到一个小巷的拐弯处，忽听有人喊“救命”，便提高了警惕，循声搜去，发现一个废弃的小院里，两个流氓正对一个女孩施暴，女孩的裙子都扯破了。他纵身一跃，从矮墙上跳进去，喝令流氓住手。流氓看他只有一个人，也不高大威猛，就骂他“黄萝卜”，叫他少管闲事，能滚多远是多远。
战士的英雄气概这时得到激发，安子阴过去拉上女孩就走。流氓岂是这么容易善罢甘休，追上来就打。安子阴多少也是跟丁排长学了几手的，拳来手打，腿来脚踢，开始也还顺手，不料一个被他打倒在地的家伙，扬了一把沙土，把他的眼睛迷了，另一个就朝他腹部捅了一刀。他在受伤后仍然一手扯住一个流氓，大声喊叫着“丫头快跑”，而另一个流氓又给了他一刀。
女孩跑了，附近的居民赶来了。两个流氓反咬一口，指认“解放军调戏妇女”，被他俩撞上了。居民们不明就里，也不知受伤者是否真的解放军，但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不许调戏妇女，就将他们一并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值班警察将他和流氓分开讯问，他忍着疼痛，撕下领章，用尽浑身力气喊道：“我是工兵营的战士安子阴，就是犯法，自有军事法庭，你们没权审问！”说完就昏迷了。派出所看到他领章后面的信息，赶紧通知部队，将其接走送医。
两个流氓一口咬定，他们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警方也只能按“防卫过当”处理。这样就苦了安子阴，他一直被认为是“害群之马”，差点被押送回家，成了当代窦娥。
也是安子阴不该倒霉，那获救的女孩有良心，经历了一夜的思想斗争后，一大早就在家人的陪伴下，到派出所报了案，事情终于水落石出，这才有参谋长带领机关干部，到医院慰问的光荣。而在昨天夜里的紧急会议上，参谋长还拍桌子骂人，发狠要将败坏军纪的害群之马，送交军事法庭，并追究营连主官的责任。
8 规矩面前无私意
安子阴荣立三等功，只有一个人不高兴。
羊小阳首先跑到炊事班，将刘松涛抽屉拉开，看到有没拆的两包烟和一袋水果糖，拿上就走。刘松涛抢回一包，问他不抽烟拿烟干什么。他吹了一口气，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意思是天地都知道他生气了。刘松涛你不早不晚，偏偏那天拉人家帮厨，白白耽误了与安子阴一起见义勇为的机会。他对安子阴的不满，则是在安子阴掏厕所的时候，故意跑进去大便，就要臭臭安子阴的“个人英雄主义”，有好事把他甩下。
我看小兄弟闷闷不乐，就在晚饭后让他帮我出黑板报，顺便开导说：“你光看人家立功，没见人家挨刀，那两刀要扎你身上，没准小命都没了！”
“羊娃子”到底年纪小，还是转不过弯。他搔着后脑勺问我：“你们是不是都有神机妙算？否则，张大明怎么会在师长来的那天与黑参谋比赛，安子阴怎么会在有流氓的那天单独行动，你怎么会在胡杨林遇见唱《长征组歌》的，帮咱连露了脸？”
“还真是哦！”我被“羊娃子”的走火入魔笑喷了，扔粉笔头砸他的脑袋。我一扔，他一躲，他越躲，我越扔，不小心一颗砸到路过的连长。连长骂我“稀稀拉拉”，罚我晚上站岗，还让我传达给卫生员和通信员，最近事少，连队的几大员，都要和其他战士一样，轮流站岗。
这一个惹祸的粉笔头，害的不仅仅是自己。
站岗最怕后半夜，尤其是后半夜的第一岗，刚好把前后的睡觉时间切成两半，熬又熬不成，等又等不得，这也是战时敌方摸哨的最危险时段。不幸我就轮到这一岗，前面下哨的是通信员，通知我两个小时后接卫生员。我答应得很明确，就定好闹钟，想再小迷糊一阵。谁知脑袋一挨枕头，一觉睡到起床号响，连闹钟响都没听到，害得吴八十站了大半夜，大方脸冻得像个冬瓜。
吴八十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试图替我遮掩，可是排班表在各班长手里，该上岗的没上，底下一议论，事情便摆明了。连长黑着脸要我检讨，我红着脸答应一定写深刻，从灵魂深处挖根源。连长鼻腔一哼：“误岗就是误岗，与灵魂毛的关系！你也不用写，就在早饭前，当着全连干部战士的面，说说你是怎么误的岗。”
这次人丢大了。平时我站在全连干部战士前面，都是教歌、指挥唱歌，或者与兄弟连队拉歌，多少是有点脸面的。今天要跟大家承认错误，肯定是很没脸面。这会儿要有个地缝，我肯定钻了。忽然发现吴八十脸色通红，一触到我的目光，马上低下了头，好像对不起人的不是我而是他。
做人得有良心，丢不丢脸倒在其后。我于是先向卫生员吴八十深鞠一躬，道了“对不起”，然后就将误岗的过程如实表述一遍，发誓汲取教训，诚恳地说：“咱们是野战部队，时刻都要想到打仗，万一哨被摸了，后面的人不接岗，敌人就会捡大便宜。一个人的懒散，很可能造成很多战友的流血牺牲，希望大家以我为戒！”。
掌声，自发的掌声，很热烈。我的战友们就是如此宽容，虽然他们平时会为一张信纸、一把小笤帚、一升汽油同我计较。连长的脸上也换成轻松的表情，他说：“文书的检查很深刻，但他说过了界，把我想说的话也说了。别笑！大家既然都鼓掌，说明一个个心里都是明白的。最近没有大任务，许多人闲得骨头疼，这样不行！我再次强调，作风纪律要常抓不懈，什么时候都不能懒散！在咱们连队，不管是战斗班的，还是连部的，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这次检讨，让我刻骨铭心。
休整的日子很快结束了，大冬天的，工兵营成建制开到一个叫柯克亚可的地方，执行援建施工任务。
柯克亚可虽然地处戈壁，但离公路不远，附近有一个牧场，距离二十多公里就是县城。几个月前勘探队在这里钻出了石油，伴生丰富的天然气。由于工业化开采设施还有待建设，又不能严重污染空气，石油部门在油井上树了好几个钢管，口径很大的，将喷涌而出的天然气点燃，熊熊烈火，日夜烧天，烧得人人心疼。而流出的原油暂无储存手段，只好任由附近居民桶装袋提毛驴车载拖拉机拉，能拉多少拉多少，拉回家烧火做饭，自己用不完的，就卖给需要的人，逐渐有人发现商机，就租了罐车贩原油。附近几个县的居民，烧火做饭甚至取暖，几乎全都用上了廉价的原油。
石油勘探部门倒不担心老百姓沾点小便宜，他们揪心的是宝贵的石油资源，被如此原始利用，不但浪费严重，还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威胁到居民健康。于是就在专业施工队伍一时难以调动的情况下，商请驻军援助，帮助铺设通往附近县城的应急天然气输送管道，建设临时储油池。
一天之间，戈壁上冒出一群绿色的帐篷，荒漠里降下一群生龙活虎的军人。人员分班轮换会战，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碾压机日夜轰鸣。我们连的舟车改成运输车，给戈壁进行砂石大搬家。
元旦前，石油部门的领导来工地慰问，送的有米有肉，瓜子花生每人发了一包。见面的时候，张大明把我拽到一旁，说慰问团那个领头的讲一口关中话，长得很像我们村的一个人。我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个人，在民国时期犯了事，逃走以后投奔了八路军，后来事情越干越大，他兄弟多年前去北京探望过一次，回来时带了好多稀罕玩意儿，全村人都羡慕。听张大明这么一说，我寻思没准就是。
我托指导员私下打听了一下，果然是我同乡，论辈分我该叫人爷爷。能在这里结识一个乡党，而且是个高官，对我是一种机会。我连忙写了个纸条递上去，还真被叫到越野车前接见了五分钟。老人家问我当了几年兵，复员后愿不愿意当一名石油工人，他们的新油田建设在即，需要大批有素养的员工。
我当然愿意。当兵是义务，服役有年限。和平年代的农村兵，其实是一个变态的群体，自从穿上军装，就没有一个不想入党提干留在部队，从此跳出农门的，不管谁的调子唱得有多高。大家挤破头抢任务，脏活累活争着干，甚至过分地表现，夸张地讨巧，目的就是挣个好名声，留下好印象，盼望一纸提干的命令。
在当今的体制下，一当干部，人的命运就改变了，即使不能在部队干到退休，转业地方也是吃商品粮的。基层干部普遍喜欢农村兵，他们一根筋听话，猛扑着上进，好带呀！但提干不光要干得好，还得机会好，最终能如愿以偿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得直面复原回乡的结局。就连高连第那么优秀的代理排长，都卷铺盖回家了。既然提干难，退而求其次，能当个技术兵，学点谋生的手艺也不错，比如驾驶汽车就很吃香。眼下有了实在难得的机会，直接参加工作吃商品粮，谁能不乐意呢？
不乐意的还真有。
“才当一年兵，就想复原的事儿，不是瞎想吗？趁早把心给我收了，安下心，好好干！”指导员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桌前翻一本杂志，眼睛也没看我。连长给我使个眼色，我就莫名其妙地退出了连部的帐篷。
当夜，连长和指导员一起叫我，陪他们在火热的工地转一转。他们不时与几个老班长、老驾驶员打招呼，让其注意安全，并问我知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我是连里的“小管家”，要连战友的名字都对不上，那不是白吃干饭么！回到连部，连长便开门见山了。
“你先把手头的事情放下，当务之急，是把几个老兵的事情办一办。春节后就要安排老兵复原，指标已经下达，现在还保密，我们也没说是谁谁，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大部分是党员。”说到这里，连长看了看指导员。“假如说能帮助安排到油田，就改变他们人生的命运了。我们这些做基层领导的，也算没和弟兄们相处一场。就是你以后也走这条路，不是还多几个熟人嘛！”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一件往事。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与几个同学偷了家长的烟，下课后躲到教师后面群抽。老师发现后每人后脑勺拍了一把，警告说再不学好他会打断我们的腿，但期末的操行评语，却写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优点。我突然觉得连队首长有时劈头盖脸地骂人，有时声色俱厉地批评，关键时候，还是满满的兄弟之情。
卫生员在不停地翻身，估计也没睡着。他的服役期也满了，今年会不会复原呢？
“连长找我谈过，让我再干一年。”吴八十叹口气说，“再干一年，就能攒够娶亲的礼钱。我老家那地方，窑洞靠山，种地靠天，吃水靠担，结亲靠换，一年到头难得温饱，不少人跑出去要饭。我这几年的津贴寄到家里，媳妇算是订下了，没用我妹妹换，这就是让人眼红的光景了。”
我突然想起甘谷兵站那一幕，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在新兵们刚领到馒头的瞬间突然出现，无数黑乎乎的脏手，伸向毫无防备的新兵，抢过馒头就跑，或者咬一口塞进怀里，继续踅摸下一个目标。我沉默了。原以为我托生在农村，是莫大大的不幸，没想到农村和农村也不一样，还有比我恓惶的。
第二天，我就给当大官的老乡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战士，政治可靠，踏实能干，其中还有一些是技术兵，如驾驶员，卫生员，炊事员等，脱下军装，仍然能指到哪打到哪。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封公函。意思是大领导很忙，委托他们回复我，对我介绍的情况表示感谢；他们本来就有招募退伍军人的打算，通过这一阶段的工程合作，更感到我们部队的素质很高，有关部门将尽快呈文报批。
虽然有没有我那封信无关紧要，但连长和指导员还是非常高兴，要专门给营长做汇报。我悄悄对他们说：“要是有机会，考虑一下卫生员吧！”连长盯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指导员却装得一本正经：“摆正你的位置哦，让你操这心，还要我和连长干什么！”
我又过界了，跟上次检讨一样。但我看见吴八十的时候，心里闪过一丝鲜花般的甜意。俗话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工程在春节前一周胜利竣工，我们又回到自己的营房。通信员背回一大堆信，有一封是肖积冰专门寄给我的，里面夹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丈夫穿一身中山装，阳光帅气，妻子细眉大眼，美丽漂亮，三岁的儿子天真可爱。
肖积冰转业后被安排到了工商局，请我有机会与他在张飞庙相聚。
9 小事不检大祸生
转眼到了四月，营区里面柳绿，营区外面花红。
送别老兵的场面，真是让人难以描述。那些平时摔跤时恨不得把对方摔死、篮球场上使绊子、见了面就抬杠的战友，此刻抱着头哭在一起，足以令操场哀叹，树木动容。
油田这次招的人多，特别指明参加过援建工程的复员兵全部都要，所以大家的分别只是暂时的，见面的机会还有。
吴八十把我气了个半死，好好的机会他自己放弃了，理由竟然实在得犯傻：连里派了羊小阳参加卫生员培训，要半年后才能回来，他走了，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方便。连首长当然肯定他是好党员，工作为上的，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可新卫生员回来后，去油田工作的机会还有吗？
新兵很快下连，充实到各排各班。张大明和安子阴都当了班长，刘松涛也当了炊事班长。五一节刚过，连队要发展新党员，各党小组几乎都推荐了我，这让我很高兴。谁知一夜之间，连里纷纷议论，“李晓健与医院的女兵谈对象”，一时间唾沫乱飞，恶评如云。
士兵谈恋爱是大忌，它不光违反纪律，更触动了男性世界的敏感神经。我找指导员去解释，指导员说：“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事越描越黑。”吴八十怀疑是安子阴使坏，找他质问。安子阴当着吴八十的面对我发誓：“我只说过你教医院的女兵唱歌，谁要说你谈对象，天打五雷轰！”
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别，还表白什么！
张大明和安子阴这次都入了党，我却与党组织擦肩而过。指导员问我有什么看法。看法当然有，只是不能说：名额有限，总得有人被拉下，但被拉下的不该是我。
指导员见我迟迟不语，让我在他床边坐下，倒了一杯茶，挑明是他提出继续考验我的，也不见得与流言蜚语有关。
我一听十分伤心，低头看着脚下。我的工作很大部分是给他脸上贴金的，通讯报道见报，黑板报评比拿奖，歌咏比赛拿奖，战士演讲比赛我是直属部队第一名，连队还拿了组织奖，要是连长不同意也就罢了，你当指导员的怎么能卸磨杀驴、进门扔砖呢？
指导员大概看出我的委屈，笑了笑，打开抽屉，拿出一张调令给我。我一看是调我到政治部电影队当放映员，一时不敢相信，疑惑地望着他，手突然有点发抖。
“上级派人考察几次了，明天就去报到。到了新单位，一切从头做起。机关里藏龙卧虎，个个都有几把刷子，要虚心，多请教，多学习。”指导员语重心长地交待，特别像一个关爱小弟的大兄长。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师机关派下来的，我所有的成长，都有他指点培养的痕迹。
我一到电影队就被派到军区文化站，参加为期半年的业务学习。回来后听说张大明和吴八十都上了军校，一个工兵学校，一个军医学校。我在为卫生员吴八十的好运高兴的同时，对张大明不免有点嫉妒，一不小心这家伙又跑我前头去了！
放电影是个技术活，其实也很辛苦。除了每周两次在机关礼堂放，每月最少要到教导队、农场和部队临时驻训点各去一次，还要负责机关和直属部队日常的会务布置，广播宣传，幻灯制作等等。我们的队长叫吕和平，是个年轻的画家，出过一本连环画，工作上是个甩手掌柜，任务派给谁，就只要好结果，中间的过程全靠个人操持。
这天刚从农场放电影回来，吕队长让我回老连队一趟，说是吴选旺指导员要调回机关当副科长了，中午连队欢送，特意叫上我，算是捎带。
在机关待了一段时间，眼光自然有些变化，看车场排列整齐的舟车，和营区被修整得棱角分明的水渠，除了亲切，更多的是欣赏。但在战友的眼里，我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他们围着我问长问短，亲热无比。我将从队长桌子上“偷”来的信纸和信封分给他们，没抢到的说我欠账，下次一定要还。我是从连队出去的，最理解战友的心思。家书抵万金，那寄出的信封信纸要是部队制式的，家人的荣誉感似乎就高出许多，这并不同于一般的虚荣。
欢迎宴会摆在连部。其实也就是将连长和指导员的办公桌，往中间一拉，利用两边的床边，再加几张椅子，连队干部围在一起，没有山珍海味，表现的是大家的一份感情。
营长也被请来了，进门先扔下十块钱，黑下脸问都掏钱没有，不许占用士兵生活费。司务长忙拿出一个表格给营长看，上面列着每人应摊的费用。营长一看乐了，说自己拿多了。连长忙将那十块钱交给司务长，让他记上营长捐献，不要白不要。营长叹息自己手下的几个连长“没一个好东西”，全是“算计”他的货色。
久居都市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发源于战争年代的军旅文化，正事上执行命令不折不扣，要胳膊不给腿，要脑袋不惜命；生活上掐架抠唆不管不顾，能打谁一点秋分，会津津乐道，见面就说。有一句玩笑说，除了老婆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公家的。
营长既然出席，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他的欢送词倒也简单：“吴副科长回机关，多给首长诉诉基层的不易，遇到首长要提拔在座这些坏家伙时，多多美言几句，我这酒钱就算没被白讹。”这话中听，也就在酒桌上能说。
酒过三巡，自由行动。所有人的“矛头”，都准确地指向“吴副科长”，非要他喝好。在座的都是干部，我挨个儿敬了一圈。连长要和丁排长划几拳，烘托烘托气氛。我被公推为酒司令，负责倒酒监酒。连长划拳耍赖，被我判了罚酒，说我偏袒丁排长。丁排长不服：“偏袒也该偏袒连长，连长总比排长大……”
“哒哒哒……”外面传来一阵刺耳的枪声。
枪声就是命令。大家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带上帽子往外冲。门一开，就见通信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炊事班出事了！
我跟首长们赶到时，事态已经被控制了。刘松涛带人将一个新兵，控制在炊事班的宿舍，几个班长在饭堂招呼大家正常用餐，安子阴的怀里抱着一支冲锋枪。
事情起源于一盘猪头肉，司务长交待是端到连部的，炊事班一个叫胡勇的新兵，端到外面偷偷吃了，将空盘子扣在窗台上。刘松涛找了半天找不到猪头肉，在窗台上找到一个空盘子，气得甩菜刀撂擀杖，挨着炊事员一个一个问：“谁干的？”
没人承认，敢做不敢当，不像男子汉！刘松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要是有人承认，他最多骂几句，或者踹一脚也就拉倒了，没人承认就把他的火拱大了，横眉竖眼地喊道：“炊事班全体都有，集合！立正！张嘴！张大嘴！”
六个炊事员一字儿排开，接受这特殊的检查。刘松涛不知长了什么眼，竟然从胡勇的牙缝里扯出一丝长长的赃证。胡勇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忙狡辩他只是在用行动提意见，官兵平等，当官的不该搞特殊，多吃多占！
“平等？平等！平等个毬！”刘松涛让其他炊事员各忙各活，照着胡勇的屁股就是两脚。“你当兵你家没给你送行？连里欢送指导员，本来加几个菜都是应该的！现在让纪律管着，干部们凑份子掏自己的钱，你也吃得下去！你咋不到美国总统的厨房吃去？你爸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滚！”
胡勇被刘松涛差点踹倒，又遭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心生不满，突然起意，趁连队开饭大家不注意，悄悄溜到安子阴的班里，掂了一支冲锋枪出来，对着刘松涛就扣扳机。正是开饭时间，就餐的战士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这家伙如此浑蛋。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卫生员羊小阳眼尖，想都不想就正面扑上去，将枪口使劲往上一推，一个点射打天上去了。
真悬！
这个事件的性质极其严重，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师机关派了专门工作组调查，吴选旺打好的背包又解开，就地转为工作组成员。
刘松涛一下子成了舆论焦点。有人说他不该小题大做，不就是一盘猪头肉嘛，吃了就吃了，就是查出来了也不该用脚踹人家，碰上胡勇这么个二百五，弄得自己差点命都丢了。到底是命要紧，还是一盘猪头肉要紧？也有人支持他严格管理，军人嘛，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不能偷偷摸摸，更不能错上加错，战士要都像他，说不得，碰不得，一批评就要杀人，这部队连土匪窝都不如了，兵还怎么带？
事件的主要原因终于查清楚了。胡勇自小顽劣，无法无天，打架斗殴成性，初中都没毕业，就与街上一帮地皮流氓混在一起，还重伤过卖菜的，被公安机关监禁训诫，家里人实在管不了，才走门子托关系，伪造高中学历送到部队，希望军队的严格管理，能使之改邪归正。他在新兵连能忍耐几个月，已属难得，这次借机滋事，源于旧病复发。
胡勇很快被起诉到军事法庭，最终受到军法审判。部队也将情况通报了原籍兵役机关，希望严把兵员关。师里专门发文，要求所有部队开展一次“怎样当一个好兵”的专题教育，并就这次事件暴露出的管理问题，给予营长通报批评，连长孟兴成记过，副科长吴选旺撤销任职命令继续留任指导员，司务长严重警告，刘松涛和当班的流动哨都受到警告处分。
羊小阳关键时刻反应快，救了战友被嘉奖。但他一点都不开心，私下找连长，要求撤销嘉奖，抵消刘松涛的处分，被连长拍桌子训了一顿。
刘松涛觉得自己最亏，处分他的理由是没有提早说明，猪头肉是干部们掏钱买的。他跑到电影队向我诉苦：“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说明白吗？咱们都是打新兵过来的，就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问。”
我劝道：“受处分谁都不爽，但比起丢命来，哪个轻哪个重？要不是咱小老乡眼尖手快，咱俩现在还能坐在一起吗？你说的那些规矩，也不见得都对，人和人不一样，事情和事情不一样，有些事情还是公开的好。想想人家指导员，比你亏得大多了，正营变正连，也就是一天时间，他要不参加那个欢送会……”
“唉，这都是命！”刘松涛在我的劝说下，心结打开了，他觉得这一辈子都欠着“羊娃子”的救命之恩，让我有空到连里看看指导员。
我答应他过段时间，因为我领受了任务，马上就要出发。
10 沙漠腹地有人家
出发的时候，风和日丽。
我和驾驶员老马一上路就议论高连第。高连第是他的山东老乡，复员后当了生产队长，干得挺欢。我觉得社会上的事情也是怪，张大明辞了队长来当兵，高连第不当兵回去干队长，这里边好像没什么规律。但高排长是我敬佩的人，他不光身手好，他让我明白被子叠成“豆腐块”不光为了好看，按时作息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
老马以前在运输分队开卡车，去年调到电影队的。他所开的放映车，其实也就是一辆后开门的北京吉普，遇到风大或者天况不好时，可以将放映机直接架在车里。
出城的时候，老马捎了一个搭便车的丫头，让我坐后边去。我心里很不高兴，一方面因为随便拉人犯纪律，另一方面我是出去放电影，老马是配属给我的，拉人这种事，至少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吧！但老马与吕队长是同年兵，资历在那里摆着，我也拿他没办法。
这丫头大约十八九岁，嘴很甜，一上车就对我哥长哥短，还要我们把他送到前面的镇子上，到他姐姐家吃拉条子。他上车就给老马两包烟，还打开一包，叼上一支点燃了，亲自塞到老马嘴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后来从他们的谈话里，我似乎多少明白一些：这丫头的姐姐，原来与老马有意思，但碍于不许士兵在当地找对象的规定，两人无果而终。
好在老马也算知趣，没有去见昔日的恋人。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羊杂汤，就又上路了。下午四点多一点，吉普车拐进了沙漠。
沙漠的气候，变化无常。赶上一场大风，流沙把所有的车辙尽皆淹没，随身带的指北针又进了沙子，失灵了，我和老马在天黑的时候迷了路，拿着地图也不知自己在哪里，只好在车里躲一阵，将车子挪一挪，以免被沙子埋住。
老马说：“咱们得说点什么，否则一会儿睡着了，沙子将车一埋，咱就成木乃伊了，往后被考古的挖掘出来，没准能分清我是结过婚的，你还是个生瓜蛋子。”
“别瞎扯，这也能分出来？”
“你还别不信，这最好分了，就看你那家伙开花没有。”
“去去去，老不正经的！”我一把挡开老马伸过来的手，提醒他挪车。
“陷沙窝了，你下去推吧！”
“你成心的！”我嘴上埋怨，身子还是下去了。我只轻轻一推，车子就往前移动了一个车的距离，这下更觉得他故意作弄我，也不管他老兵不老兵，就在车上和他打嘴仗。他拿山东话骂我，我用陕西话嚼他，搜肠刮肚，不说重复的，一直骂得口干舌燥，我都笑岔气了。打开车窗一看，风停了。
沙漠的后半夜，又黑又冷。我从布袋拿出预备的干馕，硬的像石板一样，咬一口，沙子磕得牙疼。我怀疑布袋有破口，用手摸了半天也没找到。老马笑我没经验，让我不要细嚼慢咽，就是充饥，咬个大概就行了。这沙子无孔不入，要不指北针怎么会失灵呢！
随便垫了垫肚子，我俩穿上皮大衣下车，走到旁边的沙梁上。老马用喷灯烧水，我打开手电筒乱照乱晃。看起起伏伏的沙梁，弯弯曲曲，好像也没有什么规律，就是梁顶上这一道线，仿佛是刀子刻的，有棱有角。突然间看到一根电杆，再往前还有一根，我急忙指给老马看。老马让我过去查编号，确认了顺序，就可以找到架线的通信分队。
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电杆旁，黑底上喷的白字在手电的照射下熠熠闪光。我们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距离施工分队驻地也就七八公里。这时，头顶渐渐豁亮一些，一会儿月亮也露了头，周遭是一圈模糊的晕团。我觉得等着也是冷等着，还不如顺电杆方向前进，走一程近一程。
老马猛吸几口烟，发动了车，走了没几步，又让我下去推。推就推吧，出点力还暖和些。可是我推动了刚上车，他又叫我下去，不停地折腾，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就跟他置气，扯着胳膊要他下来推。
老马问：“你会开车吗？”
我说：“不就是个油门、方向盘吗，汽艇我也开过，没什么大不了！”
“那好吧！这沙漠里开车，还真跟水里开汽艇有一媲。”老马说着就跳下去了，我坐在驾驶位上，也没关车门，就挂在一档，踩下一脚油门。车子还真往前移动了，甩过来的车门打得我胳膊肘生疼。老马在后面看笑话，骂我是瘦驴拉硬屎——逞能！
“有情况！”我猛地踩了一脚刹车，发动机憋死了。
老马没好气地说：“刚顺当了一阵，也就百十米，怎么就熄火了，下来下来！”
我并没有下去，而是移到副驾座上，等老马打着了火，我让他闪远光。远光灯煞白的光柱里，能清楚地看见前面的电杆上有人。肯定是施工分队的战友，爬杆是他们的拿手本领，肯定也是躲沙暴来着。可是再往电杆底下一看，我的天，一堆绿色的眼睛。
狼！一群，有四五匹。
“咋办？”我问老马。
老马的五年军粮不是白吃的，显然比我镇静。他不停地闪远光灯，按喇叭，见群狼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就掉过车头，问我会不会打枪。他简直小瞧人！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就是优秀，最新的成绩是十一发一百零六环。我从枪托上取下冲锋枪，打开保险，推弹上膛，一连三个点射。
群狼立即散了，纷纷金命水命逃命去了，被打中的一匹，倒在沙地上一动不动。
两个架线兵战友从电杆上跳了下来，他们的脚扣还深深地挂在电杆上。俩人是在查线路时遇上大风，谁知风停了狼来了，困在电杆上大半夜，已经快支持不住了。我们要再晚去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躺进了狼肚子。
救了战友两条命，我很有成就感。老马对我也挺认可，拍着肩膀说：“新兵蛋子还不赖，你刚才要是打不中，这群狼就会扑向汽车，那时危险的就是咱自己了。”
“咋不早说呢？”我还真有点后怕。
老马诡异地一笑，继续吸他的烟。我突然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哲学问题，浅显而又深刻，那就是玄机。本来可能吃人的狼，由于玄机，现在要被人吃了；诚如本来可以早走一天的副科长吴选旺，由于玄机，当下还是连队指导员。这些玄机里藏匿的奥秘，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谁又能明呢？
我将所带干馕和水拿出来，与饿了一夜的架线兵战友分享，他俩的腿还处于半僵状态。忽有一道强烈的灯光射来，架线兵说是工程车，应该是找他们来了。
天明的时候，我们来到施工部队的宿营地。战友们把我抬起来欢呼，说这次是大慰问，不但有精神的，还有物质的。
宿营地有一眼清泉，日夜不停地往外冒水。泉眼旁边，是浓密的沙枣树林，几座低矮的土房子，就掩映在沙枣林里。泉水顺一条小渠往东流去，不到一公里就消失在干燥的沙漠里。小渠的两边，是几块被沙枣树围起来的稻田。稻穗已经黄了，过几天就能收获。住在这里的两家人，是一对柯尔克孜兄弟，他们放弃了本民族奔马放牧的传统生活，经营着沙漠腹地这一块袖珍绿洲，过着与世无争的平和日子。
柯尔克孜房东帮我们宰狼，也与战友们一起分享狼肉的美味。我觉得狼肉没什么特别，似乎跟牛肉差不多，但它是个稀罕。剥下来的狼皮装上沙子，一天就晒得硬梆梆的。
我一共带了三部影片，第一晚放的是《南征北战》。开映前特意将老乡家的大人小孩，都安顿在放映机前的好位置，可放完第一卷胶片，他们就都回家了。我还有点纳闷：这里荒僻封闭，骑骆驼出去到最近的小镇，来回也得六七天时间，还得躲过风沙，他们怕是十年也难得看上一场电影，怎么还不喜欢呢？
电影在激越高昂的乐声中结束了，几个战友留下来帮着我收银幕，装放映机。发电机并未停机，几个耀眼的大灯泡还亮着。这时，只见那对忠厚的柯尔克孜兄弟，一个围着放映车转圈圈，一个看着掉下来的银幕发呆。他们使劲地甩着双手，跺着双脚，一脸的惊奇，嘴里哇哩哇啦，谁也听不懂。末了，俩人不由分说，一人拉我一只手就走。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为何惹了他们，心里忐忐忑忑，脚下趔趔趄趄，一直被拉到黑黝黝的房子里，看到微弱的羊油蜡烛的一点亮光里，一锅米饭已经蒸熟，还有半袋大米正在淘洗，女主人带着孩子正在洗土豆，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在寻找刚才银幕上的千军万马，连饭都备下了，好客的主人呀！
我很想笑，十分想，但笑不出来，喉头一酸，两行热泪就滚落下来。我双手楼住这一对大叔，只恨自己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一连几天，施工部队都吃着房东兄弟煮好的米饭，并把等量的大米白面送给他们做补偿。我随后又放了《万水千山》、《我们是八路军》两部影片，房东两家人未必看明白，但都看得很认真。临走的时候，几个孩子围在放映车前，久久不肯离去。我想给他们照一张合影，可是照相机的快门按不下去，大概也进了沙子。我和老马商量，应该送点什么给孩子。
车厢内外，属于个人能支配的东西并不多。我找着一《两个小八路》的电影宣传画，孩子们看得很高兴。老马有一把手动发电手电，是他去年探亲时买的，心爱至极，放在工具箱以备不时之需，已经拿出来了，又似乎恋恋不舍。我一把夺过来，给孩子们演示几遍，看着他们爱不释手，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我想下次来的时候，一定给他们带几个苹果，带一些书本，铅笔和纸张。
回到机关，老马背上狼皮到后勤报销子弹，我给队长和队友尝了一小块狼肉，请假到了舟桥连。通信员告诉我，指导员一个人在房子，我便可着嗓子喊了一声：“报告！”
“嘿，我当是谁呢？这人到了机关，衙门大了，嗓门也大了！”吴选旺指导员一见是我，显得很高兴。他昨天刚从监狱探视胡勇回来，说胡勇在里边做豆腐，表现还不错，把烟都戒了。他也写信给其家庭，说明咱们部队惩处犯罪，目的还是教育人，希望胡勇几年后出狱见到父母，应该是一个心智正常，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问：“你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我这趟出去，给你带了点稀罕。”
一包狼肉干的礼物，让指导员喜出望外。当他听说我百米距离打中狼后，自豪地捋了两下头发，夸耀我不愧是他带过的兵。他切下一小块狼肉，打发通信员给营长送去，又给连长留下一小块，剩下的就招呼班排长们分享了，还说：“咱舟桥连出去的人，到哪儿都是响当当的。小李今天送的这狼肉，稀罕，是他亲自打的，更稀罕。你们说，一辈子能吃到狼肉的，肯定不多，咱连都十几个了，有福吧！”
我笑了，指导员这人肩膀宽厚，并未被处分压得一蹶不振。
11 身教重在不言中
每年的冬季，部队都要拉练。今年的拉练，由于南部边境形势严峻，高层预判来自西北的压力增大，意义更非寻常。
部队拉出营房，野营完全模拟实战，吃河坝水，住轻便帐篷，没有床板，不管多湿的地，防雨布一铺，打开背包就睡。有时刚打来一盒饭，防空警报就响了，揣上饭盒就钻猫耳洞。在刚刚容身的猫耳洞里吃饭，吃一口得抻一下脖子，否则饭团会卡在喉咙下不去。抻脖子时不小心，就会撞几个小土块掉到饭里，这时只能安慰自己，“粮食本是土里生”，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在何时何地。
司政后机关跟首长在一起，我们这些打字员、放映员、油料员之类的辅助人员，就成了干部群里显眼的大兵。有一天我正在和同事构筑坚壁洞，准备将放映机、发电机和影片盒等设备都掩埋起来撤退。上级的要求是主动撤退前，不给前来占领的“敌军”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谁也没想到师长会亲自带人来检查，他问我们做好方位标记没有。我指了左右和前方的三棵独树，给师长汇报“垂直定位法。”师长“嗯”了一声，带上人就走了。
我们以为受到了师长的肯定，乐得屁颠屁颠的，掩埋后伪装得十分到位。撤退了两天，转入反攻，“收复”了失去的阵地。机关要开祝捷大会，命我们在很短时间，将主席台和音响设备准备好。吕队长带我们回来找设备，发现原先用来标记定位的三棵独树，有两颗被“炮弹”炸飞了，现场面目全非。我们凭记忆乱挖一阵，什么也没挖到。
限定的时间，在一点一点迫近，吕队长、宣传科文科长、甚至政治部主任都急了。放映机之于放映员，就是战士的枪，丢了就是丢命；之于电影队、宣传科乃至政治部，那就是一套保障设备，丢了算事故。大家都清楚利害关系，所以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馊主意”也是满天飞。关键时刻，驾驶员老马一句话提醒了我：“你不是工兵营出来的吗，找你那些战友帮帮忙，立马调一部探雷器过来！”
工兵营驻地较远，调探雷器显然来不及了，但我当过工兵，顺他的思路一想，办法还是有了。
我从放映车上取下加仑桶，倒掉里边的水，拴上绳子，差不多就是一个简易的探雷器，在大致确定的范围慢慢拖动。坚壁洞里有一对大功率音箱，磁铁很大，有时可以将音箱吸附在铁架上。加仑桶是纯铁玩意儿，这么大的表面积，吸力一定小不了。
因陋就简的“探雷器”还真长脸，在我跑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它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明显变重了。我转着圈儿拖了拖，确定无疑，就在一帮机关干部怀疑的眼神里挥锹开挖。三锹见真货，谁也不敢小觑我这个小兵砬子了。
拉练总结时，政治部在材料里写了这个事例，本意是表扬我，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保证了预设科目圆满完成。结果被师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我们没有第二、甚至第三套方案，最后找到放映机只是侥幸，侥幸有个放映员当过工兵。
政治部上下都感到压力很大，层层要求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吕队长被文科长叫去谈了一番话，回来就给我甩脸。我知道当时要找不到设备，结果就是被处分，从上到下都少不了。现在客观上是让我露了脸，显得别人不专业。不专业很正常，术有专攻，大家都是摇笔杆子的。问题是有人不这么想，能人挤堆的地方，总是七嘴八舌。
反正我也没做错什么，干脆吕队长他说他的，我装作什么都听不见，把一张《解放军报》从报头翻到报尾，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见我不搭腔，突然提一个放映机齿轮间隙的业务问题？我冲他一笑，感觉今天不被他逮住点什么，怕是不能过去，就故意说个放大百倍的错误数据。他一听反而乐了，拿一本杂志扔我：“新兵蛋子，敢捉弄我！去把人叫一下，咱们开会！”
吕队长只管两个放映员，除了我还有一个白天负责放广播，住在广播室。老马没事就擦车，他能管一半，老兵嘛！三个半人的会议上，队长把科长教育他的那些话，全部上情下达，这样他就轻松了。然后又强调：“拉练的方案，都是反复推演确定的，师长临时增加难度，也没推演，政治部都是一帮秀才，谁知道怎么临时处置呢，这不是逼着政工干部学军事吗？”
“哎，你还真说对了！”老马指着我刚才翻的那张报纸说，“这上面就报道了某部政治机关学军事的事迹，你们看看。”
队长抢过报纸，竟然读出了声音。我也凑过去，自责刚才有眼无珠。队长终于抓住了我的“马大哈”毛病，表扬老马到底是“老革命”，眼窝子擦得就是亮。他马上拿起电话，向文科长汇报。文科长的声音很大，我们都能听得到，笑话吕队长是马后炮，主任已经指示重写整改报告，立足点就是政治机关干部学军事，掌握必要的战术技术知识，保证战时应付各种突然情况。
“吭！吭！”我们都围在电话机周围听科长作指示，没注意师长已经站在身后。师首长也不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也不像基层战友那般诚惶诚恐。队长略显拘谨地搬椅子让座，我赶紧洗杯子冲茶。师长不坐，也不喝茶，漫无边际说了一句“想吃狼肉”，就一个个看我们的反应，然后指着我问，“这个脸红的就是李晓剑吧？”
啊？！我大吃一惊，慌乱中把开水倒在了桌子上。师长显然是冲我来的，而且追究的是打狼的事情，我就摸不清这里的深浅了，放下水壶，怯怯地应了一声：“我是。”
“听说你打了一匹狼？”
“是的，首长！”
“还听说浪费了我八发子弹，光拿回一张狼皮，上面还有三个弹孔，肉呢？”
师长连这些细节都知道了！我突然有点额头发冷，弱弱地回答：“吃了。”
“都谁吃了？”
“这个……”我不知师长的用意，也不知该如何回话，静静地站在原地，看见吕队长冲我吐舌头。
“臭小子，煮了一锅狼肉也不给尝一口，我还是你们的师长吗？”师长前头还一本正经，大概看我很不自在，突然笑了。“狼肉好吃吗？”
“不好吃。”我如释重负，明白师长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但心里的后悔还是有的，后悔自己没有安子阴那样的心眼，后悔当时没想到给首长都带一点，后悔……有些东西属于思维模式，父辈没给咱传下那些意识，后悔也是没有用的。
“告诉我，你那天怎么就想起，用一个铁桶当探雷器呢？”师长终于转了话题。
我的精神压力彻底解除了，轻松地说：“那都是黑参谋教的。”
“黑参谋教过用铁桶？”
“黑参谋讲的是磁性原理，我只是反过来用。”
“哦！”师长点点头，走了。
吕队长把那张报纸扔给我说：“你摊上事儿了，准备打背包走人吧！”
我在惴惴不安中过了两天，如同过了两年。
第三天甫一上班，我就被文科长叫去了。他这人戴一副厚眼镜，看人的时候，往往从镜片上面瞅，多少有点旧时代的账房先生的做派。他收拾吕队长毫不客气，但对我们这些大头兵一向很客气，让座，倒水，先问最近工作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对这些套话，我自是应对自如。事实上一天近似一天，要想把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那种日子不在人间。就是这两天忐忑不安，那也不能跟领导汇报。
文科长掰着指头，归纳了我的优点，竟然有四五条，把我吓了一跳。但因为没有带本子，只记下一条：学习能力强。缺点呢，叫我和同志搞好关系，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没入党，是我的硬伤。但那是组织对我的考验还没结束，由不得自己。我马上将入伍一来的经历都过了一遍电影，似乎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正常，除了安子阴。难道我往安子阴身上倒汤的事，他也知道？好吧，有则改之。感谢文科长的谆谆教导，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文科长见我也还虚心，就把话题一转，开始征求我的意见，对电影队的，对科里的，甚至对政治部的。天！在一个人人喜欢报喜、个个都怕报忧的圈子里，我一个小兵砬子，就是打死也不敢造次，所有能说的就是衷心感谢组织，感谢首长，让我在工作中增长才干，茁壮成长。
“那好，你走吧！从这个门出去，你就是司令部的参谋了，去三楼工兵科报到吧！”
呷！这样啊？
我不记得是怎样离开文科长的，只是在楼道把身子挺得笔直，似乎长高了几毫米，上楼的脚步很轻，爬楼梯如履平地。
一楼之隔，我从政治部调到司令部；门里门外，我由大头兵变成了干部！激动，高兴，一种想放声歌唱的兴奋。吕队长说我摊上的事儿，难道就是这个？摊这种事儿，我愿意！
一个在机关当打字员的老乡，上完厕所看见我，高兴地领我到工兵科。我的任职命令是他打印的，他经常打印各色人等的任职命令。他的出现，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过尔尔，提个小干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咱的名字，不过是他键盘里几个字符。从今天开始，虽然身份标签变了，但我还是昨天的我，单眼皮小耳朵肚脐窝往里翻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
工兵科长王黔龙眼下是光杆司令，而且光杆司令还得继续当。一个参谋调走了，黑参谋接兵去了，回来后继续担任新兵营长，新兵训练结束后将去工兵营当营长。我这参谋是从放映员提拔起来的，没有基层带兵的经验，所以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当新兵排长，今年的新兵马上就到了。后来听说我的任命是师长提议的，他觉得我是块砖，但放错了地方。政治部就只好发扬风格了。
带新兵的干部也要集训，由教官教我们下口令，做动作，习练正人先正己。否则，真有可能搞不清什么情况下“向右看齐”，什么情况下“向左看齐”。
集训点就在教导队。两年不见，这里发生了不少变化，首先是结束了吃涝坝水的历史，打了一口井，修了十几米高的水塔；再是在营区前后造了几片林，全部是在戈壁上挖池子，从远处拉来沙土回填，然后栽种了沙枣和沙柳苗。虽是三九天，没有一片树叶，但那些风中的树干都是生命，无意间给荒凉的戈壁增添了几分活气儿。
黑参谋成了黑营长，一见面就警告我，他现在放屁可是响的，“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而我暂时还能放响，回机关后就只能放闷屁了。我明白他是叫我到机关后，少说多做，夹着尾巴做人。
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的做派，在形式上有很大区别。
黑营长把我放到一连一排，带的是长江边上的四川兵。这些新兵弟弟虽然个头普遍偏低，但一个赛一个聪明。有个叫曾小军的，几乎是“羊娃子”的翻版，也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十六岁作为特殊情况来当兵。他在第一天出完操，就给我打了一盆洗脸水，把牙膏挤到牙刷上，稚声稚气地站在我面前：“排长，请死吧！”
“死？”大清早的咒我，这小子是不是晚上梦游到子虚国去了，满脑子鬼话魔咒！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里不死啊？里不死我就撒了！”曾小军一脸固执，说着就要端盆子出去。
我真想飞起一脚，踹这小子的屁股，虽然我刚从新兵过来不久，不像当初的高排长那样严厉。正在没好气的时候，籍贯湖南的一班长突然笑弯了腰，给我解释这些兵的老家把“洗”说成“死”，把“你”说成“里”，“撒”和“洒”也是分不清，他是请我洗脸呢！
我有点尴尬，为自己的无知。刷牙时寻思：曾小军小小年纪，怎么一到部队就知道讨好上级？抽时间单独谈了谈，才知道是他们村一个复原老兵教的。这个不好，很不好，与叠被子包饺子的军旅文化截然不同，我在当新兵的时候就深恶痛绝。
当天晚饭前，我召集几个班长开了个简短的会，然后当众宣布：不许战士给排长、班长挤牙膏，打洗脚水、洗脸水，不许下级给上级洗衣服、刷臭鞋，做属于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希望大家把心思和本事，都用在训练上！
我这“训令”，多少有些招嫌惹怨，是对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矩的公开宣战。黑营长的评价是“有点书生气”，但鼓槌敲到了点子上。他把我的“训令”变成“营长训令”，规定不许老兵欺负新兵，不许下级巴结上级，要把旧军队遗留下来的邪气歪风，从今年的新兵这里戒除。
引发这个“训令”的曾小军，身世可怜，身子骨相对单薄，我对他的关照自然多一些。我反复扶他上单杠，给他讲解射击的要领，甚至在连里几天吃不到米饭时，找教导队的司务长给他打了一点。这小家伙也很争气，射击考核打了全连第二，连黑营长都对这个小个头刮目相看，有意将来分到他营里当通信员。
然而到了手榴弹投掷考核，这个曾小军却拉了稀。我将手榴弹的后盖打开后，亲自将拉环套在他手指上，然后下达投掷的命令。谁知他想把拉线在手指上缠一下，使劲太大，将拉线拽掉了。看着一股白烟冒出，他似乎忘记所有的要领，突然不知所措了。
糟糕！手榴弹要是在他手里爆炸，死的可就不是他一个。我也没有什么选择，一把夺过冒烟的手榴弹，用力扔出去，同时将曾小军扑倒在地。
一声剧烈的爆炸之后，我发现师长压在我身上，黑营长压在师长身上。
师长是来观摩投弹考核的，他以尊贵的身躯，父辈的年龄，保护我和一个新兵，让我感动，让我羞愧，让我突然想起他在电影队要狼肉的情景。
我迅速立正，行举手礼，高声报告道：“师长，我欠你一块狼肉！”
师长拍拍身上的沙土，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好，继续！”
12 烈士不知身后事
这年秋天，一场战役规模的实兵演习在昆仑山下举行。
按照攻坚战的演习预案，三个步兵团一个主攻，一个助攻，一个作为预备队，炮兵团的火力则分成主炮群和机动炮群，师部直属各专业分队也都领受了相应的任务。
经过几次沙盘推演，我对这次演习的套路已经谙熟。战役的目标，是要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一个战略高地，将敌人压制到国境线他方一侧。一开始，参谋长根据师长的决心，下达进攻命令，先命主炮群进行战斗预备，扫清两个方向的明碉暗堡，然后通知助攻团先行出击，给敌人制造错觉，待敌人将防御目标调整到助攻方向后，主攻方向的攻击才突然发起。敌人发觉上当后迅速调整部署，并对我主炮群实施反压制；我主炮群转移的同时，机动炮群出其不意，运动到指定位置，对敌炮兵阵地实施毁灭性打击，掩护主攻团，抵近歼敌，夺取战略高地。
演习日程确定后，我突然被安排到导演组。导演组就是扮演敌人的角色，不同的是只出招，不出兵，不使用火器，虚兵实玩。我觉得这一切按套路出牌的演习，就是打一场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战役，有些不过瘾，就在机动炮群运动时，建议设置主炮群撤退至河边时被敌方侦得，机动跑群被迫开火掩护，结果暴露位置的态势，看前敌指挥部如何应对部署。
导演组组长是副参谋长，也就是说这场战役，是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在打。他觉得我这点子有点“鬼”，会打乱“前指”的思路，但事关全局，事先未征求参谋长意见，牵一发动全身，还是按部就班的好。我听说上级已任命他接任郭参谋长的职务，郭参谋长改任副师长，文件已经到了，只是还没宣布，这个节骨眼上，自然是不想给领导出难题。但我认为演习就是为了打仗，未来敌人可不会告诉咱们他如何打，没有这个“节外生枝”，挺遗憾的。
没想到师长也不满意完全按沙盘推演的套路演习，突然来到导演组，要求出点新情况，来点沙盘上没有预演的，这样更接近实战。副参谋长看了我一眼，按照我的思路给师长做了汇报。师长指示还可以再大胆一些，比如说主炮群在完成第一波攻击后，被敌人重创了。
有了师长的“尚方宝剑”，导演组接连出了几个损招，一时使前敌指挥部失去主动，疲于应付。作训科长气势汹汹，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人还没进帐篷就骂导演组胡导乱演，完全是扯鸡巴蛋！一看师长就坐在沙盘前，就是有多大的火也不敢发了，只好灰溜溜退出去。接下来他们动了大脑子，几番应对，终于变被动为主动。
就在“前指”信心满满，调预备队增援时，突遇河水猛涨，预设过河的地方河床成倍变宽，无法按原计划架设浮桥，只能实施漕渡的预案。考虑到漕渡一个团的兵力和装备，现场组织工作比较复杂，王科长向导演组借人，我又被提溜出来，派往漕渡点帮助协调。
我乘一辆挂伪装网的吉普车，很快赶到漕渡点，只见长蛇一样的运兵车，正一字儿排在路上，说怪话的骂娘的杂音，一浪高过一浪。带队的团长原是司令部的作训科长，虽说不熟，也算认识。他一看到师机关的车，马上立正，向我敬礼报告。我一个排职小参谋，哪敢没大没小，受一团之长的举手礼，赶紧还礼，而且一直等到他放下手，我才放手。
团长说：“你虽然职务低，但是身份不一样，代表的首长机关，没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说：“老科长，我是来向你报到的，你有什么指示，我一定照办！”
“你这小子，嘴倒是挺甜！”团长说，“那你赶紧催促黑营长，让他们麻利点，贻误了老子的战机，可别说我跟他认识！”
“遵命！”我向团长敬个礼，说明遭遇突发情况，漕渡肯定比原计划费时间，请他们稍安勿躁。团长表示理解，喝令部队保持安静。
我很快赶到漕渡码头，发现工兵营的两位主官都身穿救生衣，在现场指挥。黑营长与战士一起撑杆，他的新搭档吴选旺教导员镇守码头，组织人马车辆有序上舟排。两位都是我的良师兄长，我跟他们一点也不见外。老营长调到兄弟部队去了，与之一起调走的还有孟兴成副营长。年初西南边境战事爆发，各部队扩编，需要大批干部。
其实部队提干主要是看机会，就跟上舟排一样，赶上这一批就上，赶不上就等下一批，也许下一批机会还没来，你已经离开了，与每一批兵员的整体素质无关。我们这一茬兵算是鸿运高照，一大批像我一样的愣小子，都穿上了干部服。
安子阴现在是舟桥连的二排长，眼下正信心满满，与丁华的一排在河面展开漕渡竞赛，看谁的舟排摆渡得又快又安全。他远远向我挥手，我大声向他喊“加油”。
漕渡即将结束时，上游突然漂下来好多杂物，有原木，有木板，还有门窗桌椅，被褥衣物。这些漂浮物数量众多，个体分散，排除起来颇费功夫，给漕渡工作带来极大威胁。一旦最后这几组舟排被漂浮物缠上，漂离码头，下游两公里之内没有登陆点，部分人员和装备就不能按时集结，算作非战斗减员，团长不把我们吃了就怪了。
黑营长带头跳进浑浊湍急的河里，用撑杆引导漂浮物。安子阴唤了一声“营长”，招呼一些人随即下水。他入水的时候简直像条鲤鱼，动作的弧线非常优美。丁华也带着战士跳了下去，一下水就招呼安子阴协同。战友们有的用撑杆，有的用桨板，有的干脆徒手清障，但人手毕竟有限，漂浮物却越来越多。吴教导员一看着了急，招呼岸上的驾驶员和炊事员，统统下水。我也顾不上穿救生衣，纵身跳进急流里。
昆仑山消融的雪水，冰冷刺骨，冻得人牙齿直打架。但“战事”要紧，谁也顾不得了。大家咬紧牙关，组成一段一段人墙，挡住漂浮物，掩护舟排快速通过。
不知不觉之间，危险在悄悄积聚。一堆被拦的破毡烂絮，终于挡不住滚滚而下的河水，从一堆木头上翻卷过来，突然盖住了安子阴，将他卷了进去。我大喊一声：“救子阴！”就什么也不顾了，奋力向其接近。谁知又一团絮状物飘来，我也被缠住了，多亏丁排长和曾小军拼力相救，我才侥幸脱险。可是安子阴，那个曾经让我十分讨厌的战友，我的同学和老乡，却被淹死了，遗体在夜里冲到水电站才被捞起。
演习结束后，安子阴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里苍松挺立，翠柏环绕，静静地安卧着许多烈士，有的已经默默地长眠几十年。他们为祖国的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多数死得很平凡，并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
让我惊讶的是郭虹，她和另一个女兵，为死者擦洗化妆，表现得极为平静。口罩上面那一对杏眼，似乎含泪，白手套里的纤细手指，把死者的军装整理得平平展展。此时此刻，对于死人的害怕，已经从我的心理世界，彻底消失了。
安子阴的父亲被请来送儿子最后一程，与他同来的还有儿子的未婚妻。那姑娘几次痛不欲生，挣着要往墓穴里跳，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安葬仪式之后，吴选旺教导员告诉我：“安子阴说他欠你一个道歉，本打算这次演习后找你。”
“唉，不说了，人都不在了！”我说。安子阴要是活着，我跟他也就面子上过得去，不可能有什么深交。他不看天，也不看地，不看满世界升官发财的，就只盯着自己的同学、同乡，生怕别人比他进步快，比他多得到点什么。你要与他有竞争关系，他就死抱着“弄死对手活一半”的理念，处处使绊子，下阴手。你要与他没有竞争关系，他就一副酸溜溜的口吻，见面不是挖苦就是让人莫名其妙，似乎你家八辈子之前就欠着他的。
但是那个不那么阳光的人已经死了，死在演习场，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用无私无畏的行为，诠释了什么是一个兵，我对他的一切不满，都随着那场洪水流走了。在我的心底，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纵身入水的那条优美弧线上。
离开烈士陵园之前，我脱下军帽，用我们老家的习俗，给子阴磕了三个头，并郑重地说道：安子阴，你是安边的安，子夜的子，阴谐的阴，一只在黑暗的夜里为祖国巡边的大鸟！
因为乡缘，我和“羊娃子”想帮安家多争取一些利益，就问政策之外，家属还有什么要求，不出格的话，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反映。安子阴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大妹考上了中专，其他几个都还在读中小学，一家人住在土改时分的两孔窑洞里，日子很不宽裕。
烈士那贫协主席的父亲，觉悟还是很高的，觉得部队该办的都办了，地方的照顾也落实了，没有其他要求。但那个未婚妻，却不省事，竟然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她要当兵，穿军装，继承未婚夫未竟的革命事业。
相关部门以她超龄，不具高中文化，不符合入伍条件，以及没有女兵指标等理由安慰劝解，她就是赖在部队不走。安父无奈，自己回家了。姑娘一看当兵无望，又提出她要在部队找对象，她这身子许给了部队，一辈子非军人不嫁。这就让人怀疑她在安葬那天的表现，掺进了表演的成分。
我说：“咱现实点，不要想当然。”
她一听突然哭了：“我怎么现实？我从十七岁等到二十二，桃花一样的脸蛋等黑了，水汪汪的眼睛变痴了，多少好姻缘错过了，如今子阴一走了事，他爹抱着《烈士证》回去领照顾去了，我从此落下‘克夫’名声，谁还敢要我呢……”
安子阴这个未婚妻，我多少听说一些。她初中毕业后回家做农活，没多久就与安家订婚了。我们当兵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她连考两年没考上，过年时听说安子阴提了干，就巴望着赶紧结婚，随军吃商品粮。安子阴回信说部队有规定，不满二十五岁不批准结婚。她怕安子阴变成“陈世美”，要其先与她把事办了，到年龄再领《结婚证》，否则她就到部队来住，等安子阴长到结婚的年龄。
安子阴将信给教导员看了，吴选旺提醒他妥善处理，这种事情十分麻烦。安子阴回信警告：不闹就保持关系，要闹就玉石俱碎，大不了复原回家。她还真被这封信给镇住了，没再闹。现在安子阴出了事，她换了一种方式，闹上了。
吴选旺教导员以老大哥的身份，做了好多思想工作，肯定了她热爱解放军的崇高感情，把恋人与夫妻的法律关系，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她听。没想到她的脸皮更厚，毫不害臊地说：“张大明和李晓剑，都是子阴的老乡，几个人又一样大，他俩我都能看上。”
张大明远在军校，大概耳跟发烧。我一看她来者不善，干脆越躲越远。黑营长打趣说：“要不，你就从了，反正你也没有对象。”
人要没了自尊，也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一个烈士的未婚妻，硬是把人们对她的尊敬和同情，一点点消费完了。她一住三个月，行为越来越不像样，让服务员给他洗衣服，动不动跑到食堂操作间自己打饭。眼看春节将至，还没有走的意思，逼得招待所采取断供措施。连队只好挤一挤，把卫生员和文书的房间腾给她。她吃饱饭就往连部一坐，一会儿要给营部打电话，一会儿要给政治部打电话，也不管连队开会还是办公。
“羊娃子”实在忍不住了，就向我求救。“她娘是远近有名的‘神姑’，热粘皮，谁粘上谁倒霉。这货能说‘克夫’的话，肯定是她娘教的，你再不想办法，她就把咱老家的人丢光了，子阴在烈士陵园也躺不安生啊！”
“羊娃子”后面一句话，确实刺痛了我。有啥不能有病，丢啥不能丢人。安子阴啊，安子阴，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未婚妻呢？
隔了一夜，我来到安子阴以前“犯事”那个派出所，咨询对付无赖的办法。巧的是艾尔肯江调来这里当所长，两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还邀请我过段时间参加他的婚礼。我说了来意，他认为事情虽麻烦，但如果部队把人送来，他们也会按照相关法规，对其进行训诫。
“训诫倒不必了，只要你配合演一出戏，把人撵走，万事大吉。”我说。
星期天一大早，艾尔肯江穿着警服，带了一名助手，骑着摩托车到工兵营大门口，声称要抓一个长期扰乱部队秩序的女人，口里来的，却不肯登记进去，只催哨兵给舟桥连打电话。那姑娘刚好在连部烦人，一听通信员接的电话是要抓自己，顿时乱了方寸，赶紧找“羊娃子”问怎么办。羊娃子表现得很紧张，提醒她赶紧跑。她担心警察在门口跑不掉，急得眼泪都下来了。“羊娃子”就当着她的面，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助”。
我事先已经联系了老马的放映车，一路直奔工兵营，拉上人就走。出门的时候还故意同艾尔肯江打个招呼，问他到这里何干。艾尔肯江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埋怨哨兵不让进去抓捣蛋女人。我让他等一等，回到办公室帮他协调。然后瞅了一眼后座蜷作一团的姑娘，心想：她也有害怕的时候。
放映车一溜烟开到长途客运站，我揣着事先买好的客票到售票处绕了一下，然后将姑娘送上车，又塞给他一百块钱，让他一路别往窗外伸脑袋。
客运车启动的时候，我总算听到一句变了调的“谢谢”，并不能看清她裹在头巾里的脸面。我招呼司机停一下，脱下大衣递上去，对她说了声“一路保重”，眼泪竟涌了出来，不由自主。
我和老马将车开到烈士陵园，在安子阴的墓前伫立许久。我隐约有一种不那么正大光明的负罪感，不知该不该对他说一声抱歉。
13 天涯何处寻芳草
过完春节不久，我的探亲申请批了，王科长通知我回老家前，先去四川送一趟老兵。这肯定是一个深谙统筹学的安排，里面充满公私兼顾的逻辑。
老兵比新兵待遇高，敞篷汽车拉到吐鲁番，就改乘绿皮客车了。被送的老兵，也有与我同年的，虽然好多人心有不甘，但普遍顾全大局。我对他们似有一种莫名的歉意，一路客气热情，陪打牌，陪喝酒，陪聊天，气氛平静。
火车进入四川时，我猛然想起曾经与肖积冰有个约会，红着脸向后勤一个助理员借了一些钱，给肖积冰的儿子买了个玩具枪。因为我这一年攒的钱，差不多都花在处理安子阴的身后事上了。
阆中这地方真是不错，嘉陵江在这里转了个葫芦湾，看起来山围四面，水绕三方。一块富庶之地，养育了一方热辣的川北儿女。虽是三月初春，这里已然山清江水秀，柳绿菜花黄。繁忙的码头小船拥挤，川腔高亢，窄窄的石板小街，满是忙碌的人影。
我的老首长在工商局的市场科，成天跟街头小贩打交道，什么小吃都找有点讲究的。他让我遍尝张飞牛肉、红油火锅、牛肉面的麻辣，也领我到张飞庙祭拜上香，给我细数张飞在阆中的历史传说。她的妻子一再问我喜不喜欢这个地方，我的回答自然令她自豪。她的妹妹在一旁直冲我笑，笑起来眼波流韵，彩霞贴颊，很唯美。
她在政府机关当打字员，长得白皙可爱，小巧玲珑，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她在姐姐姐夫陪老人打麻将的晚上，主动邀请我到江边散步，两人一起听桨声号子，看水中月沉。她觉得两个人分处川陕，血缘关系远，将来生的孩子一定聪明。
我对生孩子这样的遥远事情，还比较难于启齿，但在与她傍肩而行时差不多被感化了。只是我心里住着女同学，不能接受她的橄榄枝。结果，我被冷不丁推到江里，挣扎了好一阵才爬上岸。
川妹子的性格，的确有点辣。送行的时候，她特意送我两瓶“保宁醋”，专门强调是当地特产。我一路看着这醋瓶子，心情还真有些酸酸的。
我与父母热络了一夜，第二天就上县城了。
县城与我离开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街上的小贩明显增多，卖的东西也不仅限于地里的出产。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整整领口的风纪扣，耐心地敲着城北一扇矮小的黑门。好长时间才出来一位牙齿漏风的老太太，她用暗淡的目光打量了我半天，又抬头看了看天，才闭上眼说：“没下雨啊，姑娘嫁人了。”
我的失望可想而知。我不知去省城替刘松涛看望父母之后，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听她饶有兴味地述说，我在她家“囫囵吞饺”的臭事。那是她过十六岁生日的一天，邀请了我们班几个同学，到他家吃饭。我能被一个县城户口的女同学邀请，荣幸得忘了自己是谁。她的母亲煮了饺子，一连为我夹了两个。我以前没见过这东西，齁喽齁喽两下就送到胃里，顿时心口发烧，喉咙冒烟，乱跳乱叫，赶紧趴龙头上喝了一肚子凉水。她和几个女同学笑得前仰后合，说我把饺子当枣儿吞了。
她的丈夫是个副食品公司的采购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优越感超多，张口闭口“当兵的”，不大的功夫就提醒“孕妇不能坐得太久”。我清楚他的双关，知趣地起身告辞。她却坚持腆着即将生产的大肚子，送我走到车站。一路上尽说些上学时的趣事，关于他的恋爱与结婚，一字未提，也没问一句我在部队的经历，只在告别时叮嘱我：“赶紧找个喜欢的人结婚吧，别耽误了！”
我的寻爱之旅如此滑稽，那些未枕黄粱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我想在老家静静地待上几天，谁知媒人前脚走后脚到，几乎踢断门槛，所提的亲事，大都是我入伍前不敢高攀的上好人家，正所谓“人到哪事到哪”。就连安子阴那个前未婚妻，也领来了自己的表妹，还郑重地提醒我：找个外地人，吃都吃不到一起。
父母把我所带的土特产，都送了乡邻。妹妹大概看出我的烦恼，给我装了几双他纳的鞋垫子，劝我赶紧走人！
去哪里呢？阆中吗？不能再一次自讨没趣！
我提前归队了。只有回到军营，我才重新找回自信。冷静了一段时间，无意间在托尔斯泰老先生的《战争与和平》里，寻到许多战友的影子，便把这一路的荒唐，像烟圈一样吐了出去。
过了几天，艾尔肯江一个电话，让我对他的婚礼产生了幽深的记忆。
这位帅呆了的维吾尔小伙子，娶了一位婀娜多姿的女舞蹈演员，谁看见都异常羡慕。有几十位歌舞团的演员，作为娘家人助兴演出，城边的小院子充满了欢乐。一会儿，所有的宾客都一起跳舞，称为“麦西来甫”，更把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我笨手笨脚，就会跳两下“忠字舞”，被几个热情美丽的女演员围在圈里，出尽了洋相。幸亏艾尔肯江过来解围，让我上里屋去坐。
我一进门就惊呆了：师长盘腿坐在炕上，与一帮上年纪的维吾尔老者吃馓子，剥花生，举杯喝奶茶，谈笑风生。早就听说师长长期戍边，有不少少数民族朋友，维语很流利，今日百闻不如一见。
艾尔肯江介绍师长旁边那位带花帽的，是他的父亲，刚当选县长不久，其他的都是父亲的同事和亲戚中的长辈。我向各位长者致意，不失一个军人的风度。出门的时候，在艾尔肯江屁股上捶了一拳，埋怨他搞“突然袭击”。这家伙夸张地高声嚷道：“报告师长叔叔，你的兵打人了！”炕上的人笑成一团。
“打谁？打谁也不能打新郎官！”师长今天是“吃人家的嘴短”，明显地向着主人。“罚他唱歌，我听说这小子唱得不错。”
“唱歌！唱歌去！”艾尔肯江塞给我一只苹果，拉上我回到热闹的氛围。
唱就唱呗，这又难不倒我。我走到人群中间，拱手表达对朋友婚礼的祝贺，然后清了清嗓子。我想唱我那首自创歌曲，那是我的最爱。又怕维吾尔朋友听不懂，干脆就自己报幕：《山楂树》。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话音刚落，手鼓就响了，紧接着卡龙、热瓦甫、艾捷克、苏呐依、纳额热等民族器乐一齐鸣奏。
乐手们对这支俄罗斯歌曲的熟悉，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优美的旋律，加上我洪亮的歌声，迅速感染了在场的宾客。大家无分男女，也不论老少，纷纷踩着四分之三的节拍舞之蹈之，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一会儿连师长也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一曲终了，又返场一次，让我初次领略维吾尔民族的能歌善舞。
一位身材颀长的女演员，向我敬了一杯奶茶。她白皙的长脖和乌黑的辫子楚楚动人，她那黑眉大眼深眼窝，让我想起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古兰丹姆，而她身上一种奇异的香味，让我心口猛烈地躁动。我们对视了几秒，她的目光竟然没有躲闪，而且脸蛋飞起红晕。在接茶杯时手指的轻轻触碰，像一股电流酥麻了我所有的神经。
婚礼结束后，明月初上。小小的边城，到处飘着烤羊肉的膻味。
我和奥依古丽，慢慢地走在树影婆娑的路上，她看我一眼，我看她一眼，然后就是笑，羞赧或者憨厚。她的话不多，汉语也不是很流畅，更多的是向我讨教一些汉字的发音。快到她家的时候，路过一个又窄又长的巷子，碰上一些她的熟人，对我的出现或者啧舌，或者怪叫，表现得异常怪异。我把她送到门口，她又把我送到巷口，临别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下。
当天夜里，我这个土包子失眠了，被亲过的脸庞情如泉涌，脑海里全是女演员奥依古丽的倩影。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蜜一样的日子里度过。静静的河边，有我们追逐的脚步；高高的树林里，有我们爽朗的笑声。我们一起去电影院看《拉兹之歌》，在门口买了几个热得烫手的烤包子，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咬一口不烫了，才疼爱地递给对方。就在我考虑要不要将恋情公开的时候，她却突然不理我了，电话不接，到单位找她，门卫说请假了。
事情来得莫名其妙。
五一节后，春的巧手也开始打扮西陲的小县城，城东的公园里绿枝舒展，桃杏争艳，蜂飞蝶舞，人流如织。孩童欢笑，小贩叫卖。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我按照艾尔肯江约定的时间，来到桃花掩映的八角亭，刚一转身，看见奥依古丽和她母亲的身影。
奥依古丽穿一身艾德莱斯连衣裙，戴一顶巴旦木小花帽，脖上围着蓝底的大纱巾，体形修长，姿态娉婷。一阵微风吹来，撩起的纱巾遮住了她半个脸庞。她扯一扯纱巾，捋一捋头发，右手抚在前胸，弯腰向我鞠了一个躬，没正眼瞧我一下，也没说一句话，拧身就走。她母亲急忙追她而去，临走留下一句不大熟练的汉语：“不幸（行）的！”
刚刚萌发的爱情火苗，很快被现实泼了一瓢凉水。艾尔肯江告诉我，其实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通婚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两汉，就连定远侯班超还娶了疏勒公主呢。可自近代这里伊斯兰化以后，也不知从何时有了不成文的习俗，维吾尔男孩娶汉族女孩为妻，那是一个家族的荣耀，脸上有光；可谁家姑娘要是嫁给汉族小伙，会在整个家族、甚至周围引起很大震动。这种习俗有时候可以通融，有时候就变得很顽固。这里边有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深层原因还是与宗教有关。
“要不，你就别当‘阿米尔’了！”艾尔肯江说。阿米尔是《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勇士，他与古兰丹姆是一对恋人。
“都怪你，让我认识了一个不该认识的人！”我在责怪艾尔肯江的同时，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嘲笑。
过了几天，机关里传得纷纷扬扬，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就连郭虹都打电话，阴阳怪气地问我是否“感情泛滥”，快成了“唐明皇”？王科长虽然认为年轻人有爱的权利，但他还是希望我出去躲一段时间。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意不乱。时间是流言的销蚀剂。
14 意外剿匪葫芦谷
王科长老谋深算，还真让我“躲”得老远。
军区一个测绘小组，奉命到喀喇昆仑边境地区做地形测绘，所到之处大都处于我部的防区，请求协助和保障。师首长指示，从工兵营抽调几名身体强壮、军事素质好的骨干，组成保障小组，由刚刚提升为舟桥连副连长的丁华任组长。我这个放屁不响的小参谋，带了一个报务员，代表机关做协调。
说是协调，实际上就是领队，两个互不隶属的小组，由我归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小分队，代号“昆仑之鹰”。但这支鹰队的头鹰还真不好当，因为我太嫩。测绘组的组长是个有十三军龄的工程师，技术十一级，相当于副营，我对他除了照顾，还有一份尊敬。丁副连长从新兵就带我，是我的老首长，我凡事都与他商量吧，怕给人一个没有主意的印象，我自己直接决定吧，又怕他觉得我“毛长”。于是我给了自己一个标尺：放低身段。
出发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参谋长的讲话非常精炼，却颇有鼓动性：“魏巍昆仑，茫茫冰川，高寒缺氧，远离人烟，一直被称为‘生命的禁区’，只有飞得最高的鹰鹫，才可以领略它的壮丽与雄伟。”
当我举着红底黄字带军徽的队旗时，忽然热血澎湃，下意识地检视了队列整齐的十多个队员，和他们身后两辆北京吉普、两辆设备和给养卡车，一种沉甸甸的担当，无形地负在肩膀上。
昆仑巍峨，外表高大壮美，一旦接近，你马上就会感觉它的性格乖戾，简直是一个魔鬼。为了逐步适应高原的恶劣气候，我们沿破烂不堪的新藏公路有序开进，每日的行程控制在二百公里以内，却也是起早贪黑。上了海拔四千米的第一个兵站，我们决定在这个叫做黑戈壁的地方休整一天。谁知一觉起来，给养车上有两桶汽油被抽干了。
这是个袖珍兵站，两座低矮的土房子，丑陋地躺在这兔子不拉屎的荒野。站上统共只有三个人，看起来吊儿郎当。一大早三人正在给我们做饭，一听说丢了四百升油，不约而同首先怀疑油桶漏了。站长是个河北籍志愿兵，黑豆小眼，胡子拉碴。我们领他查勘现场，没有发现大量漏油的痕迹，而且给养车厢有人押车，每天下车前都有严格的检查程序。
站长的脸红了，把头一低，领我到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指着地上的两个加仑桶说：“天地良心，我们只抽了这两桶，不信可问那两个战士。”我不明白他守着兵站的战备油罐，为什么如此偷鸡摸狗。他说：“战备油罐的油，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能动。”
作为一名军容风纪不大好的军人，他的底线到底还是有。据说偷点油，也就是拿给路过的地方车驾驶员，换点烟酒糖茶之类东西，几个人共用。这地方太荒凉了，除了定期有车送点吃的烧的，啥东西都没有。
“附近绝对有贼。”丁副连长凭着老侦察兵的敏感，断定那么多油不会长翅膀飞走，肯定还有下手之人。我和他交换一下眼神，不想追究兵站监守自盗的责任。那站长似乎若有所悟，想起不久前有个地方车，过夜时也丢过油，他当时以为对方讹人，双方还吵了一架。
早饭后，我和丁副连长带着两辆吉普车，在茫茫戈壁大海捞针，追寻盗油之贼。他开始怀疑的一条车辙，走了一段又回归了大路，我们无功而返；第二条车辙一直伸往戈壁深处，大约四十多公里后傍上一条小溪，辙印子也渐渐消失了。
我们决定朔流而上，探个究竟。溪水只有一米来宽，最中间也只深十一二厘米，流速很慢。二十多公里之后，两边的山势逐渐升高，最后到了仰头而观的高度，仿佛一道天然的山门。山门不宽，至有十二三米。进得山门，山谷逐渐开阔，由稀而稠出现骆驼刺和沙柳，不时有动物的骨头，而且大都完整，看样子年代并不久远。
进谷约一公里，地面豁然开朗，阔过两公里之大，气温也明显较高，几个人已经解开领口，我的背上也有了微汗的感觉。溪边的红柳和沙棘更多，还有芦苇和一种褐红色的草本植物，叶子和穗子都酷似高粱，但我这个种过高粱的人，知道它不是。我用望远镜四下瞭望，发现谷地再往里又逐渐收拢，整个形状酷似一个葫芦。在葫芦底附近，还有一片绿色。
丁副连长带头下车，在地里扒拉植物茎秆，弄了几下招呼我过去，连续踩倒三株高粱状的植物让我看。我看它们在一条线上，又察看了旁边的几株，也基本成行，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东西不是野生的。我将望远镜给他，让他看远处的绿色。他看了只有几秒，就断定那是一片稻田。
“这里有人！”我们几乎异口同声。
“我带一辆车往前去侦查，你留一辆车在这里接应。”丁副连长说，“要是没有情况，我很快就回来。”
“还是我去吧，你在这里监视。”我觉得危险时刻，自己应该冲在前。
“别忘了自己的领队身份，毛长！”丁副连长不容我争，带了一辆车走了。
我便让我车上这几位分散警戒。这里有一个赵班长，与我同年；刘班副，比我军龄少一年；还有曾小军和一个驾驶员。他们都离开吉普车，将冲锋枪端起来，推弹上膛，掩蔽在沙柳丛中。我自己则趴在车上，继续用望远镜观察。
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葫芦谷，两头小，肚子大，谷地那头也有一条窄窄的山门，溪水自西而东，南北两边是高高的陡坡，有些地方简直是上百米的绝壁。我突然为向阳处的一缕青烟感到惊诧，调了调焦距，眨了眨眼，仔细辨认，确实是炊烟，从几簇沙柳背后袅袅升起。凭经验，那里应该有人烧火做饭。只是这谷底平坦，附近找不到高地，没法看得更清楚一些。
过了三十五分钟，丁副连长回来了，从车上推下一个头发散乱眼神慌张的女人。“这家伙做了一锅饭，足够六七个人吃。山洞里也发现了吉普车和汽油桶，奇怪的是没发现床铺，也没发现别的人，问什么，这家伙都摇头，不知是不是真哑巴。”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怎么能来这所有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方？我的脑海里一连挂出两个问号，就与丁副连长他们，又押着女人来到冒烟的山洞。
山洞宽有六七米，深有三十多米，慢坡向上，越往里走越大，最高处足有十米。洞壁的巉岩都有人工斫凿的痕迹，茬口已经被烟熏得难辨新旧。洞口用石块垒着，只留有一个进出的门。门口支一块大板做面案，案旁盘着两口大锅，前锅的米饭已经熟了，后锅的烩土豆也热气腾腾。灶后靠里边是一个乒乓球案子，墨绿色台面有斑驳的疤痕，球案周围有六把铁质折叠椅，再往里是一大堆秸秆柴禾，最里头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和农具。
在这个大山洞的左边，还有一个敞口小山洞，深只十来米，高三到四米。洞口放一辆北京吉普，看样子有六成新，没有车牌。在车子的后部，有四个汽油桶，一个机油桶，以及一些修车工具，还有好多配件。几把手电筒交叉照射，没发现小山洞有什么机关，周围也没有其它山洞了。我拉开吉普车门，发现后座被拆了，装了一个橡皮软囊。软囊是瘪的，拔出木塞，口上汽油味儿很大。这无疑是用来偷油的了，可惜没抓在现场，不好定罪。
丁副连长认为女人的饭已经做好，吃的人肯定没有走远，要带两个人重回大洞搜查。我对他耳语了两句，意思是把握政策和群众纪律。我招呼大家返回兵站，虽然偷油贼没抓住，但已是不虚此行。我们发现了一个近四平方公里的“世外桃源”，按这里的气候条件，将来完全可以作为战备物资储藏基地。回头让测绘组来一趟，新的地名我都起好了——葫芦谷。
为了安全，我们还是交替行进，丁副连长带前车开行百来米，我所在的后车跟进，前车再开。一阵汽车轰鸣，惊出两只黄羊，它们惊慌地站在稻田边上，也不知刚才躲在何处。曾小军马上问我：“打不打？”
以我这个年龄，当然是想打，弄回兵站改善生活。但有领队的身份框着，手脚放不开。这里既然有人，就不好判定野生还是家养了。不过又一想，放几枪再惊惊它们，看能否逼出主人。我说：“曾小军，你随便放几枪，不要打中。”
“是，李参谋！”曾小军说着，就将冲锋枪从车窗伸出去，叭！叭！叭！一连放了三枪，打得土起草飞。那两只黄羊二次受惊，从呆懵变得清醒，突然奋蹄逃向山门。我想这俩家伙跑到葫芦谷以外，就是千里戈壁上的野黄羊了，完全可以作为美味下饭。正寻思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山门口“轰隆”、“轰隆”两声巨响，烟尘四起，紧接着枪声大作，有人从外面打了进来。
我急忙与丁副连长会齐，命全体人员下车应战。其实也没时间商量作战方案，烟尘散落处，几个射击的人影隐约已见。队员们有的凭车射击，有的以沙柳为掩体，有的直接爬到地上，八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一阵交叉乱打，山门口就消停了。丁副连长做个交替接近的手势，队员们从两边梯次前进，赶到山门口，只见地上挺着三具尸体，还有两个没死的，一个打滚哀嚎，一个哭爹喊娘。我让赵班长和曾小军贴着门柱迅速突出，向两侧扫射，肃清暗处的匪徒。结果他俩没有开枪，回头说没人了。
这是一场什么战斗呀，我这个参谋还没拟定方案就结束了，真不过瘾！
这当儿，丁副连长已经命人将两支自动步枪和三支手枪收缴，将两个受伤的匪徒控制。有一个颈部、胸部都中弹的家伙，挺不住，嚎叫了几声蹬腿了，剩下一个右肩和大腿中枪的，还能说话。
为了留活口，我留几个人在原地警戒，用吉普车将最后一个伤匪押回山洞。洞里的“哑巴”女人突然说话了，打听其他几个人的下落。一听说都死了，怔了一下，旋即狂笑，挥着双手一遍又一遍说“天报了”，一会儿又嚎啕大哭，还捡起一块石头，将那一锅米饭砸了个稀巴烂。我让人给那吱哇乱叫的匪徒以必要包扎和饮水，之后和丁副连长分工，将匪徒和女人分开审问。
原来死掉的匪徒中，有一个是越狱的犯人，逃跑路上抢了一辆吉普车，劫了一个搭便车的女人，想逃往藏北高原无人区，寻找活命机会。上了高原，无意间看见那条小溪，出于好奇，便逆水而上，意外地发现了几只黄羊。这个逃犯原先是搞地质的，因为常年在外，妻子与人通奸，被他发现后杀了奸夫，也杀了妻子与岳父母三口，因为罪大被判了死缓。他分析小溪与黄羊的发现，一定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于是一路寻找到葫芦谷。他认为谷里水草丰美，黄羊成群，气候温暖湿润，简直是个无人打搅的风水宝地，就在里边住下了。
如果这一对男女从此隐居，种地打猎，也许可以终老，没有什么人会刻意找到这个地方。但人往往自以为聪明，逃犯觉得光吃黄羊不是长久之计，他的生活应该更为丰富。他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利用身体强壮的优势，多次潜到公路边，以卖黄羊皮为诱饵，专门打劫往藏区拉百货副食的货车。那些被他劫持来的司机，有几个留下来与他同流合污，并与他共享这个女人，其余的都被他弄死了。
几年下来，这伙人杀的人不下十个，劫的货有十多车。后来据说在司机圈子流传一个神秘的说法，道是黑戈壁一带有鬼怪出没，大白天的，突然一道黑云夹带龙卷风过来，路过的车辆就被卷到天上去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人不敢在这一带停车休息。这也使得打劫少了机会，他们便改抢为盗。偷盗都是去山下的城镇，长途跋涉，顺便将劫持的汽车拆成配件卖掉。小兵站离他们不到一百公里，属于“窝边草”，地方车辆停的少，军队的东西比较棘手，他们一般不吃。这次半夜出来准备下山，无意间发现有人在车上抽油做“初一”，他们才临时起意做的“十五”，不想还被发现了。
那孔小山洞是原始的，开始用来住人。大山洞的洞口原来很小，但里面很深，曲里拐弯，一直通到山上，后经土匪们爆破打凿，弄成现在的模样。今天我们进谷后，土匪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就是利用这个通道，跑到外面打埋伏的。土匪们有五支冲锋枪，都是从黑市买的。他们知道这次较量关系到生存根本，一心想将我们全部干掉，遂将一百多公斤炸药全部埋在山门口，设置了两套绊索。听到爆炸后又迅速借烟雾出击，没成想被黄羊给搅了局，这可能也是“天意”。
在那个不幸女人的带领下，我们从柴禾堆后面的小洞口爬上去。在大洞的侧上位置，有一个“二楼”，有几个枪管粗细的通风口，外面一般很难看出。“二楼”上有六个棉被堆叠的睡位，铺垫得很厚，旁边堆满各种布匹、毛巾、鞋袜、香皂、牙膏、蜡烛等百货，以及烟酒糖茶点心，琳琅满目，什么味道都有。
“卧槽，这下咱们发财了！”我高兴地对丁副连长说。
“是啊，这些物资都是咱们需要的。”丁副连长说着，打开一箱饼干闻了闻，“虽然时间长了些，但没变质，肯定比咱们的压缩饼干好吃。”
然而，我们与缴获还是擦肩而过。师首长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命令我们封存现场，等待警方前来接收处置。我反复琢磨电报纸上这几行字，怀疑电报员是不是译错了。
在等待警方的两天时间里，我们将那两只被炸得尸骨不全的黄羊，深挖重埋，树了一块很大的墓碑，上书“义羊之墓”，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葫芦谷剿匪战全体参战人员”。在场的人全体脱帽，向其行了三鞠躬礼。
没有这两只黄羊，死伤的肯定是我们。
15 冰消雪融下昆仑
葫芦谷剿匪之后，我们这支小分队受到通令表彰，我、丁副连长等四人荣立三等功，其他人获得嘉奖。除此之外，我还得到晋升副连职参谋的额外奖励。这让我受之有愧，因为战斗打得糊里糊涂，毫无章法，侥幸取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友们过硬的军事养成和自觉的协同，以及意外献身的黄羊。还有，我要是听从丁副连长的建议，对大洞进行二次搜查，也许可能发现那个暗洞，直接迂回到葫芦谷外，居高临下，拿土匪当活靶打。
“你就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丁华说，“你让曾小军惊黄羊，我也没想到，神来之笔，我的兵就是毛长！”他的骄傲是真实的，“毛长”却变了味儿。
乘着胜利的喜气，小分队很快进入藏北高原，在人迹罕至的荒漠与山谷间，穿梭了半个月，按计划来到了班公湖。
班公湖是个跨界的湖泊，大约有六百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在中国境内，三分之一在邻国。湖面的海拔四千两百多米，形状极像一只长脖子天鹅。站在巡逻的汽艇上，远观群山环绕，雪山点点，近看湖水清澈，鱼翔浅底，更有湖中鸟岛上斑头雁和赤麻鸭等候鸟大批产蛋孵卵，景色十分迷人。由于湖水流向的关系，东部在我国境内的水域为淡水，中部为半咸水，西部在邻国境内的为咸水。淡水里的鱼又爱国又守纪，绝不偷渡越界去外国。
国界在水上的划线，仅仅是一排浮标。浮标那边的军人，比我们多一脸胡子，也乘一艘噪音很大的汽艇，一边打旗语，一边指手画脚，呜哩哇啦。意思是我方搞测量，威胁到他方的安全。我们的旗语兵解释半天，不存在威胁他们的问题。对方不但没有理解返回的意思，还将汽艇开到了浮标跟前，变本加厉地叫唤，意思是即使不威胁安全，也应该事先知会他们。
荒谬，难以理解。我们泱泱大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干自己的事，凭什么告诉他们？陪同的边防站长连连摇头，详述这个邻国自不量力，自从十七八年前在边境与我国干了一仗，输得一塌糊涂，也的确老实了几年，一旦好了疮疤之后，马上就忘了痛，这几年又开始没事找事了，动辄交涉这交涉那，不胜其烦。
“妈的，蹬鼻子上脸！”我的骨子里似乎还带着剿匪的得胜之势，跟丁副连长交换了意见，让大家趴在甲板上持枪拉栓，弄得哗啦哗啦响，保持高压态势。边防站长担心引起外交风波，提醒千万不能开枪。上级的要求是不生事、不避事、不屏事、不怕事，有理有节，维护边境稳定。我朝他笑了笑，并让旗语兵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的测绘部队，不是边防部队，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搞测量，完全是主权内部的事情，任何干扰我们工作的因素都将被制止。如果你们再朝前开一米，越界进入中国水域，我们就让你们的尸体喂中国的鱼。
旗语兵有些犹豫，征询地看着站长，站长点了点头，他便挥舞旗子警告对方。对方大概看到我方汽艇上人多枪多，明显占着上风，只好灰溜溜地撤走。这让人充分理解“实力说话”的重要性，弱国无宁边，忍让被人欺。
班公湖的裂腹鱼很多，一群一群跟着我们的巡逻艇，几乎不怕人。巡逻的战友每天都会逮上几条，根本吃不动。汽艇驾驶员建议我们抓几条大鱼晒成鱼干，带到山下去。到了山下就成了稀罕，因为这是“高原鱼”。
我觉得这是个好建议，就在测绘兵工作时，和丁副连长配合扎鱼。我们俩一人手持一根带钢钎的测绘标杆，不大功夫就扎到一条大鱼，但鱼受伤后拼命挣扎，将两根标杆都拖走了，连我们的人也差点被拽到水里。
驾驶员猛踩一脚油门，汽艇在湖面上划了一条优美的弧线。不管那条鱼有多么狡猾，他最终被我们抓获了，晒干后一称，十七公斤。我暗想：欠师长的狼肉，也许可以用高原鱼顶替，这样老欠着也不是个事情。
班公湖附近的测绘工作结束后，我们一路往西，到了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下，汽车就没法开动了，要穿越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和公格尔九别峰之间的峡谷，全靠徒步行进。这几座山峰海拔都在七千五百米以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只能望山兴叹，即使夏季山下湖光山色，山上仍然冰川覆盖，到了五千米的冰层上，说下雪就下雪，动辄就是暴风雪，气温会断崖式从零下几度下降到零下三十度。
“昆仑之鹰”的工作范围在海拔五千五百米，超过这个高度的测量点，都采用参照物计算的办法。即使这样，一路爬冰卧雪肩扛手拎之艰辛，也只有风知道。丁华每天都给战友们发抗高反的药，也监督大家使用防紫外线的搽脸油，但一个个还是晒得脸黑似铁，一片一片如同鱼鳞。曾小军本来是个小白脸，现在也跟大家一样黑了，他不止一次感叹：“长这么大吃过的苦加起来，也没这次苦。”
这话说早了。在公格尔峰脚下，我们意外地遇到一支准备登峰的女子登山队。一位三十岁的藏族大姐，面相完全是个男人，说她是第五次登峰，前四次都没能到达山顶，还把一个助手牺牲了，这次她一定能登上顶峰。这位巾帼英雄的气概，霎时就让我们这些堂堂男儿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们直接测量到峰顶的准确高度。丁副连长看着我坏笑，等着我有所表示。我明白他惦记我那条鱼干，只好高姿态送出去。告别公格尔峰后，我一再提醒丁华：“回去见到师长，我就说狼肉叫丁副连长抢走了！”
“不是一条鱼吗，怎么就成了狼肉？”丁华不解。
“就是狼肉！‘毛长’。”我坚持自己的说法，也不解释。
丁华见我学他的口头禅，不禁笑了：“不管你以后当了多大的官，终归是我带出的兵。”
队员们有的也参加议论，谁也不明就里。说说话话，紧赶慢赶，还是遇上气温回升，冰消雪融，下山的路上出现山洪。橡皮舟都在营地的车上，我们只好扛着仪器和资料涉水通过。冰冷的水里不时有冰块、冰棱，小的如刀尖利，戳到哪里哪里疼，大的如斗沉重，碰上谁就会砸倒谁，不小心就要命。
丁副连长在前面探路，一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一步一步踩稳，我在后面压阵，密切监视水里的冰凌。走了一程，我发觉水越来越深，甚至没过腹部，流越来越急，旋涡也越来越多，刚要提醒丁副连长注意，这位老兄在前面站住了：“堰塞湖！”
麻烦大了。冰凌在山沟的狭窄处迅速集结，累积成坝，洪水的体量在迅速增加，眼见成湖。这条山沟是下不去了，只能攀岩，翻过旁边的小山峰，下到另一条沟里。好在身边有攀岩的高手，两个人喘着粗气，二十分钟爬上五十多米的裸露岩顶，放下两条绳索。我让丁副连长带几个人先上去，然后吊设备和资料箱，等设备资料全上去，再继续上人。
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的骨干，高山缺氧的考验都已过关，这点困难挡不住谁。在剩下我等四个人的时候，丁副连长突然喊道：“上游一块大冰，比一间房子还大，正向下游漂来，底下的人小心！”
我回头一看，随着水位的不断上涨，果然有一个庞然大物，正缓缓向我们漂来。这个冰块表面积有十来个平方米，出水高度大于三十厘米，估计平均厚度在七八十厘米以上，少说也有七八十吨，要是猛然挤过来，还不把我们几个都夹成肉饼！更不妙的是我们攀爬的山体表面也开始大面积消融，冰块像风化的山体一样，一片一片掉落，继续攀爬显然不可能了。
“乘船！”我的“头脑风暴”一闪，还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让上面抛一条绳索下来，由曾小军收着，我和赵班长、刘班副手执标杆，在齐胸的洪水里等着“冰船”一点点靠近。这个庞然大物一过来，我们从侧面给力，顺利将其靠在山体上，四个人迅速爬上去，用标杆撑着山体，将其引入水流“航道”。一路遇到小冰块，我们不理会，遇到大冰块，我们用标杆推，虽说提心吊胆，却是兴奋不已。“冰船”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时将五光十色的光芒，折射到大家身上，脸上，又像迷彩，又像霓虹。可惜照相机不在身边，无法给大家留一张“冰船”漕渡的照片。
漂了一会儿，“冰船”的速度逐渐加快。我估计水的流量成倍或者数倍增加，这堰塞湖的危险在一点点增大，便有意识让“冰船”尽量贴着左边山体，让曾小军在距离冰坝还有十几米距离的时候提前下去，在山体上寻找突出物固定绳索，以防万一。
“冰船”终于抵达冰坝，这里是山沟最窄的地方，顶部只有十一二米。好在左边两米多高的地方有一个平台，从平台往上十来米，就是褐色与黑色相间的山顶。大家都累了，一个一个乱放响屁。饥屁冷尿热瞌睡——我知道都饥肠辘辘，但谁也不愿说。压缩饼干和罐头都在丁华他们那里，再饿也吃不上。
我将衣兜里仅有的几块牛肉干分给两位战友，让他们在平台上休息一会儿，自己拖着绳索的一头，采用“之”字路线，慢慢登顶。冰面在消融，雪掌不大好使，全身的重量都挂在手钎上，考验的是臂力，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但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认怂，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这个“首长”。
经过艰难的攀爬，在我几乎用完全部力气的时候，总算爬出冰面，来到裸露的山顶。我找了一个石头缝，将钢钎压进去，然后系住绳头，刚要喊叫曾小军拉着绳子过来，意外的事情出现了。那块“冰船”在水的冲击下发生位移，顶到冰坝上，只听一阵轰响，十多米高的冰坝垮了，洪流像脱缰的野马，携着大量的冰块翻卷下去，一时水雾咆哮，浊浪滔天，整个山谷都在轰鸣。更不可思议的是，洪水连底下那块冰平台也拉走了，赵班长和刘班副只诧异地惊叫了几声，连同身边的标杆一起，瞬间消失在滚滚的洪流里。
“哎呀——”我干急没办法，伤心地扯下皮帽，摘下雪镜，跌坐在地上，干涩的眼睛发出一阵揪心的痛。
过了一会儿，曾小军拽着绳子爬上来了。他已经不是那个拉了手榴弹索环不知道投的新兵蛋子了，鼻下长了一道黑绒绒的胡茬。他瞅了一眼头顶的太阳，也脱掉帽子，卸下雪镜，眯着眼白发红的眼睛看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我示意他坐下，突然想起第一次认识他的情景，便学着他的川腔说：“曾小军，里（你）请我死（洗）吧！”
曾小军怔了一下，瞬间就明白了。他低头戴上雪镜，又戴上皮帽，扣紧扣子，然后侧过身子，替我戴上雪镜，戴好帽子，扣紧扣子。
“排长，请死吧！”曾小军喘着粗气说。
“我不死，我如今是李参谋！”
“李参谋，里不死啊？里不死我就撒了！”
“撒吧！”我一阵心酸，紧紧地抱住了这位小兄弟。
曾小军在我怀里哭了，哭得很伤心。我的雪镜也模糊了，睁眼看不清周围的山峰。我们相拥躺在脱去冰壳的山顶，幻想两位随水而去的战友，会遇到通天河的老鼋，或者扑水救命的神鹰，幸运得毫发无损。直到雪粒儿落在脸上，打得生疼，我们才意识到变天了，气温快速下降，湿漉漉的裤腿开始发硬，前心贴后心的肚子，也在发出更强烈的抗议。
“饿吗？”我问。
曾小军强打精神：“不饿！”
“我也不饿。”我站起来，看了看雪影如线的山沟，流水已经很少了，就说：“咱们下山吧！”
16 咫尺生死两茫茫
我与曾小军一前一后，在阴暗的山沟里涉水移动。
寒风一阵一阵，吹过来就像刀割，流水越来越少，后来竟然全部结冰了。我们坐下来，脱掉大头皮鞋，将里边的水倒出来。一双脚已经麻木，踩在冰面上也没有冷的感觉。为了减少在冰面栽跤，我用绳索将两个人连接起来，一人拄着标杆前行一段，用绳索将另一个人拉过来。一走段，换一次，冻得硬梆梆的棉裤正好可以当滑板。
曾小军高兴地说：“李参谋，你的办法就是多。”
“多吃了几年粮食呗，等你长我这么大，肯定比我办法多。”我说。忽然觉得气喘，就让曾小军别再说话了，省点力气走路。
艰难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之前，我们总算下到两条沟的交合处，发现了山坡上的帐篷。丁华一看只回来两个人，脸色陡然阴下了，抓着我的肩膀问：“赵班长呢？刘班副呢？我那两个兵呢？”
我喉头似乎被塞了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曾小军终于忍不住哭了，哽咽着说：“被洪水……冲走了……”
“怎么搞的？”丁副连长猛然当胸一拳，把我打倒了。
我倒地后顺坡滑了足有五六米，头朝下，雪镜也掉了。几个战友跌跌撞撞赶过来，要扶我起来，我摆了摆手。我仰躺在簌簌有声的雪地上，任小米大的雪粒，肆意地抽打脸面。奇怪的是感觉不到脸疼，心却像刀绞一样。我理解丁华的责难，是嫌我没把兵带好。谁的孩子谁爱，谁的兵谁心疼。我要是他，也会这么大发雷霆。
“李参谋，你没事吧？”曾小军坐在身旁，似乎有些抱不平。
“没事！”我自己戴上雪镜，转过身，让丁小军推我一把，便又向前滑行了好几米。我觉得比起人的生命来，任何的委屈都不足为道。但死者长已矣，存着还要活，而且我们身负重任。作为“昆仑之鹰”的领队，我不能沉浸在怀念战友的悲伤里。本来的计划是在冰消雪融之前下到营地，因为临时增加测点耽误了五天，要是像今天一样趟水行进，三天的路程恐怕得走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到那时就算累不死，也该饿死了。小分队给养支撑的极限只有三天。
“老子的心像油煎似的，你还有心思在这里滑冰！”丁副连长没好气地赶过来，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我又向前滑行几米。
“对，就是滑冰！”我双手撑地站起来，对他说：“咱们必须改变思路，昼伏夜出，利用晚上结冰下雪的有利条件，抓紧时间下山，等白天消雪化冰的时候休息睡觉。”
“那牺牲了的战友呢？不找了？”丁副连长坚持白天下山，再苦再累，也要将自己带出来的兵，一个不丢的带回连队，哪怕尸体。
我肯定不能那样做，眼下顾活人要紧。但这话此时不能说，不合时宜。事实上不等我回答，工兵营那四个战友都围过来了，包括曾小军，眼睛瞪得一个比一个大，拳头握得一个比一个紧，似乎要把吃了，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要找到战友！”
“找？怎么找？”我也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双手比划着说：“要搭上剩下的十一条命吗？没等我们找到他们，他们就该找到我们了！”
“我们不怕死！”丁华带出的兵，还真和他们的副连长一个直脾气。“就是和战友死在一起，也值了！”
“放屁！值什么值？”我不知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激动。“大家不要忘了，‘昆仑之鹰’是有任务的。咱们这一趟爬冰卧雪，所有的辛苦和牺牲，就为了测绘组，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测绘数据。能将那些数据带回去，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如果那些数据回不去，就是我们都死了，所有人都死得一文不值。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又不是争取民族解放，上级还会安排下一次测绘。在几百万人的部队，在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咱们充其量只是些砖块、石子儿、木头棒子，没有谁不可代替。但在家里，咱们都是儿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是唯一的。咱爹咱妈养咱一场，就为了抱一本烈士证，在夜深人静时伤心流泪吗？”
战友们被我这机关枪一样的一梭子击打，纷纷低下了头。丁副连长摘下雪镜，擦了擦眼睛，侧过了脸去。我估计大家都明白当下的处境，就喘几口粗气，降低嗓门，接着说：“我是这么想的，洪水比人快，牺牲的战友肯定在前头；如果被洪水冲到山下，沿河有几座水电站，肯定会被打捞上来；如果卡在石头间或者被淤泥埋了，那就让他们长眠在昆仑山上，哪里黄土不埋人！战友们，弟兄们，咱们是在‘生命的禁区’，什么样的不测都可能发生，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我。毛主席早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会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赵班长和刘班副，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是在执行任务时殉职的。他们的死，比昆仑山还重！”
我自己都吃惊，竟然说出这么一通宏篇大论，说得自己快要背过气了。丁华赶快从怀里掏出水壶，喂我喝了几口。我们带的有固体酒精，必要时可以弄点热的吃喝，热水灌到水壶后，大家都会暖在怀里，开始用水暖心，后面用心暖水。大家将我扶到帐篷里，拿吃的给我和曾小军。
“那你俩稍微休息一下，我来安排晚上的行动。”丁副连长说着，就招呼大家收睡袋，捆东西，搬箱袋，不等我吃完一块压缩饼干，就要拆帐篷了。我喝口水，将定量的一块牛肉干塞到曾小军嘴里，敲打敲打裤腿上的冰块，就跟着忙活起来。
出发前，我们为牺牲的战友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大冷的天，脱帽默哀三分钟，然后所有武器都发出了响声，每枪三发子弹。赵班长和刘副班长的冲锋枪，由我和丁华代扣扳机。寂静的山谷，突然被枪声震得瑟瑟发抖。
雪夜下山，队伍还挺壮观。照例是丁副连长在前面领路，工兵营的四个兄弟，与测绘组四个人一一成对，我跟在报务员在后面压阵。沟底的冰面基本平坦，虽然有些地方较陡，只有很大的石头才露在冰面。所有的软包都被捆在标杆上，像雪橇一样，带箱子的设备直接用绳子牵着。雪镜不时被嘴里哈出的热气蒙住，瞬间就凝成冰。开始还要摘下来擦拭，到后来干脆懒得管它了，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不停地有人滑倒、栽倒，但人人穿着皮大衣，裹着皮帽子，身体臃肿，滚一滚也就跟锻炼身体差不多，大不了叫骂几声。
一个半小时后，安排第一次休息。休息其实不是歇人，严寒里运动比坐着暖和。休息的目的主要是检查和收拾装具，该加固的加固，该紧绑的紧绑，另外再脱下大头鞋，将里头的毡垫子正正位。丁副连长还剩下最后半包烟，没想到平时不抽烟的测绘组长也要，发一圈到最后刚好没自己的了。我点着烟后狠狠地吸了一口，马上给他塞到嘴里。他的烟瘾比我大，我到机关后已经抽的很少了。
“李参谋，丁副连长，你们快来看！”提着裤子尿尿的曾小军，突然喊叫起来。
我赶紧过去，大家也都围过去了，只见两堆高出的雪堆，像人体一样，并排列在山坡上。其中一堆被尿冲开一个角，露出半只大头鞋。大家赶紧跪在地上用手刨，很快就显出人形，用手电一照，正是赵班长和刘班副，身体已经僵硬了。
我感到又惊又喜：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呢？从两人并排睡躺、肩膀平齐的姿势看，他们肯定是从洪水里爬上来的。那么大的洪峰，除了舟桥兵，别人也难有这作为。这下我们可以带他们回去了，丁华和战友们也稍可慰藉。我正要招呼大家搬遗体，被丁华拦住了。他反复用手指试鼻息，试了一阵，突然双手高举，欢呼大叫：“他们还活着！”
我用手摸了摸，两人果然还有微弱的鼻息。“活着！”
“活着！赵班长活着！刘班副活着！他们都活着！”
众人一起欢呼，大家都喜出望外。丁华却抱住我，呜呜地哭了。我让电报员立即发报给首长：“遇难战友找到，尚有气息，我们一定带他们回去！”
对于冻僵之人的施救，我们上山前都有培训。这会儿腾了两个睡袋，将人头朝里装进去，然后再让另一个人脚朝里钻进去，将僵者的脚，暖在怀里，只能听任慢慢苏醒，醒来了是命，醒不来也是命。最后的死活，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器官功能。
一下子增加了两个沉重的大睡袋，所有的装具都要调整。我们将帐篷的竖杆和横杆全部利用起来，结构成担架，再拆几个仪器箱的盖板，固定在上面，让睡袋不与地面接触，由大家轮流拖动。白天睡觉的时候，再换人暖脚，始终保证给予那两位冻僵战友以体温。
到了第三天晚上，任何吃的都没有了，我们忍饥挨饿走了半夜，已经筋疲力尽，抓一块冰就迫不及待地咽下去，心口冷得似猫抓。我看定位仪显示的位置，离山口不到十公里了，海拔高度也降到四千六百米，就给大家鼓劲，再坚持一会儿，迎接最后的胜利。
战友们一听胜利在望，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劲儿又来了，甚至有人提议一口气到营地，一躺下就睡它三天三夜。谁知没走几分钟，突然地动山摇，谷道两边的绝壁上，有许多石块和冰块滚落下来，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块牛头大的石头，生生把测绘组长给砸死了，这个业务精湛的老兄长，甚至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与我们诀别了。
喀喇昆仑山属燕山褶皱系，大地构造的发育，主要与南亚次大陆向北位移并与欧亚大陆碰撞有关。这一带地震活动频繁，碰上了算倒霉，碰不上算侥幸。问题是我们九十九道险滩都过了，剩下最后这一道湾儿出了事，实在是扫兴。
一种肃杀的恐惧，立刻弥漫了狭窄的山谷。落石不断，就在我们犹豫的这几十秒间，电报员和另一个战士也被落石砸伤，万幸的是石头较小，一个伤肩，一个伤腿，还能坚持走动。我和丁华都有点慌了，俩人一商量，反正走不走都可能被砸死，还不如冒着危险走，能走过去算命硬。我们将组长的尸体装进一个睡袋，架在一个仪器箱上，让全体人员贴着一面岩壁，边清障边走，没有一个人出声。
谢天谢地，总算到了比较开阔的一段山谷，可以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曾小军往前面观察，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告知前方遇上塌磊——两边山头垮塌下来的石块和冰块，塞了三十多米高，逾越绝非易事。时间已是凌晨四点二十，如果四个半小时内不能出山，等到太阳出来，消融的雪水奔流而下，必将在这里形成巨大的堰塞湖，那时不管我们在湖内还是湖外，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只能与时间赛跑，与阎王爷较劲了。赢了保命，输了玩完！
“轻装吧，”丁副连长建议，“时间不等人！”。
我觉得有必要向首长机关汇报一下，让电报员快速发报。电报员摆弄了几下也没法开机，显然是坏了。
“别折腾了，出了事我承担全部责任！”丁副连长焦急地说。
“滚！”我没想到自己竟然用这种语气对待老首长，问题是他把我看扁了，咱姓李的是怕事的人吗？我突然来了一股邪气，像个将军一样严肃地道：“听我命令，丢掉一切坛坛罐罐，包括皮大衣、皮帽子，只留下测绘资料和武器。丁副连长和工兵营的战友负责背伤员，测绘组的战友背资料，我和报务员帮大家背抢，立即准备，三分钟出发！”
“那组长呢？”测绘组的战友，显然舍不下组长。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问题，看看夜光表，时间到了，就下令出发。前面的人走了，测绘组那两位没受伤的，坚持要背组长。我根据他们的体力状况，明知不可为，也不好硬反对。
塌磊上的石头，大的大，小的小，大的巨如一间房，很难翻越，小的如同鹅卵石，踩上去就滚，空人都很难攀，不要说我们都负重几十公斤，往往前进一步，退下两步。我们工兵用了足足一个小时，才攀上塌磊的顶部，一个个热得解开棉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测绘组那两个背遗体的还在半坡。我和丁副连长下去接应，上来后连出气的力气都没有了。测绘组的战友一个个往石头上一躺，一副死狗架势，说啥都不走了，死就死吧！
我也躺在石头上，问他们家在何处，父母安在，兄弟姐妹几何。几句话问得他们喘着粗气哭了。大家帮着将组长安放在山坡上，鞠躬告别，鸣枪悼念。咫尺之间，阴阳两界，境况窘促，也没法对得起这位老兄了。正在这时，赵班长醒了，嘴唇动了几下，要水喝。哪里还有水！曾小兵捡起一个大冰片，咬一小块含在嘴里，化了后用嘴喂给赵班长，一连喂了三口。
赵班长气息弱弱地问：“什么地方？”
“狗日的老赵，耍死狗，不想走路了，让老子背你，没舒服死你狗日的！”丁华这家伙，刚才已经累成狗了，一看战友苏醒，又像打了鸡血，声音提得挺高。
赵班长干涩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摸了他的额头，烫的厉害，就告诉他马上到营地了，请他不要说话。我又去摸了摸刘班副，也是烧得厉害，但还没苏醒。
腕上的手表已经指到六点零五分，我碰了一下丁华的肩膀说：“走吧，不敢再耽误了！”
当我们像一群难民一样扑倒在营地，爬也爬不起来时，迎接我们的驾驶员惊讶地喊着：洪水下来了……
17 除夕无月望星空
一晃几年过去，我们这一茬兵多少混出点名堂，机关连队哪儿都有。像张大明这样升得快的当了舟桥连连长，与丁华指导员搭班，刘松涛提干晚还是司务长，我的副连职参谋算中不溜。“羊娃子”复员回乡后又跑回来，在吴八十军医的帮助下，到驻地一家私人诊所当了全科护士。
安子阴忌日那天，我们几个老乡相约去给他扫墓。一起去的还有师医院的护士郭虹，她已与张大明走到了一起，正值燕尔新婚。
其实，我曾经以为郭虹对我有意。他去护校学习前专门打电话，含蓄地希望我能送送她。我那时刚认识了一位女教师，不想旁骛，借故推了。后来我被送到军校培训，还与张大明同校半年，结果他毕业回队后抄了我的近路，攻城略地，左右逢源，很快取得郭虹父女的信任，等我一年半之后回来，女教师和那些潜在的对象，差不多都嫁人了。
张大明新婚那天，我在他家喝大了，推着肩膀问他是怎么追上郭虹的，他憨笑装傻。我又拉过郭虹的胳膊，问她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她竟然狠狠地挖了我一眼：“不要以为你会唱歌，全天下的女孩子就都非你不嫁！”
我讨了个大没趣。
过了一个多月，郭虹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说：“我要和张大明离婚，不过了！”
我知道她说的气话，肯定是俩人闹矛盾了，就故意说：“那好啊，离了跟我过！”
“滚一边去吧你！你就等着趁火打劫呀？”郭虹马上露怯了。她很生气张大明与他打冷战，已经连续两个星期不回家“过周末”。原因呢，也简单。郭虹喜欢浪漫，喜欢挽着胳膊逛街，张大明每次都把人一甩，黑下脸叫她不要拉拉扯扯；郭虹喜欢二人世界的温馨，讲究卫生几近洁癖，张大民动辄招呼连队的同事来家喝酒划拳，每次都把屋里造得乱七八糟；郭虹喜欢听流行歌曲，托人买了一台进口卡式收录机，却被张大明“霸占”，用来听评书，等等。
这种事情很正常，根本的原因是夫妻双方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土包子，自小生活在艰苦闭塞的环境里，憨厚、实在、刚直抑或狡黠，见识也就方圆十里地，念了一些书才一心想跳出农门，过一种与父辈不一样的生活。但真正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新的生活该怎么过，恐怕谁也没认真想过。更可怕的是以土为荣，以没教养为本色。而像郭虹这样的“军二代”，打小就生活在城镇，较多地接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见多识广，从未为柴米油盐和书包钢笔之类的事情操过心，而且一般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们一脑子布尔乔亚，强调生活的情调，渴望花前月下的感受，喜欢被追求、被疼爱、被迁就。
我从一本婚姻专著里读到，“门第观念”固然不对，但门第问题其实是存在的，两个有共同阅历和教养的人，总是容易沟通。两个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走到一起，一般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达到互相迁就。磨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双方对婚姻家庭的认知，学习的态度，以及个人修养品性等因素。像张大明郭虹这样的，就是还没磨合好。
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还是决定找张大明聊一聊。
“你听她说！她就是小心眼，吃醋，疑神疑鬼。”张大明说的完全是另一套。他以前在老家订过亲，上军校期间通过书信友好分手，女的很快找了人家。前一阵女方的孩子周岁，他给家里寄了些钱，让给孩子买点东西，也就是个心意。她那前对象也是多事，写信表示感谢，这就惹得郭虹不高兴，刨根问底还不算，非要问他和对方有没有做过那种事，因为他是生产队长。“天地良心，咱们农村人说话粗不假，谁能有那么大的贼胆呢？我跟她结婚时完全是个生瓜蛋子，第一次连地方都找不着……”
“你别标榜了，没人给你立贞节牌坊！”我打断了张大明，怕他说得没边没沿。“过半个月你就要上昆仑山修路去了，还不抓紧这段时间多陪陪媳妇？郭副师长离休回内地了，人家郭虹没跟着回去，留在边疆陪你过，委屈着呢，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的话大概起了点作用，张大明与郭虹很快和好，星期天还请我一起包饺子。我想借机给大明送行，便拐到黑科长家踅摸酒。王科长转业回了贵州，白新光成了“黑科长”，前任给后任捎了六瓶贵州茅台酒，司令部会餐时他贡献了两瓶，被我抢走一瓶送了艾尔肯江，剩下三瓶藏在他家的橱柜里，一直被我们这些年轻参谋惦记。
黑科长记着我的“前科”，搬一把椅子坐在橱柜前喝水，令我无法得手。我只好启用“内线”。黑科长十二岁的儿子“黑子”跟我学拉二胡，俩人关系很铁。我假借要听他拉一段，院子里如此这般一嘀咕，就隔门给黑科长打个招呼，走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我高兴地喊着“黑子送酒来了”，抢着开门，差点把黑科长手里的酒瓶撞跌地上。
“你说，我咋有你们这样的贼部下，算计着偷老子的酒不说，还把我儿子给策反了？”黑科长亲自来送酒，还说他家黑嫂马上送菜来。他知道郭虹不大会做菜，也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和拍黄瓜的水平。我这时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把黑科长按到椅子上，自己往他家去搬菜。
喝酒的时候，张大明要同我划拳，划了六拳我输了四拳。黑科长说：“你输了，不能喝酒，老科长的酒，赢的人才有资格喝。输的人要惩罚，罚什么呢？郭虹，大明上山后，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大扫除呀，买个米面的，直接找这个偷酒的‘强盗’，别让他闲着！”
“得令！”我马上敬一杯给黑科长，“你家那两瓶酒，就等着给大明接风吧！但愿他们能早点把那条公路修好，太烂了，那年上山搞测绘，差点没把我颠死。”
“你要把惦记那几瓶酒一半的心思，放在找对象上就好了！”黑嫂总共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可见她真心为我着急。
其实我也着急，同年的战友一个个结婚成家了，我还是光杆一个，不说来自老家的压力，就是我的领导黑科长，似乎脸上也无光。抓紧找吧，时不我待！
工兵营上山后，驾驶员老马那位搭便车的暧昧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同学，在税务局工作。开始两人谈得还可以，有一天领我见她父母。我提溜了烟酒糖茶四样礼物郑重登门，结果被问“几年能当上科长”。看样子当不了科长就不配做她家的女婿，我赶紧撤退了。
转眼到了冬天，施工部队圆满完成任务，下山归建。机关组织部分直属部队，列队到路口迎接。我一眼就发现不对劲：最前面一辆篷布车蒙着黑纱，缓缓而来。经验告诉我：有人牺牲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牺牲的人是我尊敬的吴选旺教导员！
晴天一声霹雳，草木顿时含泪。
据说下山路过一个高山达坂时，带队的营长看教导员高山反应厉害，不住地吐酸水，就将他换到副驾驶的位置，想让他多吸点空气。几分钟之后，车子右前轮被一个碗大的石头颠了一下，吉普车大角度倾斜，教导员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直接掉下百米深的大沟。救上来时身体都凉了。他要不换座，甩出去可能就是营长。营长的肠子都悔青了，这就是命！
生是父母的恩赐，死是自己的选择。上山前吴选旺的宣传科长任命已经下了，因为接任者还没到岗，国防施工任务繁重，他不忍将重担全压营长一个人肩上，主动要站完这最后一班岗，不料这成了他人生的最后归宿。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假如他不主动争取上山，假如营长不与他换座，假如他的高原反应小点，再假如不考虑高原空气稀薄问题，吉普车门子的上半部不拆呢……人生没有假如，所有的事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诚如我和吴八十、刘松涛、羊小阳等战友，只能将对逝者的尊敬，变成抬灵柩的行动，将对这位兄长的怀念，化成对其亲人的照料。我们简单地排了排班，轮流到吴科长家去帮忙，哪怕没事坐一会儿也行。吴科长的妻子是个中学教师，知书达理，对我们这些战友的关照心存感激。丈夫牺牲后，她在这里只有悲伤，遂申请带着十岁的女儿回原籍洛阳，老家还有父母高堂，家人在一起也是个照应。
由于调动手续比较麻烦，送她们母女走的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从机场回到城里，已见家家张灯，户户结彩。吴八十说：“都去我家吧，让我那口子炖一锅土豆，咱们喝几杯！”
“好啊，反正咱光棍几条，也没别的地方去！”我说着，给刘松涛使个眼色，他便在半道下去了。
家属院是一排排平房，连级干部只能住一间半，总共不到五十个平方。好在每家有个小院子，相对比较私密。沾油田的光，天然气已经接入厨房，做饭不再烧煤烧柴禾，这比内地的许多大城市优越多了。
吴八十家里除了床和几样配发的营具，最高档的物件，就是我们几个战友凑份子送的一台十四寸彩色电视机。电视台快建好了，过不了几天就可看节目。他的妻子随军不久，身材微胖，但很匀称，主要是皮肤白皙，属于“洋芋开花赛牡丹”那一类，也难怪吴八十没当“陈世美”。
我和“羊娃子”坐在床边嗑了一会儿瓜子，刘松涛便扛着一个纸箱进来了，里边有酒有烟有肉有带鱼，还有几罐午餐肉罐头。我们就可着这些东西在屋里造，一会儿把吴八十家里整得酒味熏天，乌烟瘴气。
“好啊，打电话没人接，原来你们都钻吴军医这里来了，就把嫂子我一个人晾在家里！”郭虹不知怎么给寻来了，而且还掂了一瓶五粮液酒。这种特供酒，肯定是他父亲留下的。我最近尽忙了吴科长遗孀的事，把她冷落了。张大明在山上留守，这除夕之夜，她也孤苦伶仃，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想先发制人，就问：“谁是谁的嫂子？说清楚，‘羊娃子’可以这么叫，本大哥不行，再说还有吴军医家的，她才是我们大家的嫂子。”
“滚吧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张大明比你大俩月，以为我不知道？你本来就该叫我嫂子。你是鸭子的嘴——太硬，一直没叫过，我也没和你一般见识，今天掰扯明白了，就必须得叫，叫嫂子！”郭虹没喝酒，脑子很清楚，说着就上手拧我的耳朵。
我只好胡搅蛮缠，不认张大明比我大。郭虹让刘松涛和羊小阳赌咒发誓作证，这俩怂包还真见色忘友。我被逼到墙角，干脆来个横的：“郭虹，你听着，你敢把你那瓶酒吹了，我就叫你‘嫂子’。”
几个半醉的人一起起哄，就看郭虹有没有这胆量。谁知她还真豁出去了，双目一瞪，一口咬掉瓶盖，扬起脖子对着瓶口就吹，一气喝下小半瓶。我本来也就是将她，没有灌她的意思。她要是喝倒了，我们这几个男人还有什么面子。于是我一把抢过酒瓶，替她把剩下的喝了，并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嫂子”。
不知是我舌头大了，把“嫂子”叫成了“饺子”，还是郭虹已经醉了，没听明白，一直纠缠着要重新叫。我心里似乎很清楚，但嘴唇不听使唤，脑袋大的厉害，一头扎在床上，只觉得腹腔里有一团火在烧。而郭虹跌跌撞撞，也倒在床的另一头。
吴八十让妻子用纱布挤了两杯土豆汁，又削了几个大鸭梨，想尽办法让我们醒酒。但醉倒的人，哪有那么容易醒的！我的意识突然跳跃到安子阴住院那个桥段，在病房里教女兵唱歌的情景历历在目，情不自禁就哼起了那首《山楂树》，“……他们谁更适合我的心愿，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住口！”郭虹挣扎着坐了起来，在我身上捶了几拳。“谁让你唱这歌？谁让你唱……”
我的表情一定很猥琐，大概是恬着脸吆喝：“我想唱歌我就唱，唱起歌心情多么舒畅……”
“不舒畅！”郭虹大叫一声，突然泪流满面。她挣扎着坐起来，哽咽着唱起了《望星空》，唱得很舒缓，也很投入，泪水一串一串。我突然想起艾尔肯江教我的一句谚语：当女人撕下带花的面纱，你才能看清他的脸。
一屋子的人似乎都很理解郭虹思念丈夫的心情，竟然一个个跟着唱了起来：“夜深沉，难入梦，我在凝望那颗星……”
男儿世界，女儿点缀，半是团圆半是离。“羊娃子”突然趴我耳边，不怀好意地问：“和战友的老婆躺一个床上，算不算破坏军婚？”
“滚！”我一把推开羊小阳，翻身坐起。回顾左右，的确只有我和郭虹在床上，其他人都在看着，多少有些尴尬。
我不愿被人误解，也不愿自己误解自己，就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独自走到院子里。仰观天穹，繁星点点。我不知哪颗是安子阴，哪颗是吴选旺，但见一道流光破天际，紧接着是“砰——啪！”的巨响，不知谁家的“二踢脚”，竟一冲上了天！
一九八六年夏秋草于西安—莎车
二〇一七年冬改于海南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