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一部艺术作品是好是坏，取决于艺术家说什么，怎样说，所说的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出自内心的。
为了使艺术作品完美，需要艺术家所说的是崭新的，对一切人而言是重要的，需要表现得十分优美，需要艺术家说的是出于内心的要求，并因此说的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使艺术家说的是崭新的和重要的，就需要艺术家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因此不是过非常自私的生活，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参与者。
为了使艺术家所说的能够表现得优美，需要艺术家能够掌握自己的技巧，以致在写作时，很少想到这技巧的规则，正如一个人在行走时很少想到力学的规则那样。
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任何时候也不应反复打量自己的工作，不应欣赏它，不应把技巧当作自己的目标，正如行走的人不应想到自己的步态并欣赏它那样。
艺术家为了能表现心灵的内在需要，并因此由衷地说他所说的，他应该，第一，不要关心许多细琐小事，以免妨碍他真正地去爱那值得爱的东西；第二，必须自己去爱，以自己的心灵而不是以别人的心灵去爱，不是假惺惺地去爱别人认可或认为是值得爱的东西。
下列三类艺术作品每一类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决定着一些作品与另一些作品的优点的差别。作品可以是（一）意义重大的，优美的，不太真诚的和真实的；可以是（二）意义重大的，不太优美的，不太真诚的和真实的；可以是（三）意义不大的，优美的、真诚的、真实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组合。
所有这些作品都有自己的优点，但都不能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只有内容意义重大、新颖、表现得十分优美，艺术家对自己的对象的态度又十分真诚，因此是十分真实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这类作品无论过去和将来总是罕见的。至于其余一切作品，当然是不太完美的，按照艺术的三个基本条件主要分为三类：（一）就内容的意义重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 （二）就形式的优美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三）就其真诚和真实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但这三者中，每一类在其他两个方面都没有达到同样的完美。
所有这三类加在一起接近于完美的艺术，凡有艺术的地方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这三类。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以态度真诚取胜，内容却空洞，形式则或多或少是优美的；老年艺术家则正好相反；勤奋的职业艺术家的作品以形式见长，却往往缺乏内容和真诚的态度。
按照艺术这三个方面又分为三种主要的错误的艺术理论。依这些理论看来，没有兼备这三种条件、从而位于艺术边缘的作品不仅被认为是作品，而且被视为艺术的典范。这些理论之一认为，艺术作品的优点主要有赖于内容，哪怕它缺乏优美的形式和真诚的态度。这是所谓倾向性的理论。
另一种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优点有赖于形式，哪怕它的内容空洞，艺术家对作品的态度又不真诚。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第三种理论认为，全部问题在于真诚、真实，哪怕内容如何空洞，形式如何不完美，只要艺术家喜爱他所表现的东西，作品就会是艺术性的。这种理论被称为现实主义理论。
基于这些错误的理论，艺术作品就不再像往昔那样，在一代人生活的时期内，每一领域只出现一、二种，而是每年在每个首都（有许多游手好闲者的地方），艺术的所有领域都出现千千万万所谓的艺术作品。
在当代，要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并不等待他心中出现自己真正喜爱的、重要而新颖的内容、并因为喜爱才赋予它以合适的形式，而是或者依照第一种理论，撷取当时流行的和他心目中的聪明人所赞美的内容，并尽可能赋予它以艺术的形式；或者依照第二种理论，选取他最能表现技巧的那种对象，竭尽全力耐心地制造出他所认为的艺术作品；或者依据第三种理论，在获得愉快的印象时，就撷取他所喜欢的东西作为作品的对象，以为这会是艺术作品，因为这作品是他喜欢的。于是出现了难以胜数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它们可以像任何工匠的产品那样片刻不停地被制造出来，因为在社会上总会有流行的时髦见解，只要有耐心，总能学会任何技巧，随便什么东西总会有人喜欢。
由此产生了当代的奇怪状况，指望成为艺术作品的作品充斥于整个世界，它们和工匠的产品的区别只在于，它们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往往恰好是有害的。
由此又产生一种离奇的现象，它明显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紊乱，比如对于一部所谓的艺术作品，没有同时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的，这两种意见又都来自同样有教养的、有权威的人士。由此还产生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即大多数人沉湎于最愚蠢、最无益而且常常是不道德的活动，也就是制造并阅读书籍，制造并观看绘画，制造并欣赏音乐剧、话剧和协奏曲，而且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做的是一件十分聪明、有益和高尚的事。
当代人仿佛对自己说，艺术作品是好的和有益的，因此必须更多地把它们制造出来。确实，如果它们更多些，当然很好。不幸的是，定做出来的只能是一些由于缺乏艺术的全部三个条件，或因三个条件的分离而降低到工匠的产品水平的作品。
而兼备全部三个条件的真正艺术作品是不能定做的，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艺术作品源自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而艺术家的精神境界是知识的最高表现，是人生奥秘的启示。既然这种精神境界是最高的知识，那就不可能有另一种能够指导艺术家掌握这种最高知识的知识。
（以上出自《谈艺术》）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领域，都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自己的内容。且不谈每种艺术的实质所在，这里我只谈我的艺术论点所需要的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凡是从事艺术的人是不会与之争论的。当我观看建筑物时，我就寻找建筑的美，而如果建筑物的一部分建成了，与它并列的另一部分却是用颜料华丽地画出来的，那么建筑给我的美感就被破坏了。看到圆柱后我期待看到柱廊，而这里却突然出现了描画出来的屋顶或柱廊。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只能由这种艺术解决。譬如描写风景的画能够向我传达的是它应该表达的，它只能描绘流水、灌木、田野、远方、天空，而任何诗篇或者音乐都不能传达画家应该告诉我的东西。所有艺术都是这样，音乐尤其如此，因为音乐是最最感人肺腑的艺术，亦即较之其他艺术是最能左右人的情感的艺术。
艺术作品应该使我感动，而为了使我感动，它首先应该是明白易懂的。
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hors les genres ennuyeus（法语：一切体裁都是好的，枯燥乏味的除外），这话说的几乎是一回事。首先，任何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应该明白易懂。我认为艺术作品不外是把难懂的东西改造成明白易懂的。明白易懂的艺术所产生的印象常常是使获得艺术印象的人觉得，这他早已知道，只不过不善意表达得像艺术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因为，假如说一部艺术作品很好，你不喜欢是因为你不懂，那等于叫我吃稻草或林堡干酪，而我不吃它竟被解释为我的口味还没有提高。
艺术是劳动之余的另一种休息，是通过感染、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感情而达到的。
在艺术领域里总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制造艺术作品的；一种人是接受艺术作品的，即观众、听众。艺术家制造，而后者则只是接受。这也正是艺术有别于其他东西的一个特点，即艺术只能被动地被接受，享受艺术的娱乐的人，本身不需要做什么事，他只是看着，听着，并获得快感，觉得开心。他自己不作任何努力，而只听任艺术家支配，正是这一点使艺术传达方式有别于任何别的传达方式。为了理解科学的理论和别人的思想是需要努力的，而在艺术的接受中却丝毫不需要努力，需要的只是不做什么事，在艺术印象强烈时甚至连是否在做事也无所谓。音乐、歌唱、图画、故事中几句有感染力的话和语调等能深深吸引住观众和听众，甚至使他抛开手头的工作。
艺术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听任自己受艺术家所体验的那种感情的感染而得到的娱乐。这种娱乐的快感在于，人不作努力（不是全神贯注），不承受感情的一切实际后果，而体验到极其多样的感情，正是由于直接从艺术家那里感染这些感情，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和体验人生乐趣。这种快感几乎和梦的快感一样，只是更有连贯性。正因为人不会感受到生活中可能败坏或减少实际人生乐趣的一切摩擦，却能感受到构成人生的实质和魅力的生活中的各种波动，又不受任何干扰，所以感受得更为强烈。多亏有艺术，缺腿或衰老的人在看跳舞的艺术家或艺人时也能体验到跳舞的乐趣。住在北方的人，即使足不出户，在看画时也能体验到南方大自然的乐趣。软弱和温顺的人看画，读书，在剧院里观看文艺作品，或者听歌颂英雄的音乐时，也体验到坚强有力和权力在握的乐趣。冷漠无情、干燥乏味、从未有过怜悯心和爱心的人也能体验到爱和怜悯的乐趣。
艺术的娱乐就在于此。
艺术是一种娱乐，借助这种娱乐，人自己不活动，而只沉醉于他获得的印象，感受各种各样的人的感情，并以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之余得到休息。艺术像睡眠一样，给予人以休息。正如人活着不能没有睡眠，人在生活中也不能没有艺术。可是对此人们会说：难道艺术只有这种意义吗？我们知道，艺术在人的心中唤起最高尚的感情，因此不能把它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劳动之余的休息。这样的见解部分地是对的。确实，艺术可以在人们心中激起最高尚的感情。但是，艺术可以激起最高尚的感情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言论、书札、出版物都能传达最崇高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证明，言论、书札、出版物的使命就在于此。它也可以传达如何储存土豆或消除赘疣的知识。梦、梦景，像许多人所体验过的那样，可以给我们展示最崇高和最深刻的思想，也可以向我们呈现出任何荒唐无稽的事情。艺术也完全如此。
借助艺术可以传达最高尚和最善良的感情，也可以传达最卑鄙和最恶劣的感情。因此，如果说艺术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感情，是使人在劳动之余获得休息的一种娱乐，这丝毫也不排斥通过艺术可以传达最高尚的感情；而可以传达感情这一点，也无损于艺术的定义——即艺术是使人在劳动之余获得休息的一种娱乐——的正确性。
总之，如果艺术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借助它，那些为了得到衣、食、住，即为了维持生活而必需劳动的人可以获得由于劳动而必需的休息，那么，显然，艺术给予的这种休息越多，获得这种休息的人越多，它的使命就完成得越多。
艺术为求成为艺术并有存在的权利，就得适合大多数劳动者的休息要求。
艺术家本着相同的感情基础，本着宗教信仰，在建筑、雕塑、绘画、抒情叙事诗、戏剧中表现自己的独特感情，并以这些感情去感染劳动大众，于是就有了真正的艺术。直到不久前我们基督教世界的情况还是如此，几乎所有的艺术也都是如此——艺术的最高和最好的体现是全力表现宗教情感，并且总是同样为统治者和富人以及被统治者和穷人所享受。
精神上的爱是最共同的，又是最合乎一切人的天性的感情，因此它从来就是而且将来还是真正的艺术的内容。
的确，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呼声，否定为艺术而艺术，即为美服务，并要求艺术有社会内容，但这些呼声对艺术活动没有影响，因为它们所要求的是艺术所无法达到的。
一个艺术家，如果他真是艺术家，除了在艺术中传达自己的感情之外，不能做任何别的事。
一切真正的艺术家的特性是以自己的感情去感染别人，而在自己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之中，他选取的自然是那些为一切人或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感情。
艺术的全部工作只是要成为可以理解的，是通过感情的感染这一特殊的、直接的途径使令人不理解的东西成为可以理解的，或者使令人似懂非懂的东西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直接以感情感染人乃是艺术活动的特点。
艺术家应该竭尽全力使自己的艺术为大家所理解。
因此，艺术的前进运动，无论在每一个人身上，还是在全人类中，都是从越来越为大家理解出发，过去从来都是这样，现在和未来也是这样，而不是像当代寄生者的艺术那样，越来越无法理解。
真正的艺术不会是特殊的少数人所喜欢的那一种，而是劳动者大多数人所喜欢，亦即对他们起作用的那一种。
艺术是使劳动者得到休息的一种娱乐，这种娱乐是：一个人无须努力就感受到从艺术感染到的各种心情、情感。艺术是给予劳动者以休息的一种娱乐，也就是给予那些总是处于全人类所固有的正常条件下的人们以休息的一种娱乐。因此，艺术家应该经常注意到全体劳动大众，亦即除少数人外的全人类，而不是某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只是例外……
总之，艺术为了成为真正的、严肃的、为人们所需要的艺术，应该考虑的不是少数特殊的游手好闲的人，而是全体劳动人民。艺术的内容就取决于这一点。
为了使艺术在形式上能适应自己的使命，它应该为最大多数人所理解。艺术感染人越多就越高级，越是艺术。
为求艺术能够影响最大多数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使它表现不是处于特殊条件的人们的情感，相反，要表现一切人具有的本乎天性的情感。而一切人天性中秉有的情感是最高尚的情感。人的情感越是高尚，如属神的爱，就越为一切人所共同，反之亦然。
另一个条件是明白和朴素，也就是以最大的劳动达到的，使作品能为最大多数人所享受的东西。
因此，要使艺术尽美尽善，第一要越来越提高内容质量，以求它能为一切人所享受；第二，在表现它时，要淘汰一切赘余的，亦即使之尽可能明白和朴素。
艺术只有当它能使观众和听众为其情感所感染时，才成其为艺术。
艺术只有当它使用最朴素最简短的方式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时，才是好的和高级的。而当它使用复杂、冗长和精致的方式唤起独特的情感时，它就是坏的。
艺术越是接近前者就越是高级，越是接近后者则越低劣。
（以上出自《论所谓的艺术》）
艺术，千百万人为之牺牲了劳动、生命，甚至道德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现有的各种美学理论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这些回答归纳为：艺术的目的是美，而美是通过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享受而被认识的；艺术的享受是一桩好的、重要的事。换言之，享受之所以是好的，就因为它是享受。因此，被认为是艺术的定义的，其实并不是艺术的定义，只不过是用来辩解人们为了这想象中的艺术而招致的牺牲的一种手腕，同时也是用来辩解现存艺术中那种自私的享受和不道德行为的一种手腕。所以，说起来也真奇怪，虽然论艺术的书堆积如山，而艺术的正确定义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规定出来，原因在于艺术的概念是以美的概念为基础的。
为了准确地给艺术下定义，首先应该不再把艺术看作享乐的工具，而把它看作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对艺术采取这样的看法之后，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艺术是人与人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能使接受的人跟已经创造了艺术或正在创造艺术的人之间发生某种联系，而且也跟所有那些与他同时在接受、在他以前接受过或在他以后将要接受同一艺术印象的人们之间发生某种联系。
艺术活动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另一个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
艺术活动就是建立在人们能够受别人感情的感染这一基础之上。
艺术起始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便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观众或听众一旦感染到创作者体验过的感情，这就是艺术。
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音响和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艺术不像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是某种神秘的观念、美或上帝的表现，不像生理美学者所说的是人们借以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不是情绪通过外在符号的表达，不是使人愉快的事物所产生的结果，主要的——不是享乐，而是生活中以及向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迈进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们互相交际的一种手段，它把人们在同样的感情中结成一体。
上层阶级的艺术从全民的艺术中一分离出来就产生一种信念：艺术可以是艺术而又不为大众所理解。容许了这一原则，就必然要容许艺术可以只为极少数精选的人所理解，最后，就只为自己的一两个知心朋友或只为自己一个人所理解。现在的艺术家们正是这样说的：“我创作，我理解我自己，而如果有谁不理解我，那么对他说来更加糟糕。”
艺术可以是好的艺术，而同时又不被许多人所理解，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公正，它所引起的后果对艺术是多么有害，而且，这种说法流传得那样普遍，已经那样深入地侵蚀到我们的概念中，以致不可能把它的荒诞之处一一加以说明。
反常的艺术可能是人民所不理解的，但是好的艺术永远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
区分真艺术与伪艺术，有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即艺术的感染力。如果一个人读了、听了或看了另一个人的作品，不必自己作一番努力，也毫不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能体验到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把他跟这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也跟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艺术作品的人们结合在一起，那么唤起这样的心情的那个作品就是艺术品。如果一个作品不能在人心里唤起一种跟所有其他感情全然不同的欢乐的感情，不能使这个人在心灵上跟另一个人（作者）和领会同一作品的另一些人（听众和观众）相一致，那么，无论这一作品多么诗意，多么像真正的艺术品，多么打动人心或者多么有趣，它仍然不是一个艺术品。
真正的艺术品做到了在感受者的意识中消除他跟艺术家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他跟艺术家之间的，而且也是他跟所有领会同一艺术作品的人之间的界限。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这样把个人从离群和孤单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就在于这样使个人跟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体验到这种感情，受到作者所处的心情的感染，并感觉到自己跟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那么唤起的这种心情的东西便是艺术；没有这种感染，没有这种跟作者的融合以及领会同一作品的人们的融合，就没有艺术。不但感染力是艺术的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而且感染的程度也是衡量艺术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感染越是深，则艺术越是优秀——这里的艺术并不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换言之，不问它所传达的感情价值如何。
艺术感染程度的深浅取决于下列三个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清晰；3．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对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体验有多强烈。
所传达的感情越是独特，这种感情对感受者的影响就越是强烈。感受者被移入的心情越是独特，他所享受到的快乐就越大，因此也就越是容易而且越是彻底地融合在这种感情里。
就内容而言，艺术的好坏是凭什么来确定的？
艺术跟语言都是交际的手段，因而也是求取进步的手段，换言之，是人类前进到完善的手段。语言使眼前活着的几代人能够知道前辈以及当代的优秀先进人物凭经验和思索而得知的一切，艺术使眼前活着的几代人能够体验到前人所体验过以及现今的优秀先进人物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正像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必要的知识排挤并代替了错误的、不必要的知识一样，感情通过艺术而有同样的发展，即更为善良的、为求取人类幸福更必需的感情，排挤了低级的、较不善良的，对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所以就其内容而言，艺术越是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优秀，而越是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低劣。
对种种感情的评价，即承认这些或那些感情是比较善良的或比较不善良的，换句话说，对人类的幸福是比较需要或比较不需要的，则是根据某个时代的宗教意识而得出的。
艺术，任何一种艺术，本身都具有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特性。任何一种艺术都能使那些领会艺术家所传达的感情的人在心灵上首先跟艺术家联合在一起，其次跟得到同一印象的人联合在一起。但是非基督教的艺术只是把某一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一些人跟其他的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包括国歌、颂诗、纪念像等便是这样的。一切教堂艺术，即某些宗教仪式的艺术，包括圣像、雕像、行列、礼拜式、圣殿等，也都是这样的。军事艺术也是这样。一切外表优美而实质上腐化的艺术（这种艺术只有有闲、富裕的阶级中那些压迫别人的人才能理解）也是这样。这样的艺术是落后的艺术，不是基督教的艺术。它把某些人联合起来，只是为了更严格地把这些人同另一些人分开，甚至使这些人跟另一些人敌对。基督教的艺术却是把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的艺术，其方式或为使人们意识到他们与上帝以及他人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或为使人们产生同一种感情，虽是最朴质的，却跟基督教不相悖，而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生来就有的。
艺术是人类生活的精神器官，它不可能被消灭。
真正的艺术作品只可能偶尔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产生，那是从他所经历过的生活中得来的果实，正像母亲的怀胎一样。而伪造的艺术可以由师父和艺徒们连续不断地制造出来，只要有消费者。
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位被丈夫钟爱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样。伪造的艺术好比是一个妓女，她必须经常浓妆艳抹。
真正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想表达日积月累的感情的内心要求，正像对母亲来说，怀胎的原因是爱情一样。伪造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利欲，正像卖淫一样。
真正的艺术所引起的后果是把新的感情带到日常生活中来，正像妻子的爱情所引起的后果是把新的生命带入人世一样。伪造的艺术所引起的后果是使人堕落，使人对快乐贪得无厌，使人的精神力量减弱。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应该明白的，明白了才能把自己从这腐败和淫乱的艺术的污秽洪流中拯救出来。
未来的艺术，换言之，将从流传在人们中间的整个艺术中选拔出来的那一部分艺术，不是传达只有富裕阶级的某些人才能体会的感情（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只能是体现当代人的最崇高的宗教意识。只有传达出把人们导向兄弟般团结的感情的作品，或者传达出能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人类共有的感情的作品，才能算是艺术。只有这种艺术将突出在其他艺术之上，为人们所容许，受到人们赞扬，并到处流传。
产生艺术的艺术家也不像现在那样只是从全体人民的一小部分中精选出来的少数富人或者跟这些人接近的人，而将是全体人民所有确能从事艺术活动并爱好艺术活动的有天才的人。
那时候，艺术活动将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的。这种活动之所以成为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的，是因为第一，在未来的艺术中不但不要求有复杂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当代的艺术作品变得丑陋不堪，并需花费很多时间和紧张训练来获得），相反地，要求清楚、简明、紧凑，这些条件并不是靠机械的练习能够获得的，而是要靠趣味的培养来获得。第二，那时不再会有现在的只有某些人才能入学的专业学校，而在平民小学里，每一个人除了识字以外都将受到绘画和音乐的基本训练（唱歌和画图），这样，每一个人在受到绘画和音乐的基本训练之后，如果觉得自己在某一种艺术上有才能、有灵悟的话，就可以在这一方面深造，以臻完善之境。第三，现在花在虚假艺术上的一切力量都将转用于在全体人民中普及真正的艺术。
艺术不是享乐、慰藉或娱乐。艺术是一桩伟大的事业。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把人们的理性意识转化为感情的一种手段。在当代，人们的共同的宗教感情是人类友爱和互相团结的幸福。真正的科学应该指示出这种意识在生活中的各种应用方式。艺术应该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感情。
艺术的任务是重大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在宗教的指导和科学的协助之下，应该用人的自由而愉快的活动来求得人们和平共居的关系，而这种和平共居的关系现在是用法院、警察局、慈善机关、作品检查所等外来的措施维持的。艺术应该取消暴力。
只有艺术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艺术应该使现在只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才具有的对他人的兄弟情谊和爱的感情成为所有的人习惯的感情和本能。宗教艺术以想象的情况在人们心里唤起兄弟情谊和爱的感情，由此在实际生活中使人们养成习惯，能在同样情况下体验到同样的感情，并在人们的心灵之中铺下轨道，使那些受过艺术培养的人可以自然地循着这条轨道而行事。全人类的艺术把各种各样的人在一种共同的感情中联合起来，消除彼此间的区分，由此教育人们团结起来，不用理论而用生活本身向他们展示不受生活中障碍的限制而达到全人类大团结的那种欢乐之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把人类的幸福在于互相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的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所有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
或许将来科学会为艺术指示出更新、更高的理想，而艺术将使这些理想付诸实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清楚而明确的。基督教艺术的任务在于实际人类的兄弟般的团结。
（以上出自《什么是艺术》）
任何文艺作品的优点取决于三个特性：
1．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是有意义，亦即对人生越是重要，作品就越是优秀。
2．取决于通过适合这门艺术的技巧所达到的外在的美。例如，戏剧方面的技巧是，适合于人物性格的确切的语言，既自然又很动人的开端，场面的正确安排，情感的表现和发展，以及所描写的一切分寸感。
3．取决于真诚，也就是作者本人对他所描写的事物要有逼真的感受。离开这一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艺术作品，因为艺术的实质在于让艺术作品的接受者为作者的情感所感染。如果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事物没有感受，那么接受者也就不会受作者的情感的感染，不会体验到任何情感，于是作品也就不能算作艺术品了。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艺术是有法则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如果库图佐夫被我描画得很好，那么，这不是因为我愿意这样（这样与我无关），而是因为这个人物有艺术条件，而其余的人却没有。
（《〈战争与和平〉尾声（初稿片段）》）
我们的艺术是给有钱阶级取乐，不仅像娼妓，而且正是娼妓。
（《1898年2月19日日记》）
我说，艺术是一种感染人的活动，感染力越强，艺术便越好。但不论这种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艺术的要求，即感染力如何，这种活动是好是坏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宗教意识的要求，即道德、良心的要求。有人却硬说我宣扬追求效果的艺术。
（《1898年8月3日日记》）
我明白道德准则与宗教教义，它们对谁都没有约束力，而只是引导人们向前并预示着和谐的明天。我理解艺术规律，它们应永远给人以幸福，但政治法则在我眼里则都是如此可怕的谎言，我分辨不出孰好孰坏。
（《1857年3月24—25日致瓦·彼·鲍特金的信》）
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希望的只有一点，就是别人，跟我心性相近的人，能乐我之所乐，恨我之所恨，或泣我之所泣。我并未感到有向全世界说点什么的必要，但我却知道无人分享喜悦或者无人排解忧患的痛苦。
（《1857年6月27日致瓦·彼·鲍特金的信》）
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目的无公度可言。艺术家的目的并不在于无可争议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通过生活的无穷无尽的、永不枯竭的全部表现来热爱生活。
（《1865年7月……8月致彼·德·鲍鲍雷金的信》）
艺术是团结人的手段之一。
艺术是最强有力的训诫手段之一。而因为被训诫的既可以是行为不端（行为不端总是较易受训诫），也可以是好行为，那么无论在任何训诫方式面前都不应该比像在艺术的训诫面前那样更要警醒。
在宗教学说中训诫的影响越小，它就越崇高，反之亦然。
以为富有阶级提供消遣为目的的艺术不仅类似于出卖灵魂，并且恰恰就是出卖灵魂。
有关艺术的争辩——是最无聊的争辩。懂艺术的人知道，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并且口头谈论艺术——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而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谈艺术最多的往往是对艺术毫无理解、毫无感觉的人。
在评价艺术作品，尤其是虚假的艺术作品时对语言的滥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
只有当生活于黎民百姓中间并像百姓一样不要求任何特权的人们，才能够向百姓提供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服务，而只有由百姓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对此是否接受，科学和艺术才可能成为百姓之需要。
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艺术有两个不容置疑的特征：一是内在特征——献身于科学与艺术的人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要忘我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二是外在特征——他们的作品要让所有人都能理解。
就如同肺和心脏不可分一样，科学和艺术彼此也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如果一个器官被损坏，那么另一个就无法正常工作。
真正的科学研究和灌输进人的意识中的那些知识的真理是被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人们视为最重要的。艺术将这些真理从知识领域转移到情感领域。
艺术尽管已不像这一行业的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崇高的事业，但如果这项事业将人们结合为一体并唤起人们身上的美好情感，那便是不无益处和美好的事业；当今世界富有阶级所称赞的那种艺术——是将人们分离开来并唤起他们身上不良情感的艺术，这不仅是无益的事业，而且是有害的事业。
批评家所夸赞的一切假艺术作品都是假艺术家可以立刻闯入的大门。
无论提起来多么可怕，当今时代的艺术有一种倾向：就像出卖女性做母亲的迷人本性以满足贪图如此快乐的女人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当今时代的艺术变成了荡妇。这一比喻是极其正确的。它同样总是被美化、同样总是被出卖，同样是诱人而有害并总是做好了一切准备。
现在的艺术作品就如同母亲孕育婴孩一样，只是偶尔可能在艺术家的心中显露出来，那是以往生活的果实。
伪艺术是由大师们、手艺人们制造出来的，只要有购买者，他们便连续不断地做。
真正的艺术就如同受丈夫钟爱的妻子一样无需装饰品的美化。伪艺术就像娼妓，必需靠装饰品来美化自己。
真正的艺术的出现是因为内心需要表达所积聚的情感，就如同母亲因爱而怀胎一样。
伪艺术的出现则是出于自私，与娼妓如出一辙。
真正的艺术果实是将新的感情注入日常生活之中，就像妻子的爱之果实是诞生一个新生命。伪艺术的结果是人的腐化、对玩乐的永无满足、人的精神力量的减弱。
当今时代的人们应当明白，要避开这一弄脏我们的腐化堕落艺术之污水。
当商人尚存在于殿堂里时，艺术的殿堂便不是殿堂。未来的艺术会将他们驱逐出去。
艺术是将众人联合于同一种情感的人类活动。如果这是美好的情感，那么艺术的活动就是有益的；反之亦然。
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类社会，宗教的善与恶都是该社会的人共有的意识，正是这一宗教意识决定着艺术所传达的情感的价值。
基督教艺术的职责是，使如今只有好人才具备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爱邻如己的情感成为人习惯的情感、全部的本能。在所有人的想象中唤起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爱邻如己的情感，基督教艺术使人们养成实际体验这些情感的习惯。它在人们的心中铺设路轨，该艺术培养起的人们的行为便自然地行进在这一轨道上。
基督教意识的本质就在于，承认每个人皆为神之子，并且承认由他而产生的人与上帝的合二为一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合二为一，就如同福音书中所言（参看《约翰福音》第17—21章），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就是——那些有助于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合二为一的情感。
能够成为基督教艺术品的只可能是那些将所有人联合为一的艺术品，或者是，据以在人们身上唤起对他们自身与上帝及他人同一之意识的艺术品，或者是，据以在人们身上唤起同一种情感，尽管是最朴素的情感，但并非与基督教相对立的并且所有人都所固有的情感。
基督教学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理想，正如福音书中所言，在人面前的伟大之物，在上帝面前则成了卑鄙的。人的理想并非是埃及法老和罗马皇帝的威严，并非是希腊人的美丽或者腓尼基人的财富，而是顺从、纯洁、同情和爱。
成为英雄的并非富人，而是乞丐拉撒路；并非财富的拥有者，而是那些拒绝财富的人，不是住在富丽堂皇的宅邸，而是住在地下走廊和茅舍里的人。
当代艺术的使命是，将有关人们在彼此的团结中所获得幸福的真理从理性领域转移到情感领域，以上帝的王国，即爱的王国取代目前充斥于地上的暴力，因为在我们大家看来，上帝的王国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自宗教意识中流露出的各种情感是无限的，它们全都是崭新的，因为宗教意识就是人与世界的新关系之指南，那么出自快乐意愿的情感不仅是受局限的，而且早已被感受和表达过了。因此，欧洲上流阶层的无宗教信仰导致了其艺术内涵的极端贫乏。
也许，未来将会向艺术展现新的、比现在的理想更崇高的理想，并且艺术将会实现这些理想；但是当代艺术的使命是清楚而明确的。
基督教艺术的任务——是在人们身上唤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
艺术是人类的活动，即一个人自觉地、用已知的外在手段向另一个人传达他所体验的情感，而另一些人被这些情感所感染并去感受它们。
真正的艺术品的任务是，在接受者的意识中消除他与艺术家之间，不仅是他与艺术家之间，而且是他与接受了这同一部艺术作品的所有人之间的分歧。这就是个体从自我与他人的分离中、从自我的孤独中获得释放，在个体与其他人的这一融合中包含着艺术主要的魅力和优点。
思想的产物只有当它传达新的看法和思想，而不是重复已知的东西时才无愧于其名，就如同艺术品只有当它将新的感受注入人类日常生活中时才无愧于其名。
艺术是人类进步的两种手段之一。人借助于语言交流思想，借助于艺术形象与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人交流情感。
知识在完善，即真正的、必需的知识排挤并取代错误的和无用的知识，同样地，情感在借助于艺术而完善，以崇高的、更美好的、人们的幸福所更需要的情感排挤低级的、不太好的以及人们的幸福所不太需要的情感。
这便是艺术的使命。
爱默生说，音乐向人展示着人心中存在的可能的庄严感，这句话可以用来评价所有真正的艺术。
艺术是全社会的生活色彩。而我们基督教世界上流阶层那些残酷无情的寄生虫们所构成的社会色彩不可能是好的。那样的社会必然会是腐化而丑陋的。
我们社会的艺术便是如此，它已经走到了尽头，达到了极端的腐化与丑陋。
假如提一个问题，我们基督教世界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一切现在被视为艺术的东西连同虚假的艺术，以及一切现存的美好的东西是否都该失去，那么我认为，所有理智的和有道德的人对问题的解决方法都会像柏拉图解决理想国的问题以及人类所有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导师们那样解决，即说：“与其继续让那现存的腐化的艺术或其摹本泛滥，不如消除一切艺术。”现在的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家没有履行，也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因为他们将自己的职责变成了权力。
我们的考究的、腐化的艺术只有在人民大众受奴役的状态中才可能出现并且只有当这种奴役出现时才能够继续。
（以上出自《阅读圈》）
对于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来说，除了外在的才华，还应该具备两点：第一，毫不动摇地认定什么是应当存在的；第二，相信那应当存在的，以便去描写这应当存在的，如同它仿佛真的存在、仿佛亲身居于其中一般描写出来。在半吊子艺术家和不成熟的艺术家那里，都是只有其一，而没有其二。
（《1887年3月1日致巴·伊·比留科夫[1]的信》）
艺术——这种名叫艺术的人类特殊的活动——跟人类其他任何活动有什么区别，这点我知道。但是，对人有用和有益的艺术作品跟对人无用和无益的艺术作品有什么区别呢？分界线在哪里？——这点我不能明确地说出来，虽然我知道，这条分界线是有的，有用和有益的艺术是存在的。
您说的完全对，最重要的是生活。不过，我们的生活无论现在、过去、将来都跟别人的生活紧密相连。生活——跟别人的生活、跟共同的生活联系得越紧密，那生活就越丰满。这种紧密联系正可以借助广义的艺术建立起来。
（《1891年致鲁班—许洛夫斯基的信》）
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之一种。比方说，一只畜生如果是活的，它一定要呼吸，也一定要排出废气，同样，人类是活的，他们一定要从事艺术活动。因此，此时此刻，艺术应当是此时此刻的艺术——当代艺术。只需要明白，这当代艺术在哪里？（绝不是在颓废派的音乐、诗歌、小说中）不能在过去，只能在当代找出它来。那些一味地想要表现自己为艺术行家的人们为此常常吹捧过去的艺术——古典艺术，破口大骂当代艺术，这只能表明他们对艺术一窍不通。
艺术的主要目的——假设真有所谓艺术并且假设艺术真有所谓目的的话——那么，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因此才有艺术。艺术好比显微镜，艺术家拿了它对准自己心灵的秘密并进而把那些人人莫不皆然的秘密搬出来示众。
（《1896年日记》）
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者的灵魂……
任何艺术所追求的理想就是人人能懂。而他们，尤其是现在的音乐，却钻进了精细雅致的死胡同。
评价一部艺术作品，不能够说：“你还不懂哩！”假如别人不懂，那就说明这个艺术作品不好。因为艺术的任务就在于使不懂的东西变得大家都懂。
（《1890年日记》）
当艺术不再是全体人民的艺术并且变成富人的少数阶级的艺术的时候，它便不再是一项必需的、重要的事业，而变成了空洞的娱乐。
（《1910年6月9日托尔斯泰的题辞》）
艺术作品，只有当感受它的人觉得——不但觉得，而且简直是体验到有如他自己造出了如此美妙的这件东西一样的快乐心情的时候，这艺术作品才算真正的艺术作品。这点在音乐中特别明显。没有任何别的艺术像在音乐中那样可以如此明显地看出艺术的主要意义，即团结人的意义。艺术家的“我”跟感受者的“我”融合为一体。
（《1908年日记》）
在任何艺术中间，脱离正道的危险之点有两种：庸俗和做作。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通道。而要通过这条小道全凭激情而又方向对头，那么，可以躲过两种危险。两种危险之中，做作更为可怕。
（《1896年日记》）
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一种主要特征——分寸感……
……正是这种分寸感，只有极少数艺术家经过巨大劳动和钻研方能获得，而在他那天真未泯的童心里仍活跃着这种原始力量。（《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
一个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对事物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的样子去看，而是按照其本来面目去看。
（《〈莫泊桑文集〉序》）
真正的艺术作品，其中作者所说的是他所需要说出来的，因为他爱他所说的事物，并且不使用议论和含糊不清的比喻，而是使用能够转达艺术内容的唯一手段——诗意的形象，不是幻想的、离奇的、晦涩难懂的形象，不是没有内在必然性而彼此组合在一起的形象，而是以艺术的内在必然性联系起来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物和事件的写照。
……
书籍、杂志特别是报纸，在今天已成为富有的企业，企业的成功需要最广泛的顾客。而最广泛的顾客们的兴趣和鉴赏力总是低级而粗俗的，因此一部印刷品的成功就必须使之适应大部分顾客的需求，也就是要触及低级的趣味，迎合粗俗的鉴赏力。报刊具有充分的可能性来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在报刊工作者中间，就像在普通大众中一样，有此类低级趣味和粗俗鉴赏力的人远比具有高雅趣味和精细鉴赏力的人要多。因此，在出版物推销、报刊书籍商品化的过程中，这些工作者因提供迎合大众需求的作品而获得良好的报酬，于是出版物恶性增长，泛滥成灾，且不谈其内容的危害性，仅就其数量而言就足以构成启蒙的巨大障碍。
（《维·冯·波伦茨[2]的长篇小说〈农民〉序》）
诗体艺术作品，特别是戏剧，首先应当在读者或观众心中引起一种幻觉，使他们亲身感受和体验剧中人物所感受和体验到的事物。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剧作家应当懂得，让自己剧中的人物去做什么，说什么，同样应当懂得，让他们不去做什么和说什么，目的就是不破坏读者或观众的幻觉。置于剧中人物口中的道白，无论怎样娓娓动听、含义深刻，一旦它过于泛滥，脱离情境与性格，就会破坏戏剧作品的主要条件——幻觉，而正是借助于这种幻觉，读者或观众才能设身处地进入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不把话说尽，就可能不破坏幻觉——读者或观众自己会把话说尽的，有时这反而会加强他心中的幻觉，然而把多余的话说出来就等于撞碎了由碎块拼成的雕像，或者等于从魔幻灯中把灯取掉——读者或观众的注意力就被分散，读者看到了作者，观众看到了演员，幻觉消失，而要恢复这种幻觉则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分寸感就不会有艺术家，特别是剧作家。
艺术，特别是要求大量准备工作和辛勤付出的戏剧艺术，永远是宗教性的，也就是说，其目的旨在唤醒人们认清对上帝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艺术赖以产生的社会中那些有识之士在某个时候所领悟到的。
人类生活的完善只能基于对宗教意识（使人紧密团结起来的唯一始基）的彻悟。而人们对宗教意识的彻悟要通过人类各方面的精神活动方能实现。这些活动的方面之一就是艺术。
不具有宗教始基的戏剧，不仅不像如今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项重要而美好的事业，相反却是一桩最卑劣而可鄙的事。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将来一定会寻找并创造出现代戏剧的新形式，这种戏剧将致力于阐明并在人们心中确立高度的宗教意识。
我所说的艺术的宗教内容不是指借助艺术形式对某些宗教真理进行外在的训诫，也不是指寓言式地表现这些真理，而是指一定的、符合于当时最崇高的宗教观念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应成为戏剧创造的动因，在作者不自觉的状态下渗入他的所有作品。对真正的艺术家，尤其是戏剧家而言，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说，当戏剧作为一项严肃事业时是这样，就事情的实质而言也应是这样，写作戏剧的只能是这样的人，他有话要告诉人们，告诉某种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东西，即人与上帝、与世界、与一切永恒的、无限之物的关系。
（以上出自《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我早就为自己定下一个准则，对任何艺术作品都从三个方面去评判：1．从内容方面——艺术家以新的角度所揭示的东西对人们重要和需求的程度如何，因为任何作品只有在揭示生活中新的方面时才能成为艺术作品；2．作品形式的突出、优美的程度如何，以及与内容相符的程度如何；3．艺术家对其描写对象的态度真诚的程度如何，也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所描写的事物。这最后一个优点在我看来永远是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它给艺术作品以力量，使艺术作品具有感染力，也就是说，在观众、听众和读者心中唤起艺术家所体验到的那些情感。
（《谢·捷·谢苗诺夫〈农民故事〉序》）
知识
一切知识不过是把生活的实质总结为理性的法则罢了。
（《自由意志和必然法则》）
不能把文学当作拐杖，甚或是根细棍子——像华·司各特所说的那样。否则，如果像目前这样突然被人家把拐杖打折了的话，我会落到一种什么样的下场呢？我们的文学，也就是诗歌，即使不说违法，也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因此，要把自己一生都建立在诗文上面——是一种违法的行径。
（《1857年11月1日致瓦·彼·鲍特金的信》）
学习很多无益的知识，不如去了解少许人生之道。人生之道会使你远离恶，走向善；无益的知识技能只会将你带入骄傲的诱惑之中，妨碍你清楚地理解你所需要的人生之道。
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虚假的认识。一无所知胜过将谎言视为真理。对天空一无所知胜过把天空看作固体的并且神就坐在上面。但是稍好一些的看法是，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像天空一样，是无限的空间：无限的空间像固体的天空一样，两者的含义均不准确。
智慧的多少不在于知识的广博。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智慧的多少不在于知道尽可能多的东西，而在于知道，哪些知识是最需要的，哪些是不太需要的，哪些是几乎不需要的。在人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中，最重要的知识是，知道如何生活得好，即生活中恶尽可能地少，善尽可能地多。当今时代人们学习一切无用的技能，却不学这一个最需要的技能。
假如所有的知识都是真正的知识，那么所有的知识便都是有益的了。但事实上错误的判断往往被奉为真正的知识，因此在选择你想获得的知识时就无法做到非常严格。
知识的领域是广阔无边的，因此如果想获得真正的知识，你必须在那广大的领域中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以及什么是最不重要的。
可怕的不是无知，可怕的是虚假的知识。世间的一切恶都是因它而起。
知识是无限的。因此，知之甚多者对知之甚少者的优越感便几乎不值一提了。
知识贵在质量，而非数量。有些人可能知道得很多，却不知道最需要的东西。
无知并不可耻和有害。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无所不知，可耻和有害的是，不知道却故作知道。
不论我们的知识多渊博，都不足以协助我们实践生命的最重要目的——道德的完善。
知识是无限的，因此，懂很多的人跟懂很少的人之间，只有很微小的差别。
最伟大的知识是认识自我的知识，了解自我的人也会了解众人。
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
人们知之甚少，其原因在于，他们努力认识或者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如上帝、永恒和精神；或者是那不值得思考的东西，如水如何结冰、数论、何种病有何种细菌，等等。
真正的知识之路只有一条：人只需懂得如何生活即可。
认为人生的主要事情就在于获取知识的人就如同飞向烛光的蝴蝶——它们自身在毁灭并且还遮挡着光。
人生的目标是——履行上帝的律法，而非获取知识。
圣人并不怕无知，也不怕怀疑、困难、省察，他唯一所怕的是：不懂装懂。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知道什么是好的，应当做什么，而在于，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因而知道什么必须先做，什么必须后做。
不论我们的知识多渊博，都不足以协助我们实践生命的最重要目的——道德的完善。
虽然和过去的无知比起来，人类累积的知识似乎已经非常庞大，但仍只是所有知识中极微小的一部分。
宁可知道得比必要还少，不要知道得比必要还多。不要害怕缺少知识，但要真正害怕纯为虚荣而获得的不必要的知识。
引导在人生大道上前进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知识。
知识应该重质不重量，尤其是需要分辨哪些知识重要，哪些知识次要，哪些则微不足道。
假如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产食物，而禁止另一部分人生产，或者他们不可能生产食物，那么食物就不会好。同样地，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一个特定阶层拥有了对这些科学和艺术的垄断，但只是有一点不同，即在有形的食物中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对自然性的偏离；在精神食物中则可能有最大的偏离。
（以上出自《阅读圈》）
认为知识广博是优点的想法是错误的。知识贵在质量，不在数量。
善于隐藏自己愚钝的人胜过渴望显露自己智慧的人。
对于真正的知识来说，危害最大的就是使用含糊不清的概念和字眼。而这正是那些冒牌学者所做的事，他们杜撰出种种词语，把本不明确的概念用这些无中生有的含糊词语表达出来。
不要把学问看作桂冠，用它来炫耀自己，也不要把学问看作奶牛，靠它来喂饱肚子。
如今的人们过着一种与各时代杰出人物的意识相违背的生活，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年轻的一代学习了无数高难度的知识：天体的状态，地球数百万年来的状态，生命的起源，等等，但他们却唯独没有学习那些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需要的知识：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前辈的哲人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并加以解决的。年轻的一代不仅没有学习这些知识，相反，他们却学习了打着上帝法则幌子的最空洞无聊的知识，而就连传授这些知识的人们对此也不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大厦之下，代之以基石的却是空虚的气泡。那么这座大厦怎能不倾倒呢？
一个波斯哲人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通晓所有学问。于是我几乎掌握了人们所懂得的一切知识，但当我步入晚年，仔细审视我所掌握的一切时，我发现，我的生命即将逝去，而我却一无所知。”
不知者不为耻，也不为害——无人能全知全能——可耻而有害的是强不知以为知。
大脑接受知识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因此不要以为懂得越多越好。大量琐碎无用的知识——对于认识真正需要的知识来说是一个难以破除的障碍。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不能说知识渊博的人就比所知甚少的人懂得更多。
人们常常以为懂得越多越好。这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懂得多少，而在于要在可以学会的知识中懂得最需要的东西。
不要怕无知，怕的是所知过滥，特别是如果这种知识只是为了获利或者自我炫耀的话。
比你所能学会的知识懂得少些，胜于懂得超出必须学会的东西。那些无所不知的人常常对自己很满意，充满自信，因此也就更愚蠢，还不如一无所知的好。
猫头鹰能在黑暗中看到东西，但在阳光下却一无所见。那些有学问的人也往往如此。他们懂得很多琐碎而无用的科学知识，但丝毫也不懂，也无法懂得生活中最需要的：即人在世上应该怎样生活。
哲人苏格拉底说过，愚昧不是指懂得少，而是指既不懂得自我，而又自以为懂得本来不懂的东西。他把这才叫作愚昧和无知。
如果一个人懂得了所有的学问，能用所有的语言讲话，但却不懂得他本身是什么，他应当做什么，那么他的文化程度就远远低于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这老太太相信老天爷就是大救星，也就是说她相信上帝，并且凭着上帝的意志认识到自己是有生命的，她懂得，这个上帝要求她唯德是从。她比那个学者更有文化，因为她得到了一个主要问题的答案，即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她应当怎样生活；而那个学者，对生活中最为繁杂也无足轻重的问题都能作出最巧妙的回答，但却回答不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提出的这个主要问题：我为什么生活，我应当怎样去做？
那些认为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的人，就好像在烛火上飞来飞去的蛾子，它们自己送了命，把火光也扑灭了。
每个人生活中的任务，就是使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因此只有那些有助于改善生活的学问才是有益的。
从世界上有人生活开始，在各民族中间不断有哲人辈出，他们教给了人们最需要懂得的事：每一个人或者所有的人的使命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只有那懂得这门学问的人，才能够评价所有其他事物的意义。
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穷无尽的，不具备有关所有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知识，就不可能在这些无穷无尽的研究对象中加以选择，因此，没有这种知识，其他所有的知识，就像我们曾遇到过的情形一样，都成了无用而有害的把戏。
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利用人类的共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但同时也应该靠自己的智慧来检验由全人类创造出来并传袭下来的东西。
知识，只有当它靠自己努力思考，而不是靠努力记忆而获得的时候，它才可以称之为知识。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我从各方面探索，由于我过去的学习生活，同样由于我和学术界的联系，我能够接触名类繁多的各个知识领域的作者本人，他们不仅在著作中，而且还通过谈话，乐意为我阐明自己的知识，我了解了知识对于生命这个问题的一切答案。
我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知识对生命问题，除了它现有的答案之外，提不出任何其他答案。看到科学论证与生命问题毫无关系的原理时那种十分认真和了不起的架势，我长久地感到，我有些东西还不懂。很长时间我在知识面前感到胆怯，我感到，我的问题的答案不妥当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出于我的无知。这对我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是游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即我的问题是一些构成任何一门知识的基础的正当的问题，我提出问题无罪，有罪的是科学，如果他非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可的话。
我的问题，使我在50岁的时候要自杀的问题，是从无知的婴儿到大智大慧的老人心里都有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不可能活下去，就像我在实际中体验到的那样。问题是这样的：“我目前所做的、将来要做的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的全部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个问题换句话表述出来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愿望，为什么要做事？”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问题表述成这样：“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并不因为我不可避免要死亡而消失？”
我在人类的知识中为这个用各种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寻求答案。我发现，根据对这问题的不同态度，人类的知识似乎分成两个相对的半球，在两个半球相对的顶端有两极，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但不管是哪一极，都没有回答生命的问题。
有一类知识似乎并不承认这个问题，但却准确明了地回答自己独立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实验科学，他们的极端是数学。另一类知识承认这个问题，但不能回答，这是思辨科学，它们的极端是形而上学。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思辨科学，后来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吸引了我。当我还没有对自己明确提出自己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尚未形成，尚未要求立即解决的时候，我一直满足于知识所提供的对这一问题的虚假答案。
在实验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一切都在发展，分化，变得复杂和完善，而且存在着指导这一进程的规律。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尽可能认识整体和认识发展规律之后，你就会认识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和自己本身。”不管承认这一点是多么令我难为情，但我确实曾一度满足于此。那恰好是我自己渐渐复杂和成熟起来的时候。我的肌肉在增长，越来越结实，记忆丰富了，思维和理解能力增强了，我在成长和成熟，由于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成长，我自然认为，这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规律，从中我可以找到我的生命诸问题的答案。但我停止生长的时期来到了，于是我感到，我不再发展，而是在萎缩，我的肌肉渐渐松弛，牙齿脱落，于是我看到，这规律不仅什么也不能对我解释清楚，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自己在生命一定时期中的变化当作规律罢了。我对待这一规律的定义更加严格一些，结果我明白了，无限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明白了，如果说“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一切都在发展，完善，复杂化，分化，”——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所有这些话都毫无意义，因为在无限之中既无复杂，也无简单，既无前，也无后，既无较好，也无较坏。
主要的是，我的问题带有个人的性质，即满怀希望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我明白了，虽然这些知识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但是用到生命问题上来，他们的正确性刚好与之成反比：它们对生命问题越不适用，就越正确和明确，它们越企图回答生命问题，就越含糊不清和无吸引力。如果诉诸试图回答生命问题的那一类知识——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那么你会看到思想的惊人疲乏与极端含糊，解决学科以外的问题的毫无理由的奢望，思想家之间，甚至思想家本身的无休止的矛盾。如果诉诸不研究如何解决生命问题但回答自己的学科的专门问题的那一类知识，那么你会惊叹人类智慧的力量，但你也早就知道，对于生命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些学科就是不注意生命问题。它们声称：“我们不能回答你是什么，为什么要活着这类问题，而且也不研究。如果你想知道光、化学的规律，机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想知道物体和他们的形式的规律，以及数与值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思维的规律，那么对这一切我们都有清楚、确切和不容置疑的答案。”
实验科学对生命问题的态度一般地说可以这样表述。问题：为什么我活着？——回答：在广袤无垠的空间中，在无限长的时间内，无限小的粒子在作无限复杂的变化，只有当你理解了这些变化的规律，你才能理解你为什么活着。
在思辨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我的职责在于促进认识和实现人类的理想。”我在智力低下的时期便满足于此，可是不久，生命问题在我头脑中明确形成了，这一套理论便顷刻化解。更不必说，这类学科怎样敷衍塞责，将基于人类一小部分的研究结论当作一般的结论；也不必说，认为人类具有这些理想的各种人的互相矛盾——这一观点，如果不说它愚蠢，那也是非常奇怪的，奇怪的是，为了回答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是什么？”或“我为什么活着？”或“我该怎么办？”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他所不了解的整个人类的生命？”因为他只知道其中一段短暂时期中的非常有限的局部。一个人为了要理解他是什么，首先要理解整个这一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人类却是由像他一样的、对自己也不理解的人所组成。
我必须承认，我一度相信过这一点。那时在我还怀有自己心爱的、能为我的任性辩护的理想的时候，而且我竭力想出一种理论，使我能根据它把自己的任性看作人类的规律。但当生命问题在我心灵深处非常清晰地出现之后，这样的答案立刻化为乌有了。现在我理解了，就像实验科学中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企图回答本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的半科学一样，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也理解了，存在着一系列最流行的、企图回答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的知识。这一领域的半科学就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它们企图以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即虚伪地，每门学科根据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全人类的生命问题。
在实验科学领域内，一个人如果真诚地问：我该怎样生活？他就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你去研究研究无限空间之内的无数粒子在时间和复杂性方面的无穷变化，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你去研究研究整个人类的生命吧，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类的起源和终结，连它的一小部分也不知道，这样你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在半实验科学领域内也是如此，这些半科学越是偏离自己的任务，就越含混、粗略、愚蠢、矛盾。实验科学的任务是研究物质现象的因果关系。只要实验科学涉及终极原因这个问题，就会胡说八道。思辨科学的任务是认识生命的无因果关系的本质。只要去研究因果现象，如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就会胡说八道。
实验科学只有在不把终极原因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才能提供有益的知识，表现出人的智慧的伟大。与此相反，思辨科学只有完全抛弃对因果现象的连续性的研究，仅仅从终极原因方面去研究人，才是一门科学，才能表现出人的智慧的伟大。在这个领域里，构成这个半球面的一级的科学——形而上学，或思辨科学，便是这样。这门科学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我和整个世界？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整个世界？从这门科学存在的那天起，它的回答永远是相同的。哲学家把存在于我身上和一切现存事物中的生命的本质称作观念也好，实体也好，精神也好，意志也好，讲的都是一回事，即这种本质是存在的，我就是这个本质；但为什么有这本质，如果他是一位头脑精密的思想家，他就不知道，也不能回答。我问：为什么要有这本质呢？它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又有什么结果呢？……哲学不仅不回答，连它也只能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是真正的哲学，那么它的全部工作只在于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坚持自己的任务，那么它对这个问题：“什么是我和整个世界？”只能回答：“既是一切，也是乌有”；而对问题：“世界为什么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则回答：“我不知道。”
因此，不管我如何搬弄那些哲学的抽象答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并非因为答案与我的问题无关（正如在明确的实验科学领域那样），而是因为这里没有答案，虽然全部思维活动恰好是针对我的问题，结果代替了答案的还是原来的问题，只不过形式更加复杂罢了。
（《忏悔录》）
读书
读书，尤其读纯文学的书——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该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性格上。但是，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在其中作者装模作样以掩饰自己的观点，或者三番五次改变它。最令人愉快的是那样的作品，其中作者力图隐瞒自己的看法，但与此同时他又一贯忠于自己的看法，无处不表现出来。而最坏的是那类作品，其中作者的观点不断改变，以至旁人根本看不见了。
（《1853年日记》）
杂志的目的只有一个：艺术欣赏，哭和笑。杂志不证明任何东西，也不知道任何东西。它唯一的准绳是——高雅的口味。什么这个那个流派，杂志根本就不想知道，因而，显然也就更不想知道什么读者公众的需求了。杂志不希望以数量取胜。它不去冒充读者公众的口味，而敢于充当公众口味——但仅是口味——问题的导师。
（《1858年1月4日致瓦·彼·鲍特金的信》）
诗的力量在于爱——而这一力量的方向取决于个性。没有爱的力量便没有诗，方向错误的力量——诗人令人不快的病弱个性，是令人厌恶的。
（《1867年6月28日致阿·阿·费特的信》）
您触到了我的痛处，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读过您的信之后陷入了忧伤。像往常一样，您径直便抓住问题的症结并指了出来。
您是对的，我们没有科学和文学的自由，但您把这视为一种灾难，我不这么看。的确，任何一个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只要他不是疯子，就不会想到要站到我的位子上想一想，我们写作和我写作时所用的手法是否不恰当、所用的语言是否不恰当；而一个俄罗斯人，只要他没有丧失理智，就一定会深深反思并扪心自问：是继续写下去，尽快把自己宝贵的想法速记下来，还是回想一下，连《苦命的丽莎》[3]都有人读得如醉如痴并且大加赞赏，于是去寻找另外的手法和语言。这并不是因为可以这样推论，而是因为如今我们所用的语言和那些手法都已令人生厌，那些无意中的幻想会把人们引向另外的语言和手法（有时是民间语言）。丹尼列夫斯基[4]的见解，特别是有关科学与所谓文学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但一个诗人，如果他真是诗人的话，不可能是被束缚的，无论他是否处在枪弹的威胁之下。既可以留在枪弹之下，也可以离开，还可以自卫和进攻。处在枪弹之下就无法有所建树，必须要离开，去往那可以进行建树的地方。
请您注意一点：我们是处在枪弹之下的，但是否所有人都如此呢？假如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么生活也就像科学和文学一样，会变得摇摆不定，卑劣透顶，然而生活却是坚定而雄伟的，它走着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样说。可见，枪弹击中的只是我们这些傻瓜住的文学之塔。所以应当爬下来，去往那自由的地方。这个下面的地方正是指的民间。《苦命的丽莎》挤出了人们的眼泪，于是受到夸奖，但此后就再没有人去读它了，可是那些歌谣、故事、壮士歌等一切质朴的东西，人们将不断去读，只要俄语还在。
我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手法和语言，但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根据推论才必须要这样做。而是因为，甚至连普希金我都觉得好笑，更不必说我们这些无聊的杜撰了，但人民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中那种只要诗人想说话，其中便必有适于表达它的声音——这些都令我感到亲切。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语言是诗歌最好的调节器。你想要冗长、华丽、做作、病态，但语言不允许。而我们的语言是没有骨头的，被宠坏了，不管你说什么，都跟文学差不多。斯拉夫派的人民性与真正的人民性是大不相同的两种事物，就像乙醚和以太[5]完全是两回事一样，后者乃是光和热的本源。我憎恨所有那些合唱原理、生活与村社制度和斯拉夫兄弟等凭空杜撰的东西，我只爱那确定的、明朗的、美好而温和的东西，所有这些我都能在民间诗歌、语言及生活中找到，而在我们这里恰好相反。
（《1872年3月22,25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如您所知，我最喜欢中篇小说，散文体的中篇小说，其次是为沙季洛夫写的壮士歌[6]，而最不抱希望的是剧作。不过这全凭您自己的意愿而定。以您的真诚，对诗歌创作的纯真的爱，是会写出好作品的。您是否早已通读了普希金的散文作品？看在对我的友情的份上，请再从头读一遍全部《别尔金小说集》。对这些小说，每一个作家都应该研究再研究。我近来又把它们重读了一遍，我无法向您转述这种阅读带给我的有益影响。
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诗的领域就像生活一样是无限的；但诗的一切对象从古至今都有一定的优劣之分，而混淆高低等次，或者以低为高，是一块主要的绊脚石。伟大的诗人，如普希金，在对这些对象进行和谐而正确的安排上都已臻于完美。我知道，对此加以分析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可以感觉到的，也是可以掌握的。阅读那些有才华而少和谐的作家（音乐与绘画也是如此）会让人兴奋，似乎也能鼓励人们去创作，开阔人们的视野；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阅读荷马、普希金则使你的视野紧缩了，但只要能唤起你的创作热情，这就说明是正确无误的。
（《1873年4月9……10日？致巴·德·戈洛赫瓦斯托夫[7]的信》）
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
童年到14岁或大致这一时期
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强烈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四十大盗》、《陔麦伦·宰曼王子》……深刻
波戈列尔斯基[8]的《黑公鸡》………………………………非常深刻
俄罗斯壮士歌：《好心人尼基季奇》、《穆罗姆人伊利亚》、《阿廖沙·波波维奇》，民间故事…………………………强烈
普希金的诗：《拿破仑》…………………………………………深刻
14—20岁
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强烈
Stern'a Sentimental Journey[9]…………………………非常深刻
Rousseau Confession…………………………………………强烈
Emile…………………………………………………………强烈
Nouvelle Heloise[10]………………………………………非常深刻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非常深刻
席勒《强盗》………………………………………………非常深刻
果戈理《外套》、《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涅瓦大街》………………………………………………深刻
《维依》…………………………………………………………强烈
《死魂灵》…………………………………………………非常深刻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非常深刻
德鲁日宁的《波莲卡·萨克斯》…………………………非常深刻
格利戈罗维奇《苦命人安东》……………………………非常深刻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强烈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塔曼》……………………………非常深刻
普雷斯科特[11]《墨西哥征服史》…………………………………深刻
20—35岁
歌德《赫尔曼与窦绿苔》…………………………………非常深刻
维克多·雨果Notre Damede Paris[12]…………………非常深刻
丘特切夫诗歌…………………………………………………深刻
科尔佐夫[13]………………………………………………………深刻
《奥德修纪》和《伊利昂纪》（用俄语读）………………………深刻
费特诗歌………………………………………………………深刻
柏拉图（Cousin的译本[14]）《斐多篇》和《会饮篇》……………深刻
35—50岁
《奥德修纪》和《伊利昂纪》（用希腊语读）………………非常深刻
壮士歌……………………………………………………非常深刻
色诺芬《远征记》…………………………………………非常深刻
维克多·雨果Miserables[15]…………………………………强烈
Mrs Wood[16]的长篇小说………………………………………深刻
George Elliot[17]的长篇小说……………………………………深刻
特罗洛普[18]——长篇小说………………………………………深刻
50—63岁
全部希腊文本福音书…………………………………………强烈
创世记（用希伯来语读）…………………………………非常深刻
Henry George Progressand Poverty[19]…………………非常深刻
Parker Discourse on religions subject[20]………………………深刻
Robertson's sermons[21]………………………………………深刻
Feuerbach[22]（忘了书名，是论基督教的著作）…………………深刻
Pascal Pensees[23]………………………………………………强烈
爱比克泰德[24]……………………………………………………强烈
孔子和孟子………………………………………………非常深刻
论佛。一个著名的法国人[25]（忘了）所写………………………强烈
Julien[26]的老子…………………………………………………强烈
（《1891年10月25日致米·米·列捷尔列[27]的信》）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您的书。您认为Novum Organon并非培根所写，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所作的一些戏剧也并非他所写，理由都非常令人信服，但我在这些问题上知之甚少，无法 ein entscheidenden Urteil zu fallen[28]10。有一点我是确切无疑地知道，这就是不仅大多数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剧作，而且所有的剧作，并不排除《哈姆雷特》及其他几部，都非但不值得人们在习以为常的评判中大加颂扬，而且在艺术上unter aller Kritik[29]。所以说，尽管您只对您从全部剧作中挑选出来的几部剧作的优点给予认可，我仍不能赞同您的意见。
您对备受推崇的《李尔王》、《麦克白》等剧作的批评是如此的有理有据，如此的中肯，所以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在读过您的书之后，怎么能继续对莎士比亚那些臆想的美欣喜若狂，恐怕这就是群氓的一个特性，即他们总是使自己的意见遵从于多数人的意见，而全然不顾个人的评判。那些接受了催眠术的人看到了白，却在别人的授意之下说他们看到了黑，对此我们并不奇怪，那么，对人们在领悟艺术作品时毫无主见却坚持照多数人的意见说话时，我们又何必感到奇怪呢。我早就写了一篇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并且相信不能说服任何人，但我只是想要表明，我并未屈服于普遍的催眠术。因此我想，无论是您这本出色的书，还是我的文章，还是那许多的文章，如近日我收到的特奥多尔·埃希霍夫的文章校样[30]，以及我不久前收到的英国报纸上就这一问题刊登的一些文章，都无法说服广大公众。
在今天出版物大量传播的情形下，人们是通过报纸读到并评判那些重大事件的，而他们对这些事件并无任何理解，甚至就其受教育程度而言也无权加以评判，而撰写和印行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文章的，是那些打零工的报纸工作人员，他们同样缺少评判事物的能力，所以，悟透了在出版物大量传播的情形下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就不必对在大众之中根深蒂固的那些错误论断大惊小怪，而令人奇怪的，倒是有时竟然还会见到（尽管很少见）对事件的正确论断。在对诗体作品的评论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评说美味佳肴、宜人芬芳，总之一切令人愉悦的感受，是每个人都能做的（甚至失去嗅觉和分辨色彩能力的人往往也能做到），但评判艺术作品则需要对艺术的感受力，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悬殊的差别。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那些出版和阅读它的俗众来确定的。而在这俗众之中，对艺术愚昧无知及感觉迟钝的人总是多数，因此有关艺术的社会舆论也总是最为粗俗而不可靠的。过去一直是这样，而在今天，当出版物的影响力把那些对思想与艺术一窍不通的人们融为一体的时候，则更是如此。如今在艺术领域，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一些既无任何艺术性，更少健康意义的作品却备受欢迎与赞赏，这种情况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我不想指出名字来，但如果您注意到在当今被称作艺术的那种精神病症的疯狂表现，您自己也可以说上一些名字和作品来。
因此，我非但不指望看到莎士比亚及一些古代作家（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名字，免得激怒人们）的虚假声望归于消亡，但却等待着，看着，仅仅建立在出版者和大量读者的愚蠢和麻木之上的新莎士比亚们的同样声望如何形成。我甚至还等待着理性的整体水平日益衰落，不仅是在艺术领域，而且是在所有其他领域：科学、政治特别是哲学（康德已无人知晓，他们知道的是尼采）——等待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就像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文明一样，走向全面崩溃。
精神病医生知道，一个人如果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谈论世上的一切，丝毫也不加思索，只是一味匆匆忙忙在最短的时间内说尽可能多的话，这就是精神病发生或恶化的不祥而准确的征兆。而在这时如果病人完全相信他无所不知，懂得比所有人都多，并且能够也应当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所有人，那么，精神病的这些征兆已是确切无疑了。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正处于这种危险而可悲的境地之中。所以我想，我们距几大古代文明遭遇到的那种毁灭已为时不远。当代人理解力的黑白颠倒不仅体现在对莎士比亚的过高评价上，它作为一种对政治、科学、哲学、艺术的总体态度，正在成为这种毁灭的主要的、事关重大的征兆。
（《1907年3月2/5日致欧根·赖歇尔[31]的信》）
您的信我收到了，对您提到萨宁[32]这个名字我感到惊讶，因为关于他我一无所知。家里正巧有人读过这部小说。我拿来刊登它的几期杂志，读了萨宁本人的所有议论，令我为之惊骇的与其说是他的卑鄙无耻，不如说是他的愚蠢、无知，以及与作者这两种特性相符的自以为是。尽管我在心里想对作者表示可怜，但因为他对许多人（包括您）所做的恶，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压抑对他的厌憎。显然，作者对人类最美好的心灵与智慧为解决人生问题所付出的劳动不仅一无所知，而且脑子里没有丝毫的概念。而对这些问题他不仅不去解决，甚至脑子里丝毫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无论对东方的、中国的那些哲人——孔子、老子，还是对真正的基督教，无论是对印度的、希腊的、罗马的那些哲人，还是对与我们更近的那些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康德、利希滕贝格、叔本华、爱默生等，他都不了解。他有艺术才能，但既没有真正的情感（意识），也没有真正的头脑，所以也就没有对任何一种真正的人类情感的描写，他所描写的只是那些最卑劣的动物性动机；他也没有一点自己的新思想，有的只是屠格涅夫所说的“相反的老生常谈”：即一个人所说的话与公认的真理相反，比如说水是干燥的，煤是白的，或者乱伦是件好事，打架斗殴好，等等。我尽力想对这个不幸的、误入歧途的作者生出可怜之心，但他的自以为是妨碍了我。对您因读这本书而在心中产生这样的混乱，我感到由衷的惋惜。因此，请您原谅，我就不给您寄我自己的东西了，而寄上我根据不同作家的思想编纂而成的《阅读圈》。我想，这样的阅读（如果您去读并思考所读的东西）会帮助您摆脱那种可怕的思想混乱，而处于这种混乱之中，您会提出即使不令人愤慨也会让人好笑的问题，如：萨宁主义和基督教孰好孰坏？我建议再去读一读福音书。上帝会帮助您的，这个上帝就在您的心中，他被遮蔽住了，您只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的存在，或者已完全意识不到。请写信来，我会答复您的，如果您的问题很严肃的话。您多大年纪？
（《1908年2月11日致莫·门·多克什茨基[33]的信》）
请您原谅，我至今尚未对您通过穆德先生转寄书[34]来表示谢意。
现在我重读它时特别注意了您指出的那些地方，我尤为赞赏唐璜在interlude[35]中的道白（尽管我认为如果对此再写得严肃些，而不用喜剧随机穿插的形式，会使其内容更胜一筹），还有 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36]。
首先，我欣然赞同唐璜所说的话，英雄是“he who seeks in contemplation to discover the inner will of the world...in action to do that will by the sodiscovered means”[37]用我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话就是：在自身认识上帝的意志并去实现这一意志。
其次，我尤其喜欢您对文明与进步的态度，以及下述极为正确的思想：如果人不进行自我改造，则文明与进步无论持续多久，都无法改善人类的处境。
我们的意见分歧仅仅在于，在您看来，只有当普通人成为超人或者孕育了新型超人时，人类才能得以改善，而照我的看法，只有当人们从真正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中剔除掉败坏肌体的赘疣，在作为一切宗教的基石的共同人生理解之上联合起来，对世界这一无穷的本源建立理性的态度，并遵循基于这一本源的人生原则，那时，人类才会得以改善。
就使人摆脱恶而言，我的方法较之于您的，有一个实际的优越之处，不难想象，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甚至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接受并奉行真正的宗教，而要从现存的人里面培养超人或孕育新型超人，都需要一些超乎常规的条件，这些条件很难达到，正如很难做到借助进步与文明来调整人类一样。
Dear mr.Shaw[38]，生活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事业，我们总要在被赋予的这一短暂瞬间去努力找到自己的使命，并尽可能圆满地去完成这一使命。这关系到每一个人，尤其是您，因为您有着巨大的天赋、独特的思维和对一切问题实质的洞察力。
因此，我不揣冒昧，向您谈谈我感觉到的您书中的不足之处，但愿不致冒犯您。
第一个不足之处是，您不够严肃。不能以戏谑的口吻来谈论诸如人生使命、使命被歪曲的原因以及充斥着人类生活的那种恶等问题。我宁可认为唐璜的道白不是一个幽灵的道白，而是萧的道白，同样，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也不属于并不存在的Tanner'y[39]，而是属于活着的、对自己的话负责的Bernard Shaw[40]。
其次，应该指责的是，既然您所涉及的问题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像您这样对人生之恶理解如此深刻、表述才能如此卓越的人，却想把这些问题仅作为嘲讽的对象，这往往不仅无助于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反而更加有害。
在您的书中我看到，您希望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聪明才智使读者为之倾倒，为之震惊。然而这一切不仅对于解决您所涉及的那些问题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使读者全神贯注于对事件的精彩表述，却忽视了问题的实质。
无论如何，我总想，您的观点在这本书中没有充分而明确地展开阐述，而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我想，这些观点将在不断深入展开的过程中，走向我们大家正在寻找并一步步接近的那个统一的真理。
如果您发现我对您说的这些话有令您不快之处，还希望多加原谅。我之所以说这番话，只是因为我认识到您有着巨大的才能，并对您个人怀有最为友好的情感，我将始终保持这种情感。
（《1908年8月17日致萧伯纳的信》）
一上午都在读罗斯金的著作。关于艺术他写得很好。他说，科学是求知，艺术是创造。科学肯定事实，艺术肯定表现。这话却说反了。艺术是跟事实打交道，科学是跟外在的规律打交道。
（《1889年3月11日日记》）
我读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可总是不习惯赋予那上面写的东西以真正的价值，如尼采的哲学、易卜生和梅特林克的戏剧、龙勃罗梭和那位会做眼睛的大夫的科学。因为这是思想、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极端贫乏的表现。
（《1900年1月8日日记》）
当代创作出来的一切作品以同样的力量吸引着我们。年代越是久远的作品，我们能看到的越少，因为大部分已被时间筛去。再往前，被筛去的更多。所以古代的东西才如此重要。我们能看到的作品像一个顶部朝下的圆锥体，接近顶部的是婆罗门哲学、中国哲理、佛教、斯多葛学派、苏格拉底、基督教，往后，范围渐渐扩大，有普鲁塔克、塞涅卡、西塞罗、马可·奥勒留、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然后是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百科全书派，再往后是19世纪作家，最后是当代作家。当代作家中显然也会有扬名后世的，但是不容易发现。这是因为，第一，当代作家太多，无法一一浏览他们的作品；第二，一般人总是愚钝的，缺乏鉴赏能力，因此摆在显著地位的都是最坏的东西。
（《1906年12月29日日记》）
肉体上的毒物与精神上的毒物是不同的：肉体上的毒物大部分有令人不快的味道，但是报章杂志或劣书中所含的毒物却往往是迷人的，愈是迷人愈是邪恶。
只有在自己思想的源泉枯竭时读书才是必要的，这种枯竭现象在最聪明的人身上也时常发生。但是也有因为读书而使自己尚未固定的思想瓦解的——这是一种对抗精神的罪过。
——叔本华
文学常常是对生活现象的重复。无论你走向哪里，都会碰到无可救药的无知者——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他们就像夏天的苍蝇一般遍布各处。由此便出现了那无数的坏书、那奇多的妨碍好种子生长的文学莠草。这样的书籍耗费读者的时间、金钱和注意力，而这些时间、金钱和注意力本应当用以读精选作品。
坏书不仅无益处，而且确实有害。因为十分之九的现行书籍出版只是为了从轻信的读者口袋里骗取一些多余的银币；为此，作者、出版者和印刷者蓄意将书加厚。更有害、无耻和昧良心的欺骗行为是出自按行计算的蹩脚作家之手：这些靠写作糊口者按其粗制滥造之作的行数收取稿酬，他们极坏地影响了读者的鉴赏力，也践踏了真正的教育。
必须抛弃读书时的坏习惯以抵制这种危害，换言之，即不应当不加区别地读那些引起社会关注或是大造舆论的书。简言之，不应当读那些出版了一年便销声匿迹的书。
并且，不能不附带说明一下，为愚人写书者总是能找到广大的读者圈；而事实上，人类应当将短暂而有限的生命存在运用于认识所有世纪和民族的一流大师，认识极富于天赋的，像塔一般高耸于众多蹩脚作家之上的创作者。唯有此类作家有能力培养人和教诲人。
坏书读得再少也不为少，好书读得再多也不为多。坏书——是愚钝智慧的道德上的毒药。
由于许多人顽固地读所有时代的并非最好的书，而只是现代最新的书，现在那些靠写作糊口的蹩脚作家们便在已重复多次的思想的狭窄圈子里兜来兜去，总是老调重弹，因此我们这一时代便爬不出自己的泥坑。
——叔本华
懂得少量真正好而有用的东西，胜过懂得非常多的平庸而无用的东西。
读书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求知可以改进人性，而经验又可改进知识本身。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原理，为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
读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以上出自《阅读圈》）
如今一个最普通的现象是——你会看到，那些自认为学者、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他们懂得大量无用的东西，但却停滞在最野蛮的愚昧阶段，他们不仅不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还为这种无知感到骄傲。与此相对，另一种并非不常见的现象是，在那些读书无多和目不识丁、丝毫也不懂什么化学元素表、天体视差和镭的特性的人们中间，你会见到真正有文化、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而并不为此感到骄傲的人。
学者就是那从所有书本中获得丰富知识的人；有教养的人就是那懂得如今流行的所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就是那懂得他为什么生活、应当如何去做的人。不要努力去成为学者或者有教养的人，而要努力去做有文化的人。
即使一本书也不读，也胜过读很多书并相信里面所写的一切。一本书不读也可以成为聪明人，而相信书里所写的一切，就无法不成为傻瓜。
作品里不过是重复生活中的事。大多数人并不聪明，常犯错误。因此才会在好的种子中间繁殖出许多坏书，许多文字垃圾。这些书籍只是用来浪费人们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而已。
坏书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要知道十分之九的书只是为了从人们的口袋里掏出钱来才出版的。
因此最好对那些被人们大谈特谈、大写特写的书根本不加理睬。人们首先应该阅读和了解各时代、各民族最优秀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是首先要读的。然而你却根本来不及读完它们。只有这些作家才能给我们以启迪和教诲。
我们很难不去读那些坏书，而往往来不及读那些好书。坏书是精神毒药，只能麻痹人民。
——据叔本华
迷信和欺骗困扰着人们。逃脱的方法只有一个：真理。而对真理，我们既可以自己认识，也可以通过前辈的哲人和圣者来获得。因此为了善与美的生活，我们既需要靠自己，也可以利用以往的哲人和圣者流传至今的真理指南，去寻找真理。
要认识剔除了迷信的真理，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了解过去人类为了认识永恒和共同的真理及真理的显现而做出的一切。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语言
丑陋不堪的语言源自丑陋不堪的思想。
（《1859年5月3日致瓦·彼·鲍特金的信》）
喝茶、吃饭、吃甜食的时候我都在看书，上午一直在给姑姑写信，虽然法语写得我很不喜欢，但还是打算寄出。用法语谈话和写作对于我一天比一天困难，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掌握不好的语言说和写，这种做法多愚蠢啊！它带来多少麻烦，浪费多少时间，造成多少含糊不清的思想，给母语增添多少不纯净的成分啊，可还是非这样做不可！
（《1854年7月5日日记》）
千万别让自己成为人类和谐的破坏者。小心别因自己的话让大家产生互相排斥的恶劣情感。
言辞的伤害有时明显，有时不明显，看不到自己言辞对别人的伤害，不表示伤害就比较小。
言辞可以团结人心。要尽量措辞明确，只讲真话，因为真理与单纯最能团结人心。
有些人说话，只图博得机敏的虚名，却并不关心真理的讨论，仿佛语言形式比思想实质还有价值。有些人津津乐道于某种陈词滥调，而其意态却盛气凌人。
那些喜欢出语伤人者，恐怕常常过低估计了被伤害着的记忆力和报复心。
善于保持沉默也是谈话的一种艺术。
讲话绕弯子太多令人厌烦，但过于直截了当又会显得唐突。能掌握此中分寸的人，才算精通了谈话的艺术。
言语是思想的表现，思想则是神圣力量的呈现。因此，言语应该符合我们的真义，言论可以没有意义，但不能用于表达邪恶。
语言是使人们达成沟通的，因此你说话的目的是让所有人理解你，并且要让你所讲的都是真话。
为了使真理能被人听到，就必须善意地将其表达出来。好心说出的东西无论多么聪明和可信，总是无法将它传达给另一个人。因此要懂得，如果你所说的不被对方接受，那么原因之一是：或者你视为真理的并非真理，或者你不是善意地传达的，或者两个原因都存在。
讲真话就如同缝衣、割草、写字好一样。只有勤练多做的人才能达到这一步。因此要讲真话，就应该使自己养成讲真话的习惯。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应该让自己在一切事上，哪怕是小事上也只讲真话。
引起争执是容易的，但是要消除它却犹如扑灭熊熊大火一般困难。
就让说者去发狂吧，只要听者保持清醒！简短的回答能消除仇恨，辱骂的言辞只会激起怒火。
如果你知道真理或者哪怕是你觉得你知道真理，那么就尽量简洁地表达它，关键是，对表达真理的人要尽量和善、富于爱心。
谎言最平常和最普遍的原因是企图欺骗的并非众人，而是自己。这种谎言是最有害的。
说真话看起来多么容易，而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付出很多内在的努力。
人的诚实程度是他道德完善程度的指示器。
认为有时在一些事情上可以不说真话的想法是极普通的错误。无论多小的谎言的内在和外在后果都比因说真话可能发生的尴尬和不愉快更坏好多倍。
有一种谎言是有意识的，即当人知道自己在说谎，但是他之所以说谎是因为谎言对他有利，有一种谎言则是迫不得已的，即人的愿望是说真话，但却不得不说谎。
人不可能绝对正确，因为人身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的意图在斗争，时强、时弱，人常常无力准确地将其表达出来。
在一切日常生活琐事中出现的谎言都是有害的：卖旧换新、卖坏换好，明知还不了债却答应还，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谎言在精神领域的谎言面前都是微不足道：把非上帝冒充为上帝，将公义和善冒充为罪和坏事，等等。在这些事情里存在着谎言的主要的恶。
（以上出自《阅读圈》）
俄罗斯语言的灵活性的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可在民歌重唱的歌词中看出来。例如，没有任何一首民歌，尤其是快活的、豪放的民歌。
（《1853年日记》）
您具有必须具备的一切——简练的、强劲的、实在的语言，独具的性格描绘的鲜明性，不像幽默而能引起哄堂大笑的本领，就内容方面说，则是爱，因而熟知人民生活真正利益之所在……您可以给千百万读者以珍贵的、他们所急需的精神食粮，这是除开您以外的任何人无法提供的。
（《1885年致萨尔蒂可夫—谢德林的信》）
描绘人民中一定阶级的那些作家，会不由自主地在语言上养成这个阶级表达方式的习性。表达思想的愿望甚至在形象的表现上也反映出来。在故事的开头讲述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叶彼西卡（即《哥萨克》中的叶罗希卡老爷——编者注）如果讲述某个东西，那么，他的脸上会扮演出无生命体的样子来。
是否清楚了解对象，有块试金石：能够用普通人民的语言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把它讲出来。
我感到吃惊，人们怎么能够打从心里欣赏没有思想的词句——空洞的词句。可能，智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与词句相适应，正如同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思想相适应一样。
普通老百姓习惯了别人用并非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尤其是宗教，对他们说一种他们很尊敬却很少理解的语言。
（《1853年日记》）
每个人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
俄罗斯语言和基里尔字母跟所有欧洲语言和字母相比较，有它巨大的优越性和独特之处，因此自然就产生了完全特殊的识字的方法。俄语字母的优越性在于每个音都可以发出，并且发的音与字母完全一致，这在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中是没有的。
（《论识字的方法》）
在为儿童和老百姓写的书这方面，有几条为最粗浅的经验所制定和证实的一般规则。
1．语言应该是看得懂的、人民的，不应故意使用方言词汇玷污。语言应当不仅是易懂的、普通老百姓所说的，而且应该是好的。美，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语言的优美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词的本身和词的组合。我这样说，倒不是提倡使用民间的、庄稼汉说的、易懂的词，而是要求使用好的、强有力的词，不是提倡使用不准确、不鲜明、不形象的词。
2．内容应是通俗的，不抽象。
3．不应过分想去教训人，而教训应当寓于引人入胜的形式之中。
（《论为人民而写的小册子的语言》）
形式和内容都好。语言再称赞也不过分。这不是我们那种做作的民间语言，而是把口语的词句和形式经过再加工的实实在在的生动的语言。
（《1902年致谢明诺夫的信》）
我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手法和语言，但是我再说一遍，不是因为理智上判断必须如此，而是因为连普希金我都觉得可笑，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无聊的杜撰了，而人民说话使用的语言我备感亲切，诗人想说什么，人民语言中便有表现他的声音。除此之外，人民语言是最好的诗歌调节器，这是主要的。你想说得啰嗦、华丽、病态，语言也不允许。而我们的文学语言没有骨头，被娇惯坏了，你想胡说些什么都能像文学。斯拉夫派的人民性与真正的人民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像乙醚与以太完全不同，后者是热与光的源泉。我恨所有那些齐声合唱的原则，生活制度与村社制度，凭空杜撰的斯拉夫弟兄，等等，我只爱清楚明确、温和美好的东西，我在民间诗歌、人民语言与生活中能找到这一切，而在我们的诗歌、语言与生活中看到的是相反的东西。
（《1872年3月22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它既可使人团结，也可使人分裂，因此必须谨慎地对待它。
语言可以使人团结，语言可以使人分裂；语言可以铸成爱，语言也可以铸成仇恨和憎恶。要谨防语言使人分裂或者铸成仇恨和憎恶。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思想——是上帝力量的显现，因此，语言必须与它所表达的相符合。它可以没有任何倾向，但不可以，也不应该成为恶的表达。
人——是上帝的载体。他可以对自己神圣品性的意识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在说话的时候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
时间在流逝，但说过的话却会保留下来。
如果在开口之前你还有时间考虑一下的话，那么就要想一想，是否值得，是否有必要开口，你想要说的话是否会伤害到别的人。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如果你考虑片刻，你就不会开口了。
在长时间的谈话之后，要尽力回想一下你所讲的一切，你会感到惊讶，所有的谈话是那么的空洞无聊，并且往往有害无益。
要仔细听，但要少开口。
如果没人问你，什么时候也不要开口，但如果有人问你，就要立刻回答，力求简短，如果你必须承认你不知道别人问你的问题，不必感到羞耻。
——苏菲派哲理
不自夸，不指责别人，不争论。
有一句短短两个字的话非常好：不懂。
要让自己的舌头学会常常说这句话。
——东方哲理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意思是：对死者只说好话，或者只字不提。这句话是何等的不合理！应该反过来说：“对活着的人只说好话，或者只字不提。”这句话可以使人避免多少痛苦，而且做起来又是多么容易啊！但为什么不能对死者说坏话呢？在当今世界，形成了一种风习，在悼词里和纪念日期间对死者只是大谈溢美之词，可以想见，这不过是谎话而已。这种虚伪的夸饰是有害的，因为它在人的观念中抹杀了善与恶的区别。
如果你懂得人应该怎样生活，并希望他们过上善的生活，你就会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而在表达的时候你会尽力让人们相信你的话。为了让他们相信并理解你，你应当尽量避免激愤和怒气，而是以平静的善意来转述你的思想。
当你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想表述某种真理，应当注意的主要是，说话时不要激愤，不带一丝恶意，不说一句欺侮的话。
——据爱比克泰德
沉默是金。
不可对所要说的话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除非那时你感受到自己内心充满了平静、善良和仁爱的情感。但如果你正在愤愤不平，就要谨防出口作孽。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却能使人离心离德，彼此仇恨。争论之于人们的想法，正如锤头之于钉子。在人的想法还犹豫不决的时候，经过几番争论之后，这种想法就牢牢地嵌进头脑之中去了，就像一颗钉子深深地打进了木板。
——据尤维纳利斯[41]
在争论之中往往忘记了真理。停止争论的是更有头脑的一方。
对失去理智者最好的回答就是沉默。回答他的每一个词都会反过来落到你头上。以怨报怨就等于火上浇油。
只要在自己身上找一下，几乎总是能找到我们指责别人的那种罪孽。而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罪孽，那就值得好好找一找，我们还会找到更大的罪孽。
当你要指责别人的时候，要记住，即使你确切地知道那人的过错，也不可谈论他的是非，更何况假如你不知道情况，那就是人云亦云了。
对别人横加指责永远是不对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任何人也无法知道，你所指责的那个人在灵魂中曾发生过什么，以及正在发生什么。
应当与朋友约定，当你们其中一方要开口指责别人的时候，另一方就及时制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就自己对自己做一个同样的约定。
当面指责别人是不好的，因为这会令人难堪，而在背后指责人是不诚实的，因为这就是欺骗那人。最好的方法是，不在别人身上寻找坏的东西，忘掉别人的坏处，而在自身寻找不良的东西，并牢牢记住。
含沙射影的指责就像是浇了汁的腐肉。在汤汁的掩盖下，你就注意不到你是怎样吃下了各种各样的爬虫。
对别人的坏事知道得越少，人们对自己就越加严格。
有人说别人的坏话而说你们的好话时，千万不要去理睬他。
人们是如此喜爱谤毁之辞，他们很难克制自己，为了讨好谈话的对象而去指责不在场的人。如果你一定要款待别人的话，那么就款待点别的东西，而不要拿这种于己于人都有害的东西来让对方享受。
隐去别人的一桩过错，上帝会加倍宽恕你。
我们知道，拿着装了弹药的武器要小心谨慎，但我们却不愿意知道，对说话也应当同样小心谨慎地对待。说话不仅能杀死人，而且还会造成比死亡更严重的罪恶。
我们对肉体的犯罪感到愤恨，如贪婪，打斗，淫乱，凶杀，但对语言的犯罪却看得很轻，如指责、侮辱他人，传播、印刷、撰写诲淫诲盗的有害言论，实际上语言犯罪比起肉体犯罪的后果来，其危害要严重得多。两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肉体犯罪的恶立刻就能看得出来，而对语言犯罪的恶我们却注意不到，因为这种恶显露出来时，就地点和时间来说都离我们比较远。
曾经有一次，上千人聚集在一个大剧场里。在演出中间有一个蠢人心血来潮开了一个玩笑，他大喊一声：“着火了！”人们纷纷朝门口涌去。大家挤成了一团，互相推撞，当事件平息下来后，已经有20人被踩死，50多人受伤。
这桩大恶只是由一句蠢话所造成的。
在这个剧场里，这种由一句蠢话造成的恶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蠢话的恶不像剧场里发生的这样当时就看得出来，而是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发展成大恶。
没有什么比空洞无聊的谈话更能怂恿人们游手好闲的习性了。假如人们保持沉默，不去讲那些他们借以排遣无聊苦闷的话，他们就无法忍受那种赋闲的境况，也就会去工作了。
在背后指责别人尤其有害，因为这种对别人缺点的指责如果当面说出来，也许是对人有益的，但在背后说出来，就使那可能需要它的人无法听到，而只能激起谈话对方对被指责者的恶感，使听到这话的人也受害。
很少有因不说话而后悔的，但却多有因说了话而后悔的，而更多的是因你知道了你所说的话的后果而后悔。
越想多说话，说坏话的危险就越大。
多让舌头闲着，少让手闲着。
往往是沉默胜于回答。
开口说话之前，七次转动舌头。
要不就沉默不语，要讲话就讲比沉默更有用的话。
凡多说话的，必少做事。有智慧的人永远怕口头的允诺超过他实际能做的事，因此常沉默不语，即使说话，也只在别人需要而他自己不需要的时候才开口。
如果一百次中仅有一次你因应当说话而没说感到遗憾，那么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你会因本该沉默而说了话感到遗憾。
仅仅因为一个好的愿望被说了出来，就已减弱了去实现它的欲望。但年轻人怎么克制得住不把那些高尚而自得的激情表达出来呢？只有事情过后，回想那一切，才会感到惋惜，正如惋惜一朵花，坚持不住，不待完全开放就从枝上挣脱下来，落到地下才发现已经枯萎，遭人践踏。
语言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如果谈话没有任何意图，那么说一个字也是多余的。
如果你很想说话，就先问自己：你为什么想说话——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和方便。如果是为了自己，那就努力保持沉默。
人们要学习怎样说话，而最主要的学问是——怎样及在什么时候保持沉默。
你要说话时，你的话必须要比沉默更有益。
——阿拉伯俗语
越少说话，就会越多工作。
戒除了指责他人的习惯，你就会感到自己灵魂中爱的力量更加强大，你就会感受到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多的幸福。
有一次穆罕默德和阿里[42]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认为阿里是欺负过他的某个人，就大骂起来。阿里一言不发，忍耐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终于克制不住，与之对骂起来。这时穆罕默德离开他们转身走了。等阿里再追上穆罕默德后，对他说：“你为什么扔下我一个人，受这个粗人辱骂？”“当这个人对你破口大骂，而你一言不发的时候，”穆罕默德说，“我看到你身边有10个天使，这些天使都在回击他。但当你开口反过来大骂他的时候，天使们就抛下了你，我也就走了。”
——伊斯兰教传说
人生的幸福就是彼此相爱。而恶意的话会破坏这种爱。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思想
人既然在认识到他的行为不好时，可以克制这种行为，同样，在他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好时，也可以克制这种将他引入歧途的思想。人的主要力量就体现在思想的克制上，因为所有的行为都产生于思想。
一、思想的使命
靠肉体的努力无法逃避罪孽、邪念和迷信。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思想的努力。只有靠思想使自己学会自我牺牲，学会谦逊和诚实。人只有在思想上追求忘我、谦逊和诚实，在与罪孽、邪念和迷信的斗争中，他才会充满力量。
尽管并不是思想在启迪我们应当爱他人——思想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给我们指出是什么在阻挠着爱。正是思想的努力遏制着阻挠爱的力量，这种思想的努力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更必要、更珍贵。
假如人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生活。而假如他不理解为什么生活，他也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此，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够好好地思想更可贵的了。
人们在谈论宗教道德学说和人的良知时，好像是在谈论人的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导者。而在实际上，人只有一个领导者——良知，即对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上帝的声音的感知。毫无疑问，这种声音决定着每一个人，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而任何一个人随时都可以用思想的努力来唤起这种声音。
假如人不知道眼睛能看见东西，并且从来也不睁开眼睛，他的处境就非常可怜了。同样，如果人不明白，为了平静地忍受各种苦难，人被赋予了思想的力量，那么他的处境就更加可怜。如果人是富有理性的，他就能轻易忍受任何苦难：首先，这是因为理性告诉他，任何苦难都将过去，而且苦难常常会转变成好事；其次，任何苦难对富有理性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然而，人们不是坚定地面对苦难，而总是极力逃避苦难。
上帝赋予了我们力量，使得我们不因出现了违背我们意愿的事而悲伤，我们不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吗？上帝使我们的灵魂只服从于受我们所控制的——我们的理性，我们不该为此而感激上帝吗？要知道，他既不让我们的灵魂服从于我们的父母、兄弟，也不让它服从于财富和我们的肉体，甚至死亡。他以其慈悲之心，只让我们的灵魂服从于依赖于我们的——我们的思想。
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必须全力维护的正是这种思想和它的纯洁性。
——据爱比克泰德[43]
当我们认识了一种新的思想，并承认它是正确的，就会觉得，仿佛我们早就认识它，只不过刚刚回忆起来而已。任何一种真理早已贮存于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只要你不用谎言来压抑它，早晚它都会对你昭示出来。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种思想产生了，你既觉得它是正确的，同时又有点奇怪，你便不敢去相信它。但你只要经过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令你感到奇怪的思想，乃是一种最为普通的真理，一旦你了解了它，你就无法不去信奉它。
任何一种伟大的真理要进入人类的意识，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是如此荒谬，简直不值一驳。”第二个阶段：“这是不道德的，有违宗教。”第三个阶段：“啊！这个人人都知道，用不着再说了。”
与他人共同生活，不要忘了你在独处时所悟出的道理。而在你独处时，要仔细思索你在与他人交往中所得出的道理。
二、人的生活取决于他的思想
人的命运不管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都取决于他在思想中是怎样理解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整个人类的生活也是一样，所有重大的转变都开始于思想，也完结于思想。为了使感情和行为发生转变，首先必须使思想发生转变。
为了使坏的生活变成好的生活，首先应当尽力弄明白，生活是因为什么变坏的，为了使它变好应当做些什么。所以说，为了使生活得到改善，应当是先思考，后行动。
如果智慧可以像水能从一个罐子倒到另一个罐子一样，它能从智慧多的人那儿匀到智慧少的人那儿，直到大家都平均了，这该有多好啊。然而一个人要接受别人的智慧，他首先需要的是独立思考。
人要想获得所有真正需要的东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劳动。获得技艺和知识是如此，获得世上最重要的东西——过善的生活的能力——也是如此。
而为了学会过善的生活，首先必须要学会运用善的思想。
只有其理性歪曲到不相信自己的理性的人，才会说理性并不是生活的引导者。
作为个体的人，其生活与命运都取决于他的思想，而对它我们很少像对行动那样给予更多的注意。同样，社会的、群体的、民族的生活也是如此，它不取决于在这个社会和民族中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取决于将这个社会和民族中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的那些思想。
不要以为只有那些特殊的人物才能成为智者。人人都需要智慧，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为智者。智慧就是懂得生活的任务是什么和怎样去完成这个任务。而为了懂得这些，只需要做到一点：就是记住，思想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才需要思考。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后来又把它忘了。嗨，这没什么，不过是个想法而已。假如这是金钱，我会把一切都翻个底朝天，直到要找到它。但这又算什么呢？只是个想法而已。然而，要知道，一粒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要知道，一个想法可以导致一个人或千百万人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而我们却在想，一个想法——这没什么。
三、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事件，而在于他们的思想
当你遇到了不幸的时候，要明白，这种不幸的发生不是起因于你的行动，而是起因于你的思想。
如果我们无法克制自己而做了一件本知道不好的事，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允许这件事先在脑子里发生，而没有在思想上去加以制止。
比坏的行为危害更大的，是酿成坏行为的思想。人可以不重复坏的行为，并为有过坏行为而后悔；但坏的思想却不断地产生坏的行为。一个坏的行为只能踏出一条通往更多坏行为的路；但坏的思想却能把坏的行为拖满整条路。
果实是由种子长成的。同样，行动是由思想所诞生的。
正如坏的种子会结出坏的果实一样，坏的思想也会导致坏的行动。农夫要把莠草籽筛除，选出正宗的好种子，再从正宗的种子里选出优良品种，仔细地逐一挑拣。同样，有理性的人对待自己的思想也是如此：他若想把那些空洞的、恶劣的思想赶走，只保留下优秀的思想，也要仔细地逐一挑拣。
如果不赶走坏的思想，不珍惜善的思想，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坏的举动。善的行为只会出于善的思想。要珍惜善的思想，在哲人们的书籍中，在智慧的言论中，最主要的是，在自己的身上，去寻找这善的思想。
四、人能够制约自己的思想
我们的生活是好还是坏，都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是怎样的。而思想是可以调整的。因此，要想生活得好，人就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避免沉迷于坏的思想而不能自拔。
当坏的思想进入头脑，你却不能赶走它，这时你是能够理解到它是坏思想的。而只要你知道了它是坏的，你就不会沉湎于它。脑子里出现了有关某个人不好的念头。我没办法不去想这件事，但是如果我明白，这是个坏念头，我就能醒悟，对别人加以指责是不好的，我自己就是坏的，而想到了这些，我就能克制自己，即使是在思想里也不去指责别人。
如果你想叫你的思想对你有利，那就尽力去想那些与你的情感和处境完全无关的事，也说是不去扭曲你的思想来为你所体验到的感情、为你做过的或正在做的事寻找辩词。
五、为了拥有控制自己思想的力量，必须要以灵魂为生
我们常以为，世上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物质的力量。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你总是会感受到这种力量。而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我们却觉得无关紧要，甚至我们不把它们当作力量来看。实际上，能够改变我们以及所有人生活的真正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
是灵魂引导肉体，而不是肉体引导灵魂。因此，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在灵魂领域——思想领域——中对自己加以改造。
我们的生活是好还是坏，仅仅取决于我们是把自己看作肉体的生命还是灵魂的生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肉体的生命，我们就会败坏真正的生活，就会激发起更多的情欲、贪婪、争斗、仇恨和对死亡的恐惧。而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灵魂的生命，我们就会激发和提高生活，摆脱情欲、争斗和仇恨而释放出爱心。而从肉体生命到灵魂生命的觉悟这一转变，靠的是思想的努力。
塞内加曾对自己的朋友写道：“你做得好，亲爱的卢奇利乌斯，你尽全力使自己保持着美好而善良的精神。任何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这样调整自己。为此不需要高举着双手求神殿的守门人放我们进去走近上帝，让他听听我们的喊声吧：上帝永远在我们身边，他就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有一个神圣的灵魂，它是所有好事和坏事的见证人和守护者。我们怎样对待它，它就怎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珍惜它，它也会珍惜我们。”
当我们反复思索而辨不清好坏时，应当远离尘世；因为对世人议论的担心会妨碍我们看清善恶。远离尘世，就是走进自己内心，消除一切疑虑。
六、能够与世上的生者和死者在思想上相结合是人的最美好的幸福之一
年轻人常常说：“我不想靠别人的头脑生活，我要独立思考。”这种说法是完全合理的，自己的思想重于所有其他人的思想。但对已被大家深思熟虑的问题，你何必还要思考呢？接受已准备好的，继续走下去。人类的力量就在于能利用他人的思想而继续前进。
使人摆脱罪孽、邪念和迷信的努力，首先要在思想中进行。
在这个斗争中给人以最大帮助的，是他能够接续前辈圣者和哲人们的智慧活动。这种与历代圣者和哲人们的思想联系就是一种祈祷，即对人们用以表达对自己的灵魂、对他人、对世界及其本源的态度的言论，进行反复的陈述。
自古以来，人们就已承认，祈祷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前人来说——如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是这样——祈祷就是在共同的条件、共同的地点、共同的行动和语言中，对某个或某些神灵进行求告，以获得恩赐。
基督教的教义却不认为这是祈祷。它教导人们，祈祷是必要的，但不是作为一种逃避尘世苦难、获得世俗幸福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巩固人们善的思想的手段。
真正的祈祷之所以对于灵魂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为在祈祷中，当你一个人与上帝相处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可以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基督说过：你们祈祷的时候，要独自来做（《马太福音》6:5—6）。只有这样上帝才会听到你的声音。上帝在你心中，为了让他听到你的声音，你只需把所有遮蔽住他的东西从自己心中驱赶出去即可。
沮丧是这样一种心绪：人在沮丧的时候，既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也看不到整个世界生活的意义。要避免沮丧只有一种办法：唤醒自己美好的思想，或者你所结识的、曾向你阐释过人生意义的他人的思想。而要唤醒这些思想，需要反复讲述那些你已了如指掌的最高真理，即进行祈祷。
每时每刻都要祈祷。最必要也是最困难的祈祷——是在生命历程中时时刻刻记住自己面对上帝及上帝法则时的各种责任。遇到恐惧、愤怒、窘迫、沉醉的时候，要努力，要记住，你是谁和你应当怎样做。这就是祈祷。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很难，但通过磨炼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
应当变换自己的祈祷，即变换你对上帝的态度。人是在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所以也应当不断改变和阐明对上帝的态度。即祈祷应当常常变化。
七、没有思想的努力，善的生活就无法实现
当你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善的思想，就要珍惜它们。为了完成你生命中真正的事业，没有什么能像善的思想那样可以给你以更大的帮助了。
人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激情爆发，而在于对善的始终不渝的、泰然自若的追求，这种善在他的思想中得到确立，在语言中得到表达，在行动中得到实现。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善了，更多地摆脱了罪孽、邪念和迷信，那么要知道，这些成就只能归功于你自己思想的努力。
思想活动是珍贵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改善着你的生活，还因为它也帮助别人改善着生活。因此，思想的努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的哲人孔子在谈到思想的意义时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学说教给人们最高的善——使人洗心革面，并达到至善的境界。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需要使全体人民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妥善安置全体人民，需要使家庭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妥善安置家庭，需要使自己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妥善安置自己，需要端正自己的心。为了端正自己的心，需要鲜明而真诚的思想。”[44]
八、唯有思维的能力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
牛、马，任何一种牲畜，无论它们饿得多么厉害，如果朝里开的门只是虚掩着，它们也跑不出院子去。如果门总是关着，没有人来打开的话，它们就会饿死，但却想不到闪开点把门往里拉开。只有人才懂得，要想获得你所期望的东西，应当忍耐，克服困难，而不是逞一时之快。人可以克制自己，可以不吃，不喝，不睡，仅仅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做是好的和必要的，怎样做是坏的和不必要的。教会人这一点的，就是其思维的能力。
人可以学会读和写，但识字并不能教会他该不该给朋友写封信，或者该不该对欺负他的人写个诉状。人可以学会音乐，但音乐并不能教会他什么时候可以唱歌或弹琴，以及什么时候不该做这些事。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只有智慧会指示给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
上帝把智慧赋予了我们，并使我们能够支配我们所必需的一切。他赐给我们智慧的时候，仿佛对我们说：为了让你们能够逃避恶和享受生活的幸福，我在你们身上植入了我自身的神圣成分。我给了你们智慧。如果你们能把它应用于你们所遇到的一切事件，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在通往我给你们指出的道路上，任何东西也不能成为你们的束缚和障碍，你们将永远不会抱怨自己的命运，不会抱怨别人，既不会去指责别人，也不会去对他们阿谀奉承。同样，你们也将不会因我没有给你们更多的东西而责备我。你们能够理智地、宁静而快乐地度过你们的一生，难道对你们来说这还不够吗？
——据爱比克泰德
一句富有哲理的谚语说：“上帝进家，并不敲门。”这就是说，在我们与无限之间不存在挡板，在人与上帝——果和因——之间不存在墙壁。墙壁虽已形成，我们却能被神圣本质的全部力量所开启。只有思想的劳动能保持我们借以与上帝交流的渠道畅通无阻。
——据爱默生（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知音的主要特征是与他们交往愉快，无需对他们作任何解释说明，就可以满怀信心地传达哪怕是说得很含糊的思想。
（《〈童年〉第二稿〈致读者〉（片段）》）
个人的即主观的东西，只有在它充满生机和激情的时候才是美好的。
（《1865年10月7日致阿·阿·费特的信》）
昨天忘了记下席勒的《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和几篇哲理短诗给予我的快乐。前者美在朴素、如画、真挚含蓄的诗意。后者震撼了我并使我铭记在心的是巴多罗买谈到的一个思想：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必须将全部心力集中到一点上去。
（《1854年7月21日日记》）
思想是真理的讴歌，坏的思想则是思虑不完整的想法。
（《阅读圈》）
真理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反对战争。都是因为战争，全世界的人民，成千上万的人们受着某些人物的专横支配，有时甚至是受某一个人的专横支配，不仅奉献了自己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数亿的卢布、马克、法郎、日元，而且奉献了本身，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从地球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的人们，没有任何特别的优越性，主要是谁也没有大权在握，我们试图去斗争，而既然想斗争，那么希望要战胜的就不仅是一个政府的，而是所有政府的庞大力量，这些政府支配着数亿金钱、百万军队，并很了解他们所处的特别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组成政府的人们，依仗着军队——只有战争爆发才发生效用的军队，而我们要与之斗争的正是战争，我们要根除战争。
选择这场力量如此悬殊的斗争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想想掌握在双方手中的手段的性质，并且进行一番比较，那么令人惊讶的不是我们决定了去斗争，而是我们想和什么进行斗争。在他们手里——数亿的金钱、百万驯服的军队，在我们手里——却拥有世上威力最雄厚的唯一武器——真理。
因此，无论我们的力量同对手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胜利依然是不可怀疑的，犹如升起太阳的万丈光芒必定战胜长夜的黑暗。
我们的胜利是不可怀疑的，然而是在一个条件下，即宣传真理，我们将说出全部真理，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没有软弱，这真理是如此简单、如此明朗、如此显而易见、如此确定不移，不仅对基督徒，而且是对所有富于理性的人们，一旦阐明了真理的全部含义，那么人们便不可能再和它分庭抗礼了。
这真理的全部含义在于两个词“戒杀”，这条真理千百年来直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始终就写在我们基督徒所承认的《圣经》上。这真理归结于：人不能也不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以任何理由残杀他人。
这将为所有人接受的真理是如此显豁，如此确定不移，一旦鲜明而确凿地展现在众人面前，那么称之为战争的“恶”，便将完全不复存在。
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这些和平会议的参加者，不旗帜鲜明地宣传真理，确实转而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他们不同程度地减少战争之“恶”或者让其日益减少，那么我们就好比是这样的人，明明手里拿着房门的钥匙，可是偏要破墙而入，而他们也明白自己是无力毁掉这堵厚墙的。
（《为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准备的报告》）
谬误和真理的根源在哪里呢？无论是谬误还是真理，都是由所谓教会传下来的。谬误和真理都包含在传说中，在所谓神话和《圣经》中。
……
教义中存在真理，这我是不怀疑的，但其中有谬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应该找出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区分开来。
（《忏悔录》）
人类的全部生活，包括其全部极为复杂多样而似乎不依赖于道德的活动——国务也好，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商业也好，目的只在于越来越多地阐明、确立、简化和普及道德真理。
（《我属于那样一种人》）
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被证实的东西，等等，这是至理名言。不过，一如这句至理名言，真理可以不用证实，但可以探寻——走近真理一看，便能发现，原来前面已无路，而且脚下就是自己的出发点。
（《1879年1月31日……2月1日致阿·阿·费特的信》）
真善美的情感并不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真善美是一种观念，表现的仅是真善美意义中的和谐关系。谎言也仅是对真理意义中关系的不相适应，绝对的真是没有的。
（《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
最伟大的真理——是最简单的真理。
如果人畏惧真理，对真理视而不见，有意将谎言视为真理，那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真理不会使人变得邪恶或者过于自信。真理的表现形式永远是简洁、谦逊而质朴的。
人不承认真理，往往是由于有人向他提供真理时，那种提供的方式使他感到是一种侮辱。
没有诚实便不可能有善良；没有善良，真理便不可能得到表现。
善良和真理互为条件。
假如是真正的善良人，就永远不会远离真理。
真理只会危及作恶者。行善事者则热爱真理。
思想是对真理的阐释，因此不好的思想不过是考虑不周的思想而已。
真理本身并非美德，但是它是一切善行之必需的条件。
只有谬误才需要人为的支柱，真理通常是不需要依靠什么的。
谬误只能持续一定的时间，真理则是永恒不变的，并且即使经历了所有的攻击、模糊、诡计、诡辩、狡黠规避以及一切的谎言也始终不渝。
应该经常地学做真事、说真话和思考真理。唯有开始学习这样做的人才会懂得，我们离真理是多么遥远。
基督教义的最大真理在于人（上帝之子）与上帝（他的父亲）之间的直接关联。
真理不会让人变得冷酷，或太过自信。表达真理方式是谦卑单纯。
寻求真理：真理会随时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停止做什么。
真理不只是一种欢乐，也是对抗比暴力更强大力量的工具。
如果你知道真理，或是自认知道真理，就应该传达给别人知道，但要尽可能的单纯，并且连你对他们的爱一起传达给对方。
真理不会被怀疑所摧毁，只会因此更加巩固。
要想了解真理，就不能压抑理智。相反的，应该净化理智，多加运用，并理智地尝试与考验可以测试的一切事物。
争论所掩盖的事实，往往比揭露的还多。真正的真理只能在孤独中揭露，当真理揭露时，你会清楚地了解，你可以毋需争议或讨论便可加以接受。
（以上出自《阅读圈》）
对一种学说，哪怕全世界都把它视为真理，也不管它有多么古老，人也应当用理性去检验它，如果它与理性的要求相违背的话，也要勇敢地抛弃它。
那种有关永远服从现有政权、视众人所信奉的一切为真理的学说，是不会被那把自身神圣天性视为真理之最高法官的人所接受的。
信奉那些本身对我们有益、被我们乐于接受并视为真理的东西，这只是孩子也是人类童年的一种自然本性。一个人或整个人类生活得越久，其理性越成熟和确定，他们就会更多地摆脱这种虚伪的观念，即凡是对人有利的就是符合真理的。因此，对每一个人来说也好，对整个人类来说也好，随着生活的进步，他们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运用自己理性的努力和前人的全部智慧，来检验作为信仰的有关真理的理论。
每一种形诸语言的真理，都是一种具有无限影响的力量。
不要以为，只要在那些重大的事件中说真话，做真事就行。说真话，做真事，必须要坚持不懈，哪怕在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要这样。关键不在于因你虚伪而产生的恶是大是小，关键在于，永远也不要用虚伪来败坏自己。
即使生活不符合真理，但毕竟承认真理总好于掩盖真理：我们会根据真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真理，它始终如一，并且不断地揭穿着我们。
我们每个人爱真理都胜于爱谎言，但当事关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却常常宁可信谎言，而不信真理，因为谎言可以为我们龌龊的生活辩解，而真理则揭穿这种生活。
对每一种被人们意识到的、替代以往谬误的真理来说，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即谬误明确存在，而注定要取代它的真理已经展现出来。但那些要么因为谬误对他们有利、要么对谬误已经习以为常的人们，总是尽全力要保留住它。在这个时期，勇敢地宣扬真理就显得格外重要。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不必事事追求真理，因为完全的真理是永远也找不到的，这时，不要相信他们，并且对这样的人要提高警惕。他们不仅是真理的也是你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你要想认识真理，首先就要做到，即使在你寻找真理的时候，也要摆脱种种因将会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获益的想象。
当你意识到别人的虚伪并揭穿他时，往往是令人高兴的，但加倍让人高兴的，是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并揭穿了自己的时候。要努力尽可能经常地为自己获得这种快乐。
无论谎言及其种种邪念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它都会有这一天：谎言已使人痛苦不堪，他已不是在寻求真理，而只是努力摆脱一切与谎言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断折磨着他，为此他转向真理，并只有在真理中才能获得拯救。
谎言在我们自己心中，在他人心中，把上帝遮掩了起来，因此最为珍贵的，莫过于使我们回归真理——对上帝和他人的爱。
真理最明确的标志是简单明了。谎言总是繁复、精巧而连篇累牍。
智慧是世上最伟大的圣物，但也因此而被利用来造成最大的罪孽，即把智慧用于掩盖或者歪曲真理。
不要害怕人们确认的传统习俗被理性所破坏。如果理性不被真理所替代，它就什么也无法毁坏。它的本质就是如此。
不要让你的灵魂和上帝之间存有中介。谁也不会比你和上帝更亲近。
在《圣经》中，在《奥义书》中，在福音书中，在《古兰经》中，在佛祖和孔子的论述中，在斯多葛派的著作中，有许多有益的思想，但最需要、最简明、最亲切的，是离我们最近的宗教思想家们的思想。
人类的宗教意识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纯洁。
矫正生活中现存的罪恶别无选择，只能从揭露宗教谎言和在每个作为个体的人心中确立宗教真理开始。
什么是理性？无论我们判断什么事物，永远只能靠理性。既然如此，我们用什么来判断理性呢？
如果我们判断一切都要靠理性，那么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就无法来判断理性了。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懂得理性，而且肯定无疑地懂得的只有理性，并且大家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理性得知的。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声称无须遵从理性的人。那些人这样说，就如同建议熄灭为我们在黑暗中引路的唯一灯光。
理性给人揭示了生活的内涵和意义。
理性赋予人不是为了教会人爱上帝和他人。这种爱早已植入人的内心，而无需理性。理性赋予人是为了对人指明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而只要人摈弃了谎言，他就能学会他所需的一切。
理性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同一的。人们的交往，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完成他们的共同理性所提出的要求。
上帝赐予我们理性，以使我们献身于它。因此我们必须使理性保持纯洁，使它永远能够区分真理与谎言。
人只有置身于真理之中，才能获得自由。
而揭示真理的只有理性。
当人运用理性来解决有关世界为什么存在及他本人为什么生在世上的问题时，总是会产生某种头晕脑胀的感觉。人的头脑是无法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人被赋予理性不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理性的谬误。理性解决的只是“怎样生活”的问题。回答是明确的：“要让我和所有人都生活得好。这是所有活着的人和我都需要的。这种可能性已赋予了所有活着的人，也通过赋予我的理性赋予了我。”这个决定排除了所有的疑问：原因是什么和目的是什么？
“怎么，难道我们不对吗？必须使人民保持愚昧：瞧一瞧吧，他们是何等的愚钝和野蛮！”
不，人民愚钝和野蛮，乃是因为他们受到野蛮的欺骗。
因此，首先你们要停止野蛮地欺骗人民。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奉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翰福音》12:36）
为了认识真正的宗教，不要像那些伪学说所教给的那样压抑自己的理性，而应当使它保持纯洁和紧张，用它来检验人们给你的一切。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教育
教育事业可以是无益而且最为有害和恶劣的事业，可以是毫无价值的事业，也可以是人们能为之献身的最有益的事业。
当教师墨守学校通行的方针时，教育事业将是最有害的事业。
当教师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现有的方针（这种方针局限于单一地表面和机械地进行算术、语法和正字法教学）时，它将是毫无价值的事业。
当教师尽其所能地引导孩子们相信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的真正道德的信仰和风尚时，它将是最好的事业。
……
是的，当那些还不能想象成年人可能会欺骗他们的孩子，高兴地和信赖地从成年人那里将以真理面目出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不是真理，而且是可能毁掉他们以后全部生活的奸诈的欺骗）纳入自己敏感和诚实的心灵时，如果从事教育的人不竭尽全力去纠正这种可怕的欺骗孩子的恶行的话，那将是莫大的罪孽。这一罪孽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你们，乡村教师们，如果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永恒的宗教真理和真正的基督教道德的原则（它们很容易为孩子们的心灵所接受）灌输给托付于你们的孩子敏感和渴望真理的心灵，那将会是一大罪过。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与民间教师的谈话》）
只要没有广泛的教育平等，也就不会有更好的国家制度。
（《1862年1月26日致瓦·彼·鲍特金的信》）
我们这时代的人实在不能承认异教的自制以及基督教的否定自我乃是良好而理想的品质，相反地，他们认为增添欲念才是良好的，才能提高灵魂的品质。这种见地的明证可以从我们社会中大部分孩子所受的教育中看到。不仅孩子们的训育与异教徒的自制无关，而且与基督徒应受的否定自我的训育无关，孩子们慢慢地被训育成一些没有大丈夫气、体力懒惰以及奢侈的人了。
我很久以来就想写这样一篇童话：有一个女人，为了要报复一个伤害了她的男人，劫走了他的儿子，带着这个孩子去看一个巫婆，请她教她如何最凶恶残忍地将报复施在这偷来的婴儿——仇人的独生子身上，巫婆叫这个女人带这个孩子到她指定的地方去，说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最残酷的报复落在孩子身上。这个坏女人听从了她的话，可是她一看这个孩子已经给一个有钱而无后人的富翁收留了。她跑到巫婆那里去抱怨她，可是巫婆叫她耐着性子等着瞧。孩子在奢侈与没有丈夫气概的环境中长大了。女人心里更不高兴了，可是巫婆还叫她等着瞧。最后，时候到来了，那坏女人不仅满足了，而且对那个受罪的人怜惜起来，他在阔人的奢侈荒淫中长大起来，但因为他本性好，后来却破产了。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的肉体的痛苦、贫穷、卑贱。年轻人对这些又非常敏感，然而他无法与之抗争。心向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他的没有丈夫气的身体，由于惯于奢侈和懒惰，却使他柔弱无能、徒然地挣扎、每况愈下了，只得以纵酒来淹没他自己的思想，终于犯罪，或疯狂，或自杀。
真的，我们一想起今日财主家的孩子们所受的教育，不能不感到恐惧。我们想，只有最残酷的仇敌才会给予孩子们这些弱点以及这些恶德，但现在却由父母灌注，特别是由母亲在灌注给他们。只要你能看见这些孩子的灵魂如何为他们的父母所败坏，你便要惊骇了，但你若看到那结果啊，你更要惊骇了。在他们还不知道道德品性之时，他们已经没有了丈夫气。不仅容忍自制的习惯完全被忽略，相反地，跟斯巴达与一般的古代教育完全背道而驰，自制的品性萎缩了，不仅没有训练他们好好工作，训练他们若要使工作有成就必须具备的品性——如注意力的集中、长劲儿、耐劳、对工作的热情，补救做坏了的一部分工作的能力，对于疲劳的习惯，以及工作完成时的欢乐等——反而习惯了懒惰的生活，并轻视一切工作的成果。他们被教会了损害东西，抛掷东西，被教会了拿钱可以买到他们所幻想的一切，一点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做成的。人被剥夺了得到其他的美德所不可缺少的最初的美德——合乎理性的——学习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在世界上放荡地生活，耳朵里却还听到人们嚷着正义啊、服务人类啊、爱啊，到处在宣扬这些崇高的美德哩。
（《过良好生活的第一步》）
真实就是真实，而不是被证明的东西以及其他等等。这是真理中的真理。但真实，正如同这个真理一样，可以不去证明，而是跟踪探寻——可以接近她并且看到，再往前并且无路可走并且我也会离开它。
（《1871年致费特的信》）
亲爱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您可能记得，我在乡下居住已近3年，管理自己的庄园。今年（从秋天起），除管理庄园外，我还为男女儿童和成人开办了一所学校，愿意就学的都可以入学。我已收了大约50名学生，数目还在增加。学生的成绩和学校在人民中间的声望是出人意料的。万事之道我看不在于知道应当做什么，而在于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的当教师的习惯使得我忘乎所以，竟向您如此认真的证明2× 2＝4，也就是说俄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是国民教育，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这种教育不存在。这种教育从未开始过，而且，如果由政府管理，那么它永远也不会开始。没有国民教育这一点是不能去论证的，假如您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刻走遍全村，去看一看，听一听。为要证明这种教育从未开始，我们也可以马上到学校去，我会请您看看那些以往曾就学于司祭和助祭的识字者。他们全是些无可救药的学生。不应嘲笑识字有益还是无益的争论。这是非常严肃而又令人沮丧的争论，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否定的立场上。识字，也就是读和写，是有害的。他首先读的是斯拉夫信条、《诗篇》、戒律（斯拉夫的），其次是卦书之类。不去实地验证，很难想象这对智力造成的巨大荒芜和对学生精神气质造成的破坏。必须到乡村学校和师范学校去看一看，到那些以政府名义向学校委派教师的师范学校去看一看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比那些不上学的人还蠢还没有道德。要让国民教育实行起来，必须将它交由社会经办。我不准备举英国这个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为例，事情的本质就很说明问题。即使政府放弃一切事务，关闭一切部委（那真是件好事），专心致志于国民教育，即使这样，国民教育事业也未必会成功，因为政府掌握的那套机制会妨碍这件事，而主要是因为政府与国民教育利益相左（实际上这才是政府的唯一利益所在）。社会应当能够成功，因为社会的利益与国民的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因为社会办事业若没有各种强迫手段支持，就会只以人民的需要为准绳，人民的需要将表现为设施的慈善事业成就或经济成就，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将永远是检验社会活动的尺度。不过我似乎又在证明二乘以二等于四。问题只能是有没有教育或受教育的需要。对我来说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我办学半年，在周围地区产生了3所相同的学校，到处同样成功。问题在于，如果向政府提出下列方案，政府会如何表态：
“国民教育协会以在人民中普及教育为宗旨。
协会经费来源为会员缴纳的一百或若干卢布会费、学生缴纳的学费（如果有能力缴纳）、协会出版物获利、捐款……”
至今这个协会由我一个人组成。我绝不是对您说空话：无论这个协会能不能成立，我一定尽我所能，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实现这个计划……不过政府总爱放下钓钩，诱使你详细陈述方案、教程等等，然后说：不行。我可不去上这个钩。我很宝贵我的时间。除了我和哥哥的学校以外，我在写一篇关于教育学的长文，这篇文章不能放在交给政府的方案里。无论批准不批准，我哪怕独自一人也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国民教育协会……其实政府有什么好怕的呢？难道自由学校能教学生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吗？只要我敢于开口说，圣骨不是相当于上帝的圣物，我的学校便不会有人来上学了。
（《1860年3月12日致叶·彼·科瓦列夫斯基的信》）
倘若时光停滞，倘若孩子不是向着多方面生长的话，我们本可以安然达到这一和谐，在我们认为不足之处加以补足，在我们认为多余之处加以剔除。但孩子是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彼此追赶着寻求发展，而我们大都将其生命的这些方面的向前发展视为目的，只顾与发展步调一致，而不顾发展的和谐。这里面隐藏着全部教育理论的一个长期的错误。当理想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们向前看它。人的必然发展非但不是达到我们所怀有的和谐理想的手段，而且是造物主在达到更高和谐理想的途中设置的障碍。
……
孩子的发展并不依赖于一成不变的规则，它是会选择一个目的的。这种发展往往选择错误的目的，是因为通常发生在蹩脚雕刻家身上的事发生在了教育者身上……教育只能使人败坏，而不能使人改善。孩子越是被败坏，就应越少对他进行教育，他所需要的自由就越多……无论孩子的发展怎样不正确，他的身上会永远保留着最初的和谐的特点。还应节制这种发展，至少不去促进它，便可以希望得以哪怕是稍许的接近正确与和谐。然而我们却如此自信，抱着幻想沉浸于成年人的完善而虚假的理想，我们对身边所发生的错误是如此急不可耐，如此相信我们纠正错误的能力，又是如此少的理解和珍惜孩子身上开始的美，却竭尽所能忙不迭地夸大我们遇到的错误，而草率地对孩子进行矫正和教育。一会儿拿一个方面与另一个方面相比，一会儿又把这一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相比。孩子不断发展，离过去已遭泯灭的原型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也越来越不可能达到成人想象中的完美原型。我们的理想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在教导和培养孩子中，不能不考虑到一个简单的因素，即，孩子比我，比每个成年人，距离真善美的和谐理想更近，而我出于自尊竟想去引导他走向这一理想。其实对这种理想的觉悟他比我更强烈。他需求于我的只是和谐而全面充实自己的材料。一旦我给他充分的自由，不再去教导他，他就写出了如此具有诗意盎然的、在俄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作品。
（《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
我们期待于老师的是他能在学生中首先造就深明事理的人，然后是明智的人，最后才是博学多识的人。
这样的方式的好处在于，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学生永远也达不到博学多识，他仍然会从学习中获益并且会成为即使不是为学校教育，那么也是为生活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假如将这一方法颠倒了，在学生尚未具备自己的判断能力之前便给予知识，让他累积了许多借来的学问（那只是被硬塞的，并非与学生共同成长的东西），那么他的精神能力不但毫无长进，反而在自认博学的陶醉状态中腐化。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缺乏判断能力的学者或一些学院出身的人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在处理生活问题时的想法更迂腐。
——康德（《阅读圈》）
在那些富人们中间，孩子如果不是被看作享乐的障碍，就是被看成一个不幸的偶然事件，或者当所生的孩子预先达到一定数目的时候，这就被视为家族的喜事，对这些孩子的教育不是为了让他们肩负起所面临的生活任务，而只是为了他们能带给父母以满足。这些父母教育孩子的大部分情形是这样：他们关心的主要不是让孩子具备人所应有的活动能力，而是（父母们出于对被称为医学的伪科学的信赖）尽可能地多让他们进食，增加他们的身高，让他们长得纯洁、白皙、肥胖、漂亮，因而也就娇嫩无比，情欲强烈。服饰华丽，读书，游艺，音乐，舞蹈，美味佳肴，以及从包装盒上的画面到小说诗歌中所描绘的所有生活情景，更激发了这种情欲，而其后果就是最为龌龊的性恶习和性疾病成为富贵阶层这些不幸的孩子成长的一般条件。
人们在各个阶层中都会遇见智力优越的人，尽管他们常常没有任何学问。天生的智慧几乎可以代替任何一个层次的教育，而不论什么样的教育也无法代替天生的智慧，尽管相对这样的人来说，你在知道诸多事件（历史知识）和推断因果关系（自然科学）方面具有优越性——对一切都能轻易作出正确的评述；但你却无法用这些知识掌握更正确和深奥的方法，来观察那些事件、问题和因果关系。没有学问的人，不用这些丰富的知识，靠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也能应付一切。他所经验的某个事情使他学到的东西，比起一个学者从数千个只是知道，但却不能好好理解的事件中学到的还要多，因为这没有学问的人的少量知识——都是活的知识。
相反的是，一般学者的大量知识都是僵死的，因为这些知识不是些彻头彻尾的空话，就是往往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这些概念只有靠评论者具有的智力和理解力的程度来决定它们的意义。如果评论者的理解力十分低下，那他对这知识的评价也自然很低，正如一个银行，印刷纸币可以十倍地提高其现金总额，但最终它还是要破产的。
——叔本华
只要我们不是从童年起就惯于认为，可以以恶还恶，可以用暴力强迫别人做我们想做的事，则我们就会对此感到莫名其妙：某些人好像故意要让人败坏似的，他们竟可以让人们惯于认为，惩罚和各种暴力都是有益的行为。我们惩罚孩子，为的是让他不敢再做坏事，但我们却用这惩罚本身教给了他，惩罚是有益而公正的。
我们为了孩子的某些坏习气而惩罚他，而对他来说，在这些坏习气中，未必有哪一种比我们以惩罚本身教给他的这种坏习气更为有害。“我受了惩罚，惩罚一定是件好事。”孩子会在心里这样说，而此后一遇到机会他就会如法炮制。
有关惩罚合理的学说，不仅过去和现在都无助于对孩子的良好教育，而且也无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树立所有相信来世惩罚的人们的道德观，在过去和现在它只能造成不计其数的不幸：它使儿童变得心肠冷酷，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疏远，使之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美德基础，并以地狱的允诺使人们腐化堕落。
人们不相信以善报恶而非以恶报恶的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不以恶还恶，他们整个的生活就会陷于混乱。
在所有传播伪信仰的手段中，最残酷的是把伪信仰传授给儿童。其做法就是，当孩子问那些先他出生并有可能知道前人智慧的大人们，这个世界及其生命究竟是什么，人与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时，他得到的回答不是这些大人所想的和知道的，而是生活在几千年之前的人们有过的想法，是已经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也不可能相信的那些东西。孩子得到的不是他所需求的和必要的精神食粮，而是毁坏他精神健康的毒药，而要逃避这种毒药的危害，他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巨大的痛苦。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女性
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妇女的尊严就在于理解自己的使命。理解了自己的使命的妇女不可能把自己局限于生蛋。她越是深入理解，这一使命便越能占有她的全部身心，而且被她感到难以穷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对此不能理解的只是那些瞎了眼而看不见的人。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是完美。
“可是，亲爱的伯爵，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教养有素的孩子，而他们的母亲是社会的骄傲呢？为什么有思想、有文化修养的妇女能像为了照看幼儿而抛弃了科学和艺术的妇女一样教育好孩子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向人们裸露肩背和写作文章的母亲的孩子和来不及梳洗打扮的母亲的孩子一样，无论在体力上或道德方面，穿着打扮上都很好。但我们看不到一些已经死去和还活着的孩子，我们无法比较这些孩子身上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不能以希腊语法、外语和舞蹈的知识来衡量的。
这些精神力量永远在那些不与僧侣打交道，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用脂粉涂抹裸露的胸脯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边。
……
母亲积极地爱，爱得越深，孩子便越美好。
我从伟人的传记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实例说明，哪个伟人不是母亲的宠儿。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女子的使命，除了做妻子以外，主要是做母亲，而要做母亲，不是简单生儿育女，而是必须发展自己。
（《1856年11月23日致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的信》）
做母亲不是妇女的最高使命。
（《1910年9月15日日记》）
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手谕》[45]，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正如我先前已经提到的，《手谕》中随处可见两个对立的出发点，一个是革命精神，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它的影响之下；一个是专制主义精神，女皇的虚荣心使她不能放弃后者。虽然她意识到前者的优势，但《手谕》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后者。她把多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拿来的共和思想当作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工具，但是多半不成功。因此我们在她的手谕中常常碰到一些需要加以证明的思想。如果没有证明，这些与最专制的思想并存的共和思想，而且多为结论，完全不合逻辑。
这《手谕》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头脑想出来的，她虽然有伟大的智慧、崇高的感情、对真理的爱，仍旧压不住自己浅薄的虚荣心，正是虚荣心使她的伟大品格黯然失色。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浅薄多于切实，俏皮多于理性，虚荣心多于对真理的爱，最后，爱自己胜于爱人民。最后这个倾向表现在整个《手谕》中，我们只看到有关公法，即国家关系（作为国家代表的她本人的关系）的决定，而没有看到有关民法，即个别国民的关系的决定。最后我要说，这《手谕》给叶卡捷琳娜带来的荣誉多于给俄国带来的利益。
（《1847年3月24日日记》）
我带着很大的满足读了您论妇女的文章[46]，我对文章的结论举双手赞成。但我认为，您对无性妇女所做的一个让步有损于文章的整体。这样的女性是不存在的，正如没有4条腿的人一样。失去生育能力的妇女和未找到丈夫的妇女仍然是妇女，如果我们谈的不是穆勒等人允诺将要建成的那种人类社会，而是由于不被他们所承认的某个人的过错而始终存在的那种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任何必要去为失去生育能力和未找到丈夫的妇女去设想出路：对这些未进事务所、讲台、电报局供职的妇女，一向都是供不应求。还有接生婆、保姆、女管家、妓女。没有人怀疑接生婆的必要和短缺的现实，任何一个不愿放纵肉体与灵魂的无家庭妇女都不会寻求上讲台，更适合的是去帮助产妇。还有保姆——这里指民间最宽泛的含义。姑姨、祖母、姐妹，都是可成为家庭中最受敬重的保姆。除了雇佣的以外，哪个家庭中没有这样的保姆呢？有这种保姆的家庭和孩子是幸福的。那些不想放纵灵魂和肉体的妇女不会选择电报局的办事处，而总是要选择这种使命——甚至不是选择，而是无意中自然进入这一轨道的，并抱着有所作为的意识和爱心在这一轨道上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至于雇佣的保姆我就不谈了，因为我们常常是从瑞士、英国和德国延聘她们的。
关于女管家，除了雇佣的以外，我所指的又是岳母、母亲、姐妹、没孩子的妻子等。这是女性的又一项最为有益而可敬的使命。不知为什么，为了让妇女更为可敬，就要把为别人发电报或写汇报材料看得比照管家产及家庭成员健康更高一筹。
您或许会感到奇怪，我在这些可敬的称呼中还列上了不幸的……[47]我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不是我希望这样，而是根据一直存在的现实。这些不幸的人始终都存在着。我想，如果认为，上帝这样安排是错的，而基督宽恕了她们其中的一个更是错的——那么这种想法就是渎神的和荒谬的。我考察的只是现存的东西，并尽力搞清它存在的原因。我们从欧洲延聘这一类妇女，就向我们证明了她们是适应需要的；至于她们为什么是必需的，只要我们承认一直存在的事实和人类只在家庭中发展这一点，对此就不难理解了。家庭只有在最原始的简朴生活方式下才能无须抹大拉的马利亚[48]相助而得以维持，就像我们在偏远地区和一些小村落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只要出现大的聚居区，如大村庄、小城镇、大都市，她们就会出现，而且总是与聚居区的规模相适应。只有从不出家门的农民，才可能从年轻时结婚起一直与自己的妻子互相保持忠贞，但在复杂的生活形态中，我认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是就总体而言）。执掌着世界的那些律法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能制止人口集中和发展吗？这又与其他目的相抵牾。允许自由地变换妻子和丈夫（如自由主义空谈家想要做的那样）——这也不符合天意的目的，其理由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会破坏家庭。因此按照力的简省法则便出现了折中的形式——抹大拉的马利亚，以适应生活的复杂化。请想象一下，伦敦没有了那8万抹大拉的马利亚会是什么情形。众多的家庭会怎么样？大多数的妻女能够保持贞操吗？人们所如此乐于遵守的道德法则又会怎样呢？在我看来，在今天复杂的生活形态下，对于家庭来说，这一阶层的妇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不认为社会体制是像穆勒们所想的那样按照某些傻瓜和恶棍的意志所建立的，而是按照一种我们所难以领悟的意志建立的，那么我们就将清楚地认识到无家庭妇女在其中所占的地位。
他们是以高傲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即希望表明，他们将建立一个比现存世界更好的世界，而从这一观点来看问题就将一无所见；但只要从现存事物的角度去看，一切都会表露无遗。他们有关妇女的问题谈得很好。妇女最主要的使命仍然是生育、教养和哺育孩子。米什莱[49]说得好，世上只有女人存在，而男人是le male de la femme[50]。请看一下这个履行其直接责任的女人。凡与女人一起生活过、爱过她的人都清楚，这个女人有10—15年的时间可以生育，有一个时期往往是她负担最为沉重的。她怀胎或者哺乳；对大一点的孩子必须要给以教导，穿衣，吃饭，看病，接受教育，丈夫，同时还有必须保持正常的情欲冲动，因为她必须要生育。这个时期的女人往往处在一团忙乱之中，她必须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强大精力，除非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这就像我们北方的庄稼汉在3个月夏收中的情形一样。请想象一下处于这个时期的女人，假如她陷入一群没有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未婚公狗的引诱之中，情况会怎样？更主要的是，请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其他家庭妇女如姐妹、母亲、姑姨、保姆帮助的女人，情形会怎样？哪里有在这个时期独自承担一切的女人？可见，无家庭妇女还需要什么其他的使命吗？即使她们都分散开来去做助产妇，还是显得不够，仍然会出现孩子因照看不周而死亡、因照看不周而营养不良和教育失当的事。
（《1870年3月19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在《民数记》中有一个含义深刻的故事，讲摩押王巴勒邀请巴兰，让他来诅咒大兵压境的以色列人。巴勒为此允诺给巴兰许多礼物，于是巴兰经不住诱惑，便来见巴勒，但在路上被一个天使挡住，驴子看见了天使，但巴兰看不见。尽管中途受阻，巴兰还是来到巴勒这里，与他登上山头，山上已准备好祭坛和宰好的牛犊肥羊以行诅咒。巴勒等着诅咒仪式开始，但巴兰并没有诅咒，而是为以色列人祝福起来。
第23章（11）:“巴勒对巴兰说：你为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12）巴兰回答说：主传给我的话，我能不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么？
（13）巴勒对他说：你同我往别处去……从那里咒诅他们。”
于是领他换了一个地方，那里也准备好了牺牲品。
但巴兰还是没有诅咒，而是祝福。
换到第三个地方还是如此。
第24章（10）:“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了一下手，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
（11）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到尊荣，但主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这样，巴兰没有得到礼物就离开了，因为他没有诅咒，反而为巴勒的仇敌祝福。
巴兰所遇到的这种情况也常常出现在那些真正的诗人艺术家身上。诗人经不起巴勒的允诺——名望的诱惑，或者沉迷于自己受到蛊惑的虚假观念，而竟至看不到连驴子也看得到的拦阻他的天使，结果想要去诅咒，反而做了祝福。
当真正的诗人艺术家契诃夫在写这篇杰出的小说《宝贝儿》时，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显然，作者想要嘲笑《宝贝儿》中的女子，他凭推理（而不是凭感情）认定她是个可怜的家伙，一会儿和库金去操心他的剧院，一会儿又去关照木材买卖的获益，一会儿受兽医的影响把与家畜结核病斗争视为头等大事，最后又埋头于那个戴大制帽的中学生提出的种种语法问题和趣事。库金的姓氏可笑，就连他的病和他的讣闻电报也可笑，老成持重的木材商人可笑，兽医可笑，男孩子也可笑，但“宝贝儿”的心灵并不可笑，而是神圣的、令人惊异的，因为她能够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
我想，作者在写《宝贝儿》时，对于新女性从推理上而不是在感情上抱有模糊的观念，如对于她们与男子有平等权利、有修养有学识、在为造福社会而独立工作上即使不胜于男子但也并不逊色，尤其是对于提出并主张妇女问题的女性等方面的理解，都是如此。所以他在开始写《宝贝儿》的时候，想要表明的是，女性不应是怎样的。社会舆论的巴勒邀请契诃夫诅咒软弱、温驯、忠实于男人而没有修养的女人，于是契诃夫上了山，牛犊肥羊都已献上，但这诗人一张口说话却是祝福他想要诅咒的。尽管作品整体上有着巧妙而欢快的喜剧性，但至少说，我在读这个令人惊叹的小说的某些段落时，却不能不为之下泪。小说中令我感动的是，她以完全的献身精神去爱库金和库金所爱的一切，同样地去爱木材商，同样地去爱兽医，更令我感动的是，当只剩下她一个人而无人可去爱时，她是那样的痛苦，最后他又以全部女性情感和母爱（这是她未曾直接体验的）的力量把无限的爱倾注在属于未来的人，即那个戴大制帽的中学生身上。
作者让她去爱可笑的库金、微不足道的木材商和讨厌的兽医，但爱总归是神圣的，不管爱的对象是库金，还是斯宾诺莎、帕斯卡或席勒，也不管是像“宝贝儿”那样所爱对象不停变换，还是爱上一个对象而终生不渝。
很久以前，我偶然在《新时报》上读到阿特先生论妇女的一篇出色的小品文。作者在这篇小品文中阐发了他关于妇女的极为睿智而深刻的思想。他说：“女人们极力向我们证明，我们男人能做的一切，她们也能做。对此我不仅没有异议，”作者说道，“而且欣然赞同，女人能够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甚至或许做得还要好，但不幸的是，女人所能做的事，男人甚至连与之相仿的事也丝毫做不到。”
的确，事情无疑正是这样，这里涉及的不仅是生育、哺乳和孩子的早期教育问题，而是男人不能从事那种崇高、美好、最大限度地使人靠近上帝的事业——爱的事业，为所爱的人献出一切的事业，而那些优秀的女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出色而自然地从事着这些事业。假如妇女们不具备这种品性，假如她们不表现出这一品性，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男人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女性的医生、电报员、律师、学者、作家，我们都能应付，但如果没有母亲、女助手、伴侣，没有爱男人身上所有美好品质并以潜在的影响力唤醒和鼓励他们这些美好品质的安慰者，没有这些女性，世上的生活将会一团糟。假如基督没有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51]，假如阿西西的方济各[52]没有克拉拉，假如在苦役场没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假如反仪式派[53]没有他们的妻子支持他们为真理而经受苦难（而不是阻止他们），假如酒鬼、懦夫、放荡之徒以及那些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爱的抚慰的人们没有成千上万默默无闻、极为优秀的（凡默默无闻者都是如此）妇女——安慰者，情形同样会一团糟。在这种爱中，不管是对库金的爱还是对基督的爱，都体现着女性最主要的、伟大的、无可替代的力量。
全部所谓的妇女问题，竟像任何一种庸俗的事必然会导致的情形一样，把大多数妇女甚至男人都卷了进去，这是何等令人惊异的错位啊！
“女人们想要完善自我”——有什么比这更合理、更正当的事呢？
但是，就女性的天职来说，她们的事业有别于男人的事业。因此，女性完善自我的理想不可能与男人的理想一样。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个理想是什么样的，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它与男人自我完善的理想不同。然而，如今令妇女们惶恐莫名的时髦运动的所有可笑而恶劣的行为，却都是要达到这种男人的理想。
恐怕契诃夫写《宝贝儿》时就是受了这种错误见解的影响。
他就像巴兰一样，一心要去诅咒，但诗的上帝却制止了他，吩咐他去祝福，于是他做了祝福，不由自主给这个可爱的女子罩上奇妙的光芒，而她就成为一种永久的典范，告诉人们妇女为了获得最大的幸福，同时为了给那些与她命运与共的人带来幸福，她能够怎样去做。
这篇小说之所以如此美妙，正因为是无意中写出来。
我曾在通常举行阅兵式的驯马场上学骑自行车。驯马场的另一头，有一位太太也在学骑车。我心想我别妨碍了这位太太，眼睛就看着她。而一旦盯着她，我就不由自主越来越靠近她，结果尽管她注意到有危险，急忙闪避，我还是撞到她，使她摔倒在地。也就是说，我做了与我的意愿完全相反的事，就是因为我过于关注于她。
契诃夫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不过相反：他想要摔倒“宝贝儿”，于是以诗人的目光紧紧地盯住她，结果是抬高了她。
（《契诃夫短篇小说〈宝贝儿〉跋》）
无法让家庭保持良好状况的主妇是不幸福的；这样的女人到哪里都不可能是幸福的。
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就是认为烹饪、裁缝、洗衣、育儿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女人的工作，男人做这些事是可耻的。但事实上这样想的男人才真正是可耻的。当疲倦的、病弱的、怀孕的女人正付出有限的力量在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的时候，男人却在为无聊的事情消磨时间，或游手好闲，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在基本的生活使命上说，女性与男性没有区别。这个使命就是服务上帝。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服务方式的不同。尽管女性的使命与男性的使命并无二致，都是通过爱的方式来完成服务上帝的任务，但在大多数女性那里，这种服务方式却比男性更为明确。这种方式就是：通过爱哺育和培养一代又一代上帝事业的奉献者。
温柔而简短的谈吐是女性的最佳修饰。
你在大都市里去看一看那些高档商店里出售的东西，动辄数百万的，乃是数百万劳动者用以血汗为代价的沉重劳动生产出来的。所有这些供女性使用的奢华物品，却本是并不必要的东西。如果女性都能明白，造成她们轻浮而不必要的奢华的，正是这种恶，那该有多好啊！
不是丈夫挑选妻子，而是妻子挑选丈夫。为了替孩子寻得好父亲，女人必须能够明辨善恶。这个知识是女性首先应当学会的。
把全部天赋的母性自我牺牲的力量都献给服务上帝，也就是把爱施予他人——这样的真正贞洁的姑娘，才是人类最美好和最幸福的人。
自我牺牲对女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自私则是女人最令人不快的缺点。
无论女性或男性，所要遵守的道德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性同样都要遵守节制、正义和善。不过在女性方面，这些德性将带来一种独特的美。
男性和女性一样都要走向完美之路，那也就是爱的完成。如果男性对爱的思考与反省上有胜过女性的地方，那么女性则常常以建立在爱之上的自我牺牲胜过男性。
（以上出自《阅读圈》）
那些相信上帝造世的人常常会问：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人，却叫他们注定去做下罪孽，他们不能不去犯罪吗？问这样的问题，就等于问：为什么上帝创造了母亲，为了让她们有孩子，一定要让她们受苦呢，要分娩、哺乳、教养孩子呢？如果上帝一下子把完好的孩子送给母亲们，无须分娩，无须哺乳，无须劳作、操心、担惊受怕，那不是更省事吗？没有一个母亲会这样问，因为孩子之所以对她们是宝贵的，是因为有了痛苦的分娩、哺乳、培养，对孩子们的操劳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人的生活也是如此：罪孽、邪念和迷信，与之斗争并战胜它们，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快乐所在。
为了清楚地理解基督教徒生活中的全部猥亵和反基督行为，只要想一下这种到处可见的现象就足够了：那些靠淫乱为生的女人是由各级政府所纵容，并加以妥善安置的。
在富人们中间流行着一种由伪科学所认证的观念，即性关系对于健康是必不可少的，而由于婚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实现的，所以那种不把男人束缚于某种责任的、超出于夫妻关系的性关系，除了金钱交易的，都是完全自然而然的事。这种观念是如此的普遍和坚定，使得父母们照着医生的建议去为孩子安排淫乱的活动；而那专事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呢，就去组织淫乱活动，即允许这样的一类女人存在——为了满足男人的淫欲而担负起在肉体和灵魂上都葬送自己的责任。
人们已习惯于这样想：做饭、洗衣服、看孩子都是女人的事，男人做这些事是可耻的。然而恰恰相反，男人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悠闲自在，为一些琐事消磨时光，甚至当劳累的往往也是衰弱的、带着身孕的女人在费力地做饭、洗衣物、照看孩子的时候，他们却无所事事。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
儿童
在孩子们身上存在着实现一切伟业的可能性。
为什么孩子比很多大人具有更高的德性呢？那是因为孩子的智慧不会因迷信、诱惑、罪孽而被歪曲；在他们走向完美的道路上畅通无阻，但对成人而言，却有罪孽、诱惑和迷信在前面阻隔。
孩子只是生活，而成人却要争斗。
假如没有天真无邪的、具有一切到达完美之可能性的孩子不断出生，世界会变得多么可怕啊。
单纯总是富于魅力的。儿童与动物的魅力便由此而来。
有什么时光比童年更美好，有什么美德胜过纯真的欢愉，以及爱的需要？这是最纯粹的生命表现。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特别是儿童，切莫破坏他灵魂中的纯真。
童年是形成基本信念的时期，所以，最重要的教育就是选择应该说服他们相信的东西。
谈话与推论的影响还不如真实范例的千分之一，如果儿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所有做事做人的教训便都徒劳无功。
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过适度和简朴的生活，教导他们热爱劳动和心地善良。但是，当孩子们看到的是，父母只重奢华，挥霍无度，好逸恶劳，周围是贫困的人群而自己的生活却极尽豪奢，那还怎么能完成上述对孩子的教育呢。
对儿童全部的道德教育就是给他们提供善的榜样。你自己要过善的生活，至少要努力过善的生活，在这种善的生活中你达到的程度越高，对孩子的教育越好。
（以上出自《阅读圈》）
过真正生活的，首先是孩子，他们刚踏入生活，还不知道时间。他们总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受时间的幻觉的支配。到了老年，这幻觉渐渐减弱，时间似乎过得更快了，最后，老人渐渐进入无时间的生活。所以孩子和老人在最大程度上过着真正的生活。而有性生活的人更多的是为真正的生活准备材料。
（《1907年4月30日日记》）
培养、教育、发展，或者任意想如何去影响孩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或者其实就有着一个不自觉的目的：使真善美的意义达到最大限度的和谐。倘若时光停滞，倘若孩子不是向着多方面生长的话，我们本可以安然达到这一和谐，在我们认为不足之处加以补足，在我们认为多余之处加以剔除。但孩子是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彼此追赶着寻求发展，而我们大都将其生命的这些方面的向前发展视为目的，只顾与发展步调一致，而不顾发展的和谐。这里面隐藏着全部教育理论的一个长期的错误。当理想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们向前看它。人的必然发展非但不是达到我们所怀有的和谐理想的手段，而且是造物主在达到更高和谐理想的途中设置的障碍。在这一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包含着我们祖先品尝的善恶树之果的意义。一个健康的孩子降生到世上，与我们所抱有的对真善美的绝对和谐要求是相适应的；他更近于那些非灵性的存在——植物、动物、大自然，这些东西始终向我们展示着我们所寻求和期望的真善美。在所有时代所有人的心目中，孩子从来就是天真无邪的，是真善美的化身。人完美地降生——这是卢梭说的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话乃是像磐石一样坚固的真理。人一旦降生，就成为真善美和谐的一个原型。然而生活中每时每刻，他降生时所处的那种完美和谐的关系不断扩大其时空与数量，而每向前走一步，这种和谐都有被破坏的危险，此后每走一步，每一个时刻，都会有新的遭到破坏的危险，而使人丧失希望去重建这被破坏的和谐。
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忽视了儿童期和谐的原型这一事实；孩子的发展并不依赖于一成不变的规则，它是会选择一个目的的。这种发展往往选择错误的目的，是因为通常发生在蹩脚雕刻家身上的事发生在了教育者身上。
他们不是尽力抑制某些部分的过度增长或者抑制总体的发展，以等待新的时机来消除已发生的错误，他们像蹩脚的雕刻家那样，不是刮去多余的部分，而是往上越黏越多——那些教育者就是这样，他们努力做的仿佛就是一点，即让发展进程不断地继续下去，即使他们考虑到了和谐的问题，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他们始终是尽力去寻求我们所未知的未来的原型，而避开现在和过去的原型。无论孩子的发展怎样不正确，他的身上会永远保留着最初的和谐的特点。还应节制这种发展，至少不去促进它，便可以希望得以哪怕是稍许地接近正确与和谐。然而我们却如此自信，抱着幻想沉浸于成年人的完善而虚假的理想，我们对身边所发生的错误是如此急不可耐，如此相信我们纠正错误的能力，又是如此少地理解和珍惜孩子身上开始的美，却竭尽所能忙不迭地夸大我们遇到的错误，而草率地对孩子进行矫正和教育。一会儿拿一个方面与另一个方面相比，一会儿又把这一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相比。孩子不断发展，离过去已遭泯灭的原型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也越来越不可能达到成人想象中的完美原型。我们的理想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教育只能使人败坏，而不能使人改善。孩子越是被败坏，就应越少对他进行教育，他所需要的自由就越多。
在教导和培养孩子中，不能不考虑到一个简单的因素，即孩子比我，比每个成年人，距离真善美的和谐理想更近，而我出于自尊竟想去引导他走向这一理想。其实对这种理想的觉悟他比我更强烈。他需求于我的只是和谐而全面充实自己的材料。一旦我给他充分的自由，不再去教导他，他就写出了如此具有诗意盎然的、在俄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作品。因此，依我之见，我们无法教孩子特别是农民的孩子写作，特别是诗意的写作。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教他们去从事写作。
如果可以把我为达到这一点所做的事称为手法的话，那么这些手法有如下几种：
1）提供多样化的、有极大选择余地的题目，不要自己去为孩子们杜撰，而要提供最为严肃也是教师本人最感兴趣的题目。
2）给孩子们朗读孩子们的作文，并且只能以孩子们的作文为范例，因为孩子的作文都比成年人的作文更合理、更优雅、更有道德感。
3）（尤为重要）在批改孩子们的作文时，永远也不要提醒他们注意练习本的整洁，或者书法的工整，或者拼写的正确，最主要的是，不要提醒他们注意句子结构和逻辑。
4）因此，写作的难点不在篇幅或容量，而在于题目的艺术性，题目的循序渐进不是体现在篇幅的变化，也不是内容的改换，也不是语言，而在于整体的机制，这包括：第一，从大量可供选择的思想和形象中挑选出一个；第二，为这一思想或形象选择词语来容纳它；第三，记住它并为它寻找一个发生地点；第四，要记住所写的东西，不要再重复，一点也不要遗漏，要善于前后衔接；第五，最后一点，做到同时边想边写，互不干扰。抱着这个目的我所做的是：开头我先把这一工作的某些方面自己承担起来，逐渐把全部工作转交给他们掌管。我先为他们从那些可供选择的思想和形象中挑选出我认为好的，记住它，指定发生地点，查看已经写过的以避免重复，于是我来写，而只让他们用言辞讲出这些形象和思想；然后我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再查看已写过的，最后，就像写《大兵的生活》那样，他们自己承担起全部写作过程。
（《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
孩子比成年人更睿智。小孩不分辨人们的称谓，而是用全副的灵魂去感受人人身上存在的、对他和所有人来说都是同一的东西。
你们真不幸，尘世的人们啊！在你们的头顶脚边，身左身右，相伴着忧伤和焦虑，你们自己对自己便是谜。如果不像孩子那样成为快乐和有爱心的人，这样的谜你们将永难解破。只有快乐而有爱心，你们才会认识我，认识了我，才会认识自我，进而你们才会掌握自我。
只有以自己的灵魂来看世界，你们才会常常感到幸福，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你们自己的内心。
——佛教《经集》[54]
儿童对罪孽还不熟悉，任何罪孽都会遭到他们反对。成年人已经堕入邪念之中，犯了罪孽而无从察觉。
意识不到在自身存在着与上帝及所有生命共有的灵魂，才会无罪。动物、植物便是这样，它们无罪。
人能意识到自己与动物和上帝同时归于一体，所以他不可能是无罪的。我们说儿童是无罪的，这是不正确的。孩子也并非无罪。在他们身上比成年人较少罪孽而已，但他们已有肉体罪孽。过着纯粹神圣生活的人同样也并非无罪。在圣人身上罪孽较少，但罪孽还是有的——没有罪孽，就没有生活。
一个孩子遇到另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哪个阶级，什么信仰，哪个民族，他们都会发出善意的、满含喜悦的微笑。而成年人呢，他们肯定比孩子更有理性，但当他们与别人交往时，先要在脑子里想象一下，那个人是哪个阶级的，什么信仰，哪个民族，并视其阶级、信仰、民族而决定与之交往的方式。无怪乎基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那样。
没有人像孩子那样在生活中实现着真正的平等。而成年人却犯了何等的罪孽啊，他们破坏了孩子们这种神圣情感，教给他们说，世上有国王、富人、名人，对这些人必须要恭敬相待，世上还有仆人、劳动者、乞丐，对这些人却只能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谁引诱了这唯一信我的小孩子……”[55]
不要相信无法做到人人平等或者它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可能实现的说法。要向孩子学习。就在此刻，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平等待人，为此不需要任何法律条文。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可以做到与你遇到的所有人建立平等关系。不要对那些你认为位高权重的人表示出过分的尊敬，最主要的是，要把对你认为地位低下的小人物的尊敬，也同样地用于所有的人。
基督昭示给人们说，他们每时每刻都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因为在他们所有人身上存在着同一的灵魂。但自古以来人们就把自己分成皇帝、权贵、财主和劳动者、穷人，尽管他们知道，他们都是平等的，但还是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一样地生活，并且扬言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不要相信这些话。要向孩子学习。一个小孩尊敬皇帝，与他尊敬一个普通人别无二致。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去做人。对所有人都要待之以爱和亲情，对所有人都平等相待。如果有人要提高自己，对他们就不要比别人表示更多的尊敬。如果有人要贬低别人，那你对这被贬低的人就要努力表示格外的尊敬，像对与其他所有人都平等的人一样。要记住，在所有人身上都同样存在着上帝的灵魂，除此之外，我们不知还有更高贵的东西。
摆脱肉体私欲的主要困难是，肉体私欲是生活的一种必要条件。人在童年的时候它是必要的，自然而然的，但随着理性的显现，它就应逐渐减少，最终消失。
孩子不会为私欲而感到良知的谴责，但当理性显现出来的时候，私欲对人本身来说就成为一个负担；随着生活的进展，私欲就越来越淡薄，而当死期临近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消失。
（以上出自《生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