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
耄耋之年，有机会将刚完成的一部新作和选出两部主要的旧作整理或修改，出版三卷本的作者著作集，作为个人大半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回顾和总结自己求学求知的历程，感慨万千。
作者于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工作，主要担任译员。1958年，这个机构升格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年，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率领的中国艺术团访问日本，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人文景观，置身于日本文化氛围中，心中不由地涌起一种新鲜感。回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当过领导的机要秘书，然后长期从事职能部门的日本文化调研工作。在时任领导、著名诗人、日本俳句研究家和翻译家林林同志的亲切鼓励和指导下，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和翻译。但是，在那个年代，尽管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尽管你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并受到领导的表扬，有时还是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搞自留地”，“走白专道路”。尤其是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更会被作为“追求成名成家”而加以批评。林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我的支持，让我迈出了求学求知的第一步，为其后从事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打下初步的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
在那个空前大劫难的年代，我正处于青壮年时期，1969年全家四口人被一锅端，下放河南农村体力劳动改造三年，失去了很多，却寻回了最重要的失去——自我，逐步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心弃政从文，弃仕从学。回到北京以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学做选题，做编书，与译者交流，开始学习翻译一些中长篇小说，为我其后翻译日本文学铺垫了一条新路。历史性的灾难刚结束，编辑之余，我首先选择了川端康成这个在当时来说难度较大的作家，作为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切入点，试图打破迄今只翻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既成局面。《雪国》译毕，险些胎死腹中。几经周折出版之后，遭人撰文指责“《雪国》是描写五等妓女”，译介《雪国》是“嗜痂成癖”。我没有气馁，而且得到从名家到普通读者来函或撰文热情鼓励。曹禺先生来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刘白羽先生也多次来函或著文盛赞川端康成文学之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天虽然阴沉，但你们送给我的成堆贵著，在我的心灵里却闪耀辉煌，我摆在沙发前书几头，这是美的大山，这是你们二位的心血之铸，我如获至宝。”他们鼓励我在学问上为求真求实不断努力，我继续翻译了川端康成的系列作品和撰写了《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修订版《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等。现在回头来看，当年谁会料到拙译川端康成的《雪国》，于2002年被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而且是必读书目中唯一一部日本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几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拙译本，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对学术真实的执着结果，更是在于时代的进步，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文化和文学的进步。
在出版社工作时，由于种种原因，几位资深编辑要求调离，我这个新编辑也在其中。当时胡耀邦同志主政，对高职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并制定了新政策。时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向我透露此事，间接表达对我要求离职的理解。我的愿望也由此得到了实现。其中三人分别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我也有幸，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同志不嫌弃我这个五旬有余的老人，接纳了我，让我兼及研究日本文化，并两次征询我的意见，让我担任社会文化室主任，我自觉不是当“官”的料，既已下决心从文、从学，就接受了前者，而婉谢了何老的后者好意，以“寡欲勤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上，进入了前半生曾苦苦追求的学术理想之境。
何老的指点，让我兼及研究日本文化，扩大了我研究日本文学的视野。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我国学界提出了“更新文学观念”和“重写文学史”、“重写学术史”的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借此良机，积极学习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理论以及相关边缘学科的知识，重新整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图书目录和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还进行一些中期研究课题，撰著了《日本文学思潮史》，与月梅合著了《日本人的美意识》，并为撰写《日本文学史》做着前中期的准备工作。
在这个时候，一家出版社来约稿，我们提出几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三岛由纪夫的《春雪》。因为写《日本文学史》现当代文学部分，三岛由纪夫其人其文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在“文革”期间提供当时第一夫人御览的《文艺专辑》，将三岛由纪夫定性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加速复活的反动作家、右翼法西斯分子”，他的作品是“贯穿着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是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复活的一个侧面。”虽然我们当时手头掌握的资料有限，但从他的《春雪》等作品来看，对这个结论是存疑的。不过，提出翻译《春雪》这个选题，我们也有所顾虑，曾与林林同志商量过，林老让我们不要带这个头。我们将此意见坦承告诉了出版社。幸好出版社层层请示，最后获得时任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高层领导批准，《春雪》终于由月梅翻译，三岛由纪夫小说终于第一次得以在我国公开出版发行，与我国读者见面了。
1989年之后，我退休了，但仍坚持走我的独立求学之路。1991-1992年访美、日两年期间，我们进一步广泛地搜集日本文学史的有关文献，与日本作家、文学史家对文学史的写作深入交换意见，同时也掌握了三岛由纪夫的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后，不能认同《文艺专辑》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上述定位，于是我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就这位作家的精神结构的双重性和文学作品的复杂性论述了我的观点，还主编了“三岛由纪夫文集”（全10卷）、月梅撰写出版了《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以供读者重新辨析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此时，有人指责我们搞“三岛热”，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公开攻击我们“没有民族感情”，甚至以非学术的手段引来外力干预我们召开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研讨会”，以及发生某部门时任某副部长个人大笔一挥责令停止发行经过主管部门合法审定出版的“三岛由纪夫文集”的非常事态。于是，我将研讨会的论文合集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研究》，再主编一套全新的“三岛由纪夫作品集”（全10卷），经过主管部门同意后出版了，以便让学界和读者更多、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进行学术探讨乃至学术争鸣。通过这些事，使我们懂得做学问贵在坚持，贵在迎难而上，贵在不懈地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追求学术的真理。
1993年，受到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给予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在突破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个难点——一个在伦理观念上，一个在政治观念上——总结研究日本文学及其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与月梅准备了多年的《日本文学史》（全六卷）进入写作阶段，经由中国社科院推荐，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和“十五”规划项目。从此这个课题前后花费了整整十年的功夫最终完成，收入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于2004年出版，获得国内外学界的积极评价。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主编刘烜同志著文评价说：“叶渭渠、唐月梅教授的《日本文学史》（全六卷）是国内最有规模，在学术上有总结性、奠基性的著作”。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称赞“其贡献是不可估量的”。这部《日本文学史》荣获第二届中国社科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日本文学史》和此前出版的《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化史》（图文本）、《20世纪日本文学史》等多部论著，被20多所大学有关院系（包括台湾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列为考研必读参考书。2007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排名外国文学学科论文引用前10名作者中，愚排列第6名。这些过高的评价和奖励，对我是极大的激励和鞭策，让我更不敢怠慢，更有信心地继续焕发迟暮的学术活力。
今年八旬的我，刚刚完成我院老年科研基金项目《日本文化通史》，就着手整理旧作《日本文学思潮史》和修订编录《日本小说史》，筹划出版三卷本著作集作为我一生求学的纪念，也作为报答何方老所长给我求学机遇的恩情，以及献给社会和读者的一份学情。我们研究所新任所长李薇同志闻知我的这个意愿之后，在上任交接工作的百忙之中，还为促成出版这套三卷本著作集操心，付出巨大的智慧和精力，获得了我院老干部工作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及总编张黎明同志的大力支持，资深编辑诸葛蔚东同志的精心策划，还有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同志多方操劳，以及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乌尔沁同志等同仁对此事的关心，使我的意愿得以实现。日本研究所还计划为此召开出版纪念和学术研讨会，并得到我所办公室屠亮智、彭华等同志的大力协助筹备。在这里，千言万语也未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于一二。我谨向他们，也向关心我的同仁和读者表示我的心意：我求知永不言倦，求学永不言老，在我不多的余生中，分秒必争永不停步地在求知求学之路上继续走下去！更加坚定地在求真求实之路上继续走下去！
最后还得多写几句，这套著作集中的《日本文化通史》刚完稿，月梅成为本书的第一读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有关艺能戏剧的几节共同商讨而写就。我们去年刚搬迁至百子湾南二路，第一次撰文于新书斋，之所以命名为“倚梅斋”，一是我们以为学人应有像梅花凌寒傲霜那样的风骨，二是我与月梅在几十年求学之路上紧密相倚走了过来，也是我们大半生努力为人为文实践的一个缩影。还有旅美前后多年，儿女、儿媳女婿不顾平日工作繁忙，周六日经常陪我们到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佛研究中心图书馆、奥克兰亚洲图书馆借阅我们需要的参考文献和复印图书资料，在我们著译工作中也留下了他们浓浓的亲情，助我们在快乐的生活环境中，提高工作效率，在美期间完成了一些主要论著和译作。
简单回顾几十年在晴朗或阴雨的天候下走过的路，写下此小文作为这套著作集的自序，敬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09年春写于百子湾南二路倚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