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天地里的大英雄”
文/紫健（专栏作者）
小时候，爷爷奶奶住一楼，我和爸妈住二楼。
晚上我喜欢下楼跑去爷爷家玩儿，楼道里没有感应灯，每次一出门走到楼梯口，我就朝着他们的方向，大声喊：“爷爷！—开灯！”
在楼道里回响的声音清脆而具穿透力，每次爷爷都能第一时间把灯按亮，让我欢快地下台阶进门。
有次，天还没完全黑，调皮的我故意喊：“爷爷！—”爷爷像以往一样匆忙跑到门口回应我，我却喊：“不用开灯！”喊完我们都哈哈大笑。
爷爷说，每次一到晚上，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敢太久，生怕我喊他时听不到。
这短短十级台阶，我每次都走得幸福而满足，那是童年最甜的记忆之一。
小学离家很近，步行只要五分钟，爸妈下班较晚，放学后我就先到爷爷家写作业。我写得很快，写完就在家里玩探险或者出门找小伙伴跳皮筋。我调皮又冒失，不是把爷爷写字台抽屉里的笔盒弄乱，就是故意把大灯打开，过一秒再关上，反复好多次。
而爷爷，总是很认真地在昏黄的台灯下写字。
爷爷是老师，退休后才开始练字，每天雷打不动坚持四五个小时，从未间断。有天放学，我约了小伙伴去“跳房子”，急急忙忙进门就把书包甩到沙发上。这时，听到“哗啦”一声响，好像压到了什么。走近一看，那是一张纸，是爷爷写的一幅工整的大字。纸被书包撞出了褶皱，还有个破口。
外屋的奶奶听到声音，忍不住责怪我粗心大意。“哎，那是你爷爷参加比赛的作品。他辛苦写了好几天才完成，刚出门一会儿就被你这么一弄，明天可怎么交稿？”听后我哭了，又抱歉又后悔，在一旁不住抹眼泪。
这时爷爷买菜回来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边抽泣边低头说“对不起”。爷爷慢慢走过来，用他粗糙有力的手摸了几下参赛的字，然后拍拍我的头：“别哭啦，没事的。爷爷还可以再写，来得及。”
“爷爷，比赛如果得奖了，会有奖品吗？”我擦干眼泪，带着哭腔问。
“会啊，会有大奖呢。”爷爷笑着说。
“那奖品是啥呢？”我更好奇了。
“是免费旅游，去海南岛。我可以带你奶奶去，她喜欢出门看光景，可惜一直没条件。”
“那……那你们还会回来吗？”那时的我，以为去了就要留在那里。
“当然啦，回来给你带礼物！”爷爷又笑。
“那拉钩！”我们在屋子里拉钩说“一百年不变”。
我被爷爷哄笑之后就回家了，爷爷那晚却没怎么睡觉。那年冬天很冷，家里暖气不足，他披着外套，在台灯下硬是又写出一篇，为了他和奶奶的梦。
后来，爷爷的字真的得了一等奖。他和奶奶去海南待了一周，回来时，他们都变黑了。他兴奋地告诉我那里的大椰子才几毛钱，还说那边的天比家乡的还蓝。
我在心里默默许愿，长大后也要遇到一个能带我去海南岛，陪我喝椰汁的人。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爷爷和奶奶这样。
那时我才一年级，每天看爷爷这么认真地练字，觉得这件事本身有一种魔力。终于有一天，我走过去小声问：“爷爷，这个‘学’字为什么要这样写呀？”
爷爷一脸惊讶，停了好几秒，才笑着告诉我，这样写结构比较稳定，字也舒展。
“你想学吗？”爷爷突然转过头问。
“嗯。”我点点头，想了下又说，“不过学的话我也要钢笔。”
“没问题！”爷爷笑得特别开心。
用奶奶的话说，爷爷那天像拾到宝似的，说他这点小手艺后继有人了。我学得还算快，悟性也不差。学校每学期都有写字比赛，我参加的那几年，一等奖从没让给别人。有时候爷爷去开家长会，有别的家长问秘诀，他就很淡定地说：“其实这是天赋，她是有慧根的。”
直到现在，闭眼一想，脑海中都能浮现出他当时自豪的表情。
后来，爷爷的字越写越有名，有电视台采访，也有学校请他去讲课。他却说自己只想和小孩子打交道，于是全家商量后，决定收拾出一间房给爷爷当教室，让他闲时教学生写字。
那时候，爷爷没有什么宣传方式，都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爷爷利用周末两天时间，耐心地做老师，只收微薄的学费，一丝不苟地备课讲课。
本来只有两个小班，后来扩大到四个，又细分成楷书班和行书班。爷爷的周末被排得满满当当，爸妈让他注意身体，他却乐此不疲，说这是他的精神支柱。
我和其他学生一起上课，心里有个小目标，就是超过他们，成为写得最好的那个。爷爷设置了个环节—下课前分组轮流上黑板写今天学到的所有字，平均分最高的那一组免作业。每次我都写得很认真，这倒不是为了免作业，而是为了给小组争光，让其他人看到，虽然我是爷爷的孙女，但也是凭实力拿小红花的。
有天，爷爷感冒，停了几次课，我在家陪爷爷，他边咳嗽边对我说：“这几年，我教过很多学生，可是，没有一个写得比你好。谢谢你，爷爷一想到你将来会超过我，心里就美。”
“我不会超过你的，爷爷你写得那么好。”我说的是真心话。
“会的，再长大点就会。”爷爷同样很坚定。
那时语文课绕不开的作文题目是“长大后我想变成—”，我的第一答案是老师，像爷爷奶奶这样。我开心地回去告诉他们，奶奶很高兴，爷爷表情却很复杂。
“有理想是好的，只不过，当老师，是要负责任的，你长大后就会懂。”爷爷意味深长地说。
很久之后，我看到爷爷家柜门后面挂着一把二胡，看上去年份很久了，可是二胡头上好像少了点儿什么，便去问他。
“那上面原本是个龙头，很精致，我父亲留给我的。后来闹运动，戴红袖标的人把它拔了。”爷爷淡淡地说，出乎意料地平静。
我没怎么懂，在我看来，这是很残忍的行为。
奶奶小声说：“其实那里面有两个人是你爷爷的学生，面对自己的老师，丝毫不留情，还烧了你爷爷很多书，他流着泪求他们才让他们留下那把二胡。”
“唉，当老师不易。后来，你爷爷总是戴着口罩睡觉，生怕自己梦中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奶奶继续说。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爷爷也有无奈的时候。
小学四年级时，我们搬家，劝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搬。可他们态度很坚定，奶奶舍不得她开满花的小院子，爷爷则舍不得他教学生的小教室。
爷爷身体还算硬朗，不过他很喜欢吃甜食，每次走山或者出门活动时，口袋里总不忘装几块不同口味的糖果。家里人说糖吃太多不好，爷爷每次都点头，可下次看到糖，还是忍不住。
“爷爷我来监督你！”我自告奋勇。
“好吧好吧，你就爱凑热闹。”爷爷无奈地答应。
我很尽责地定期检查他的口袋。有时全家一起出去吃饭，饭桌上一旦上了什么糖醋鱼、香芋丸子、拔丝地瓜之类的菜，我都会目不转睛看着爷爷，一旦他吃多就大声喊出来。有很多次，爷爷的筷子慢慢伸出，又缓缓收回。
他还是得了糖尿病，也许和吃糖关系不大，可一得病，不用我监督，他自己再也没有买过糖。反而我，再看到那些可口的小点心，第一反应总是“可惜爷爷吃不到”。初中时去北京旅游，第一次吃稻香村的各类小点心，给爷爷奶奶挑了一大盒带回去，觉得他吃一口尝尝味道也好。
后来奶奶告诉我，那天晚上，爷爷好奇地打量盒里各种小点心，拿起又放下，最后只尝了半块牛舌饼，因为听奶奶说是咸的。我听后心里特别难受，想着为什么要让那么爱吃点心的爷爷得病，也有点后悔之前说什么监督他。
高考后，我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坐飞机也要三个半小时。报到的前几天，我各种不舍，尤其是对爷爷奶奶。走前一天到他们家吃鲅鱼饺子，爷爷笑着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好事。我们可以写信，我和你奶奶都写。”
“好。我也会常打电话的。”
“嗯。到了学校，还是要好好学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别忘了练字。”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中更加热闹。我每天好奇而欢乐地接收各种讯息，也参加了一些社团，寝室在三楼，每晚9点左右，同学们成群结队下楼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大一的中秋节，省内的两个室友回家了，还有一个去了亲戚家，只留下我一人。
我洗完衣服已经很晚，想下楼买点水果，出门后走着走着，楼道里的感应灯突然灭了。那一瞬间，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想家。
更想的，是再喊一声“爷爷，开灯”。可我知道，这次，不会有爷爷来回答我了。
沉默了几秒钟，我使劲跺脚，灯还是没亮，可能真的出了故障。我摸着黑走到最近的寝室，敲敲门，借到了手电筒。
爷爷的信比我想象中来得要快，他告诉我，在新环境要勇敢亮出自己，也要勤快虚心。
我说期中考试高数考得不好，他就在回信中列举了一大批数学学得不好的大文豪，还附上了几个报纸上看到的小事例，说每个人都有短板，只要将擅长的做到极致，就会有出息。后来，我在中文系渐渐适应了节奏，也有了点名气。
大二时，我在一次电话里鼓起勇气说：“爷爷，我想出国读研，你会支持我吗？”
“那是好事啊，如果你顺利去到理想的高校，我和奶奶都一百个支持！”电话那边爷爷的回答令我既惊讶又感动。
“如果学费不够，还有我，这几年教学生练字我也有收入呢。”爷爷继续说。
每次我需要做选择的时候，爷爷本有机会将我留在身边，但他每次都会放我走，上大学时如此，这次也一样。
去美国后，再给爷爷打电话，我已熟练掌握了报喜不报忧的技能。
以前一年回家两次，出国后，一年最多回来一次。第一次暑假回国时给爷爷带了块很古典的怀表，听妈妈说，爷爷从那以后每天走山和出门都会带在身上，经常盯着上面的图案发呆，偶尔吃饭时突然说：“也不知道，紫健现在在干什么呢？”
第二年暑假时，爷爷虽然坚持散步，但走的路越来越少，他的糖尿病加重，双脚已经有些麻木。他和奶奶的头发也都变白了好多，对我来说，这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奶奶告诉我，有时以前的学生来看他，爷爷依然会骄傲地跟他们讲我的事，说我在美国读研，成绩优异，很有出息。还有很多我信里写过但自己早已淡忘的事，爷爷却一直熟记于心。
家中抽屉里整齐地摆放着我从小学到现在寄给他们的明信片和贺卡，按日期排列好，一丝不乱。写字台的桌子上有块透明玻璃，以前，玻璃下面总压着爷爷自己的硬笔作品，而现在，那里满满都是我和弟弟妹妹跟他们的合照。
可惜，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出息，毕业后回国，朝九晚五，在北京过着平淡生活。只是，他教我的善良、勤奋以及拿时间换天分的道理，我一直牢记在心。
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爷爷离我而去，无论我怎么呼喊“爷爷开灯”，那盏灯都是灭的。我被吓醒，出了一身汗，接着一直哭。那一瞬间，我认识到自己一直不肯直面的事实—很久很久后，地上的那盏灯终会熄灭。
那时，他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仍是我“寂寞天地里的大英雄”。
制造缘分
文/赵大鹅（编辑）
最近一次叫滴滴顺风车是在一个月前，那天我要去参加老赵的婚礼。
说实话，上车之前我有点紧张。因为查看车主电话和车牌时，发现自己叫到的竟是一辆某7系跑车。
车主的签名栏赫然写着：“请坐在副驾驶，因为我不是你的司机。”
车到了，打着双闪。我小跑到副驾驶，系好安全带。
他看上去比照片里亲切，照片里梳着背头，现在都放下来，显得年轻很多。其实我俩第一眼就都明白，彼此都不年轻了。
“车不错，这个速度还很稳。”开到高速上的时候我说。
车主笑了一下：“这车后悬挂还是不够稳，您坐的这个位置最好。真的，这个车就是给副驾驶设计的。”
“我看您签名了，挺逗的。”我不是很懂车，只能强行换了个话题。
这句话开启了车主的某个开关，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遇到的各种乘客，有的默不作声，有的是话痨。他是个心直口快的北京人，父母年轻时来北京打拼，现在回上海老家了。留他在北京，还有一家交给他经营的公司。
“我觉得吧，顺风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车就是个工具嘛，不存在谁要服务谁。大家都在外面奋斗打拼，能顺路一小段，既是分享，也是缘分。”有时候出去谈业务，他就会顺路带个人什么的。有时候聊得挺愉快还会加个微信，有时候也添堵。
我深谙这位车主的话，对顺风车来说，其实不存在司机和客人，只有顺不顺路。
这座城市太大了，有个顺路的人，就没那么孤独。
第一次坐跑车，也是和陌生人一起。
2008年，我在丰台跟人合租，群租房，离老家远，离公司远，就离机场近。但我又他妈坐不起飞机。
住的小区离地铁还有段距离，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骑一段自行车，太晚了或者冬天就只能拼车了。有一次下班回家，勉强赶上末班地铁，出地铁站的时候连辆黑车都没了。
一个穿冲锋衣的小伙子站在路边，看样子也在等车。二十分钟过去了，都还是只有我们俩，我终于走过去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叫老赵，和我的穿着一样，程序员。
陷入尴尬的我们听到了一阵引擎轰鸣的声音。过了几秒，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了。车窗摇下来，一个小伙子探出头：“去哪儿？”
“坐不起，你走吧。”这是我心里的声音。但我和老赵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坐了上去。清晰地记得，他的车上有一股香味，是茉莉花香。
车主见我俩不吭声，主动缓解尴尬：“反正这车买来就跑个十万公里嘛，几个人坐都是一样。再说了，天儿这么冷，我一个油门过去早回家几分钟，到家了想起来这事儿都睡不好觉。”
开跑车的小伙子坚持没要钱，我和老赵下了车，都有点落寞。我大概能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后来我们加了QQ，因为住一个小区，下班也都晚，经常一起拼车。周末有事没事约着一块儿撸串，不知不觉成了朋友。等房子到期，时间也还挺凑巧，就一块儿合租了个两居室。
老赵算是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从业者之一，那会儿他跟我一样，都穷。
老赵的女朋友在东边上班，住通州。每个周末，他女朋友都要来我们这边一次。蹦蹦转公交，公交转地铁，下地铁之后再搭个黑车就到了。
有时候他们会约我吃午饭，印象里她总是笑得很灿烂，妆都是精心化过，衣服也很鲜艳。没有一点长途跋涉的疲惫感。她每个周末几点起床，曾是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老赵比较懒，很少主动去女朋友那边。偶尔去一回，也是搭辆黑车，一口价从头坐到尾。回来的时候女朋友再帮他打一辆黑车。
她不想让他来回倒车，太折腾。
大家都接受了黑车这种通勤方式，几个顺路的拼一块儿就走了。一个没钱的年轻人，根本不在意安全这种事情。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左右，直到老赵失业。他没敢告诉女朋友和家人，找了个别的兼职，一边在家学其他的编程语言。
或许是出于某种心虚，怕女朋友看出什么端倪，从那以后，他休息了都会主动去找女朋友。
那个冬天南方雪灾，北京也冷得记忆犹新，但每个周末老赵总是可以起得很早。
“这么一想，在没有滴滴这个顺风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拼车了。”想起那段日子，我随口感慨了一句。
“是啊，不过现在好多了。”车主说，“以前搭黑车，天气好收你50，下雨了就能要100，你只能忍着。最关键是安全，这上面都有资料的，你放心，我也放心。”
一路上聊得开心，甚至车里放的歌都很合我的胃口。很快到了婚礼的酒店门口，我和车主聊得意犹未尽，便在顺风车上互相加了个关注，约定好一会儿婚礼结束了再坐他的车回去。
现场热闹而忙乱，新人笑着挨桌敬酒递烟，没来得及说几句话。临走时，老赵和新娘找我单独碰了一杯，约我下次单聚。她和十年前的某个周末上午看起来一样，笑得很幸福。
虽然参加婚礼只是随份子走过场，但对我来说，仿佛亲眼见证了一个北京的都市传说，从开端到圆满结局。
再坐上跑车回去时，不像之前那么局促，我很自然地坐上副驾驶，系好安全带。
打车这件事，其实是有一些很传统的浪漫。
电影里，男生会很绅士地给女生开车门。结果男生们只学了个表面，开了车门就杵在那里，等女生在狭小的空间里挪着屁股蹭到另一头。
还有记车牌号。恋爱的时候，给女生打个车，都会默默地把车牌号记下来，算是一种细心的表现，现在可以把行程分享给对方，就算是简单地报个平安了。
“刚才谈完事，在商场里闲逛。看到你的单就接了。”他的头发已经抹上了油，整齐地背了过去。又对我说这样孩子气的话，我突然发现了这个男人的可爱之处。
在北京的异乡人总是有很多共同话题，事业在北京，没法回去陪父母。朋友也有，但总没时间聚。
“就跟咱们这个顺风车似的，咱们今儿就顺一块儿去了，有些人他就是不顺风啊。”他对我说。
聊了一路，可能是觉得投缘，他下车时来了句：“兄弟，以后出门可以坐我车，给不给钱无所谓。”
不太需要痛苦坚持和磨合，顺路好像成了这个时代简单无痛的亲密关系。
其实最近几年，我和老赵也不怎么见面。他是个典型的程序员，约他出来吃饭喝酒要每周召唤一次，召唤七次左右，他可能才会出现。
可是半年前我说要搬家到亦庄，东西很多，老赵主动提出开车来帮我，五分钟之后他就穿好冲锋衣下楼了。
把东西搬完，去新家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问老赵：“怎么吃饭不来，搬家这么积极呢。”
“吃饭太麻烦了，还不如在家里敲代码。”
“能搬家不能吃饭的，全北京也就老赵了。”他女朋友在后座笑着说。
北京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不同的故事，老赵和他的女朋友，一起走了十年，最后走到了一起。就像是发生在身边的都市传说。
曾经的朋友要走去不同的方向，理想和家乡不在一个地方。幸运的是，我们总能在路上遇到一些结伴同行的人，获得新的能量。十多年前就有一部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电视剧，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每个人都对陌生人心存戒备。消除了可能来自陌生的恐惧时，我们或许也屏蔽了新的缘分。
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比过去更大胆了一些。前些年出门旅游办事，只敢订正规酒店。后来慢慢多了很多民宿，用airbnb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逐渐习惯住进陌生人的家，也会把自己的家拿出来分享。
在一个新的信用体系里，我们逐渐接受了那些过去觉得危险的事情。使用它，并且享受它带来的额外回报，比如新的朋友。那晚我发了条朋友圈：“要是《西游记》里唐僧师徒本来都是顺路，就轻松多了。”收获了一大堆的“哈哈哈哈”和那位开跑车的朋友点赞。
小区附近有很多酒吧，精酿、清酒都有。夏天看球，冬天取暖，经常自己去喝点。
昨天去喝酒，一进门就看到跑车车主一个人坐在那边。
“今天没梳背头啊。”我绕过去跟他打招呼，顺势坐在他对面。
“嘿，第三回见面了。”
我们很自然地分享那张桌子，从晚上十点半喝到凌晨一点，然后各自回家。
喝完酒他问我明天干吗去，我说要去一趟后海见朋友。他说自己去青年路，顺路载我。
差点忘了，我们还可以故意顺路。
请握着我的手
文/鲍晋（医生）
第一眼看见她是在病房的走廊里。瘦小的身子，一脸稚气，看着精神还不错，坐在新买的轮椅里。拿着个手机，认真看着什么。
对这个即将入住的科室，她没有表现出好奇。她的父母站在旁边，一看就知道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穿着朴素，但还算利落，拎着大包小包的，正在护士站办住院手续。
护士带她和她母亲去病房后，我带她父亲到办公室了解病情。还没聊多久，护士气呼呼地跑过来说，小姑娘嫌病房的条件差，坚决不肯住院，她母亲推着轮椅，紧跟在后面。
在这座东部沿海的三线城市，我们医院的等级和规模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医院有好几栋新的住院大楼，可我们科病房的年纪估计比我奶奶都大了。这几排老平房原先还是日本鬼子在的时候造的，据说那时候是个疗养院。
因为是市历史文物建筑，所以不能拆，病房条件确实不大好，在我们这个级别的医院里，已经不多见了。
还没等我说话，小姑娘就用方言和她父亲抱怨。我没能完全听懂，可加上护士之前的话，也大概明白她的意思。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当然喜欢干净整洁的环境，住多了大医院的新病房，难免对我们这里陈旧的老房子心生不满。
好不容易和她父亲一起将她哄好，再让她母亲送她回病房去。她的父亲满脸抱歉和无奈，告诉我孩子不知道病情，希望我理解。
从医八九个年头，我早已习惯各式各样的病人，自然不会在乎这点小事。更何况像现在的社会环境，我们这种职业爹不疼娘不爱的，只能算高级点的服务员。作为一个服务员，总还是有点服务员该有的职业素养。
不过，对于她不知道自己病情这点，我不是很认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还能上网的大学生，她了解的应该比她父母要多。我想，她或许只是对父母和护士演戏罢了。我对她父亲无所谓地笑笑，继续了解病情。
她得的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脊髓星形细胞瘤，WHOⅢ级，恶性程度很高。脊髓髓内肿瘤的发病率本来就很低，大约只占颅内肿瘤的1%。
而在髓内肿瘤中，像她这种高级别的星形细胞瘤只占7.5%左右。基本上是所有髓内肿瘤中预后最差的，患者术后平均生存期只有16.2个月左右。偏偏得这种病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发病年龄多在18~28岁。
差不多一年前，因为双下肢肌力进行性下降直到完全丧失，她到浙医一院查出了这个病，并做了手术。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能独立行走了。
可两个月前，她的双腿再次出现肌力下降，复查后提示肿瘤复发。由于病情进展迅速，很快再次出现了截瘫。
原来的手术医生考虑再次手术风险太大，建议保守治疗。说是保守治疗，其实就是没办法治了。父母不死心，带着资料跑了很多大医院，去了国内相关专科最好的上海华山医院，结果都是一样。
因为肿瘤逐渐增大压迫到神经，女孩感到疼痛，且日益加重，待在家肯定不行。凭着老乡关系，她父亲托人找到骨科一位同事，介绍来我们科治疗，其实主要就是止痛。让她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要那么痛苦。
入院第二天早上，科室交班，夜班护士汇报说，那个女孩昨晚大发脾气，怪护士在她出现爆发痛后没有马上给她止痛。小护士也挺委屈的，因为医院对麻醉类药物的管控特别严格，之前发生过瘾君子来医院偷盗毒麻药品的事，所以平时这类药品都锁在专门的保险箱里，即用即取。
所以从病人按呼叫铃通知护士、护士看后通知值班医生，再到医生观察病人病情、明确疼痛性质及程度、判断处理方式，开出相对应的止痛药及合适的药量，下达医嘱，最后护士执行，整个过程少说也要几分钟时间。当然我知道她身上的疼痛如此难熬，几分钟是何等漫长。
查房的时候，我和她解释了昨晚的事情，希望她体谅。她洒脱地摆摆手说没事，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可能是因为年纪相仿，过不了几天，她和科里的护士差不多都熟了，我也对她家的情况有了些了解。
她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在老家的小镇上做点小生意。本来日子还算过得去，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他们家的正常生活。如今，父亲还在外面挣医药费，母亲在医院照顾她。我每天过去查房的时候，都能看到她母亲静静地守在床边。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去病房里查房，看到七八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女孩，围坐在她的病床边，有的和她聊天，有的给她削水果，有的在和她父母说话，还有几个腼腆地坐着。听说他们是她的同学，过来看她，她和同学们有说有笑，显得很开心。
等我查完房处理好医嘱，她的几个同学来找我，说打算在校园里给她搞个募捐活动，顺带申请学校补助，让我帮忙写下病情介绍和诊断证明，我答应了。
病情慢慢进展，疼痛慢慢加重，止痛药由一阶梯到二阶梯到三阶梯，由按需给药到规律服用，但每天还是有很多时间处在剧痛中。
更严重的是，她的视力下降，终于有一天，失明了，无法再看手机，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躺着。能够带给她时间观念的，只有食堂阿姨过来送餐的吆喝声。
由于需要长期使用甘露醇，而这种药对静脉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建议给她留置深静脉置管。考虑PICC的费用较高，而且估计病人的生存时间有限，商量了后决定给她留置颈内静脉置管。我们临床医生是没有这个资质的，需要请麻醉科帮忙。
医院规定必须在手术室完成操作。考虑她情况特殊，我查完房亲自推她的病床去手术室。路上她不停地问操作的具体过程，问我会不会很痛，睁着她那已看不见东西的大眼睛，满脸的紧张和忧虑。我告诉她只是个小穿刺，安慰她不用紧张，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一直没有舒展的眉头还是暴露了她的担心。
得知家属不能进手术室后，她很惶恐，问我待会儿可不可以握住她的手。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整个人放松下来。
置管过程很顺利，一共也就十五分钟左右。其间她没话找话一直和我说话，穿插着过一会儿就问“好了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我用我能做到的最大温柔，放松语气陪她说话，安慰她，紧紧握住她的小手，希望能给她些许慰藉，尽管我不止一次感受到麻醉科医生瞟我的奇怪眼神。
都说拥抱能给人极大的安慰，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想拥抱她的冲动，可惜我不能，无菌操作不允许我这么做。
操作完成，准备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们松开了紧握的手。看着窗外的雾霾天空，我的内心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病情继续进展，渐渐地，她的耳朵听不见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一只手臂肌力也逐渐下降，直到肌力为零、感觉消失。但她还清醒着，痛的时候会呻吟，用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摸到随时守候在身边的母亲，示意自己痛了，让她去喊医生护士，然后打针，再然后继续安静地躺着。
医生护士每天上班下班，隔壁的病人走了来了，这些都和她没有关系。她基本上不吃东西，大便几乎没有，小便是留置导尿，和她的生活相关的，只剩下不离不弃的疼痛。
慢慢地，吞咽功能受到影响，她连止痛药也吃不了了，连喝水都不行。她的神志开始不清，对疼痛的感觉也越来越模糊，于是大部分时间，她就这么躺着，静静地躺着。
没多久，新的问题又来了。她开始出现阵发性癫痫发作，起初只是每天偶尔一两次小发作，渐渐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考虑颅内转移引起的继发性癫痫发作，于是给了“德巴金”静脉泵维持，可也只是控制了一段时间，抽搐症状还是会不分昼夜地出现，只能临时再用药。
这段时间，她父亲开始频繁地和我提起安乐死，哪怕我反复告诉他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因为舍不得钱，也不是因为累了或者厌倦了，只是希望女儿能少受点痛苦。对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提出这个想法远没有看上去那样轻松。
算上两年实习，我在临床上摸爬滚打八九年了，而且又是在这种特殊科室，早就见多了生命的逝去。年轻的、年长的、有钱的、没钱的、突发的、意料中的，说句不好听的，手上至少也有几十甚至上百条人命了。
出于不同想法，很多家属和我提出给病人安乐死的要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安乐死在我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此外，在伦理道德上也很难认同安乐死，我坚信没有人有资格夺去他人有且只有一次的生命。
这一次，我动摇了。看着病床上那个瘦小的身体，承受着本不应该是她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剧痛，我希望她痛苦而没有意义的生命可以早点结束，甚至一度考虑过怎样在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下，让她平静地离去。
可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她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不应由我决定。我放弃了。
一天，她父亲找到我，说打算出院回卫生院，那里离家近，万一有什么病情变化还来得及回家。我理解，农村有风俗，必须得留最后一口气到家。
办好出院手续，和她父亲交代好出院的注意事项，在她准备要离院的时候，我去其他科室会诊去了，不想目睹她被抬出病房的场面。
一个多月后，女孩的父亲再次来到医院找我，我正在出门诊。下午的门诊相对清闲，诊室里没什么病人。这一次，他特地来告诉我女孩已经去世的消息，感谢我几个月来的照顾，语气还算平静。
礼貌地和他说了句节哀，我送他离去，心里的悲伤才缓慢地荡漾开来，我的手上仿佛还残留着她在手术室里握着的温度。
穿过世界最长的隧道
文/魏醒（创业者）
今年初时，母亲身体状况忽然不好，先是在医院里住了近两个月，接着又定期复查做康复治疗。差不多半年时间，我经常赶北京回安康的路程。
安康在陕西省的南边，回家我要先坐高铁到西安，然后再换火车或者汽车，单程下来至少12个小时。为了多些时间陪伴母亲，我用滴滴叫了顺风车从西安北站回安康，省去转车耽误的过程，差不多可以早到家3小时。
高铁西安北站附近是行政中心，住的人以事业单位公务员为主，往返十多次里，我碰到的车主有好几位都在体制内工作。他们出生在安康，外出念大学，又在省城做了单位人，和我多数中学同学的选择一样。在经济不发达的西部，这几乎是一个人最好的去处。
师兄宋文是回老家参加一次婚礼后，在安康接上我的。上车后，我们聊起来才发现是同一所高中，他比我高三届。他是那种典型的寒门贵子，和大学同学结了婚，在省城机关里工作，为了供养他，父母和亲友们都竭尽所能。
“我现在越来越怕回老家，压力太大了。”师兄说，这几年亲戚生病、买房都会第一时间问他借钱，拒绝了几次，亲戚们就有些怨言说他忘本了。他老家这几年盖房、结婚生子的人很多，亲友们热衷办酒席收红包，经常跟他强调一定要到场，弄得他花了钱还疲于奔波。
我明白师兄那种活在期望里的感觉，最后总会有人失望，我安慰他，一个人只能管好自己。故乡还是得远距离欣赏，隔得太近就容易彼此伤害。
到西安正好是晚饭时候，师兄带着我在凤城五路找了个小餐馆吃了一碗泡馍，说吃完再送我去高铁站。闲聊时，他给我看了他画的一些字画，这是他的爱好，平日下班他还在教育机构里兼职教小孩子画画。“从小地方出来不容易，买房买车靠死工资肯定不行。”他说自己正在准备考证，然后辞职自己办兴趣班，西安这地方人们舍不得花钱，唯一例外是孩子的教育。
他告诉我，前一阵子他在市里碰到曾经中学的老师在跑滴滴，两个人也是在这个餐馆吃了泡馍。老师是为了儿子买房筹钱，临了，还叮嘱他不要告诉学校其他的老师。我后来想起，那位老师这两年也快退休了。
到了北站，师兄给我免了单，说也就是顺路带一程。我们后来偶尔在朋友圈点赞，我回去西安也没有同他约酒，就那么一次推心置腹，之后，又各自陷在生活的洪流里。
北京雾霾重时，我曾和几个朋友畅想过离开北京回老家的生活，这个话题结束在回家没朋友这一点，大部分人离开家乡十来年，和中学小学的同学基本都没什么来往。想起大学毕业时，亲友们也曾几次劝说我回家乡考公务员。顺风车碰到师兄后，我偶尔会想如果当初回到家乡，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通过和顺风车车主们交谈，我的这个假设问题找到了部分答案。一般来说，这些车主在机关单位工作，都不是爱说话的人。可西安到安康全程二百多公里，从关中平原横穿秦岭山脉，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一直到汉江边，有个人聊天解闷，还能分担些油耗，他们也乐在其中，同行时光漫长，有时不免就掏心掏肺。
一位后备箱里装满了特产礼品等的顺风车车主，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回家乡，自己一个人去汉江边钓鱼。他说那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平日里，他的主要工作是信访接待，常和一群底层群众斗智斗勇，他最担心的事，是自己和工作对象起冲突，没办法给他三岁多的儿子解释：为什么爸爸要打架。听说我在外地工作，他笑说，也想去外面闯一闯，之后又补了一句，“可是我已经被捆住了”。
车主小宇是一个90后，比我小三岁，他原来是县政府的普通科员，被借调到省里机关工作半年，每逢节假日就两头跑。为了方便，家里出钱买了车，他开顺风车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他的父母觉得买车是投资，帮助儿子搞好工作，争个更好的仕途。他苦笑说，自己也只是在单位打打杂，陪领导迎来送往的好事儿都争不上，想往上走不容易，基层机会少，一切要论资排辈。他想要留在省城，倒不是想大展仕途，而是觉得省城有更多机会，未来多一些选择。
“单位跟婚姻一样的，都是个围城。”握着方向盘，小宇感慨，还是在企业工作自由，不像在单位里，有人熬到头发白了一半，还是写不完材料和报告，他说想到这些，真有点害怕。
唯一一次碰到女车主，是车主王姐带着八岁的女儿回外婆家，顺路接上了我。王姐原来在上海的企业做会计，受不来公司里上司的颐指气使，就回家进了事业单位、结婚生子。她说自己对事业已经看淡了，现在身心都扑在孩子身上。
女儿五岁那年回外婆家，看到散养的鸡时很吃惊，问为何这种动物只有两只翅膀？原来一家人常去快餐店吃饭，女儿一直认为鸡浑身都长满了翅膀。那以后，王姐就有意识带女儿回老家走一走，既可以看看老人，同时让女儿多接触一下自然环境。
行车过程里，我帮小女孩看了看作业，教她写了一篇二百字的作文，王姐说自己开顺风车也是为了让孩子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人。她一边开车一边念叨女儿的成长计划，说自己在计划为女儿念大学后买房子存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被她两三句话就拧干了。
马叔是车主里的一位妙人，58岁了，看上去却很有活力。马叔原来是个街道办的小领导，每天东奔西跑家长里短，这两年退居二线，清净下来不适应，就自己找事情做。他的后备箱里装着他家族的家谱，他想把最近这几十年的都续上。他的家族是在清朝时期迁居安康，开枝散叶到附近十几个县市。他退二线这两年，工作之余开着车走遍整个川北陕南，到处搜罗他的家族分支。碰到有困难的宗亲，他还想着在西安给介绍个工作，在这个过程里，他说自己很少这么充实过。
我问马叔怎么不带老伴儿，他说，老伴儿忙着组织广场舞，儿女都大了，都有自己的工作，各忙各事挺好的。开着顺风车，路上捡个人天南海北聊一聊，也免得烦闷。
车出秦岭时，面色黝黑的马叔唱起《套马杆》，嗓音粗糙，还真有威武雄壮的味道。我想如果师兄和小宇在的话，也会和我一样羡慕马叔，在老的时候开上车翻山越岭，还能吼两嗓子滥大街的乡村重金属，搭配起来真有种摇滚味道。
怎么说呢，我渐渐喜欢上了在顺风车上交换人生的感觉，深夜里，穿梭在黢黑的山脉河流，真有些相依为命的感觉。有一次，我和车主还在空无一人的服务区竭尽力气呐喊，年老的保安从传达室举着手电筒照得我睁不开眼，他以为我们在打架。
从小宇、宋文到马叔，我会想我回到家乡，或许也与他们有一样的生活，在稳定、选择和愿望中彷徨，在平静里寻找心跳，在烦恼中偶尔出神。按照我爸的说法，那样我或许已经有两个孩子，也不是挺好嘛。
这些车主中，只有一个人，我见到他时就感到不爽快，甚至是有些讨厌。车主姓白，他开着一辆经济型的轿车接上了我。上车后，他就开始跟我念叨，他家里还有一辆奥迪，只是送修了，不然，他这次去安康可以开上。我说那敢情好，能搭一回好车，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上车后，车主似乎对奥迪这件事有点在乎，一直解释说，自己是在政府单位里面工作，家里是陕北的，自己的亲戚们在西安也都是有头面的人。一路听下来，这不像是一种解释，更像是一种表现，让我认可他家里真有一辆豪车。
“师傅，你好好开车吧。我要休息一会儿。”我有点不开心。
没想到这一下，他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似笑非笑跟我说：“你怎么能叫我师傅呢，我跟你一样大，再说我也只是偶尔开一下顺风车，又不是专门拉活儿的。好歹我还是政府部门里的人。”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是责怪，而像是在开导一个情商不高的人，指出我犯了一个礼仪上的错误。
紧接着，他就开始跟我讲在单位里工作，迎来送往的重要性，说错话比做错事还要事关厉害。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他还跟我分析了种种在单位犯下致命错误的案例，并附有这些情况更好的处理方式。以及，他本人是如何从一名无知大学生，在单位里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
从西安出发后不到一小时，就进入了秦岭山区，道路被一个又一个隧道吞噬。长达18公里的终南山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之一，穿过整个通道需要半小时车程，等到出口时，就从中国北方正式进入了中国南方。可这个半小时里，小白顶着隧道里巨大的行车噪声，跟我一一介绍了出席他婚礼的名人们。虽然，我一位都没有听说过。
他还让我看了看他的手相，让我说一说他的运程。实际上，我已经忍耐了又忍耐，只能说很好很好，一定大富大贵。我把头偏向一边，心里郁闷这次真遇上了奇葩。
到了安康地界，他终于安静下来，已经滔滔不绝说了两个小时。听得出，他的嗓子已经不行了。高速路穿过汉江谷地的丘陵和小镇，土地上的光亮寥落，夜已经很深了。在安康市区边的汉江桥边，车停了下来，他问我要不要抽一支烟，我说不了，可以下车透透气。他顾自点了烟，说这次回安康是看生病的岳母，妻子在西安家里带孩子顾不过来。
“看得出，你有点不喜欢我说的那些。”他抽了一口烟说。我被他这句话弄得有些语塞，有点尴尬地说，是啊，你话还蛮多的。他哈哈一笑，说对不住了。他解释说，自己不停讲话是怕睡着，西安到安康的高速路隧道多，行车环境变化小，有些司机开着车就会睡着，经常出事故。他白天的时候陪着领导在市区里考察，忙了一天，到晚上十分困倦。
咋咋呼呼，又小心翼翼，他的样子让我想起以前采访过的一些基层公务员，讲话很难听，工作倒也做得踏实。对我来说，顺风车不再只是一种出行方式，更像近距离观察故乡体制内人群的一个窗口，看见他们的世故和可爱，也看到自己另一种人生的可能。
“我还是第一次晚上开车来安康，有江的城市还挺美的。”这个陕北人吸了一口烟，趴在栏杆上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江面上浮出一团雾气，遮住大半个城市，只剩隐隐霓虹在其间扑闪。
那样特别的江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分娩
文/小喻（记者、翻译）
无边无际的水从子宫深处涌出，我迷迷糊糊地从梦中醒来，忽然意识到：是不是羊水破了？
看了一下手机，凌晨3:21，2月1日。当天是大年初四，丈夫一旁睡得正香，有些不忍叫醒他，再等等吧。
慢慢地，我感觉有些难受了。我有点紧张，只好叫醒他。丈夫开始慌张地收拾入院用品，结果找什么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丈夫问起任何东西，我一律不慌不忙地回答：“不要紧，医院说了，到时他们会发的。”
丈夫对我的漫不经心颇为不满，不相信医院会如此无微不至，他收拾出一大包日用品，好像要出远门一样。
洗漱完，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渐渐没那么疼了，心情也轻松起来。我一口气吃了三个鸡蛋，然后穿着那条脏脏的孕妇裤，外面套上丈夫的羽绒服。我高兴地对他说：“哈，明天我就可以不穿它们了，你也有新衣服穿了！”
丈夫有一件四年前买的棉袄，袖口都破了。总算给他买了件新的羽绒服，结果一整个冬天都是我和肚中的宝宝在穿，他只能继续穿自己的破棉袄。
我们带上全部家底5000元出发了。冬天的北京，凌晨五点还没有天亮，苍茫的夜色下街道显得格外冷清。
“紧张吗？”坐在出租车里，丈夫握着我的手问。
“没什么好紧张的。”我盲目乐观地说，“我觉得中午就能生出来，我希望是个男孩！”
“男孩女孩都好，只要健康。”丈夫说。
那年春天，得知自己意外怀孕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工作一个月，结婚两个月，我们租住在北京西三环难以见到阳光的半地下室里。刚住进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家具，婚礼也是朋友们凑钱办起来的。
我本来想30岁以后再要孩子，我们在北京没有钱，也没有房子，生孩子这件事似乎并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挣扎许久之后，我还是放弃了去做人流的打算。
在临产期，丈夫辞了需要来回出差的工作。现在这5000元的全部积蓄，刨去生孩子的费用，最多也就能维系一个月。
“没关系，穷养富养都是养，怕什么！”我安慰着身旁忧心忡忡的丈夫。其实，我很想剖腹产，因为听说剖腹产不那么疼。但剖腹产太贵了，要三四千呢，还是争取顺产吧，顺产才一千多。
海淀妇幼保健院终于到了。
我特地向出租车司机要了打车的发票，好做个纪念，等以后宝宝长大了给他看看。
一进医院，就感受到了一种白色恐怖。无论是穿着白大褂的大夫，还是病房里的白床单，都让我不舒服。门诊女医生要给我做产道检查，我很害怕，不肯做。她训了我一顿，就把我搁到一边去了。
我更加害怕了，倒不是疼，而是因为她的那句话：“你的确破水了，不过你宫口还没有开呢！”我还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生了，原来，万里长征还没有开始第一步呢。
护士把我推进妇产科病房时，妇产科已经人满为患。我躺在床上，对接下来的事情感到一阵迷茫。不知过了多久，护士又把我推进观察室，并开始输液。如果24个小时之内宫口不能全开，失去了羊水保护的胎儿将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催产素，以加强宫缩。说白了，就是加强疼痛。
大瓶的催产素一滴滴流下去，我的疼痛也一阵阵地涌上来。那种疼痛，就好像一节节火车头，在腹部这截铁轨上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一遍遍肆无忌惮地碾过。
那时，大约是上午十点。胎心监视器的图表唰唰唰地不断显示我宫缩的强度与间隔，70、80、100、120、150……越来越强，有时能达到170多，听说100峰值已是很高的强度了，看来我的抗痛能力还不错。
不时有医生过来看看图表。“大夫，您看强度这么高了，我应该快生了吧？”我眼巴巴地问。
医生耸耸肩：“还早着呢，你宫口才开一指，要开到五个指头，孩子才出得来。”我一听就泄了气。我已经这么疼了，却才一指。
医生临走扔下一句：“瞧，你家大宝在你肚子里还踢得挺带劲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甚至能想象得出，一个长得像葫芦娃的大胖小子，正在子宫里拳打脚踢，不满地抗议：“妈妈，我不是火车头，是你的宝宝！”
丈夫的表妹小雅来看我，这个天真烂漫的19岁小姑娘还特意买了一束玫瑰花和一盒巧克力送我，就跟来医院约会似的。结果看到我面色惨白的样子，听到我局促的呼吸声，她大惊失色：“表嫂，看到你这么疼，我以后都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
丈夫一直陪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如何呼吸，如何放松自己。“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多？”看他知道的这么多，我有点惊讶。
“我看书了啊。我就知道你一向漫不经心，所以我替你补课了。”
但理论在实践面前势单力薄，每当新的一轮疼痛袭来，我又会再次疼到失去理智。
丈夫和小雅看不到我对着墙壁的脸，但能听得到我的叹息声，那声音可能比较吓人，他们问我怎么啦，我也不回答，不能，也不想。
来病房时还兴高采烈的小雅，看着我双腿抖那么厉害，哭得眼泪汪汪的。
不知流了多少汗，流了多少血，大约到了下午四点，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放弃。
我终于哭着摇丈夫的手：“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你跟大夫说，我要剖腹产，一定要剖腹产！”
他也哭了，但仍然含着泪冷静地安慰我：“好的，我去叫医生，看医生怎么说好吗？”
医生来了，给我检查后说：“不行，现在已经开了四指。孩子都快下产道了，现在就是剖腹产也白搭，再坚持一会儿吧！”随后扬长而去。
我只好再咬咬牙，忍受这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大约半个小时后，下午五点左右，我终于被推进了分娩室，丈夫只能在门外等候。
里面是刺眼的白光和鲜红的血渍。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告诉我如何摆姿势，如何呼吸，如何用劲借着宫缩的冲击力把孩子推出来，说完又去给旁边的产妇缝伤口。
我傻乎乎试了几次，都不得其法，医生走过来指导我：“看，孩子头都出来了，你一松气，又缩回去啦！”
我这才突然明白了，不就是拼着老命把自己劈成两半吗？这样宝宝才能无遮无碍出来啊。好，我豁出去了。就当自己的腿不是腿，是块木柴，自己的手不是手，是把镰刀，劈，狠狠地劈。
幸好这时，一旁的产妇大功告成被推走了，丈夫交了300元陪产费进来，在手术床边鼓励我。我使尽浑身解数，连续几次深呼吸，大刀阔斧地“劈”着自己沉重的肉体。
“好了！好了！”医生大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医生把一团血肉模糊的小东西放在了我的胸口。他动了两动，我被吓了一大跳，很是恐惧，觉得是一只青蛙癞蛤蟆之类的小动物，我大叫起来：“拿走，快拿走！”下一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小动物，是我自己生出来的宝宝呀。
医生将那一团小东西抱过去清洗，我问：“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啊？”
医生麻利地回答：“女孩，5点32分生，50厘米，6斤4两。”
丈夫在那边端详正哭着的宝宝：“哇，嘴巴长得很像我呢。”我叹了口气。原来，还是个大嘴女生。
“我可以走了吗？”
分娩完毕，本以为苦难已经到头了，要走，没想到医生一声令下：“不行，还得等胎盘娩出。”
结果，左等右等，胎盘仍然没有剥落下来。于是，两位医生一个拽住我腿，另一个猛力一拉，终于被生拉硬扯了出来，我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疼。
这就是胎盘吗？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看到的关于分娩的纪录片：一位丈夫把妻子的胎盘埋在自家院子里，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苹果树苗。他说，这棵和宝宝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小树苗，也将和宝宝同时长大。将来有一天，这位父亲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曾给他供应过养分，现在又给小树供应着养料的，正是母亲的胎盘。
当时我看了特别感动，觉得是很浪漫的一种纪念。这节骨眼上看到医生正拿着胎盘走向垃圾桶，就赶紧对医生说：“别丢，给我爱人拿回去吧。我们要种树。”
她不可思议地朝我看了一眼，只好开了门递给我丈夫。丈夫在门外说：“这么脏的东西，留着干什么？你们赶快扔了吧。”
我总不能在分娩室给丈夫解释那个纪录片的故事吧，于是，这位“功臣”还是落得被抛弃到垃圾桶里的命运。
最后一步是缝合。我继续躺着，感受医生缝衣服似的在我被侧切的伤口上穿针引线。我估计她没有给我打麻醉药，或者打的剂量不够，疼得我直冒汗。我喊疼，她又斥责我娇气。然而我是真的很疼，尖利而漫长的疼痛。
我可怜巴巴地问旁边的医生：“我可以握你的手吗？”此前，我一直是握着丈夫的手的。她居然和蔼地点点头。于是，我一直握着她温热的手，看着她柔和的脸，麻木而敏感地等着医生缝完1针、2针、3针……直到14针。
医生用轮椅把我推出房间，来到走廊，看到丈夫的那一刻，我哭了。说不清是委屈、疲惫，还是感动。
红糖水大杯大杯灌下去后，我开始给宝宝喂奶。小东西刚生下来，长得真丑，活像《指环王》里的小怪物，完全引发不了我的审美柔情。丈夫倒是很高兴，捏着她的小手说：“看，多纤细的小手，以后让她弹钢琴！”
深夜，医院熄灯了。我正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感觉旁边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才意识到，是小家伙肚子饿了，正在找妈妈的乳头呢。那个瞬间，我的怜悯心突然被唤醒，觉得她好可怜，如果没有我的乳汁，她都活不下去呀。我便在黑暗中抱紧了宝宝。看来，母爱也是需要培养的。
在医院住了整整四天，全是丈夫没日没夜、忙里忙外地伺候，抱去洗澡、买饭、端尿盆、换药、开化验单……晚上，他和我挤在一张狭窄的产床上，倒头就能睡着。
我的三位研究生室友也来医院看我。她们都还没结婚，看到刚出生的小婴儿，甚为好奇，临走时，悄悄塞给我一大摞纸币和钢镚：“这是我们凑份子给宝宝的一点心意。每个人999元，一共2997元。999是个吉利的数字哦！”雪中送炭的爱心，令我感动不已。
出院，我仔细看了这几天的生产费用，2708元。有点不满意，顺产怎么也这么贵啊。我暗想，这账单我得好好保留着，将来女儿长大了给她看看，好忆苦思甜。
出院后，公公婆婆从福建赶过来照顾我坐月子，丈夫则开始找工作参加面试，看得出他压力不小。幸亏我母乳充足，又省下了奶粉钱这一笔开销。
女儿满半个月那天，家里全部积蓄只剩下不到1000元。在这个危急时刻，丈夫找到了一份知名外企的工作。他兴奋地回到家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我抱着孩子，他抱着我。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明媚的阳光照进了地下室里。
后来我们搬出了地下室，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几年后，我又生了一个儿子。今年女儿十一岁，已经长得快和我一样高了。
痴迷抓娃娃机的老兵
文/张妍文（媒体人）
我在北京的第二年，终于脱离了月光族的队伍。2016年底，账户上还有两万元余额，我决定带爸妈出国旅行一趟。虽然从小学习成绩好，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这二十多年，我一直在啃老，过去出国旅行都是我妈付钱，这次我打算变一变。
因为要从首都机场出发，爸妈提前两天来到北京，除夕前几天的北京异常萧瑟，小区附近的菜市场都关门了，我只好带二老到三公里外的超市买菜。
超市门口有五台娃娃机，平时买完东西，我都会去玩两把试试运气。两元一次，童叟无欺，抓到娃娃的概率很小，我归咎于运气。运气最佳的一次，我花28块钱抓到了一只中号的Kitty猫，更多的时候却是血本无归。
每次玩这样的游戏，我总能想起童年时爸妈带我去公园坐旋转木马，还有我爸教我在电脑上扫雷和接龙。这一次，一家人正要进去买菜，看到娃娃机，我的第一反应是也许爸妈也会喜欢这个游戏呢。
我们来到娃娃机前，我像老师一样给他们示范投币、移动控制柄、按下抓取键，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像第一次发现世界还有这么稀奇的玩意儿。
“不对，钩子往前挪……往后，再往左一点……”我听老爸的指挥按下抓取键，但一无所获。
机械兵出身、爱摆弄家具家电的老爸有些急了：“你这样肯定抓不到，换我来。”示范三次后，老爸摩拳擦掌。
老爸对抓娃娃表现出十足的天赋。虽然第一次玩，他却分外专注，眼睛紧盯着娃娃机里的抓手，前推后挪，每一步都深思熟虑，仿佛在驾驶一辆坦克。我妈在一旁眼睛睁得很大，屏住呼吸，像猎手对着猎物。我听见她在旁边嘀咕着：“太靠右了，再往中间挪点就好了。”
“啪”的一声，抓手向一只兔子娃娃袭去，钩子奇迹般钩住小兔子身上的衣服，我们三个人惊喜地看着钩子一点点向出口移动，又是“啪”的一声，小兔子从出口滚了出来。我跟我妈欢呼雀跃，老爸在一旁得意地笑了：“你们想要哪个娃娃，我去抓。”
我妈仔细检阅了另外四台娃娃机，得出一个让我惊讶的结论：娃娃都不错，品类多，看着质量都好。我心想，看不出来，平时不喜欢游戏的她对抓娃娃还挺有兴趣。玩了一会儿，兜里的游戏币已经用完，好在还能手机支付。
我们继续抓了二十多次，我爸操作，我和我妈在旁边出谋划策。又是“啪”的一声，一只小熊掉了下来。有些冷清的超市门口再次传来我们的欢呼声。
自从我上大学离开家，一家三口齐心协力做一件事的场面还是头一次出现。当我们收获了两个娃娃，准备心满意足地结束战斗时，想到的不是赶紧去买菜，而是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抱着娃娃的全家福。
五十多块钱抓到两个娃娃，这是我抓娃娃历史上效率最高的一次。大学毕业前有段时间，我也迷上过抓娃娃，每次花不少于五十块钱，却从来没有抓到过。
旅行结束，爸妈回到老家，我则像往常一样，回到北京忙碌于烦琐的工作里，时不时地给二老打通电话。
有一次周末，电话那头特别喧闹，我妈扯着嗓子说，她和爸爸在电玩城。
“你爸返老还童了，一进电玩城就挪不动步。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家再给你打。”这么多年来，我妈头一次主动挂断了我的电话。
电玩城？难道是在抓娃娃？我脑海里闪过老爸在北京抓娃娃的情景。
我心里一阵窃喜：总算帮二老找到了一件好玩的事。这些年来，爸妈下班回家除了看电视就是玩手机，我妈想去看电影，我爸懒得去。我爸想去喝酒，我妈又会生气。遇到节假日，总会为去哪里旅游这类的事争执。除了饭后在河边散散步，两人都没什么娱乐活动。
我妈的回电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俩花了200块钱买游戏币，都用在了抓娃娃上。我妈自称是合格的军师，在她的辅助下，我爸抓到了4个娃娃。听得出他们都很开心。
“厉害！你们怎么抓到的？快教教我。”我对他们的新爱好极力煽风点火。
我妈得意地说：“这可是有秘籍的，下次回家给你示范。”
后来的一个月里，我妈几次打电话汇报战果，用微信传来很多张娃娃的照片，以此诱惑我回趟家。他们把抓到的娃娃拿回家后，在我卧室的小床上一字摆开。为了拍照好看，一向节俭、衣服不穿破舍不得扔的她还专门买了一条浅粉色床单。
爸妈在娃娃机前屏气敛息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忙工作、忙恋爱、忙着挤地铁，生活节奏快，什么事都很赶。到了周末，就瘫在家里看剧，不愿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到火车站再坐车回家。虽然坐高铁也只几个小时，但想到北京西站汹涌的人潮，就少了回家的勇气。
经不住我妈软磨硬泡，就在抓回来的娃娃摆到两排的时候，我回家了。推开卧室门，橘色的灯光打在娃娃们身上，小兔子、小狗、小熊、小猩猩、史努比、熊本熊、机器猫、小黄人……它们的玻璃眼珠像是有了生命。
“娃娃们在等你回家呢，”我妈轻声说，“今晚就让它们陪你睡吧。”我小心翼翼地把30多个娃娃放在床头和靠墙的地方，给自己腾出了睡觉的位置。
早上天还没亮，我妈兴奋地过来看我，她坐在床边，问我屋里有这么多娃娃感觉如何。我本想说屋里变得拥挤好多，但想到这样会让她失望，转而告诉她，这么多娃娃让我想到小时候。
不知被哪句话触动了，她突然眼泪闪闪，说：“我去抓娃娃的时候总在想，要是你小时候有这么多娃娃就好了。那时候家里不宽裕，你没有一件像样的毛绒玩具。如今你长大了，爸爸妈妈也老了，看着你那么喜欢娃娃机里的娃娃，我们都猜是你小时候缺了玩具。”
“没有吧。”我尴尬地摇摇头，“没觉得小时候缺玩具啊。”
那天晚上，我们散步到一个刚开不久的商场，我爸神秘兮兮地说最近他和妈妈常来这里，也一直想带我来。我爸平生最不喜欢逛商场，既然这么说，肯定有玄机。果然，商场负一层有一个抓娃娃店，不到20平方米的场地，摆了20多台娃娃机。
我们一来，店员小姐热情地上前迎接：“叔叔阿姨，你们又来啦。”显然，我爸妈已经是这里的常客。我妈狡黠地一笑，对我耳语：“我们手气很好，差不多30块钱就能抓走一个。他们店里都害怕我们了。”
娃娃店里的顾客以年轻人居多，也少不了熊孩子，像我爸这种鬓角稍白的60后大叔显得格外醒目。后来，我妈告诉我，我爸因为技术高超在这家娃娃店已颇有人气，渐渐地自带名人光环，每次上阵都有人驻足围观，以年轻女孩居多。她们自己抓不到，围观我爸的操作，跟着鼓掌欢呼，甚至有人把钱交给我爸，让他帮忙抓。
沉稳冷静的老爸也有失手的时候。“你爸心理素质不好，帮别人抓从来没抓到过。”我将信将疑地看看我爸，我妈接着说，“这种时候，你爸就会主动把我们自己抓到的送给别人。”
老爸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你爸已经是抓娃娃界的名人了，要大气一些。”
半年前，一个男青年花几万块钱抓娃娃的事在网上火了。我把这条新闻转到家人的微信群里，我妈兴奋地打电话过来：“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平均几块钱就能抓到一个。我们努努力也许能超过他。”
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抓娃娃秘籍，也殷勤地转发给他们。没想到，我爸很快将秘籍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投入实战。诸如“放在洞口处的娃娃，可以掀一端，将其翻进洞里”“钩住娃娃身上的衣服，不容易掉”，都成了我们每次打电话交流的内容。他们不断跟我汇报近期战绩，我也趁机溜须拍马，讨他们开心。我在北京常常去抓娃娃，不过仅限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玩儿两把，并不上瘾。
当我又一次回家，进屋后的景象着实吓到了我：我的床上整整齐齐、严丝合缝地摆满了娃娃。他们看到我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吓到了吧？”
我爸坐在床边，从娃娃堆里一把抓出一只小熊，说这个抓了好久，很难抓，然后抓出一个北极熊，说这个要抓这个位置，抓出的概率很大，又用手指了指熊的后腰，最后抓出一个邦尼兔，说这个刚开始觉得难抓，后来多抓了几次，就顺手多了。我抬头一看，墙角一排坐着至少30只一模一样的邦尼兔。
作为一名上过前线的老兵，我爸把抓娃娃看作打仗，从技术角度观察抓手的抓力，运用战略战术思维提前布局，选择很长时间没出娃娃的机器下手，等到抓出娃娃拿回家，洋溢着打了胜仗的喜悦，看娃娃的眼神像在检阅部队或者战利品。目瞪口呆的娃娃们听从他的指挥，像是自动走出了序列。
那段日子，爸妈几乎没有一天会缺席娃娃店，通常都是空手过去，拎一大包娃娃回来。回家的路上也不闲着，分析失败教训，总结成功经验，考虑下一次复盘。
一次，我们家跟几个很久没见的亲戚吃饭，饭桌上，我爸大谈抓娃娃的诀窍，引来席间年轻一代的追捧。我堂哥说，自己抓娃娃打不破魔咒，花再多钱也抓不到。听了我爸说自己抓到过一百多个娃娃，起初不信，看到照片后惊得合不拢嘴。
“小叔，你说的我真不信，那些娃娃机爪子都是调过的，故意让人抓不到。”
我爸摆摆手：“没那回事，你还是不会抓，掌握技巧，很容易。”他又把“翻进去”“砸过来”“钩绳子”等秘籍讲了一遍，还把娃娃按形状分门别类，比如形状不规则的娃娃最好抓，抓中间卡住身子。圆球形的娃娃很难抓，抓到也很容易滑落。有翅膀的一定得卡住翅膀的位置。
表妹拜我爸为抓娃娃大神，要求我爸实地表演一次。桌上其他几个长辈见我爸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无不投来艳羡的目光。大姑长叹一口气：“我弟弟成活宝了，以前没见过这么贪玩啊。”大伯摇摇头，自愧不如：“我不爱玩年轻人的那些玩意儿，要那么多娃娃干吗？拿去卖？”
我在一旁默不作声，我知道带他们入门的人是我，那些欢乐都是我带来的，想到这里，竟发现自己是个孝顺女儿。
家里的娃娃越来越多，爸妈抓娃娃的兴趣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成为技术派的我爸，据说平均26块钱能抓到一个。再后来技术纯熟，两块钱抓出大象娃娃，四块钱抓出米奇，平均每个花费十几块也很正常。
听说我喜欢圆乎乎的Kitty猫，我爸从各个角度苦练七八天，花费一千多块，硬是把娃娃机里的20多个Kitty猫抓得一个不剩。抓娃娃店的店员开始抱怨，说店里的老板看到我爸妈抓得多就会责怪员工。这时，我妈也会反击：“我们花的钱多啊，你们还是赚的。况且我们也是活广告，多少人都是看到我们抓得多，才被吸引来的。”
娃娃店浮现的其他高手也吸引了我妈注意。一个中年女人每次来店会一次性地买二三百个币，然后啪啪啪，一抓一个准，还调整好抓手，让年幼的儿子按下按钮，娃娃应声而落，中年女人为孩子欢呼鼓劲。还有一对情侣，大概是自己抓不到，总是委托高手帮忙抓。
可不知什么原因，这几个月，我爸的手气突然变得很差，有几次二三百块也没抓到一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每天去抓，家里的娃娃数量突破500只大关。过去，这些娃娃还能摆满我的小床，现在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住处的三间房子里。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开车将娃娃成批押送一次，依次摆好，再盖上床单。
对于一直省吃俭用、常以一个月花不掉500块钱为荣的我爸，用这么多钱抓娃娃简直不可思议。还有那个舍不得买昂贵化妆品，不把衣服穿破就一直放在衣柜里的我妈，想想她能不断地把整钱换开，一次次投币或者扫码支付给娃娃机，我觉得事情变得有些危险。
终于，在得知家里已经花了一万块钱抓娃娃的时候，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电话里，我第一次严肃询问了目前家里娃娃的数量、安放情况，以及之后这些娃娃的去处。我妈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成本，一次不超过50块。”
“50块？”我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娃娃成本很低，50块抓一个也太贵了。”
为了让她信服，我有些心痛地告诉她，一个做过娃娃机生意的司机上次对我说过，平均一个娃娃的批发价相当便宜。
我妈在电话那头急切地反驳说：“你仔细看看这些娃娃，都是质量很好的呢，我在商场问过，一个卖68块。我们现在平均35块钱抓一个，赚了。”
“以前不是能十几块抓一个吗？”我激将道。
“运气时好时坏，娃娃机也有变化，感觉那些秘籍最近都不太管用了。”
“抓娃娃店肯定调了抓手松紧度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抓不到就别抓了，真是不可理喻。”我抱怨。
“好了好了，你就不要管我们了，我们难得有个爱好。如果不去抓娃娃，我们俩吃完晚饭都不知道做什么。”
“可是没地方放了。”我愤愤地说。
“我们会想办法的。等我退休了，我就开一家娃娃店，卖这些娃娃。再或者我现在就去卖，挂在汽车后备箱，到幼儿园、小学门口，总会有小孩子喜欢的。”
我妈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她真的背着我和爸爸，把娃娃拿到附近的小学门口，拎着一兜娃娃站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学生最多的时段，她在小学门口站了半小时，一个也没卖出去。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她，恐怕怎么都喊不出第一句吆喝。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没卖出去一个娃娃，她心中反而有些窃喜。其实他们抓到每一个娃娃都不容易，也因为不容易，所以每一个娃娃对他们而言都很特别，凝结着当时的智慧、运气和欣喜，然后通过电话线传递到了北京。
她说，每次她和爸爸抓到娃娃的那刻，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像坐上了时光机，突然被拉回到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如果我当时就能拿到这个娃娃，我一定会兴奋地喊：“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等你到101岁
文/王辽辽（金融从业者）
去年，家里人翻出曾祖母的身份证给她报津贴时，才发现曾祖母到5月份就整整一百岁了。在此之前，大家都估摸着她快到一百岁了，但没人能够确定。老太太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真忘了，每当有人问她高寿，她都哈哈一笑：“过一天是一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啦。”
姑姑提议，五一大家都回家给老太太过百岁大寿。这个想法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我爷爷奶奶的反对，理由是老太太不爱张扬又舍不得花钱。
我其实也很犹豫，在我们那里，有过大寿会把老人“过死”的说法。“寿”和受罪的“受”谐音，村里就有老人刚过完大寿没多久就去世的例子，别人都说是过大寿把自己受死了。
我不迷信，只是更关心老太太的感受，怕她忌讳。很多做晚辈的买吃的穿的一味表达孝心，往往忽略了老人内心真正的想法。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大家五一放假都到我家聚一聚，看看老太太，但不跟老太太说是回来给她过百岁大寿的。
五一假期临近，老太太的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外孙女们陆陆续续到了我家，老太太又惊讶又开心。老人家一辈子育有七个孩子，六个女儿和我爷爷一根独苗。她最喜欢我爸爸这个长孙，所以我爸妈结婚后跟爷爷奶奶分完家，她也跟着住到了我家，一直住到现在。
嫁到其他村的五个女儿逢年过节都会带很多东西来看她，而孙子辈的，比如她的外孙们，虽然很多从小都是她带大的，成家立业后，天南海北地散落在很多地方，几乎没有再回来。
老太太的六女儿，也是她最小的孩子，打我记事起就没有来过。邻居夸我长得好看时，常常说我越长越像六姑奶奶。邻居大娘说，六姑奶奶还是大姑娘的时候，是十里八村都难找的大美人，在六姐妹里个子最高，长得又白，经常编好了两条又长又黑的大粗辫子到邻居家照镜子。
没想到，这一回，传说中的六姑奶奶也回来了。
六姑奶奶是在5月1日傍晚到的，是亲戚里来得最晚的。她虽然有50多岁了，但脸上还很白净，没什么皱纹，打扮得也很时尚，干净利落。我和我妈都认不出她，我奶奶愣了一下，听到她叫了声嫂子，才反应过来，有些惊讶地说：“六妹妹你回来啦！”她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便急切地走向了老太太的房间。
老太太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听不懂普通话，看电视只图个热闹，每天吃完饭就看一会儿《熊出没》，以为熊大熊二是光头强养的猴子。六姑奶奶进门看到老太太，大声喊了声“妈”，脸上的表情很镇定。
老太太昂起头仔细打量了她一番，还是没认出来，一脸迷茫地问她：“你是谁呀？”奶奶在旁边插话：“你再想想还有谁能管你叫妈？”六姑奶奶终于控制不住，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太太面前，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妈，我是小六啊。你都不认得我了吗？”
老太太怔了一会儿，对着六姑奶奶的脸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像是猛地想了起来，刚点着的香烟随手丢进了脚边的垃圾桶，紧紧握着六姑奶奶的手说：“是的，你是我小六啊！小六你回来了啊？”老太太激动到说不出别的话，一直在重复那句：“小六你也回来了。哎呀好，好，我小六也回来了。”
奶奶在一旁掰着手指算了下，六姑奶奶大概有二十年没回来了。
家里人提到六姑奶奶，总会用一个词形容她：红颜薄命。
六姑奶奶小的时候，家里穷，其他孩子都没有机会上学，老太太靠织蓑衣去集市上换钱供她和我爷爷读书。她脑子很活，读完小学就做豆腐走街串巷去卖，还在冬天做糖葫芦赶集，一点也不害羞。
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同学自由恋爱了，听说那个男的相貌英俊，人也聪明胆大。改革开放初期，在别人还在家里守着一亩半分田，为娶妻生子发愁时，他已经在深圳闯出了一番小事业。
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自由恋爱，老太太没有反对，让男方家里象征性地找了个媒人来走了个形式，便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之后他们在家里简单办了一个订婚仪式，那个男人便带着六姑奶奶去了深圳。次年5月，六姑奶奶怀了孕，准备和未婚夫趁假期回家，先把婚礼办了。
结婚的前两天下午，那个男人跟一帮狐朋狗友喝了酒，便约着一起去坝子游泳。他喝多了，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第一个脱衣服跳进水里。北方5月份的天气也才刚刚回暖，河里的水还有些凉，他跳进去之后朝岸上的几个人招了招手，大家以为他在示意一起跳进来。
等别人嬉笑着慢慢脱掉衣服准备下水，才发现扎进水里的他再也没有露出头。
婆家派人来通知噩耗时，六姑奶奶正和老太太坐在院子里，往准备出嫁带走的花被子上缝象征着早生贵子的大枣、花生和板栗，听到噩耗后六姑奶奶当场便晕倒在那床被子上。
料理完丧事，家里人劝她趁肚子里的孩子月份还小，打掉算了，否则带着个拖油瓶难以找到好人家。六姑奶奶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说是给死去的未婚夫留个后代，为这事，还和老太太吵了一架。之后，六姑奶奶悄悄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去了东北。
后来，老太太找人打听到了小女儿的下落，听说她在东北开了小商店，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一些年，大概日子过得好一些了，六姑奶奶让村里闯东北的年轻人给老太太带回来一麻袋核桃，还有一些钱。
再后来，六姑奶奶嫁给了一个离异的东北男人，又生了一个儿子，还把老太太接到东北住了一段时间。这之后，六姑奶奶嫌丈夫对大儿子不好，离了婚，独自带着两个儿子过活。
日渐衰老的曾祖母再也没有去过东北。此后大概有二十年，母女俩没有见过面。
六姑奶奶回来的那晚，坚持要和老太太睡在一起。
老太太房间里的床又小又破，老人家一直不肯让我们换一张大一点的新床，房间里的其他家具也是，暮气沉沉，享受着无法被新品取代的特权。她甚至不让我们给她买新衣服，说自己指不定哪天就死了，买什么都是浪费。
我妈觉得六姑奶奶一路奔波，劝她到我家睡，她像老太太一样固执，坚持不去。我妈换了一套说辞，说老太太床小，一个人睡惯了，挤在一起会影响老人休息。六姑奶奶想了想，把自己的被子搬到了老太太的沙发上，睡在了那里。
她太珍惜和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了，回来后几乎寸步不离老太太的房间。
老太太也像变了一个人，平日里我妈和我奶奶要给老太太洗澡，老太太死活都不愿意，年纪大了很怕洗出个好歹来。六姑奶奶帮老太太洗澡，洗头，抠耳朵，老太太却顺从得像个孩子，只会憨憨地笑。
我奶奶酸溜溜地说，儿媳妇再好天天守在门前，也比不上几十年不回来的亲闺女呀。
5月2日，家里请了几个厨师办了好几桌宴席，亲戚们在屋里喝酒聊天，小孩子们在屋里叽叽喳喳跑来跑去。六姑奶奶怕人多吵到老太太，去厨房拿了些饭菜端到房间和老太太一起吃，直到把老太太伺候午休了才到客厅和亲戚叙旧。
那几天，六姑奶奶唯一一次出门是跟我们去了水坝，正是那个曾经淹死过她未婚夫的水坝，如今成了我们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风景区。五一劳动节车水马龙挤得满满当当，坝子边上各式各样的小摊贩，卖臭豆腐的、炸鸡柳的应有尽有。水坝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圈，水面波光粼粼，一眼望不到边，一些没见过海的人会以为这就是海了。
我们躲开拥挤的人群，沿着坝子边的沙滩迎着风走，一步一个脚印，谁也没敢提往事。六姑奶奶自己倒主动说起来，说坝子现在变化太大了，她都找不到那死鬼是在哪里淹死的了。之后又说自己没福气，再也没遇到过像死鬼那么机灵的男人了，还讲了很多他们在深圳的往事，讲那个男人怎么跟领导来事儿，拿到生意，帮她安排工作，带她到卡拉OK唱歌，等等。
她平静地说了很多，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转眼，六姑奶奶要回东北了。走的时候，她硬塞给我妈好几百块钱，说这些年多亏了我们照顾老人家。老人家哪天一旦有什么不舒服，务必打电话提前告知她。
平日里，女儿们看完老人要走的时候，老太太从来不出门相送。有次，五姑奶奶走之前跟她说，下个月家里地瓜熟了再过来送地瓜。老太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把手一挥说：“管你呢，你爱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
可在我家里，老人家总是客客气气的，似乎只有在女儿面前，她才最有安全感，想说什么说什么，有时候竟像是撒娇。
六姑奶奶比别的亲戚多待了一天，走的时候，老太太拄着拐杖出来，特地嘱咐我爸给六姑奶奶放两挂鞭炮。碰巧有个村里的老太婆路过，老太太站在车门旁边，打趣地跟人家说：“你以后别来我家串门了，我家小六要带我去东北了哟。”把六姑奶奶笑出了眼泪。
鞭炮放完了，六姑奶奶跟老太太说：“妈你使劲好好活，等明年五一我再来看你。”也不知道老太太听清了没有，朝她挥了挥手说：“走吧，你们都走吧。”车子发动后她便低头去捡放完烟花的纸壳子，留着卖废品，一边捡，一边自言自语：“下次你再来能看得见我，我怕是看不见你喽。”
前几天，我回家考驾照，陪老太太看了一会儿动画片。有个问题，老太太问了我三遍：
“还要多久过五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