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享受那里的温暖，观赏名画并与斯泰因小姐交谈，很容易养成在傍晚顺便去花园路27号逗留的习惯。斯泰因小姐通常不邀请人来做客，但她总是非常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显得很热情。每当我为那加拿大报社以及我工作的那些通讯社外出报道各种政治性会议或者去近东和德国旅行归来，她总要我把所有有趣的逸闻讲给她听。总是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她爱听这些，也爱听德国人所谓的“绞刑架上的幽默”[1]的故事。她想知道现今世道中的欢快的部分；绝不是真实的部分，绝不是丑恶的部分。
我那时年少不识愁滋味，而且在最坏的时候总是有些奇怪和滑稽的事情发生，而斯泰因小姐就喜欢听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不讲而是由我自个儿写出来。
当我并不是从外地旅行归来，而是在工作之余去花园路盘桓一番的时候，我有时会设法让斯泰因小姐讲关于书籍方面的意见。我在写作时，总得在停笔后读一些书。如果你继续考虑着写作，你就会失去你在写的东西的头绪，第二天就会写不下去。必须锻炼锻炼身体，使身体感到疲劳，如果能跟你所爱的人做爱，那就更好了。那比干什么都强。但是在这以后，当你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就必须读点书，免得在你能重新工作以前想到写作或者为写作而烦恼。我已经学会决不要把我的写作之井汲空，而总要在井底深处还留下一些水的时候停笔，并让那给井供水的泉源在夜里把井重新灌满。
为了让我的脑子不再去想写作，我有时在工作以后会读一些当时正在写作的作家的作品，像奥尔德斯·赫胥黎、戴·赫·劳伦斯或者任何哪个已有作品问世的作家，只要我能从西尔维亚·比奇[2]的图书馆或者塞纳河畔码头书摊上弄得到。
“赫胥黎是个没生气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为什么要去读一个没生气的人的作品呢？你难道看不出他毫无生气吗？”
我那时看不出他是个没生气的人，我就说他的书能给我消遣，使我不用思索。
“你应该只读那些真正好的书或者显而易见的坏书。”
“整个今年和去年冬天我都在读真正好的书，而明年冬天我还将读真正好的书，可我不喜欢那些显而易见的坏书。”
“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垃圾？这是华而不实的垃圾，海明威。是一个没生气的人写出来的。”
“我想看看他们在写些什么，”我说，“而且这样能使我的脑子不想去写这种东西。”
“你现在还读谁的作品？”
“戴·赫·劳伦斯，”我说，“他写了几篇非常好的短篇小说，有一篇叫做《普鲁士军官》。”
“我试图读他的长篇小说。他使人无法忍受。他可悲而又荒谬。他写得像个有病的人。”
“我喜欢他的《儿子与情人》和《白孔雀》，”我说，“也许后者并不那么好。我没法读《恋爱中的女人》。”
“如果你不想读坏的书，想读一点能吸引你的兴趣而且自有其奇妙之处的东西，你该读玛丽·贝洛克·朗兹[3]。”
我那时还从未听到过她的名字，于是斯泰因小姐把那本关于“开膛手”杰克的绝妙的小说《房客》和另一本关于发生在巴黎郊外一处只可能是昂吉安温泉城[4]的谋杀案的作品借给我看。这两本都是工作之余的上好读物，人物可信，情节和恐怖场面绝无虚假之感。它们作为你工作以后的读物是再好没有了。于是我读了所有能弄到的贝洛克·朗兹太太的作品。可是她的作品也不过就是那个样，没有一本像前面提到的那两本那么好，而在西默农[5]最早一批优秀作品问世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书像她这两本那样适宜在白天或夜晚你感到空虚时阅读的。
我以为斯泰因小姐会喜欢西默农的佳作——我读的第一本不是《第一号船闸》就是《运河上的房子》——但是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结识斯泰因小姐时，她不爱读法语作品，虽然她爱说法语。珍妮特·弗朗纳[6]给了我这两本我最初读的西默农的作品。她爱读法文书，她早在西默农担任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时，就读他的作品了。
在我们是亲密朋友的那三四年里，我记不起葛特鲁德·斯泰因曾对任何没有撰文称赞过她的作品或者没有做过一些促进她的事业的工作的作家说过什么好话，只有罗纳德·弗班克[7]和后来的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是例外。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她谈起舍伍德·安德森[8]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作家，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男人，热情洋溢地谈到他那双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和他的和气和迷人之处。我可不在意他的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我倒是非常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那些短篇写得很朴实，有些地方写得很美，而且他理解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并且深深地关注着他们。斯泰因小姐不想谈他的短篇小说，总是谈他这个人。
“你觉得他的长篇小说怎么样？”我问她。她不想谈安德森的作品，正如她不愿谈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只要你两次提起乔伊斯，你就不会再受到邀请上她那儿去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你第一次犯了这个错误，就学会再也不这样做了。然而，你永远可以在一位与之交谈的将军面前谈起另一位被他击败过的将军。你正与之交谈的将军便会大大称赞那位被他打败的将军，并且愉快地描述他如何把对方打败的细节。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太好了，没法拿来当作一个愉快的话题。我正准备跟斯泰因小姐讲他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奇地糟，但是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无疑就是批评她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了。等他最后写了一部叫做《黑色的笑声》的长篇小说，写得实在糟透了，又蠢又做作，我忍不住在一部戏拟之作[9]里批评了一番，这使斯泰因小姐非常生气。我攻击了她圈子里的一个成员。但是在这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并没有生过气。安德森作为一个作家垮台后，她就自己开始大肆吹捧他了。
她曾生过埃兹拉·庞德[10]的气，因为他在一张不牢固而且毫无疑问是很不舒服的小椅子上坐下时坐得太快，结果把椅子压坏了，可能压得开裂了，而这把椅子很可能是故意给他坐的。没有考虑到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有礼貌很大方的人，本来是能给自己找一把大小适宜的椅子坐的。她把不喜欢埃兹拉的原因说得那么巧妙而且恶毒，那是多年以后才编造出来的。
正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乡村圣母院路，我跟斯泰因小姐还是亲密朋友的时候，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11]这说法。她当时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发火装置出了些毛病，而那个在汽车修理行工作的小伙子在大战的最后一年曾在部队里服过役，在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时手艺不熟练，或者是没有打破别的车子先来先修的次序而提前给她修车。不管怎样，他没有认真对待，等斯泰因小姐提出了抗议，他被修理行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真的吗？”我说。
“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那个年轻的技工喝醉了吗？”我问道。
“当然没有。”
“你看见我喝醉过没有？”
“没有。可你的那些朋友都是醉醺醺的。”
“我喝醉过，”我说，“可是我从没有醉醺醺地上你这里来。”
“当然没有。我没有这么说。”
“那小伙子的老板很可能上午十一点钟就喝醉了，”我说，“所以他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来。”
“别跟我争辩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根本没有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正像汽车修理行老板所说的那样。”
后来，等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12]的时候，我把斯泰因小姐引用汽车修理行老板的这句话跟《传道书》中的一段相对照。但是那天夜里走回家去的途中，我想起那个汽车修理行的小伙子，不知道在那些汽车被改装成救护车时他有没有被拉去开车[13]。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为了让有优良的H形变速装置和金属刹车的大型菲亚特汽车来替代。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14]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我便在丁香园坐下跟这雕像做伴，喝了一杯冰啤酒，才走回到我那在锯木厂上面的套间的家里。但是坐在那儿喝啤酒的时候，我注视着雕像，想起当年拿破仑带着科兰古[15]乘马车从莫斯科仓皇撤退时，内伊曾率领后卫部队亲身战斗过多少日子来着，我想起斯泰因小姐曾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她谈起阿波里奈尔时谈得多么精彩，谈起他在1918年停战的那天去世，当时群众高喊“打倒纪尧姆”，而阿波里奈尔在神志昏迷之际以为他们在高喊反对他[16]，而且我想我要尽我的力量并且尽可能长久地为她效劳，务必使她所作出的出色的工作得到公正的评价，所以愿上帝和迈克·内伊[17]帮助我吧。但是让她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等我到了家，走进院子上了楼，看见我的妻子和儿子和他的小猫“F猫咪”时，他们都很快活，壁炉里生着火，我就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葛特鲁德是个好人。”
“当然，塔迪。”
“可有时她确实会说一大堆废话。”
“我可从没听她讲过，”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
注释
[1]即现在通称的“黑色幽默”。
[2]西尔维亚·比奇（Silvia Beach，1887—1962），生于美国，14岁随父来到巴黎，爱上法国和法国文学，1919年在巴黎奥德翁剧院路开设书店莎士比亚公司，出售图书杂志，并设“出租图书馆”，长期成为法国文艺界人士以及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的活动中心。1922年2月大力支持乔伊斯在她的图书公司出版《尤利西斯》。1941年乔伊斯病逝于苏黎世。同年，莎士比亚公司亦被纳粹关闭，比奇被拘于集中营达六个月，后从集中营逃出，躲藏在巴黎，直至海明威随盟军打回巴黎，帮她清除了在屋顶上打冷枪的德国鬼子。
[3]玛丽·贝洛克·朗兹（Marie Belloc Lowndes，1868—1947），英国小说家，擅写历史小说及凶杀疑案故事。《房客》（1913）曾被搬上银幕。
[4]昂吉安温泉城位于巴黎北郊，为巴黎人常去的旅游胜地。
[5]西默农（George Simenon，1903—1989），比利时法语多产作家，其著名作品有“梅格莱探案”的系列小说。
[6]珍妮特·弗朗纳（Janet Flanner，1892—1978），当时美国《纽约人》周刊驻巴黎的记者。
[7]罗纳德·弗班克（Ronald Firbank，1886—1926），英国小说家，自小体弱，于剑桥大学肄业两年后，为恢复健康，到处去旅行，著有浪漫主义小说多种。
[8]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于1919年发表了《小城畸人》而成为红作家。
[9]《黑色的笑声》出版于1925年，第二年海明威就发表模仿之作《春潮》，加以讽刺。
[10]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现代派诗歌大师。16岁就读于宾州大学即开始写诗，曾短期任教于瓦巴什学院。1908年去欧洲，在伦敦，与休姆等诗人发起意象派诗歌运动。1920年偕妻子多萝西来到巴黎，积极支持并帮助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修改与出版，鼓励并指导当时在巴黎的青年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等人的文学创作，直至1924年去意大利拉巴洛定居为止。
[11]原文为法语，génération perdue，我们一向译作“迷惘的一代”，但用今天流行的词汇，该作“失落的一代”。
[12]指《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把那句话和《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一起放在卷首。
[13]作者想起自己1918年在意大利北部战线为红十字会志愿开救护车的情景。
[14]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1769—1815），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元帅，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参加拿破仑的历次战争，1804年授元帅头衔，1812年拿破仑率军远征俄国，内伊被封为莫斯科亲王，法军自莫斯科撤退时任后卫部队指挥。
[15]科兰古侯爵（Armand Caulaincourt，1773—1827），法国将军、外交官，拿破仑时期的外交大臣。1804年起为拿破仑的御马总管，历次大战中追随皇帝左右。他的回忆录是1812—1814年时期的重要史料。
[16]法国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ne Apollinaire，1880—1918），名纪尧姆，但此处群众要打倒的是德皇威廉二世，因纪尧姆是威廉在法语中的读音。
[17]迈克为内伊的名字米歇尔在英语中的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