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夏天，我一个人提着行李叫了辆车匆匆去了上海最东面的学校，那时我显得很特别，因为一个人的缘故。
我把头发染成深褐色，穿一条军绿色的背带裤，e-spirit的白色上衣，站在校门口。然后告诉我的班主任：
我是蓝色。
那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两年了。而塞也常常会在放假的时候从彼得格勒飞过来看我，和我住在一个屋子里。很深的黑夜，我们接吻。
他不抽烟，只喝一些清淡的酒，我们用流利的英语还有生疏的俄语交流，常常会念错一些单词。然后，他开始学习中文。我们会说起我的爸爸，他的Sir，还有爸爸的前妻，我的妈妈；我们研究他们的爱情，就像研究毫不关己的人物——比如《妄自菲薄》中的单图斯和萨美佳。
后来爸爸告诉我塞是他的学生中最好学且成绩最优秀的，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留学生在俄罗斯学习中国文化这是不容易的。
两年前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如预想的那样完成单方面的出国行动，因为谁都不愿意去对方要去的国度。
妈妈说苏联刚解体，俄罗斯太乱了。
爸爸说新加坡太热，别看现在那么繁荣，搞不好要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正确的，现在车臣正在打仗，三年前新加坡遭受金融风暴。我总是觉得如果当时谁能够说：上海过几年会很好的，说不定他们谁都不会走，可惜那时没有人提起。他们的争吵开始恶化，继而是语言攻击，幸而他们都没学会打架。然后也不知道是谁提出的：离婚。
我喜欢入夜的上海，匆匆地走着，谁都看不清谁。可以漫无目的地在家门口喊一辆车，或是搭乘最便宜的公车把上海看个遍。昏暗的路灯还有疲惫的路人，人们总是在此刻轻易地放松自己，包括那些白领。他们在此刻去酒吧或是咖啡店，三五成群地谩骂他们的Boss，解去领带，松开领口，忘却英语，用上脏话。
父母准备离婚那天大家坐在房间里——我们只有一间房，爸爸说：
小蓝，爸爸妈妈准备离婚，你的意见是？
妈妈说：
小青，爸爸妈妈准备离婚，你的意见是？
我坐在他们当中，那是我这一生中的第一次选择——也可以说是抉择。我点头：
我同意。
他们如释重负地舒了口长长的气，但我至今都觉得那有些做作的成分，也许他们都想表现得无谓些。继而，他们开始又一次争论，争论我的归属。
我不谈恋爱，或是说根本谈不成恋爱，也是因为我的归属问题。在恋爱的掠夺过程中，我惧于轻易地迷失自己，而附属于爱情。所以我逃避，我要我属于自己，时时刻刻。Stanley仍然很深地爱着我的妈妈，于此，我无奈。
塞能够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地来到我的身边，曾经我对他说过，我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人。我是独立的，甚至被这个社会所遗忘，我的妈妈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我的爸爸常年不在中国。在上海，我是孤独的，尤其在外公和宋妈回了浙江的老家之后。
塞喜欢把我比喻成《内慌》里的玛丽陀思，骄傲却自卑。我知道自己渴望附属于谁，这个在我十四岁后就丧失的权力。
在他们离婚的日子里我成了一件挺值钱的东西，在他们的交易里面。我知道我是他们婚姻唯一的遗留品，谁都想保存着，永远地。双方都对我描绘了另一个国度的美丽：
俄罗斯有很壮观的雪景，对于出生在南方的我来说的确极具诱惑力。
新加坡没有冬天，亚热带风情时时刻刻都美丽，郁郁葱葱的城市风景，没有垃圾。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深地爱着这两个国度，我可以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和俄罗斯小伙子跳舞，并且接受他们的热吻；我可以在实龙岗的马路上开Stanley的保时捷，遵守交通法规地靠左行驶。
那段日子我总是不断地接受选择——或者抉择的痛苦——到底跟谁？
哪都不去，我要留在上海。
于是他们开始整理行李。似乎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谁都没有个人地得到他们婚姻的唯一遗留品，我安在上海，折中的，让他们满意。
他们决定，夏天我去俄罗斯，冬天我去新加坡。其余的时间留在上海念书，哪里都不要去。我的生活在十四岁那年开始分裂成两端，我的档案也因此而更改。居然我并没有哭，不像别的父母离婚的孩子感到天塌下来的危险，也许因为我明确地感到他们仍然相爱着。
也许世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骄傲而失去最爱的人，我想他们便是如此。我不怨天尤人，总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因此而呈现另一种美丽。
爸爸先离开的，十四岁的春天。走的时候妈妈还给他织了条围巾，挂在他的脖子上：
你要学烧饭了。
那天，她居然哭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唯一的一次，包括后来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公司毁于一旦的时候，她都没有掉眼泪，反而是那次，哭了。
1997年的时候，从泰国泰铢贬值开始，金融风暴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加坡登陆。失业率的急剧增加，新币的大幅度贬值，她们的公司从两百多员工到后来只剩下十四个员工——从总经理到接待小姐。妈妈上网的次数开始减少，她隐瞒着，我问起的时候，她总是说：
没事，影响不大。
一直到1998年的冬天，我跟妈妈住进一间糟糕的flat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她总是微笑着，事实上我并不知道那算不算苦笑。但她坚强，我所没有的坚强。
记得去虹桥机场送爸爸的时候，春天的景色在出租车外晃悠，谁都没有说话。一直到飞机场，妈妈从皮包里拿出围巾。那天的手指很干净，可能因为长期不搞雕塑的缘故，她实在太忙了，要出国。
妈妈是秋天走的，我和宋妈还有外公来送的，妈妈推着一个很大的皮箱在出境口向我摆摆手：
小青，要懂得照顾自己，妈很放心你。
是的，这些年来，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便是：
妈妈很放心你。
她把我留在这个城市，我的孤独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丽。我把书念得如他们在时一样的好，只是因为除了不停地看书之外，我实在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操心，我的故事我都说给日记听。于是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要远远超过口述能力，面对时，我显得完全的不通畅。我们选择网络来了解彼此的生活，我选择网络来传达他们彼此的生活。我是中转站，他们爱情延续的中转站。
那年秋天的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没有爸爸走时哭泣时对妈妈那样记忆深刻。她转身check in的时候甚至连一点留恋的意思都没有，很干脆。又或许，她正在哭泣，没有留恋，为的只是不让我们看见她的眼泪。因为她要离开上海了，离开她的爸爸，离开她的女儿，我想她应该会哭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哭，相反爸爸走的那天我的确感到鼻尖酸了一阵，但我有很好的自制力。
我不像任何父母离异的孩子惶恐不安，我在他们离婚后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模式——毫无规律的，在生活中求生存，或者说在生存中享受生活。
我开始在房间里写东西，看书，我没有什么朋友。原先的朋友也因为我档案的更改而觉得我有些异样，她们总是很小心地和我交往，这使我们都很累，于是我便远离她们。这使我显得有些不合群，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的变化而引起的，事实上是她们的看法引起的。她们总在害怕会因为某些词汇而伤害到我，比如：离异、单亲之类的，她们并不了解“离异”和“单亲”有什么不同，只是怕伤了我。正因为她们顾忌这些，让她们变得很累，所以我选择游离于人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他们走后我很快便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时宋妈每天都会和我住在一起，然后隔天来一次，替我洗些衣服，准备我要吃的零食，而我的三餐基本上都是和快餐或是外卖结缘。偶尔邻居会好心地来敲我家的门，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但因为他们饭局上的问题实在太多，后来我宁可煮一些即食面。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我十六岁时结束，因为我考到了一所寄宿学校。
我的胃很不好，这使我变得尤为需要别人的照顾。但我总是把自己藏在阴暗的角落，我在那里窥视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她们的喜怒，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欲望。
现在我通常在学校里打包，各种各样的小菜，还有白米饭。因为常常的彻夜不眠，我老得很快，我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保养品。有人告诉我，女人是老得最快的动物，我想那是真的。
三年后，我十九岁的夏天，我依然一个人提着行李叫了辆车匆匆去了离家很近的大学。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是个逃兵，从原来名校云集的地方被放逐到开始的地方。我仍然把头发染成深褐色，穿一条深蓝色的无袖长裙，站在校门口。然后告诉接待我们的学生：
我是蓝色。
我能从所有人的眼中看出疑惑，因为我的名字，因为我的不同，也因为我的孤独。
我开始结束单纯的学生生活，开始有多多少少的工作。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没有必要的。但无论如何忙碌是种幸福，我至少能够明白我所要的是什么。
我可以抽空在图书馆里站在一排排高得可怕的书架中看书，抑制偶尔想把它们推翻的欲望，平静地像个淑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藏书室在底楼，所以总是散发着霉气，泛黄的书页还有一股不知哪儿来的樟脑丸的味道。阳光很少能够进来，偶尔撒在水门汀上，居然平添了一分阴森。
我教的韩国人是某集团在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也许更多，但至少我接触的就只有这些。两个孩子总是叫我：Miss Blue，然后要我陪他们玩一种类似于“强手”的益智游戏。总是姐姐比较厉害，像她的爸爸有经商的头脑，而弟弟要差很多。但同样的是他们都喜欢Pocketmon，到底还是小孩子。
我的妈妈在金融风暴过后的两年内又神奇地把公司发展成了三百名员工的大公司，而她的头衔也变成了：董事长，控股35%；而她的妹妹则是副董事长，控股20%；舅舅在几年前也去了新加坡，他是人事部经理，控股10%；公司上市。我这才知道，除了雕塑，她还有惊人的经商天赋。
因为方便和我的学生交流，我开始自学韩语，每天对着墙壁练习。其实如果用英语，我们之间的交流还算得上流畅，倒是现在，如果我用半生不熟的韩语，他们常常会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可我坚持，我的优点，也是缺点；就像对Stan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