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 单读编辑部
译者 王湛
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视为一种新文学，一个新国家的文学。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提供了一种比较，因为许多中国作家想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社会不断变化的经验。乡村和城市间的流变，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对21世纪的想象……这些都是共有的主题。
单读：面对那些对澳大利亚文学不甚了解的读者，你如何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它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周思：我首先会说，澳大利亚文学反映的是澳大利亚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口头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1788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前，它采用澳洲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群岛人的语言，被改编成英语文学后，它仍是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存在。原住民对这个国家的归属，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者和定居者，与这个鲜有文字记录的全新而陌生的世界的相遇，是澳大利亚文学流行的主题，它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历史和歌曲等非虚构作品，除了这些重要的文学体裁之外，还有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和戏剧。土地与环境，乡村与城市，移民与身份；幽默，方言，社会关系，以及普通生活中的特殊体验都是常见的要素。
单读：在英语文学的版图中，澳大利亚文学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周思：自18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英语文学基本上按照自己独立的轨迹发展，力图表达澳大利亚民众的独特经历，这既是为了澳大利亚人自己，也是为了相隔遥远的读者。尽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通过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交流，澳大利亚文学与更广阔的英语文学世界的潮流联系在一起，但它仍然是英语文学中一个极为特别的文学主体。自19世纪以来，女性作家为澳大利亚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本土作品和非英语背景作家作品的繁荣，进一步造就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性。
单读：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是否可被划分为几个阶段？如果可以，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分别是什么？
周思：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殖民时期）：纪录片写作、现实主义、距离体验、疏离感、抗争；
1900—1950年；现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形成，形式包括虚构和诗歌；内在性，实验性，世界主义；
1950年至今：一个活跃可行的出版业的发展；学识和教育的呈现；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和商业化。
单读：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曾经评论澳大利亚人长久以来都有一种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这一点也反映在文学和艺术上，您是否认同？
周思：“文化自卑”这个说法是文学批评家A·A·菲利普斯（A. A. Phillips）在1950年创造的，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坚定倡导者。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咆哮”（Cultural Snarl），指的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艺术家激烈地对抗旧世界的文化，尤其是英国的文化。当澳大利亚的艺术和文学以牺牲本土的创造力为代价，去追随国际潮流的时候，“文化自卑”就更加明显。
单读：根据他的说法，殖民历史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你同意吗？还有其他原因吗？
周思：殖民历史把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其他包括物质及精神上的约束性压力强加给我们，这些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加以抗拒，创造性的参与是反抗的一个方面。市场规模也是因素之一。国际的英语文学市场非常庞大，而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市场相对较小。作家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读者。
单读：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这种文化自卑依然难以克服？
周思：我认为文化自卑在如今的澳大利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学节活动中，尽管澳大利亚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英语出版商也很重要，但澳大利亚的本土作家往往能吸引最多的听众。
单读：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本土文化。本土文学在澳大利亚文学中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吗？现代读者是否依然对此感兴趣？
周思：许多最受欢迎和称赞的澳大利亚作家都是本土作家，比如亚力克西斯·怀特（Alexis Wright）、阿妮塔·海斯（Anita Heiss）、梅丽莎·卢高琴科（Melissa Lucashenko）、托尼·伯奇（Tony Birch）和阿里·科比·埃克曼（Ali Cobby Eckermann），不胜枚举。除了作家，还有音乐家、电影制作人、舞台剧导演和视觉艺术家这些同样从事语言工作的人，以及许多言论颇受关注和重视的重要的本土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单读：在我们看来，“边缘与中心”、“本土与世界”这样二元对立的结构，不足以概括澳大利亚文学。就文学及文学性本身而言，澳大利亚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最吸引人的特质是什么？
周思：有些东西是很难概括的。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主要由年轻作家创作的当代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动性和多样性。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作品，在市场和读者反响（包括国际上的）方面，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澳大利亚经验的深度和广度——跨越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代际——以及经常出现的犀利的幽默，正是澳大利亚文学的魅力所在。
单读：以南非和加拿大为例，南非有库切（J.M. Coetzee）（尽管他现在是澳大利亚籍，但他仍被视为南非文学的代表），加拿大有门罗（Alice Munro），澳大利亚有自己的标志性作家与之对应吗？
周思：荣获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仍然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偶像式人物。更近期的作家，包括戴维·马卢夫（David Malouf）、彼得·卡雷（Peter Carey）、海伦·加尔内（Helen Garner）和蒂姆·温顿（Tim Winton），都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名字，其作品在国际上被广泛阅读和翻译。莱斯·默里（Les Murray）被许多人认为是在世的英语诗人中首屈一指的。
单读：类似《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Ark）这种引发全球反响的澳大利亚作品多吗？它们这种全球性的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思：的确如此。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名单》就是一个典范。更近期的例子包括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的作品，她最畅销的小说《奇迹之年》（Year of Wonders）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悉尼作家莉安·莫利亚提（Liane Moriarty）以悉尼为背景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一样，它们描写的同时期中产阶级的生活，对读者产生了普遍的吸引力。她的《小谎言》（Big Little Lies）故事背景被搬到加州，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由澳大利亚演员尼克·基德曼（Nicole Kidman）担纲出演，目前正在热映，收视率颇高。汉娜·肯特（Hannah Kent）广受欢迎的首部小说作品《凛冬将至》（Burial Rites）讲述了19世纪冰岛的故事，销售范围也很广。
单读：没有获得足够的国际关注，在您看来是否会影响作家们的创作和自我认同？
周思：不，我认为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及让作品传播到哪里的问题上，澳大利亚的作家们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单读：成为一个作家，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比如，焦虑不安？贫困潦倒？还是风光无限？
周思：在澳大利亚，成为作家有很多种方式。几乎没有作家靠版税谋生。多数人——甚至包括相当有名的作家——都有其他工作，比如教书，或者拥有更广阔的媒体平台（记者、编剧）。写作是一种职业，它不容易，但它也有自己的回报。但澳大利亚人是全世界人均读书量和购书量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热爱和尊敬他们的作家，成群结队地去文学节活动中听他们演讲，去读书俱乐部讨论他们的作品。
单读：联想到一位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Alistair MacLeod），他的短篇小说写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们，在中国读者这边很受欢迎，尤其在我们书店。从澳大利亚文学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文学对人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思：文学能够旅行，这跟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大的世界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文学是一种容易接触的、私密的艺术形式。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体验，不受国籍或文化背景的限制。当然，翻译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学穿越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同样重要。通过这些方法，文学就能够改变和扩大世界的可能性。
单读：现在年轻作者的创作环境如何？他们可以获得怎样的支持，有哪些主要的发表平台或机构？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活跃度如何？
周思：政府运营的文化机构，包括作家组织、各种奖项和慈善资金，以及学院和高校的创意写作项目都会为新兴作家提供支持。网络出版文化近些年来十分活跃，纸质出版也是如此。
单读：新媒体技术的变革给写作者们带来了什么新的改变？
周思：一个变化是让澳大利亚文学更容易参与到国际网络，比如通过The Lifted Brow和Cordite这样的杂志。
单读：您很熟悉中文和中国作家，觉得澳大利亚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有什么文学上的亲缘性吗？
周思：许多中国作家访问过澳大利亚，也有许多澳大利亚作家访问过中国。在澳大利亚，可以买到的英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是有限的。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视为一种新文学，一个新国家的文学。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提供了一种比较，因为许多中国作家想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社会不断变化的经验。乡村和城市间的流变，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对21世纪的想象……这些都是共有的主题。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澳大利亚作家，以小说和文化随笔见长。他著有七部小说和两部短篇故事集，包括《船艄》（Paper Nautilus）、《红线》（The Red Thread）和《原初的面孔》（Original Face）等，以及一部广受好评的回忆录《黑色绵羊：博罗卢拉之旅》（Black Sheep: Journey to Borroloola）。他在当代澳洲、亚洲艺术与文学方面著述甚广，曾担任“麦考瑞大学—笔会澳大利亚文学选集”（2009）（Macquarie Pen Anthology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的主编，也是2002年到2005年间悉尼国际笔会的主席。2009年到2010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澳大利亚研究客座讲师，也任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5年到2008年，他受聘阿德莱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主任，现在仍在那里教授英语与创意写作。他也多次造访中国，对中国作家与文学保持了密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