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时赋予了其较广泛的含义。它首先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也包括后来经列宁、毛泽东等人发展了的哲学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时提马克思主义，有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主要是经过俄国传播且受其影响巨大，它更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广义上我们往往习惯将之统称马克思主义。并且，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离开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故本书在行文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等提法。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涉及列宁等人的哲学思想，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概念。说明这一点，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解。
世纪回眸，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历史过程，即从著作片段的译介、单篇著作的翻译出版到文集、选集以及全集的翻译出版，从零星观点、个别理论观点的传播到整个学说、系统理论的研究，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发挥和进行理论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从宣传、解说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知与行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可歌可泣。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抒发了为真理而斗争的豪情壮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唱响了一曲曲时代悲歌，写就了一段段威武雄壮的历史。
真实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并非易事。仅从文字写作上来说，它需要很大篇幅才有可能叙述得较为完整。要对这一课题进行全面研究，至少要求懂得世界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来到中国也是首先需要了解的。
故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本书篇章结构的安排兼顾了上述前提，有自己的独特结构。它由一个引论和总共七章构成。引论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在欧洲各国的传播，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各国的传播，并特别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传入中国过程中日本、俄国—苏联的桥梁作用。第一章叙述了20世纪初梁启超等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初次涉及，特别是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传播。第二章叙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和传播。第三章叙述了1920-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通俗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第四章叙述了1920-19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编写哲学教科书的状况，说明这种编写是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到创新的过程。第五章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在1930年代产生了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典型形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第六章叙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前这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宣传和应用等情况。第七章叙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最后，本书还附录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著、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情况。本书这种篇章结构的安排，是本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更好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
下面进一步对本书的篇章结构作一简单说明：
引论首先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最初在欧洲各国的传播，继之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各国的传播，并特别说明了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地跨欧亚大陆的俄国—苏联在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上的重要作用。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及它来到中国的具体途径，这让一般读者不需借助其他书籍即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大致情形，这不仅会得到一张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全球扩散与传播的“路线图”，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全球性的传播格局中，对中国作为受其影响的东方国家之一这一点更好地加以把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世界背景，即了解19世纪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欧及北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事实，就会更好地梳理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脉络，也会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挥重要的影响。
第一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前史，这对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起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比较重要。述说这段前史是不抹杀中国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功劳，不割断历史。它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中国人是在1899年从《万国公报》首次得知的，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中国人是在1902年从梁启超于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初次听说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宣传，首功在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派组织后来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第二章阐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重要贡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唯物史观，突出阶级斗争，强调社会革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蔡和森、毛泽东等。这些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
第三章阐述在中国这个文化相对贫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通俗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章选择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高语罕、艾思奇、胡绳、陈唯实、张如心、沈志远等，作为20世纪上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样本来加以说明。
第四章阐述1920-194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课堂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编写哲学教科书的情况，并选取瞿秋白、李达、翦伯赞以及陈唯实等人的著作进行述评。这些人的著作可视为从1923年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起步、发展与演化的样本。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特点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创新，从作品多样化到趋于以苏联教科书为模式。李达、吴黎平、艾思奇、侯外庐、罗克汀等人的著作可视为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型演化的个例。
第五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在1930年代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着重探讨了毛泽东何以能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始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何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典型形态。从其人生历程看，毛泽东从青年时起就爱钻研哲学和社会科学，在紧张的革命战争期间也抽空发愤读书。毛泽东能在他生活的时代成长为精通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巨人，主要在于他勤奋好学，长于独立思考，精于文章写作，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对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活动虽然比李大钊等人要晚，但却是后来居上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较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更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六章阐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岁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前的17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特点，阐述的重点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宣讲社会发展史，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其二是大规模学习、宣传《实践论》《矛盾论》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普及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其三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蓝本新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让中国人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第七章阐述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取得的成绩，并着重阐发了其发展的三个主要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系统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不断创新，对哲学理论前沿问题探索范围的扩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各分支学科迅速建立。
最后，本书附录的两篇论文也有其特殊价值。第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百年来的翻译与传播》，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不了解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著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全过程，就难以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实际状况。尽管它属于原著翻译，但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类著作的引进与传播及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依据，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虽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为主的习惯，但其理论来源仍出于原著。该文重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第二篇论文《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时呈现出多样性。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撰写的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布哈林等的《共产主义ABC》，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译著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一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了解这类情况，对于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及理论构成的丰富多彩是非常有益的。
本书采用这种叙述结构，回顾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总结经验。中国共产主义者从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伟大理论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回顾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作为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居功至伟。首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在知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翻译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原著和解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著作。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仿制和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再次，这些知识分子是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因此，深入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史，要以全方位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接受、理解、传播等情况，并特别考察中国共产党这个精英群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掌握、运用以及发展。
本书在阐述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智慧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宣传、掌握和运用时，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唤起民众、领导广大人民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人民革命需要唤起者和组织领导者。在20世纪上叶，中国作为东方小农大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继孙中山之后，担负起唤起民众、发起新的民主革命的重任。正是中国共产党善于走群众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转化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革命的方法论这一主要特点，就可以从中找出带有规律的东西。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注意结合实际来阐释理论，注意以共产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唤醒其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但未过多涉及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否则它将会成为对中国革命历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叙述。本书所注重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百年历史作一梗概式描述，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还应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得到传播，不仅转化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并且后来还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引起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巨变。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由于转换成汉语表达方式，也引起汉语语言形式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处在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有割不断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许多概念、术语都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又由于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实践取向非常强烈，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了。德国学者李博指出：“汉语里某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更应当在语言之外的领域寻找，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和文明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同西方国家甚至同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都截然不同，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中国共产主义领袖的中国式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也影响了他们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的理解。”（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14，415.）李博的这种解释是有见地的。可惜，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汉语中某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变化和发展过多地展开阐述。
顺便指出，本书在谋篇布局时有详有略，这是其内容使然。引论的篇幅较长，因为它要概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它在世界各大洲的传播，概述马克思主义怎样通过日本、俄国—苏联传入中国，篇幅太短说不清楚。最后一章即第七章的篇幅也较长，因为它要概述30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学界取得的成绩，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其他章节的篇幅都不太长，这也同样为其内容所决定。笔者在叙述时依据其内容尽可能做到详略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