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刘邦传 刘备传 赵匡胤传 朱元璋传(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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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 开国皇帝(2)

朱元璋运用自己的皇帝之位,集中央大权,如此鼓吹自己的不凡,无非是想以此制造一种舆论,使得自己的打天下、做皇帝变得名正言顺,以便摆脱掉逆天而行的忤逆之徒的名声。不仅如此,朱元璋的神话除了“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给那些居心叵测、跃跃欲试者一个警告:我朱元璋是什么人,是神人,是真龙天子,而你们不过是一介草夫,跟我斗,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与神作对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休要怪我“龙颜大怒”,到时弄个粉身碎骨,满门抄斩。朱元璋一手制造了有关自己不凡出身的种种神话传说,使得人们对于他的身世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种传说与神话故事不仅有利于稳固朱家的江山社稷,更加有助于明朝的统治。那些家境贫寒、父母早亡、独自一人在外流浪的故事,对朱元璋是不利的,只能使朱元璋的威信全无,人们是不能容忍一个小叫花子当皇帝的。所以就应该避开那些不利的因素,把由此而引起的对自己的损害减小到最低的限度。作为封建时代的君主,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可以说也只有这样,天下的百姓才会心安理得地俯首称臣。朱元璋借助神的威严和旨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朱元璋成功地借助了舆论,使得自己的出身一下子高贵了许多,人们在接受了这个传说的同时,也接受了朱元璋这个皇帝。

洪武元年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北伐进军的一片欢呼中,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在铲除了陈友谅、张士诚的势力之后,乘胜追击,一举攻下了浙江、福建等地。同年十月,朱元璋又派遣汤和进攻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迫使他弃城投降。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又马不停蹄地进军福州,地方军阀、元朝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与其子共同被解送应天,后因不肯投降,被朱元璋一同斩首示众。四月,廖永忠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广东,大将杨景进攻广西,最后,二人合围靖江(今桂林),并生擒了元平章也儿吉尼。同年七月,两广地区尽为朱元璋所得,江南地区基本全都揽入朱元璋手中。统一大业在即,朱元璋此时的声名早已威震全国了。在此之前,朱元璋按照儒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卧薪尝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军事上屡有建树,不断获得新的成绩。尽管如此,他还本着“缓称王”的策略来考虑问题,分析天下局事,他与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始终保持着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以免树大招风,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论起朱元璋的封职,从枢密院同佥到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再到左丞相以及后来的吴国公等,皆来自小明王韩林儿册封。他也正是以此一步步地奠定起了自己雄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称王”的条件。当前线的捷报不断地传到应天城时,以李善长为首的群臣们劝请朱元璋登基的活动也相应达到了高潮。现在,条件日渐成熟,朱元璋也在考虑自己称帝了。朱元璋曾经派兵去安丰救小明王,是因为小明王有可利用的价值。不过现在,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留着他,反倒成了朱元璋的一个包袱。为了能把小明王人不知鬼不觉地“拿”下,朱元璋还是颇费了些周折的。经过长时间地思考,缜密的安排,他派出手下大将廖永忠导演了一出“江中覆舟”的大戏。

从滁州到应天,必经长江,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寒风凛冽,浪涛汹涌,经常有人在这里翻船。朱元璋从平江前线调回了大将廖永忠,叫他去滁州把小明王接回应天,然后又私下嘱咐廖永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长江风大浪大,弄不好就会出事。你要好好体会我的一番苦心啊。”廖永忠是聪明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意图。第二天,廖永忠便带领一行人马来到滁州,护卫着韩林儿及其文武官员回师应天。他们在长江的瓜步渡口处过江。廖永忠望着滔滔的江水,下令船舱下的士兵开始凿船,结果,韩林儿等一行人连人带船一齐沉入江中,淹死了。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了却了一桩大事,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基做皇帝了。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起,朱元璋便不用龙凤年号了。他下令恢复中原传统,将百官礼仪皆由原来尚右改为尚左,因此李善长也由过去的右丞相改为了左丞相,徐达也由左丞相改为了右丞相,其他官秩也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他还以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王献、御史中丞刘基等人为议律官,制定法律。朱元璋认为,天下大局已定,但称帝为时过早,他对李善长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拥有天下,都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就是这样他还是礼让再三呢。这种大事不可仓促而行,如果真是天赐我皇权,我又何须张皇呢。”李善长心里自然明白,古代帝王都是群臣再三劝进后才登基的。于是,李善长也并没有再上劝表。不过,李善长嘴上不说,但是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应天破土营建皇宫,他一面加紧督促,一面制定新的历法与政令。年底,新的历法和法律已经颁行实施,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百官的朝贺礼服也都已定做完成,即位登基时的仪式经过反复演练,已经相当熟练。东风已至,万事俱备。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带领文武百官再上劝表,他说:“开基创业,既宏盛世之舆图。应天顺人,宜正大君之宝位。”朱元璋故作自谦地说:“我乃功德浅薄,还不足以担当造福天下万民的皇帝重任。”李善长率领群臣跪地叩头,朱元璋仍是不答应。第二天,李善长率领百官再次劝进,他说:“主上谦让的品德,上感神明,下感天下之百姓,名德早已传遍四方。愿主上为天下人着想,尽早登基做帝,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请主公答应群臣的请求吧。”说着又跪下来了,文武百官也一同跪了下来。朱元璋无奈,只好答应下来:“诸位爱卿,屡请不已,看来我只好勉从舆情了。但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草率行事,望诸位斟酌仪礼而行啊。”群臣叩头谢恩领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一派吉庆祥和的景象。从南郊一直到新盖的宫殿,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道两旁插满了旌旗,就等着皇帝的到来了。正午时分,朱元璋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来到南郊城下,先行部队是由身材高大、健壮魁伟的士兵组成仪仗队,甚是威风。登基仪式正式开始,祭祀活动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祭天神。礼仪官在祭坛上燔烧木柴,然后将玉和猪、牛、羊三种牲畜共同置于火上烧烤,迷漫于天空中的气味,让天神享用。第二个步骤,宣读祭文,然后,朱元璋率领百官饮祭酒,吃祭肉,此为饮福、受胙的象征。最后,再把祭坛上的大火烧得更旺,此为送天神。第三个步骤,祭地神,典礼司仪将玉帛埋于地下,然后由朱元璋带头,群臣紧跟其后跪在地上,拜敬地神。拜谢天地众神之后,朱元璋这才换上了绘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祭坛的正南面,正式登基即位了。

接着,丞相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们连呼万岁,向北跪拜行礼。这才结束了整个登基仪式。此时的朱元璋不禁遥想当年,儿时跟着一群小伙伴玩做皇帝游戏的情景了,如今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望着群臣的叩首拜贺,他感慨万千:想不到昔日的放牛娃,到处讨饭的穷和尚,竟然真的做了至高无上的皇上。唉,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啊。典礼完毕后,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到太庙追尊四代祖先。朱元璋手捧玉宝(印玺)、玉册(追封册文),宣读追封高祖朱百六为德祖玄皇帝,妻胡氏为玄皇后;曾祖朱九四为懿祖恒皇帝,妻侯氏为恒皇后;祖父朱初一为熙祖裕皇帝,妻王氏为裕皇后;父朱五四为仁祖纯皇帝,妻陈氏为纯皇后。最后,朱元璋回到新建成的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的朝拜。李善长又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朱元璋宣布定都应天,国号改为大明,改元洪武。定国号为大明,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大明”一词出自《大阿弥陀经》中的一段经文: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超日月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诸佛光明之王”指的就是阿弥陀佛,“弥陀出世”指的自然是白莲教徒韩山童所倡导的“明王出世”。朱元璋年轻时当过和尚,他从经文上就已撷取“大明”二字深刻的意义了。经历了元末大动荡后,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了。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即将到来,从朱元璋个人的角度来说,“大明”二字正是对他出身佛门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性标志。

乱用武、治用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转变,他开始重用文人。朱元璋拒绝武夫们做官治天下的要求,他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十分注重汲取各个历史朝代的治国成功之道。他常常把汉、唐时期治国良策借来一用。汉朝时期,他最为欣赏的就是陆贾所提出的“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这条治国真理。原淮西红巾军部队的一些武将认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是他们打下来的,理应由他们来充任各级官员,与皇帝分享天下,这本无可厚非。可是朱元璋想到这些人原本是小农或地主阶级出身,由于自身知识有限和局限性,往往就会导致他们一旦事有所成,就会贪图安逸,躺在功劳簿上追求功名利禄。所以说只凭这些人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正如“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如果两军相战,只有武夫才能抵挡得住,儒生将一无是用;而要说到朝廷内政的治理,武夫们就派不上用场了,这时就需要儒生来治理了。看来朱元璋还是相当精明的,他能透彻地分析出文臣武将作用的条件性、阶段性。无论哪个朝代,治政之道都在于一个正确的治国方针、正确的指导方向。而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方针和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的,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人才的选拔与管理。小到一个国地区,大到一个民族,一批优秀杰出的人才,会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强盛,经济发展,这对于明朝初期的朱元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西域还未收复,蒙古还未统一,辽东也未归附,这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然而没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基础,又怎能实现这些目标呢?所以说,朱元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招揽人才,壮大自身实力。朱元璋在吸收人才和重用人才方面,一直向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学习。

首先,朱元璋对于那些前来投靠他的人才,从不求全责备,对他们采取用人不疑的方针,充分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早在攻下应天城之时,朱元璋就曾表示:如果将来可以建国称帝的话,一定要选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做官。朱元璋是这么说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注重到处搜罗能人,挖掘人才,对于那些非常有才能的学者志士、民间俊杰,朱元璋常常是亲自下诏或者亲自登门拜访。比如,谋士刘基就是在朱元璋的三番五次的求见之下才出山的。朱元璋曾感慨地说:“刘备不过三请诸葛亮,而我朱元璋竟然请了四次才得此贤才……”不过事实证明,朱元璋四请刘基并不是徒劳无益的。相反,要不是有刘基这样文武兼备的王佐之才,朱元璋是打不下大明的江山社稷的。称吴王后,朱元璋也曾对侍臣们说过,现在元朝的江山已经让我打下了三分之二,如果能够得到一批能真正帮助我治理内政的贤能之士,辅佐本王治理天下,让我有充沛的精力整治朝政,大家群策群力,尽心做事,改革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安抚百姓,稳固发展,重视生产,那我一定能够统一天下。俗话说“国无仁贤,则国空虚”,朱元璋认为,不管是手下的败将,还是无名的小卒,只要是人才都一律重用。因此,他每打一仗,每攻一城,都要求将领们时时刻刻留意当地的名儒雅士,并且注意保护手下所俘的敌方将领。确有能力者,他非但不杀,而且还要为其开脱,加以任用。在建立明王朝,登基做帝之后,朱元璋的这种渴望就更加强烈了。一次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时,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记得尧、舜曾向四周的部落征寻人才,当他得到这些人才,重用之后,他的国家立即就兴盛强大了;而与之相反的是,殷纣王昏庸无能,不重用良臣比干、箕子和微子,反而把他们一个个弄得家破人亡,正是由于他失去了贤才的辅佐,才使得国家灭亡。再看周朝,由于周武王重用了周公、姜尚等人,使得周朝历经几百年都不衰。可见一个良才,一批贤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次,为了更广泛地招揽人才,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曾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通过考试,从天下的读书人中选取优秀之才,授予官职,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对于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名儒,朱元璋也非常重视。他认为,既然自己是天下人的君主,理当让天下所有的士子来扶持自己,为大明效力。再次,朱元璋非常重视选贤任能。朱元璋治理国家,讲究精勤于政。然而这种勤政的极端表现在于对权力的支配,朱元璋特别崇尚这种权力的绝对性,也许担心别人管理不好国家,也许怕身边的大臣滥用职权,总之是不可轻易放权。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对于管理一个国家而言,不可能事必躬亲。所以对于勤政的渴求自然地就转化为对于选贤任能的一种渴望。朱元璋从元朝对文人的态度中吸取教训,重视选贤任能,鼓励儒生积极投靠。同多数的开国君王一样,朱元璋非常注重总结前朝的失败教训,并常常以此为鉴来教育臣下和后代。朱元璋认为,元朝初期的政治还是相对开明的,尽管他们对汉人抱有歧视心态,但并没有后期那样严重。虽然蒙族的官员们对于汉人做官竭力反对,但忽必烈及后代几位君王看重汉人忠心为国,尽心辅佐皇帝,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任用汉族的官员。使得元朝初期,汉、蒙两族能和平共处,还没有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由于对汉人中贤能之才的任用,也使得元朝初期建设有比较大的成效。可是到了后来,由于蒙古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对汉人尤其是儒生们都表现出强烈排斥的心理和行为,因而使得这些儒生们纷纷隐居起来。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急需儒生志士的辅佐。可是由于受到元朝长期轻儒的影响,这些儒生们都变得非常谨慎,淡泊名利也好,不愿为明朝出力也罢,总之,都不愿出来做官。对于急需人才的朱元璋来说,只得下了一道旨意,逼迫那些终日隐居的儒士出来做官,圣旨的大概意思是:既然你不愿接受明朝的官职,那你就有谋反的嫌疑,就要被处死。可见朱元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