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刘邦传 刘备传 赵匡胤传 朱元璋传(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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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乱世英雄(2)

赵匡胤也效法郭威,与一帮生死之交的将领结成“义社十兄弟”。他们中有在禁军中担任要职的军官,如后来成为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等。此外,慕容延钊、张令铎、高怀德等将领也都是赵匡胤的好朋友,甘愿为赵匡胤效命。赵匡胤以结拜的方式,得到了“义社十兄弟”的信任和支持,无形之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他在后周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赵匡胤对禁军的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把往日松散懈怠的禁军改造成了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铁军,禁军的战斗力明显加强了,史书中用“士卒精强,近代无比”这八个字来形容。其次,赵匡胤在改造禁军的过程中广交朋友,结识了一大帮与他生死与共的兄弟,并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再次,赵匡胤成功地完成了皇帝交付的任务,赢得了周世宗的信赖与奖赏,逐渐成为周世宗身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赵匡胤的这一着棋,可谓一举三得,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匡胤成就功业也与周世宗的雄心壮志密切相关。周世宗在五代帝王中,是最具雄才大略的一位,即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虽然只有五年,但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对内,周世宗奖励发展生产,废除苛捐杂税,革除弊政,整顿军队,使得饱经战乱的社会重现勃勃生机。对外,致力于国家统一,收复失地,通过有效的军事打击,严重削弱了周边强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局面。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的日子里奋力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赵匡胤抓住每一次战机,将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在收复被后蜀占领的秦、凤、成、阶四州时,由于后蜀军队的顽强抵抗,周军受挫,两军形成对峙。赵匡胤遵照周世宗的指示前往观察形势,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他经过仔细调查,周密论证,认为只要方法得当,攻取四州应该不成问题。他的建议被周世宗采用,周世宗也坚定了统一的信心,最终收复四州,取得了统一战争的第一场胜利。在随后的战争中,赵匡胤作为统兵的将领,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先是在寿州外围,以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兵,大败南唐军。接着又在滁州以少胜多,出奇兵攻敌后方,取得全胜。公元956年,赵匡胤随周世宗伐南唐。后周部队在滁州遇到南唐的垂死抵抗,赵匡胤受命攻打滁州。在强攻失利后,赵匡胤决定智取。在高人指点下,他率军从小路绕到敌后,突然袭击,攻下滁州城。随后,赵匡胤又率军救援扬州,以少胜多;在六合大败南唐大军;稳定寿州军心。在这场战争中,赵匡胤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被加升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向着权力的塔尖又迈进了一大步。第二年,赵匡胤又随周世宗南征。他指挥部众,连破寿州、濠州、泗州、楚州等城,高奏凯歌,以至沿途敌军听到他的名字,便不战而逃。这一场战争,南唐水军的主力在赵匡胤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大部分被歼灭。后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在周军全线追击南唐溃军时,赵匡胤虽然只有两千军马,却敢于同敌军两万直接对阵,因为他清楚,虽然在数量上敌众我寡,但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却相反,要趁敌军无心恋战、四处溃散之机,痛打落水狗,这样才能取胜。结果,赵匡胤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赵匡胤因战功卓著,被封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殿前都指挥使。后又改封为忠武军节度使。

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的征战中,不但以赫赫战功赢得了周世宗的赏识,而且结识了与他共生死的“义社十兄弟”,为以后他闯天下积攒了强大的实力。读书的将军

宋太祖赵匡胤后来曾经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可见他对读书的重视。赵匡胤的治国方针和策略大多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赵匡胤作为一个草莽英雄,因为孜孜不倦地好读书、读好书,才转变成为见识广博的治世明君,他的仁义之名和权术之精,大多得益于此。书籍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浓缩。在封建时代,士人以读书通史为荣,并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说法。长期以来,儒家的“四书五经”是读书人的必修课,读书人从中而知礼义廉耻,从中得到做人处世的道理。另一方面,书中的史实和经验又为后人留下借鉴,使后人避免重蹈覆辙,取捷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使唐代以来“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被纷乱的政局所打碎,许多士大夫“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即便位列宰辅,身居高位,也只不过在经济上稍为宽裕,而且备受有实权的武将欺凌,动辄性命不保。在这种环境中,赵匡胤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读书无用论”。于是对读书学习毫无兴趣,成天活跃在练武场上,苦练骑术、箭术和兵法。在随郭威征战过程中,赵匡胤以其忠诚和英勇善战而崭露头角,逐渐受到郭威的重视。郭威称帝后,水涨船高,赵匡胤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身居禁军高级将领之列。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赵匡胤深感所学文化知识甚少,如果不抓紧充实,一辈子只能做一个有勇无谋,或勇而寡谋的猛将。项羽的故事,赵匡胤早在少年时便听老师讲过。项羽少时读书不成,转而学剑,又不成,自言“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在战争中异军突起,以力大无穷、英勇盖世而著称,却胸无点墨,手下虽有雄兵百万,战车无数,却被刘邦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只能演绎出一曲“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项羽的悲剧给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赵匡胤当头棒喝,也促使赵匡胤在打仗之暇,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赵匡胤意识到仅凭武艺是很难实现远大抱负,要想创一番事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军中的武将大多信奉“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所以在实践中,他们只知行军打仗,只想做一个风风光光的将军。赵匡胤则与之截然不同。为尽快弥补知识的不足,赵匡胤表现出求知若渴的胸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他一面加紧网罗多谋善断的读书人,组建自己的智囊团;一面发奋读书,充实自己,甚至在行军途中也是手不释卷。如果听到民间有奇书,便不吝千金购之。行军之时,别的兵将携带的都是抢来的金银珠宝,而他的马背上基本全都是书本。有一次,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夺取寿州后,收集了不少木箱,足足装了几辆马车。有人嫉妒他,认为他借机搜刮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便向周世宗告发。周世宗派使臣前往核查,箱子打开后,那些告发者们不禁大失所望。所谓的金银财宝一样也没有,装在箱中的全部都是书籍。周世宗知道此事后,十分不解,便问赵匡胤:“你作为一员大将,为我开疆辟土,应当努力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作为皇帝的亲信大臣,却不能经常出谋划策,为皇帝分忧,心中十分不安,也害怕见识浅薄而不能领会您的意图,所以我到处搜集图书观看,目的是想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增广见闻和智慧。”

赵匡胤从少时的重武轻文,转变成为文武双修,到尤重文学这一过程,体现了他对知识与日俱增的重视过程。正是因为对读书的重视,他的学识和胸怀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才形成了后来的以“仁”治天下的统治思想。赵匡胤读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制定了以“仁”治天下的国策。赵匡胤登基后,深感“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之理,于是倡导以文治国。他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还劝勉文臣武将多读书。据载,他刚刚即位几天,就召山人郭无为到宗政殿为宋代君臣讲解立国兴邦之策。他还经常对左右侍从说:“我想下诏让全国的武将都读书,让他们通晓治国的方法和道理。”于是全国上下,不论文臣武将,还是商贾百姓,都崇尚读书,成为一时之风尚。据史书记载,赵匡胤读书颇杂。晚年喜欢读的书,一为儒学经典,一为史书。《尚书》、《论语》是他常诵之典,旧史、国志为其久习之文。他常说:“我常常观读、研习过去的史书,非常仰慕以前的贤君明主。他们不让贤明的人不得志,任用的都是这些贤能的人。”因此,赵匡胤表示要效法先贤,录用那些忠孝仁义、德才兼备、文经武略的人才。说到儒学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应属“五经”,其核心就是“仁义”二字。“仁义”作为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孔子在我国政治、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它不仅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政治领域直接发挥作用,指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而且可以评判人们行为的是非,辨别真伪善恶。孔子在总结以往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把零散的道德规范系统地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他把自己认为的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人类社会规范,都包括在“仁义”的内涵之中。因此,“仁义”成了社会美德的代名词,自然也就成为人类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论语》是孔子思想言行的权威代表。据统计,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109次,其中作为道德原则使用的就有105次。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即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君主要以仁义立国安邦,臣民要以仁义对待他人。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定也;义,人之正路也。”也就是说,“仁”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道德的总原则;“义”是实现“仁”的具体规范和规定。然而,仔细一想,仁义概念的区分不是非常严格,而且二者相互渗透和支撑。赵匡胤通过反复阅读并思考儒学经典后,愈发认识到知识的宝贵,也认识到仁义对治国的重要性:“仁义”是宝贵的,但施行“仁义”却是简单的、廉价的;虽然施行“仁义”是简单的、廉价的,但施行“仁义”的效果却是宝贵的、无价的。赵匡胤通过读书,学到了很多灵活应敌的战略和方法。其中送给吴越国王钱包袱一事便是从古书中活学活用的例子。赵匡胤在书上看到荀巨伯仁义驱胡的故事。汉代有一名士荀巨伯,在徐州以仁义著称。一次,他去远方探望重病卧床的友人,正好赶上胡人攻打友人所居的城市,城里的人纷纷弃城逃命。

友人对他说:“我现在是走不了了,你赶出城逃命去吧。”荀巨伯说:“我荀巨伯难道是那种为了求生而抛弃仁义、不讲信用的人吗?”并坚辞不去。城陷后,胡人问荀巨伯是什么人,为何能够行走却不逃命,竟敢独自留在城中。荀巨伯正色答道:“我的朋友身患重病而不能行走,我不忍心把他丢下而独自逃命,我宁愿以自己的身躯来换取朋友的生命。”胡人听后,非常感慨:“你真是个仁义之士。我们这些无仁寡义之人,算是闯进有仁有义之地了。”于是,胡人放弃了杀掠,撤兵离去。一郡的生灵由此得以保全。于是,赵匡胤把这种方法运用在对吴越国王钱的计策中。宋军兵伐江南之时,赵匡胤对吴越使者说:“待平定江南后,你主钱可暂来开封与朕一见,以慰相念之情,见后即可复还。”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吴越王钱迫于形势,冒死前往开封朝见。虽然每天赵匡胤盛情盛宴款待,但钱内心仍然不能平静,生怕赵匡胤为了统一大业而食言,将自己扣为人质,趁机要挟吴越投降。在这种惶恐和焦虑中度过了两个月后,赵匡胤忽然诏令钱可以返回故国。在送行的宴会上,赵匡胤还送给钱一个黄布包袱,并嘱咐他到了途中方可打开观看。钱开始非常高兴,以为是赵匡胤赏赐给自己的财物。但到了途中打开包袱,吓得钱差点背过气去。原来,包袱中根本不是原来所想的封赐,而是朝中数十位大臣要求扣留钱做人质的奏章。这样一来,赵匡胤假群臣之手给钱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迫使钱向宋朝投降。另一方面,赵匡胤又将群臣要求扣留钱的奏章交给他,并放他回去,让钱感受到赵匡胤的仁慈与宽厚,用恩情来感化他投降,这正是对书中知识的运用。汉代刘向说:“少年好学,就像早上的太阳;壮年好学,就像十五的月亮;老年好学,就像点燃的蜡烛。”赵匡胤少时重武轻文,青年时代顿然悔悟,嗜书如命,晚年仍然手不释卷。据宋人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开国第一个年号“建隆”用到第四年时,赵匡胤便诏令宰相更改,希望选用一个前所未有的年号。宰相们苦思冥想,确定以“乾德”为新年号。三年之后,赵匡胤在后宫观赏原后蜀宫人的奁盒时,发现一面铜镜的背后铸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赵匡胤非常惊讶,急召赵普等宰相面询,质问他们说:“今始三年,怎么会在四年铸此铜镜?”宰相们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不得已,赵匡胤命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入见。窦仪看后答道:“此必蜀物,昔日伪蜀王孟衍当政时有此年号,当是那时候所铸。”至此,赵匡胤方恍然大悟,感慨而言道:“宰相须用读书人。”赵匡胤通过读书观史,学会了治国之术,将书中的知识运用到治军和治国之中去,树立了以“仁”治国的方针,成为一个既能文又能武的君主。

孤儿寡母

俗话说,功高盖世,必遭杀身之祸。周世宗本是个疑心极重的人,对领兵的武将尤其严加防范,即使是亲戚和心腹也是如此。对赵匡胤这样的心腹亲信,周世宗也并不是十分放心。据说,周世宗迷信地认为,皇帝必须生得方面大耳,有尊贵之相。所以,为避免皇位被那些方面大耳者夺去,周世宗曾密令一些心腹,背地里罗织罪名,将生得方面大耳的大臣基本上杀干净了。碰巧,赵匡胤也长得方面大耳。一次,周世宗与赵匡胤在一块喝酒,微有醉意时,周世宗说:“爱卿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说不定他日会位居九五之尊呢?”赵匡胤一听,吓得酒意全无,浑身冒汗,赶忙起身离座叩头道:“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身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以及性命,都属于陛下。如皇上喜欢,臣一切都奉献给您。”周世宗掩饰道:“爱卿言重了,朕只不过随口说说而已。”赵匡胤却做出一副悲痛的样子,说:“陛下适才所言,臣好比是万箭穿心。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皇上身登大宝,那是天命所归。臣不能违父母之命而长成这副模样,好比陛下不能违天命而拒登皇位,陛下看臣该如何是好呢?”周世宗一听此话,不禁开怀大笑道:“朕不过酒后戏言,爱卿何必当真?”赵匡胤的一时机变,三言两语便打消了周世宗的疑虑,既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权力和地位。

随着官职的逐渐升迁,赵匡胤手中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但距离最高权力的象征——皇位仍有不小的差距。他的前面,还有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和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二人。要想进一步得到提升,掌握更大的权力,赵匡胤必须将这两只拦路虎除掉,以扫清前进的障碍。要除掉此二人,单凭赵匡胤的能力是比较困难的,唯有通过制造事端,让皇帝觉得此二人不可靠而将其革除,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赵匡胤采取了借刀杀人之计,搬走了挡在自己道路之上的两块拦路石。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而且一直是赵匡胤的上级,与赵匡胤的私交也不错。对赵匡胤这样有勇有谋的年轻人,张永德十分赏识,不仅在政治上经常加以提携,而且从经济上也时常予以资助。赵匡胤续弦时,因财力窘迫,张永德还送给他几千缗金帛,让他风光地举办了婚礼,曾一度使赵匡胤感激不尽。但是,感激终归是一时的感情,当感情与自己追求的理想发生冲突时,赵匡胤还是没有手软。对付张永德,赵匡胤采取的是离间之计。张永德时任殿前都点检,是赵匡胤的顶头上司,手握3万精兵,又加上他身为先皇驸马,地位尊崇,是非常有实力的将领。要将这样一个将领拉下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五代以来,很多将军拥兵自重,更朝换代的,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当朝权贵,周世宗对这一点也是深有顾忌。赵匡胤利用周世宗的疑忌,想办法让周世宗撤掉张永德的职务。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亲征北汉,路上偶然捡到一块桃木符,长约二三尺,上刻“点检作天子”。这种迷信之言,在封建社会非常讲究。周世宗心里就犯了嘀咕:“难道身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想做天子?”张永德虽是自己的亲戚,但手握兵权,谁敢保证他不想做皇帝呢?周世宗细加琢磨,联想到平时张永德与李重进经常争权夺利、内争不断的传闻,心中的疑问不由增添了几分。为防止张永德篡权,周世宗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生命垂危之际将张永德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手中的兵权。其实这种传闻,是赵匡胤让手下的幕僚们故意制造的,其目的就是将张永德排挤出权力最高层。张永德被除去兵权后,赵匡胤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殿前都点检,成为殿前司几万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对李重进,赵匡胤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李重进掌握着兵马众多的侍卫亲军司,战功不少,又是先臣遗诏顾命之重臣,根基比较牢固。为扳倒李重进,赵匡胤左思右想,很难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久,周世宗病死,7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而柴宗训的母亲符太后恰好是赵匡胤弟媳的亲姐姐。赵匡胤于是让其弟媳入宫游说符太后,最后将李重进排斥出京,远离权力中心。至此,赵匡胤已经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天下第二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实权比皇帝还要大。禁军的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他的心腹和亲信,死心塌地地听命于他。少数几个圈子外的将领,又都是一介武夫,根本不足为虑。乱世需要英雄,乱世也造就英雄。在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匡胤凭着一身武艺,在乱世中展现出英雄的本色,从征战中建立起赫赫战功,他凭着读书不断增长的知识,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了将军,继而成为后周的得力重臣。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即位,符太后监国,孤儿寡母无力治国,造成了后周政局的动荡,赵匡胤的机会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