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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1)

老子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人生若是如水,往来穿梭自如,于浩渺的天地之间默默流淌,上可至穹庐,下可到黄泉,不畏寂寞,不为诱惑,能屈能伸,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只身存天下又有何难?

心境如水

古代,一位官员被革职遣返,他心中的苦闷无处排解,便来找师父开导自己。师父静静听完了他的倾诉,将他带入自己的房中,房间的桌上放着一瓶水。师父微笑着说:“你看这只花瓶,它已经放置在这里许久了,几乎每天都有尘埃灰烬落在里面,但它依然澄清透明。你知道这是何故吗?”此人思索良久,仿佛要将花瓶看穿,忽然他似有所悟:“我懂了,所有的灰尘都沉淀到瓶底了。”

师父点点头:“世间烦恼之事数之不尽,有些事越想忘掉越挥之不去,那就索性记住它好了。就像瓶中的水,如果你厌恶地摇它,会使一瓶水都不得安宁,混浊一片;如果你愿意慢慢地、静静地让它们沉淀下来,用宽广的胸怀容纳它们,这样,心灵并未因此受到污染,反而更加纯净了。”官员恍然大悟。

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性,使万物得其润泽,而不与万物争利,永远不居高位,不把持要津,在这个永远不平的物质世界中,宁愿自居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只是拿水与物不争的善性一面,来说明它几乎近于道的修为而已。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如水一样,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所谓“居善地”;心境像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的深沉渊默,所谓“心善渊”;行为举止同水一般助长万物生灵,所谓“与善仁”;言语如潮水一样准则有信,所谓“言善信”;立身处世像水一样持平正衡,所谓“正善治”;担当做事像水一样调剂融合,所谓“事善能”;把握机会,及时而动,做到同水一样随着动荡的趋势而动荡,跟着静止的状况而安详澄澈,所谓“动善时”;遵循水的基本原则,与物无争,与世无争,永无过患而安然处顺,便是掌握了天地之道的妙用了。

人生在世,若能将水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完人,正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北宋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也不致愁眉紧锁。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依旧心系万民。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只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阐明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了,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处,便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衣食不华,只为温饱,直到晚年,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却乐善好施,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教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当他离任时,百姓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痛,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少数民族也都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看来好像范仲淹的一生错过了许多,比如荣华富贵,比如功名利禄,其实他表面错过的都是实际收获的,正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为此得到的更为丰裕。如果抛开历史,走进生活之中,你同样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自私的位置上,获得的将会更多。

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但是,老子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天地的“极私”,同时也正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生死仿佛是极为不幸之事,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便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便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的存在着。

得道的圣人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象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便真正摒弃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作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

志在天下者先正其身

王莽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父辈中九人封侯,父亲早死,孤苦伶仃。与同族同辈中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相比,王莽聪明伶俐,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他曾几个月衣不解带地悉心侍候伯父王凤,深得这位大司马的疼爱。加官晋爵后的王莽依旧行为恭谨,生活俭朴,深得赞誉。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韬光养晦。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随着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将军国大政独揽一身,其野心也急剧膨胀。而后,一心想当帝王的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应运而生,王莽也理所应当地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在平定了几次叛乱之后,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

称帝后,他仿照周朝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力,引发豪强不满;他鄙夷边疆藩属,将其削王为侯,导致边疆战乱不断;赋役繁重,刑政苛暴,加之黄河改道,以致饿殍遍野。王莽最终在绿林军攻入长安之时于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随之覆灭。

历史上,“身轻失天下”者甚多,而王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当了十五年新朝皇帝的王莽,是近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有人把他比做“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瞒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白居易一语道破天机:“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正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身存。志在天下,建丰功伟业者,正是因为身有所存。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因此,应该戒慎恐惧、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不以一己私利而谋天下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生命的价值。可惜为政者,大多只图眼前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欲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由此而引出老子的奈何之叹!

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吕端,字易直,是幽州安次人。开宝年间被授职为参知政事。当时赵普主持中书省,曾经说:“我观察吕公向皇上奏事,得到嘉奖不曾高兴,遇到挫折不曾害怕,也不表现在言谈话语中,真是宰相的气度啊!”太宗想要用吕端为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上糊涂,大事上不糊涂。”已经属意于吕端。吕端任宰相,谨慎稳重,主抓要领,办事清平简约。

当时,李继迁(西夏之建立者,党项族人,原先依附宋朝,受宋太宗赐姓,名为赵保吉)侵扰西部边境,保安军奏报,俘获李母。

宋太宗想杀李母,召寇准(当时是掌军事的枢密副使)谋议。寇准告退之后,来到相府,吕端心念一动,问寇准说:“陛下有没有告诫先生不要对吕端说?”寇准说:“没有。”吕端说:“边界经常发生的事,我不必参与;但如果是军国大事,我身为宰相,不可不知。”寇准就告诉他原委。吕端继续问:“如何处置?”寇准说:“计划在保安军北门外处斩李母,借以警告李继迁。”吕端说:“这么做并非良策,希望先生把计划的时间缓一缓,我将入奏。”

吕端入奏太宗:“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太宗说:“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呢?”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派人善加照顾,借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何况李母的生死大权始终在我方手里。”太宗很高兴地说:“如果不是你,就几乎误了大事。”就采用了吕端的计策。

李母后来病死在延州,而李继迁则在不久之后,因出攻西蕃中箭死亡,他的儿子随即归顺,这是吕端的功劳。

吕端在危急时刻也体现了自己“大事不糊涂”的本色。公元997年,宋太宗病危,吕端每天都陪同皇太子(宋真宗)入侍,探问病情。

当时宦官王继恩暗中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图谋拥立楚王赵元佐。

太宗刚驾崩,李皇后随即派王继恩召见吕端,吕端怕局势生变,就将王继恩锁入房内,再派人严加看守,然后入宫进见。

皇后说:“陛下业已驾崩,立嗣以长才顺乎传统,如今应当如何呢?”

吕端说:“先帝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日,如今先帝才刚驾崩,怎可违命而有不同的意见呢?”说完,就到了福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