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居英[6]
我在长春工作分两段：一段是1945年11月中旬，接收维持会，当了第一任苏军军管的、咱们领导的市长，当了10多天。第二段从1946年“4·14”到“5·23”，第二次咱们进长春一直到国民党再进长春，又当了一段我们的人民市政府的市长。
1945年9月，我在中共山东分局当社会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正在打临沂，临沂没有鬼子，是地主武装。地主武装以王洪九为头子，集中了1200人，有几十挺机关枪，战斗打得很残酷。
打完之后，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打电话给我，叫我连夜到他那去。到后他给我看了电报，是中央调干部紧急支援东北。当时，抽调5名干部（其中包括我），急去东北。在沈阳，陈云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我们和莫斯科已经商定，苏联在长春的军管政府，由我们选一人当市长，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担任长春市市长，今明天就走。”他还布置：“苏军军管时期委任你当市长，你就是几条：第一条市长就是政府，由政府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第二条是苏军的供应，这一条很重要，他们到处去弄牛，群众有反映，要利用政权合法供应牛肉和蔬菜。苏军什么时候撤，再看情况，如果我们继续下来，就可以用你的老办法（指管理解放区的办法）。”接着，他告诉我，到长春之后找几个人，一个是周保中，一个是石磊。我立即随军到了长春，先找到周保中，然后见了石磊。
周保中领着我到了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见到了卫戍司令加尔洛夫少将。周保中用俄语把我介绍给少将，少将对我说：“你下午再来，我派一个人，陪你去接收市政府。”
下午，我到加尔洛夫办公室，加尔洛夫让我坐到他身边，旁边坐着维持会长曹肇元，他是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总务处的头儿，金州人。加尔洛夫介绍说：“这是维持会会长，由他交给你，今天下午就要交接。”曹肇元像日本人那样虚头巴脑地说怎么交接等等。我说：“咱们就在这里交接吧！”他早就准备好了，便说：“给你个单子，我的金库里存着800多块钱。”我说：“你这个单子先拿着，咱们到市政府去面交。”下午2时，我们到了市政府。我大摇大摆地往里走，苏军谢德明陪着，我们在中间走，原政府人员在两旁列队欢迎。到楼上原日本市长的办公室，曹肇元首先交出图章、人员名册、金库存款的条子，还有八百零几块钱的伪币。我收下后，签了个字。图章虽然接收了，但我没给签字，因为那是维持会的，我说，我不用这东西。
市政府是接收了，但是旧政府人员一大群，我们带的干部很少，进步青年进去一些，机构还是伪政府的原机构。
根据市委开会研究，头一步区长要换，任命一批区长。公安局局长是张庆和，周保中说，公安局你不用管。当时公安局里都是抗联的人，叫作苏军联络官，就像军代表似的。后来，李俭珠去公安局任副局长，他带去了一批干部，动手换了一部分人员。
我们是中国人的政府，首先得给大家一个印象。头一个问题就是搞施政纲领。我和张文海一块来的（他是秘书长），一块研究起草施政纲领。起草几次，搞了一个7条的纲领，经过市委同意，就出布告。民主政府的第一号布告，就是施政纲领7条。纲领首先是讲政府的性质，政府是民主的、人民的，接着是取消勤劳奉仕、出荷粮这一套，还有肃清敌伪残余，发展文化、卫生事业，等等。
布告贴出去以后，老百姓特别感兴趣，互相传开了。针对那时人民对共产党、国民党都不那么清楚的情况，我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在广场上），由我讲这7条纲领。现在回头看，我们这7条纲领还是可以的，很振奋人心。因为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纲领不像我们根据地这样明晃晃的，而是有点灰颜色。但是核心内容是我们党的主张。群众见出劳工、不让吃大米都废除了，买卖也自由了，心情很振奋。人们开始关注我了，有人说我的家乡是长春，有的人说听口音像山东人化装成长春人。
此后，进行市政建设。我首先抓水道。怕坏人破坏自来水。一个水，一个电，苏军很注意，我们也注意这个问题，我亲自去过净月潭检查工作。水道科的头叫姚书田，典型的知识分子。两次解放长春，他都对我们有帮助。开始，我问他有没有水道的图纸。他回答没有。在我讲完施政纲领后的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说：“报告市长，我找到这张图了。这张图，苏军跟我要，我没给，东北行营跟我要，我也没给。”
1945年12月，我们要撤退的时候，姚书田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还是保护水源地和水道。我们是要回来的。”在1946年4月，我们一进城，他又跑到我这里，告诉我说：“我完成了任务，水道一点没破坏，而且增加几公里。”
再一项紧张的工作，就是供应苏军牛肉。长春牛少，供应有困难，我就跟苏军管后勤的交涉。我问：“没有牛肉，你们吃猪肉行不行？”他告诉我，我们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人吃猪肉可以，斯大林家乡高加索、乌兹别克那一带和信伊斯兰教的人不能给猪肉。最后，他们同意吃一部分猪肉，问题就此解决了。
这时，李俭珠同志在公安局搞保卫工作，他们开始抓国民党特务、地下军，抓到的也不算少。
军队开进了一个连，由曹里怀率领，住在中央银行（现市银行），这是老部队，基本是山东人，还有一部分三五九旅的。当时，海上大楼（市医院）、东北行营和市政府的岗哨，都换上了我们的保安队。后来，捅了个小娄子，战士们阶级观念强，对国民党极度反感。站岗时像野战军放哨一样，上着刺刀，而且基本上是面向门里。后来才知道，国民党把这些照了相，并告了状。
另外，我党派许多人搞报纸、“满映”（现长影）、电台，还派卫生人员到市里一个大医院工作，因为是战争环境，想多培养些医生和护士。
一天上午，我们准备在广场上公审国民党特务，要开万人大会，并由我讲话。群众开会的热情高，人都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苏军卫戍司令部打来电话，问：“很多人在你市政府门口集会，你市长知道不？”我说：“听说群众要开万人大会。”“干什么，你知道不？”我装作不知道：“群众大会，总是庆祝嘛，宣传嘛。”对方又说：“听说你们要公审，你知道不？”“不太清楚。”“你市长还不清楚？赶紧告诉公安局局长，不让他们开。”我回答：“看看吧。”
当时，我连续接了苏军三次电话，而且一次比一次紧张严厉。快到开会时间了，我准备下楼去。张文海说：“你得慢一点，周围苏军已经多了，万一苏军跟群众打起来，你市长站在哪一边？”果然，苏军直接下手了，把群众赶跑了。我没讲上话，会也没开成。现在看，开这个会也得研究，当时也不够策略，怎么能在苏军军管之处，这样搞国民党呢？过分刺激了，不策略。
当天下午3时多，加尔洛夫打来电话，请刘市长到司令部来。我到时，加尔洛夫对我很客气，对周保中可就不客气了。这边坐着曹肇元。加尔洛夫对我说：“所以让你来当市长，是因为曹先生身体不好。现在他身体已经好了，今天还是让他当市长。”我明白了，周保中紧着向我挤咕眼睛，不让我说话，我也就没说什么。不一会儿，还是那800多块钱，我们俩又写了交接书。我这市长便下去了。
当时，我以为市委还能留下来。第二天，周保中来了，我们一研究，决定都得撤出去，连省委张启龙他们都上岔路河了。
撤出长春时，我们拉出来的队伍组织了三个团，第一团是咱们的基干队伍；第二团是从长春动员出来的一部分青年，成分比较复杂，有各式各样的人；第三团是公安局的部分人编成的。这支部队叫吉黑支队，曹里怀是司令，我是政委，一个姓黄的是政治部主任，殷鉴是参谋长。我们从长春出去到拉拉屯，然后打黑林子，打孙家庄，打榆树，打五常。这是1945年那一段。
省委退出长春后，到了岔路河，12月27日，吉林省人民代表会议在那里召开了，成立了吉林省人民政府，省主席为周保中（他是苏军长春市副司令，常驻长春），副主席为周鲸文（当时在香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秘书长，掌握着文印，办省府的事。
“4·14”（1946年4月）前几天，周保中坐汽车来到了磐石，说苏军最近要撤出长春。在磐石，我东北民主联军做打长春的准备工作。张启龙同志通知我与石磊、张文海等同志一起回长春。同时又抽调了几个新干部，如宋文、李连奎等。
4月18日，长春市为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我们进城后，住在松竹梅饭店，紧接着便成立长春市人民政府，因为原长春市政府的大楼，在战斗中被打坏，市政府在“大兴”大楼（现省委对面）办公。
市政府里安排了一批我们的干部，同时，也留用部分原工作人员。我们的干部队伍，不但有读书会的，还有各地方包括延安来的干部。区长、公安局局长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市府成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宣布政策，稳定人心。头两天，我到广播电台，向市民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宣布1945年11月我公布的施政纲领继续生效，并明确提出我们的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人民代表大会，搞民主政治，各区也准备开人民代表大会。从一进城，就搞筹备工作，准备5月24日开市人民代表大会，可是没想到23日就撤走了。撤退时，把张文海忙坏了，当晚通知代表不开会了，结果，出城很晚。
回过头来再说第三项工作，筹款。这是个紧急任务，因四平前方作战，部队经费困难，东北局给我们的任务，筹款数量很大，限期很短。旧职员向我建议：“最好用老办法，摊派，我有个名册，按名册要，过去日本人就是这样办的。”我一看，名单上净是中国人，王荆山是汉奸财主，可是拿的却很少。我决定不沿用旧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当时，筹款组长是叶季壮，成员一个是我，一个是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周桓。我们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不搞摊派，向财主们要钱。我们把中国大商人、大资本家按资本在多少钱以上的列了30来家，日本人什么组合的头头也列了30来家，请他们来开会认捐。
我们在市政府二楼开了个会，人都来了，由我先说，大意是，我们有个困难，请你们帮助。我们相信大家都是拥护民主联军的，现在四平仗打得艰苦，军队还脱不下棉衣。你们都是爱国的，拥护我们的。在伪满时期你们都捐过一些款。再有，日本侨民在这里住了很久，有了一些资产。本来嘛，这些资产都是在东北得到的。现在你们应该拿出一些来，助我们一臂之力，请大家考虑。我把我们需要的数目讲了出来后，说：“这是紧急需要，今天就得拿走。”这时，工作人员给到会的每人发一张纸条，让他们把自愿认捐多少写上。
我就走到后边的一个小屋，与叶季壮、周桓在那里等着。过了一阵子，工作人员把写完的纸条拿了出来，把数目一凑，总数不够，还不到二分之一呢。中国人认捐数目很少，日本人还稍强点。
这时，周桓出来了，他对中日资本家说：“现在，我们是保卫四平，四平打不好，我们就退至长春，保卫长春。你们愿意在四平打，还是愿意在长春打仗？你们捐这点钱，也太不像话了！这样不成！你们过不去关！”他是唱黑脸的。这下子，在场的人看到军人说话了，害怕了，日本人最害怕。
接着，叶季壮说：“考虑考虑嘛，开明一点嘛！王荆山（他的代表），谁不知道你家有多少钱？”这样一来，王荆山家的人开始老实认捐了，其余的人就接上了，于是，写完一个下楼一个，宋文、李连奎等青年干部都在会场外等着，下楼一个，他们就派一个人跟着去取钱。那次紧急筹款，小买卖和市民一点也没摊上，大资本家们可把我们骂苦了。管他呢，反正我们钱到手了。
再一件事，那时在宋家洼子住着很多日本开拓团的农民，很穷。我带着宋文和李连奎去看了，是北满退下的开拓团，确实很苦。可眼下又没钱救济，怎么办？
我叫人把日本侨民会的会长（地位很高，仅次于战犯）和几个副会长找来。我问：“你们侨民的生活怎么样？”他们顺从地说：“自从你们来，很好。”我又问：“吃的住的怎么样？”他们又表示很好。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宋家洼子的侨民怎么样？”他们回答，那是从外地进来的，侨民会已经补助了多少多少钱。我生气地说：“你们去看看，他们生活得很坏，有病的没人治。我是市长，都去看了。那里天天病死人，而且到处是水，进出都得蹚很深的水。我们是想救济，可我们政府刚开展工作，经费不足。你们侨民会，家家都有钱嘛。有钱的应该帮助没钱的人。三天后我要再去看看，包括他们吃的、住的必须改善，否则，我们对你们几个可就不客气了。”我一发火，他们都直哈腰，“哈伊，哈伊”地答应着。三天后去看，果然道也修了，难民也吃上大米饭了。
5月20日左右，东北局搬到了长春。我们正在准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准备做施政报告。当时是两件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方面是支前工作。
东北局曾在满炭大楼召开紧急会议，当时提出保卫大长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挖战壕，要动员20万人在城南挖战壕。原来，我们是要保卫长春的，没想到要撤退。张文海曾跟我讲：“听说敌人都打到怀德了，要有两手准备。”我说：“就一手准备，要保卫大长春，会（指代表大会）坚决开，炮响咱也开。”当时，贴标语，布置会场，连开会吃的东西、炸的肉，都准备好了。我这个人很蛮，张文海比我看得远，深思熟虑。
5月22日下午，东北局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11时集合，12时就撤。我回来同张文海研究怎么撤退，怎么通知代表，最困难的是通知挖战壕的，后来派些人去通知，因为人太多，就让他们自动散了。
撤退的时候，我以为我有雪佛兰小汽车，就让大家先走了。善后工作弄好之后，我说开车走，没想到，司机不愿跟着走，往汽油里放了盐，一打火“叭叭”直响，他说汽车坏了，我急得够呛！还好，他还是把我们对付到了南关大桥。我们换上便衣，走到二道河子，天亮了。我看到墙上贴着布告，便往前凑。警卫员上前一把把我拽走。他说：“你看什么？那是悬赏，要你的脑袋。”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遇到一辆大车就上去了。过了拉拉屯，就看见汽车在等着我们。上了车，又告别了我的故乡。
这段我们做了些工作。从思想上讲，我没有两手准备，是想长治久安，按部就班地搞下去，所以，工作有些被动。
我同意徐慎同志开始对形势的分析。苏联对我们帮助是主要的，还是阻碍是主要的？我看帮助是主要的。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工作做到那个程度不容易。听说现在有争论，说是一点帮助也没有，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