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的本刊并不是创刊号，因为本刊的创刊号已于六月七日在香港出版，本期已是第十二号的了，用不着什么创刊词，所以我一开头就得声明这不是创刊词。
但是本刊自从本期起移上海出版，这在本刊的生命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变迁；在香港的可告一段落了，在上海的却是正在展开着新的一页。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本刊从创刊号起，一直到最近为止，在“笔谈”里所表示的言论的内容，作一番整理和检讨，藉此可以使关心本刊的朋友们更明瞭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希望能引起爱护本刊的朋友们更给我们以切实的指教，也许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吧。
综括本刊“笔谈”已往的内容，大概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民族解放的问题；一部分是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
关于第一部分，我们在第一篇的《艰苦奋斗》一文里，就提出团结御侮的主张，希望能唤起全国同胞集中注意于这个在当前严重国难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很沉痛而诚恳地指出：“不容怀疑地，中国在实际上已陷为奴隶的国家，中国人民已陷于奴隶的地位。不愿安于奴隶地位的中国人，对于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绝对不能再坐视了，必须迅速造成全民族抗敌救国的联合阵线，用热血的代价，英勇的行动，向着民族的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猛攻。我们整个民族的生路，就靠这样艰苦奋斗中得来。”
所谓联合阵线，或称统一阵线，你尽可叫它做团结御侮，或是精诚团结，或是共赴国难，它的重要的内容是团结整个民族的一切力量来抢救这千钧一发濒于危亡的中国。我们在《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一文里很扼要的说明：“救国统一的阵线的唯一目的是在救国，凡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我们都该推动他，鼓励他，引导他来加入救国统一阵线，尽量贡献他所有的力量”。又在《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一文里对联合阵线下着这样的定义：“所谓抗敌救国联合阵线，就是不论何党何派，不论什么阶层，不论什么职业，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联合起来。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
团结御侮在目前的客观情况中，尤有迫切的需要，而且也是全国的一致要求，因为“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和以前有了很重要的变换。在客观方面，我们的民族敌人是在逐步实现他们灭亡整个中国的一贯的计划。在初期还有一些名流学者希望某帝国主义肯‘适可而止’，提倡‘息事宁人’的宗旨，但四五年来铁一般的事实教训，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梦想了。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是愿不愿亡国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存亡的问题；……无论你属于任何党派，任何阶层，任何职业，亡国奴的惨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一方面须深刻地认识中国所处境遇的危殆，一方面观察世界大势和帝国主义没落时期本身的矛盾，和国内各方面的觉醒，尤其是民众对于救国运动的再接再厉，我们却也用不着悲观，用不着消极，用不着胆怯。我们当前唯一的大任务，是要从种种方面努力促成团结御侮的实现。
因此我们对于团结御侮的几个阻碍物，曾加以坦白的分析和提示。我们认为要使团结御侮能早日实现，必须解除一般人对于这件事的误解。所以在《救国联合战线的误解》一文里这样说过：“倘不坚决认定联合战线的唯一目的只是抗敌救国，在行动上便往往要犯着很大的毛病，不但不能促成联合战线，而且反而要破坏联合战线，这是很值得严重注意的。联合战线又有人称为统一战线，有人误解，以为甲乙丙等既加入了统一战线，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当然要统一起来了。他不知道甲乙丙等等的加入统一战线，只是在抗敌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在其他方面仍然可以保留着各人的一切，不一定要强同。”关于这一点，我曾举过一个很简明的例子：“例如也许你主张方块字的，我是主张新文字的，但只要你我都是要抗敌的，在这一点上便可以结成统一战线；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此外你尽管主张你的方块字，我尽管主张我的新文字，彼此不必相强……倘若我认为你既和我结成统一战线，关于新文字的主张也非统一不可，但是你尽管赞同抗敌，却也许不赞成新文字，那末统一战线反因此破坏了！”
但是“这意思也并不是说各党各派加入了联合战线，必须抛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又是出于误认统一战线为一切统一的意义，可是在共同努力于联合战线的时候，必须共同集中火力于对付最大的共同敌人。”
“团结御侮”这个名词是很耳熟的，但是仅仅空洞的名词是无裨实际的，所以我们需要切实的认识，关于它的意义，上面已略有申述了；其次我们认为在实际上努力的时候，有几点值得特殊的注意：第一是对于出发点的认清。“我们要努力造成救国联合阵线，第一步的实际工作是要努力把一向未联合的联合起来……有些人嘴里虽喊着联合战线的重要，而在行动上却仍在他原来所属的一党一派里面兜圈子，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的，也只在他的原来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里面兜圈子，并不注意到要对原来未联合的人们方面去做工夫，而且感觉到在他的党派以外的人讨厌，感觉在他原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以外的人都讨厌……甚至中伤攻击，以为痛快，结果只是把原来可以加入联合阵线共同努力于救亡工作的人，驱之门外，使他们袖手旁观，对国事不闻不问；再弄得不好，甚至使他们跑到反动方面，妨害救国工作的进行！”（见《救国联合阵线的出发点》）
第二是对于受推动者的容受性的注意。“在受推动者的人们里面，有的思想也许更前进一些，有的思想也许较后进一些，但是负有推动，鼓励，和引导任务的工作者，倘若不顾到受者的容受可能性……那也许要使原可加入统一阵线的一个救国斗士吓得掩耳远避，不敢或不愿再领教了。”（见《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所尤其要提防的是有些装做‘思想前进’而故意提出破坏救国统一阵线的过高口号，在旁人看来也许还要钦佩他的思想前进得厉害，不知道你正在上他的大当，中他的奸计。例如我们在目前应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而他却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表面上看来，好像他的思想是很前进的，而在实际上，却只是破坏集中火力来对付我们的民族敌人，间接就是分散我们抗敌的集中的力量。”（同上）
第三是褊狭态度的克服。“在这个抢救中国危亡的现阶段，全中国应该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抗敌救国的阵营；一个是我们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阵营。除我们用全力促成并巩固第一个阵营来对付第二个阵营外，如有人再存着褊狭的态度，存着党派或阶层的成见，在言论或行动上来引起纠纷，无论有意或无意来破坏这个救国联合阵线，或减削这个救国联合阵线的力量，那就都是民族的罪人，同时也就是他所属的党派或阶层的罪人！因为民族如果沦亡了，任何党派，任何阶层，都是同归于尽的。”（见《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
以上是关于团结御侮的方面。关于大众文化的方面，我们认为，“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必须有一个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的方式和内容，值得我们作更周详的研究和讨论，但是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真正的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化人和热心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对于这个问题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研究。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见《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
但是无论是民族解放的问题，或是大众文化的问题，我们都要排除万难，不怕艰苦的干去。所以我愿再提几句这样的话做本文的结束：“我们倘若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致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是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斗争！”（见《从现实做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