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卷十四号贵刊的封面上，读到一则关于张柳泉女士自杀的“笔谈”，旁边还有一帧照片，照片下写着“因被停学而自杀的张柳泉女士”。本来先生的“笔谈”和照片下面的说明都是根据了“新闻”写的，但这“新闻”是太不真实了，大都是记者的猜测之词，这错误使一般人误解了死者自杀的原因，同时估轻了死者自杀的价值。对于张女士不能不说是一种冤屈。下面两点亟须更正的：
（一）她没有接到学校令她自动退学的通知——这类通知曾发给其他同学，但她没有。前几天去南京访她父亲的时候，她父亲就一再声明，并没有收到学校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报纸能替他更正一下（学校当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给《立报》要求更正）。同时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学还接到张女士的信：“……他们都受了处分，独我例外，一点不觉欢欣，倒像自己作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实在并没有收到校里的通知书，也没有因此而“极为愤慨”。
（二）她既没有接到这项通知，她父亲当然也不会“加以责备”了。相反的，她父亲并没有因为服务政界而对于她从事爱国运动横加阻碍，间或有一两次劝阻她的较偏激的行动，也无非是出于爱护子女的热忱。所以她的自杀是另有原因的。
因为我和张女士生前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于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证诸她平日的言行，我觉得她的自杀的原因，实普遍的潜伏在许多青年的脑中，不过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这不仅是张女士一个人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前进的青年的自杀，无疑的是救亡运动的大损失。死是虽然已经死了，但同样的事情从前也曾有过，我们更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我们应该想方法来制止它的再发生。
张女士是一个热情的女子，她对现实的痛苦感是非常锐利的。她在这社会中所看到的只有丑恶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点光明。她憎恨着这个血腥的社会。她的热情使她具有着一个很崇高的人生观，她说：“人生的意义在使人类的生活更臻于完善。”她有拯救人类的决心，她希望做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工作。但是环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诉她这是梦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着社会愈变愈丑恶了，而她的决心，她的工作却受了重重的障碍。这对于一个充满着热情而有意要拯救人类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热情一天不减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中略）她的所以死得这般快，一半是由于没有人能同情她。她对现状不满的感觉，也许是很多人都能了解的，但是她的热情和痛苦却没有人能体会，她的不得已的自杀的决心，更遭受了许多人的非议。许多自命为聪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尽种种理由，和她辩驳，想用理智去说服她的情感。凡是几个和她比较接近的人都这样劝她，责她这是一种躲避，说我们应该有希望，我们应该忍受着这些艰苦，有一分力量干一分事情，自杀是太消极了。……劝她的人当然全是好意，但不料这种鼓励，在热情的她只觉得冷酷，非但不会生一点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连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同情她，了解她，于是她更失望了。（下略）
金草谨上。 九月八日。
我们对于张柳泉女士自杀的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复王德谦女士的信里，已表示过我们的意见，读者可以参看。金先生在这封信里一方面说张女士“有拯救人类的决心，她希望做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工作”；一方面说：“她希望还是早一点死，一则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儿苦痛，二则她希望由于她的死，或许可以使更多人觉到这丑恶的社会的确需要推翻。”这里面显然含着很大的“错误念头”。“拯救人类”和“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唯一途径，是靠我们能不怕“苦痛”的奋斗，所以要“少受些儿苦痛”，根本是错误的。要“使更多人觉到这丑恶的社会的确需要推翻”，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极方面是要暴露社会的罪恶，在积极方面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和丑恶的社会抗战，建立合理的社会。自杀这件事，对于积极方面的工作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纯洁的有志的人多死一个，那斗争的力量多损失一分。即在消极方面，要暴露社会的罪恶，也要靠我们的嘴、我们的笔以及我们的工作，作继续不断的努力，倘若只是一瞑不视，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采用这种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个人的力量却比较的小，集体的力量却比较的大。我们大家都来作继续不断的努力，这积累起来的总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们都来寻死以摆脱一切，总的力量不是等于零吗？“丑恶的社会”不是什么空洞的东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丑恶的人看你一个个死去，他们的丑恶被暴露的危险更可以大大地减少，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们悲痛张女士这样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错误念头”而自杀，原不忍有所“非议”，但是为着仍须努力于救亡运动，仍须努力与丑恶的社会抗斗的人们，不得不很老实地说明我们的见解。
最后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较接近她的人和她辩驳的失败。平日渐积于脑里的“错误念头”，原不是几次“辩驳”所能消除的，这是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思想比较清楚的朋友们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于增强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