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生来惯会做梦的人，尤好做那不安分（？）的梦。在我十七岁时，刚从初中毕业出来；那时正是民国十六年夏季，革命势力已卷到了我的故乡；我止不住我心头上的青年之火的狂炽地燃烧，便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先是游行、宣讲、欢迎革命军……后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后来局势比较平静了，便在县党部里担任了秘书。那时党势赫然，满可夸耀一时了。但是，我的心，随着革命热潮的低落而平静下来。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学识不足，能力过差。——一个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孩子，怎能做起大事！实在，遇着很多的事情，常常不能做得如自己心里所想像的那么好。我便开始做着新梦——最低限度，应求自己再受三年中等教育。自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如此做去，虽有同志们的挽留，家庭中的不表赞同，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总算是有了幸运，于民国十八年冬季里，考入了××中学的高中师范科。当时，我快活得流出泪来；我认为我的前途从此开展，将有无限的光明。
因为自己始终未甘自弃，勉力以求；又因为得到几位贤明的老师苦苦指教；三年的光阴过去了，自己竟也获得了几许长进。在民国二十年冬毕业以后，幸蒙当地人士的爱护——其实是拉拢——委我做县立小学校长——一所完全小学，——在这个小学里，服务一年之后，深深地感到校长的职务，真是责重事繁；自己的经验不足，好些事情不能做得使自己满意。因此又发生了新梦：梦想能到一所规模宏大的小学校里去，同别人学些经验才好。后来事有凑巧，一个省立师范附小托人请我。当时我便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校长的职务，接受了附小的聘约。——这本是我衷心所梦想的事啊！
在附小一年之后，又有了新的感觉：天下老鸦一般黑，所谓省立附小，不过班级较多，经费充裕而已。谈到其他一切，也不过敷衍门面，那能说到真的办教育？（中略）在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教育理想和制度之下，做着教书的工作，又是多么苦闷的事啊！——内心里的苦闷啊！我并想：“在此国难当头的国度里，在此年富力强的青年时代，做小学教员就是唯一重要的工作吗？就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吗？”我想到这里，便陷于不可知的深渊里。
后来，与知己的朋友通信，曾谈到了这个问题；可喜的很，接到了一个使我萌生转机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着：
“……我早就这样想着：果真有一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光，沉静的头脑，周密的思想，和灵活的笔调，大可在新闻事业上谋发展；因为这种事业，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而且或有很大的帮助——对个人进修上与成功上。吾兄曾否这样想过？吾兄的条件之如上所述者，无一不备，我以为别路皆不可走时，吾兄对此路可加以考虑。最近戈公振先生之死，又引起我对于此事的垂涎；戈先生不就是走向这条路而成功的吗？他连中学还没有进过呢！起初任《时报》副刊主笔，后任总编辑；以二十年的努力，竟有如死时的成就，不可谓非良好的榜样！……”（下略）
书平。 二五，九，十。
我们看到书平先生的这个“梦”，想到他那样逐步求前进的情形，很觉得有兴趣。古语有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其实我们可以说“做然后知不足”。努力做而感到不足，学起来才会真正有所得，因为这样才是自动的学，满足迫切需要的学，不是被动的敷衍的学。
书平先生问起做教员是不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倘所谓“唯一”是说除了教员以外都没有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对于这个问句的答案当然是个“不”字。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做小学教员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至于问：除了教员以外有没有其他也适当的工作？这却要看个人的特殊的兴趣和能力，不能在工作本身得到单面的判断。“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这并不限于新闻事业，就是做小学教员，也可具有这样的条件。
我的意思并非反对书平先生改业。倘若他果觉得自己不宜于从事小学教育而宜于干新闻事业，当然是可以改的。至于入手的方法，很难有一定的公式，大概不外两途：一是寻得了新闻界的职务，在职务上训练自己；一是先尝试写作，从投稿做起，也许可从这里面得到相当的机会。戈先生就是用前一种方式开始工作的。
我个人很惭愧，至今还说不上什么“成功”，我也说不出什么秘诀，只是尽我心力干去就是了。这不是上海人所谓“卖关子”，实际情形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