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个多月之前，我们机关上突然多了一份“伪满新京”的《盛京时报》。这报的内容，多是歪曲的，带煽惑性的新闻和评论；及左抄右袭的副刊。这使我大大的惊异：为什么要定这种报纸呢？
经过多方的探询，据说这是我们院长的意思。而院长却是由某市政长官的介绍，及盛京时报社的要求（干脆一点是强迫），而“欣然”允诺定阅的；而且“慷慨”的定了三份。我们这份就是院长派阅的。我不得不赞叹“邻友们”的无孔不入的“亲善”政策！（中略）
我没有用摇尾乞怜的酸相及哀求的声调去交涉，先令送报的停止送报。几天之内，并没有反响。我想：“他们会甘心吗？”
果然，大约双十节前后的某天下午，我们办公室走进了一个××人和中国人。××人神气活现；进来就板着面孔，毫不理会人，摘下帽子向桌上一掷，在皮包里抽出一张“盛京时报记者”的名片，轻藐的递给我，随即使劲的坐下来。我恍悟了来意，于是和缓的解释说：“我们的经费很窘，无力看许多报；而且，院里和我们机关是无界限的，他们既定了两份，我们也可以借阅。”那位中国人翻译成×语；××人显然发了恼怒，态度更变得凶恶。（中略）他点头冷笑了一阵，又和翻译说了些话；翻译告诉我：“吉田先生说：‘你们经费既窘，为何定这许多中国报呢？就算是实情吧，你们也可在这些中停去一份，添上我们的报啊！’先生！看透些！面子事！省得添麻烦！”他表现一付小汉奸特有的风度，补充了自己的意思。我气愤得有点发抖，竭力抑止住怒火，然而不免愤愤的说：“对不起！贵报内容很好，可是我们没有看它的必要。”翻译有点发慌，他似乎怕译出来要发生僵局；而××人却努力做作出一副凶恶得无以复加的表情在等着答复。于是翻译又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都拿起帽子愤然走开。临行，翻译带着不屑的口吻说：“好！总有办法的，再说吧！”我用将要冒火的两眼目送了他们出去。
我正在为我的外交胜利而快慰，却有人替我担心了：“老郭！当心些！人家不至于甘休的呀！”我回答说：“放心！至多派几个兵来捕去把我打一顿吧，决不至于用对国货售品所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堂堂的机关！”（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因为售太阳牌洋伞而至被×方捕去店员，并且将该所查封。）
万幸！到今日为止（只说到今日为止），我没有被捕。然而，当我听说塘沽、天津地方法院塘大分院的房屋被××宪兵队强占为办公处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估计太轻了：尽给人家横行无忌的欺侮下去，终有视查封一个机关为一件小事的一天呀！
茗柯上。
华北在侵略者压迫下的种种方面的“奴化”，这种惨痛的事实是一天天严重起来了。文化侵略也是侵略者一个重要的策略，煽惑和麻醉的报纸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具。用威吓手段强迫多定一种奴化的报纸，这还只是开端，倘若我们对于华北的危殆局势不下决心作根本上的挽救，恐怕一般人民都只有“奴化报”可看了！茗柯先生的爱国精神固然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敬意，但是那个“记者”的后面是有着整个侵略者做靠山，要始终拒绝他的要求，个人的力量恐怕还是不够的。我们以为遇着诸如此类的无理要求，应该和当地的爱国团体及舆论机关联系起来，暴露敌人的黑幕，造成集体的反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