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我提笔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本店被误会而遭难的事件，还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还有九处分店被封或被勒令停业中，还有四位同事仍被拘押着。这次本店在物质方面的损失固然不小，尤其使我们时刻敬念的是这几位因公遭难无辜受累的同事。我们仍在继续努力谋得此事的合理解决，中宣部几位负责的先生们的态度也很好，他们最近告诉我们说已开过几次会，还未想出“监督”的好办法，正在继续研究中。这是最近关于此事可以报告的消息。
在这次不幸事件发生的前后，直到今日，还时常听到不可思议的谣言。例如说本店每月得某某方面津贴十万元哪，本店同人帮某某方面布置通信网哪，都绝对没有事实的根据，这是以前我和诸位同人已略为谈过的了。我们根本没有这件事，所以并不心虚。
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先生写信约我去谈，我去了之后，他说在前一天，中宣部负责的几位先生们正在开会研究本店问题的时候，叶部长报告接到情报，据说生活书店决定全部由重庆“撤退”，搬往国民政府管辖不到的区域去办；又据说我和沈钧儒沙千里诸先生决定离开重庆，表示不合作！潘先生因此特地约我去当面问个明白。他并且说，党部方面正在设法把此事弄小，现在竟把这件事如此扩大起来，倘被总裁知道了，是不好的。
当时我一方面对潘先生的好意表示感谢；一方面切实声明这个“扩大”或“撤退”的计划，我根本连梦都没有做到！我说生活书店不仅重庆一处，怎能这样简单地“撤退”，而且我们是主张全国团结的，正在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的抗战国策，那里会不合作的道理！所以就事实及理论说，都可以断言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经过这样解释之后，潘先生便也释然了。
最近又有在政府某机关的一位热心朋友见告，说他曾见报告：“书店方面有一通讯，内容系指须保守秘密，现在时候尤须特别谨慎，以避免政府方面之捕缉，万一不幸，虽在严刑拷询之下，亦须咬紧牙关等意。”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谣言！所谓“通讯”云者，如指“店务通讯”，诸位同人看过，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如指负责人的信件，各店负责人也彻底明白，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根本上我们就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保守，那里还说得到“咬紧牙根”呢？
本店绝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不能欺骗终日在一个机关里共同为文化努力工作的全体同人，所以我们对外应该辟谣，对内却用不着辟什么。我所以还要提出来和诸位谈及的，一则报告报告天地间居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谣言，二则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教训，什么教训呢？我觉得至少有两点：
第一，我们应该尽可能使各地党政军人士明瞭我们事业的内容，明瞭本店的的确确是努力于中国抗战建国的文化，绝对没有什么党派的关系，绝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类实际的情形，原可在本店所表现的事实上看出来，本店无须再用什么工夫，但是听到不可思议的谣言，居然可以凭空发生，那末我们虽自问根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但是倘若素来对于本店情形隔阂的人士，听了谣言，也许不免怀疑，所以我们要经常注意到这一点。不但总管理处的各负责人，就是各分店的负责人，平日对于各该地的党政军人士，尤其是热心公正的人士，当尽可能联络友谊，尽可能使他们明白本店事业的纯正无他，这样便可以消除无稽谣言的陷害。不但主要的负责人而已，就是其他任何同事，都应该随时随地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虽然纯正无他，但是言语行动尤其是文字及书信措辞，仍须谨慎。这倒不是怕有什么秘密泄漏，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措辞如有不当，或以为私人通信可以随便胡说一阵，或高谈阔论说出许多不相干的话，言者无心，看者有意，大有捕风捉影、妄加猜测的可能，那就所谓无妄之灾，自讨苦吃了。无论公的文件以及私人通讯，都须准备给检查员拆开看了，也不致引起误会，我们听到不可思议的谣言，便知道环境复杂，我们尽管纯正无他，却仍然是要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