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秋雨过去，两个师傅又蹲在草坪里忙碌：拔野草。在他们身旁，放着一个天蓝色塑料袋，袋里装满了拔出的植物。这些植物未经驯化，绿得逼眼，不像人工培育的草叶，其色泽恰好适应了人们能承受的亮度；而且，前者的身躯自由伸展，即使被拔，也东张西望，不像后者，从地底下长出来，就柔柔的，软软的，身体微微倾斜，似乎总在向人们招呼：来这里坐吧，我给你舒服。这么一比较，前者就显得野性十足，并因其“野”而卑微，而不配得到城里人的欣赏。
我没研究过城市史，不知道在城里培植人工草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首先从哪座城市发端，但自从有了它，在那特定的领地里，野草就成为被驱赶的对象，这是确定无疑的。同时，从它们被驱赶的那天起，就有人站出来为它们辩护。较早的大概算柏拉图了，他认为世间万物，若非造化生成、命运造就，便是人工制作；人工制作最小最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论者蒙田，讲得比柏拉图明确：“说实话，我们倒应把那些被我们人为地损坏而变得特别的东西称为‘野的’。”他认为这些东西“仅仅变得适合我们败坏了的情趣”。在柏拉图和蒙田看来，野草身上体现着“最为自然的品质和特点”，因而“最大最美”——可这又能怎样呢，野草生错了地方，就只能遭到嫌弃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