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请求先生作些文章，提倡一件事情，纠正近来青年思想的错误。先生如觉得必要，可以来提倡一下，如果觉得不合适，那只好不要动笔。
现在的抗战时期，所有文化人，青年界，学生界，妇女界，都应该参加直接关系抗战的工作，讨论关系抗战的问题，著作关系抗战的文章，不过，抗战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尤其是在我们“抗战建国”的时期，把抗战的范围，应该放在辽远的过程上，其复杂，其深刻，其广大，不是只限于直接的抗战工作，而一切文化的探讨，科学的研究，热情的培植，思想的发展，都是现在的急需。我们战事的失利，土地的日蹙，在我们抗战过程中，是大家意料中事。可是我们抛弃了文化，科学，思想……的研究与进步，那么我们的国家，即使不到极艰巨的时期，我们也觉得力量的薄弱了。
在战争中，一切是要改变成适应战时的形态。可是一切学术思想的探讨，并不能发生性质的更易。科学者仍须去呆板的记公式，哲学者仍须要作真理的探讨，文学者仍须作热情的激发，青年们的思想，仍要研究论理学，才能培植成为“系统的”，“正确的”。我记得欧洲数学家欧几里得在敌军到他屋内时，还从容的对狰狞的敌人说：“不要坏了我的圆。”我们这些不能拿枪的人，在后方工作者，还能不继续自己的学问研究么？如不作学问的研究，更去作什么对于抗战有利的事呢？
我们自抗战以来，物质上的损失与毁弃，我总觉得不要紧，那些书局里没有新的伟大的译述，直叫人焦心。而一般人热烈的只去读那些浅显的抗战小册子，证明大家已经因战争而放弃了对于学问深刻的研究。而青年的著作，又多是些工作的经历与自己生活烦闷的描写，说那些话，对于抗战有什么用呢？现在武汉又浮动了，我们对于学问的研究，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要继续，如果因战事的紧张，而我们放弃了学问的研究，那么，我们拿什么去“抗战”，拿什么去“建国”
我觉得先生鼓励青年正确的思想，已作有相当成绩，而对于青年们能力的培植与引导，似乎稍微忽视了。现在青年上前线或作救亡工作，是一部分的事情，学术的研究与应用，仍待着这些有热力的青年去进行。
最后，我声明我是一个有职业而感到烦闷的青年，这证明我的意见不是有闲与有产的清谈高论，先生如觉得鄙论尚是，那么，请先生给我一个指教的机会。
苏景武敬启。
六月九日，汉口。
编者按：苏先生提倡“对于学问深刻的研究”，我们非常赞同。现在有好多人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对于专门的学识和技能往往忽略，其实关于抗战建国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有各部门的专家，根据深刻的实际研究，切实的具体计划，才能解决的，所以这个缺憾确有加以纠正的必要，不过当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的时期，一切都须以充实抗日力量为前提，“对于学问深刻的研究”也应以这个做目标。我们需要“深刻”，但是我们不需要逃避现实的“深刻”，而中国的当前现实却是“抗日高于一切”，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深刻研究和读死书是截然两件事。有些贪懒的人或另有成见的人，恐怕青年起来反对不合时代需要的教育，拼命提倡读死书，——当然，这种人并不肯公开承认读死书，但在实际上却是这样，——他们也可以把深刻研究学问做护符，用来麻醉青年，甚至压迫青年，这却是要不得的。
我们一方面需要各部门的学识技能都有人在努力，作深刻的研究，一方面也需要大众化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粮。这两方面须兼程并进，相辅相成而不相碍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赞同苏先生“对于学问深刻的研究”的主张，一方面仍感觉到“浅显的抗战小册子”也有它的教育大众的效用，因为我们要培养专家，同时也需要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工作的经验与自己生活烦闷的描写”，也有它的效用，因为“工作的经验”可供他们做工作时的参考，“生活烦闷的描写”也可以反映一部分的现实，由此引起设法解决的动机。当然，我们所需要的是新材料，不需要千篇一律的老套。
苏先生提及“上前线或作救亡工作”，其实这方面的工作也有种种的专门的部门，需要深刻研究的。例如中国在这次抗战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优秀青年加入空军陆军，加强机械化部队，这都需要有专门技术的训练，不是轻易可以担任的。救亡工作的部门也很广，例如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工农业，文化教育等等都需要许多专家。苏先生的意思，也许是感觉到现在干着“上前线或作救亡工作”的人，似乎还要注意下一番深刻研究的工夫，倘若是这样勉励青年工作者要作进一步的深刻研究，这是我们所深表同情的，不过我们还要注意所谓深刻的研究并不一定要抛弃工作，却应该在实践中作深刻的研究，从经验中提取宝贵的教训，时时在进步中工作着，也时时在工作中进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