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陷入了沉思，竟没有察觉自己迂回绕了远路。大约在十分钟之后，我才来到菲特巷尾。沉静的心情顿时转变成一位忙碌医生特有的高度警觉，我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但是我的眉头却紧锁着，看起来就像刚从一个棘手的患者那儿回来似的，而就诊室里只有一名病人在等我。看到那位病人时，我轻轻地哼了一声，就当跟她打了个招呼，而她则朝我鞠了一躬。
“原来这儿就是你的办公室。”她说。
“是的，奥蔓小姐，”我回答道，“说实话，我正打算到府上拜访你呢！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谢谢，没有。”她回答，“我的私人医生都是女性，今天到这来是替伯林汉先生带个信儿。”说着，她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看后得知，我的病人已经好几晚无法安然入睡了，而且白天疲倦不堪。所以他希望我能给他开点儿治疗失眠的药。
对于这个请求，我思索了片刻。因为医生不能随便为病人开安眠药，但是失眠也真是让人非常苦恼的事。最后，我决定先给这位病人开一剂低量的溴化钾处方，晚一点儿的时候再打电话问病人是否有提高剂量的需要。
“奥蔓小姐，请转告我的病人，让他立刻服用这剂药，”我将药瓶交给她，接着说，“稍后我会到府上去看望他的。”
“我想他要是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她微笑着说，“因为今晚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非常郁闷。伯林汉小姐出门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他是一个很可怜的老人，只是脾气很坏。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说。”
“哦，不，奥蔓小姐，很感谢你提醒我这一点，”我说，“当然我并不是非要看望他不可，但我真的很想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
“是的，我想这会对他很有帮助。你有很多优点，除了不守时以外。”奥蔓小姐挖苦道，然后便匆匆离开了。
晚上8点30分，我来到了奈维尔巷。奥蔓小姐带我走过一段宽敞却较为阴暗的楼梯后，便招呼我进了房间。当时伯林汉先生正低着脑袋丧气地坐在椅子上，望着空荡的壁炉，看样子好像是刚吃过晚饭。当他看到我时，眼睛一亮，只是精神还是有些委靡不振。
“真不好意思，你辛苦了一整天之后还要来看我，”伯林汉先生说，“但是见到你我很高兴。”
“不辛苦。我听说你今天一个人在家，所以就过来和你聊聊天。”
“你真是个好人，”他诚恳地说，“但是，恐怕你会发现我这人并不好相处，整天为一大堆琐事烦恼着的人是很难有知心朋友的。”
“那么假如你想独处，千万要告诉我。”此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打扰到他了。
“哦，亲爱的拜克里医生，你并没有打扰我。”然后大笑着说，“事实上是我打扰了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担心你会感到无聊，我真愿意将我全部的烦恼都倾吐于你。”
“我当然不会感到无聊了，”我说，“在不给对方造成不便的情况下能够分享别人的经验，总归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你知道的‘想要研究人，就得去找人’，对于医生来说更需要这样。”
听到我这么说，伯林汉先生苦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
“你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细菌。但是，假如你想通过显微镜观察我，我会乖乖地趴在镜台上供你观察，即使我的行为并不会为你的研究提供什么帮助。我可怜的哥哥，他才是主角，不知道他在哪个坟墓里面操纵着细绳，导演着这场傀儡戏。”
说完，他停顿了片刻，凝望着壁炉思考着，仿佛忘了我的存在。过了半晌，他缓缓地将头抬了起来，继续说道：
“说起来这件事还真古怪，拜克里医生，太古怪了。我知道你已经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中间那段，但我还是想从头说起，这样一来，你和我知道的就一样多了。至于这件事的结局，我们都不知晓，它依旧是一个谜。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只是我们还要静静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
“从我父亲去世后，悲剧就开始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家产的神职人员，而且还是有两个孩子--我的哥哥约翰和我--的鳏夫。父亲想尽办法使我们进了牛津。毕业后，约翰便到外交部工作了，而我准备着到教堂任职。但是当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宗教观发生了变化，并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意外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因为他曾清楚地说过，他会把这笔财产留下，然后平均分给我哥哥和我。所以对我来说，工作就不是谋生的工具了。我一直对考古学有很大的兴趣，因此我下决心，要追求自己的梦想。顺便说一句，其实我是追随了家族的癖好，才喜欢上考古的。因为我的父亲非常热衷于研究古代东方史，而且约翰，你是知道的，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埃及古物学家。
“结果，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了，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虽然他曾找人草拟过一份遗嘱，但因为当时一再拖延，终究没有完成。我父亲留下的财产几乎都是不动产，而我的哥哥则全部继承了下来。但是，由于众人都清楚我父亲生前的愿望，所以我哥哥为我设立了一笔每年五百镑的津贴，其数目大约是我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当时我催促他将我应得的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我，但他总是拒绝那么做。相反的，他竟然指使他的律师将我的津贴数额降低为之前的四分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按理说，他去世之后，我应该是他财产的继承者，或者我先死掉了，那么这些财产则应归到我女儿露丝的名下。可你知道的，后来他突然失踪了。一方面各种迹象表明，他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据。因此，他的律师杰里柯先生认为他已经无法继续付给我津贴了。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我的哥哥已经死了，所以他的遗嘱也不能执行。”
“我想知道你所说的那些能说明你哥哥已经死亡的迹象，是什么迹象？”我追问道。
“主要因为他失踪得非常突然，而且还是彻底的失踪。或许你还记得，火车站寄存着他的行李，但却迟迟没人领取；另外，还有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哥哥定期都要到外交部领取退休金，这笔钱必须由本人亲自去领取；如果本人在国外，在代领取时必须出示此人仍然活着的证明。对于领取退休金这件事他从不含糊，而且他从来不会偷懒，也不会出现忘了把必要的文件交给他律师的情况。但是，自从他神秘失踪以后，他的退休金就没有被人领取过。”
“这样说来你的处境的确很艰难，”我说，“但是，要取得法院认定他已经死亡以及执行遗嘱的许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说得很对，”伯林汉先生紧皱着眉头说，“但是这对我仍毫无帮助。就像你知道的，在当时那种情况，杰里柯先生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哥哥一直没有出现。于是杰里柯先生采取了十分明智的做法：他将我和其他当事人都召集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向我们宣读了遗嘱的内容。结果让我很震惊，遗嘱中的那些条款简直太怪异了。其中最夸张的一点是，我那可怜的哥哥竟然认为自己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尽善尽美了。”
“或许人都是这样的。”我只是简单地回应了一句。
“也许是这样。”伯林汉先生无奈地说，“但是可怜的约翰，他的遗嘱内容怎么会如此离谱，我认为那绝非他的初衷。我们家是伦敦古老的家族之一，在皇后广场附近有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名义上是用来居住的，但实际上是我哥哥用来存放收藏品的，而且它也是伯林汉家族世代居住的古宅。大多数去世的家族成员都埋葬在宅子附近的圣乔治墓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成员葬在了那一带教堂附属的墓地。我哥哥--这个单身汉--十分热爱家族传统，因此，他在遗嘱中要求，在他死后必须要葬在圣乔治墓园，让他和先人们在一起，或是把他葬在他出生的教区的墓地。可是这绝非单纯地表达他的愿望，或希望遗嘱的继承人帮助他达成心愿，事实上这是作为影响遗嘱执行的一个条件。”
“影响？怎么影响呢？”我疑惑地问。
“这种影响是很要命的，”伯林汉先生严肃地说，“我的哥哥将所有的房产都留给了我，如果我先死掉了，那么这份遗产就由我的女儿露丝继承。但是，想顺利地继承这笔财产是有条件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必须把我的哥哥葬在特定的地点--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这个条件，那么所有的财产都将转而由我的表弟乔治·赫伯特继承。”
“但是，在这起案子中，”我说，“既然一直没有找到尸体，那么你们谁都无法得到这份遗产啊！”
“这一点我就不敢确定了，”他摇着头说，“假如我哥哥真的已经死了，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一点，他并没有被葬在圣乔治墓园，或者是他所提到的其他地方。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登记数据得到证实。但是，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死亡认定，那么这份遗产就要交到赫伯特的手里了。”
“那么遗嘱执行人是谁？”我问道。
“唉！”伯林汉先生叹了口气说，“这是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遗嘱有两个执行人：一个是杰里柯，另一个就是直接受益人，所以根据遗嘱内容，这个直接受益人就是赫伯特或我。但问题是，我们俩谁都不能执行这份遗嘱，因为法院没有判定我们当中谁是直接受益人。”
“那么该由谁向法院提出申请呢？这应该是遗嘱执行人的职责啊！”
“你说得很对，赫伯特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上次你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当时讨论得非常激烈，”伯林汉先生苦笑着说，“事实上，杰里柯并不愿意单独蹚这个浑水。他说他必须得到另一个遗嘱执行人的支持才行。然而目前，赫伯特不能成为共同执行人，当然我也不能。确切地说，我们两个应该一起扮演这个共同执行人的角色，因为不管怎样，受影响的不是他就是我。”
“情况真是太复杂了。”我感叹道。
“是的，但是，赫伯特竟想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提议。他提出，既然埋葬约翰的地点的条件没有被执行，那么这份财产就应该归他所有；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安排：只要我支持他，并同杰里柯一起向法院申请死亡认定，然后使他成为遗嘱执行人，那么他将每年付给我四百镑的终生津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此种安排永远有效。”
“这是什么意思？”我疑惑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