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勤俭廉洁的毛泽东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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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王淑兰新中国成立后甘居韶山故里

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自己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却留在韶山故里做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回来!”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这里所说的四嫂,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称呼其妻为四嫂。王淑兰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她就起床,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才有歇息的机会。对于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的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许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辛苦劳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家中不时有客人来串门。毛泽东和毛泽覃也忙着拜访亲友和同学。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吃南瓜子,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端茶送水,都靠他们夫妇两人。因此,他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是猪牛经纪人。可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就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儿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的。”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

王淑兰是南岸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毛泽东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亲们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航船。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有许多人来,彻夜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候,王淑兰往往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主妇的责任。这样,通过旁听,她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正赶上乡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便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惯例,这是男人们的事情。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群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被吸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离开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囚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

严冬来了,外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天下午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儿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串联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稻草为睡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王淑兰在监狱里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就由活着的人抚养成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则随红军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佣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负责人是徐特立。王淑兰立即去找他。她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后代(她们分别不久,罗醒就牺牲了)。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她本人如果没有孩子的拖累,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徐特立听后,十分赞赏她的想法,于是设法将远志和华初送往延安。

随后,组织上分配王淑兰做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她在军警、特务遍布的地区,来往穿梭,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她胆大心细,善于随机应变,数年间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小脚女人身上,竟藏有共产党的那么多机密!

1944年冬,党组织派她和一位男同志去衡阳大雁头建立秘密交通站。不久,日军进犯衡阳,形势急剧恶化。王淑兰与组织失去了联络,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幸亏党组织很快找到了他们,王淑兰才又继续活跃在秘密交通战线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历尽苦难、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性,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而且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去休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两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嘛,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每天陪着国内外络绎不绝前来韶山的客人参观。韶山故里的事情,有的是她耳闻目睹,有的是她亲身经历,所以,她给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既不要提纲,更不要讲稿,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适的讲解员了。王淑兰的表现使前去参观的客人很受感动。

(参见《党史纵览》《丹东广播电视报》20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