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唯说过，他觉得我们都生活在梦中。我们一切的努力，只为了追寻一个梦。张炬可能临到最后，都活在他的一场梦里。可是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所谓宿命，不知是不是就是现实中的每一天谱写而成的：酒醒后，梦也醒了，人还要面对现实。
四九城的新潮元素
我有一个表哥，叫张伟。80年代，他在西单和东四开了两家服装店，卖哈雷皮夹克、Levi's牛仔裤，还有各式各样时髦的靴子，不知从哪儿淘来的个性十足的首饰。
我表哥卖Levi's的时候，这个牌子还没在国内流行起来，表哥的品味可谓走在时尚前沿，他店里的许多衣服款式放在如今还很时髦。
我跟着表哥长了不少见识，接触了许多很“潮”的事物。初中时，我迷上了玩儿滑板，没事儿就夹着滑板去东单，那儿有个“U”形桶，很多爱玩儿滑板的年轻人都聚集在那儿。“辛普森一家”的文化衫，5块一件，我穿着它，脚踩白球鞋，踏上滑板，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一天中，我最爱黄昏日落的时刻。在东单玩了半天滑板后，累了，和几个哥们儿一起坐在旁边的台阶上，看着落日的余晖缓缓地照在滑板上，看着地上的影子一点点变长，看着被染红的云彩……倦鸟归巢，心里有点儿淡淡的伤感。这景象总让我想起家里晚饭做熟，炊烟袅袅，长辈喊小孩儿回家吃饭的时刻，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其乐融融。其实我童年这种经历很少，大概就是因为少，所以才渴望吧。
这时，不知谁哼唱起了黑豹乐队的《Don't Break My Heart》，不一会儿，又有人唱“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暮色降临，最后一道阳光消失在西山边缘。我特别爱看那个时刻云的变化，尤其有火烧云的时候：云被落日余晖烧得通红，一会儿就渐渐变成了紫色，有时，云好像被镶上了一圈金边，不一会儿，金边中又漏出几缕光。云的形状缓缓变化，最后消失在夜色中。
那会儿刚改革开放，国内还没有多少进口牌子的东西。北京卖进口商品最著名的地方是建国门外大街的友谊商店，它的橱窗里总是展示着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进口货，谁路过都想在橱窗前逗留一会儿，窥看一下里面新奇的陈列，饱饱眼福。
当时，友谊商店只对外国人、外交官、政府官员三种人开放，一般人进不去。就算进去了，也只能用专门的外汇兑换券买东西。外汇兑换券又是拿外币兑换的，普通老百姓很难拿到，所以友谊商店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圣而遥不可及的存在。
只有一次，我妈通过一些关系换了30元外汇兑换券，她用这笔钱给我买了我平生第一个进口玩具——变形金刚模型。彼时，《变形金刚》在国内刚刚开播，在小孩中引发了巨大热潮，几乎每个小男孩都疯狂地迷上了它，整天着了魔般地模仿动画片中变形金刚的动作和台词。《变形金刚》在国内火热了很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即使过了好几年，你问一个人：“小男孩喜欢什么？”他多半还是会回答：“变形金刚！”
不过，谁都没想过能真正拥有一个变形金刚模型，甚至连见都没见过，都不知道有这东西。那天，我妈回家后把模型拿了出来，我一看，简直疯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至宝，我连盒都不敢拆，生怕拆开了就弄脏了、弄坏了。
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似乎更容易满足，更懂得珍惜。那会儿，一本漫画能翻上个几十、几百遍，都翻烂了，还是爱不释手；一个玩具能一直玩，玩好几年，怎么也不觉得腻。刚有电视机那会儿，画面还是黑白的，一共才不到10个台，动画片也只在每周特定的时间播出，但每次播出，我都会特别投入地收看，看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
反观现在，女儿的玩具成堆成箱，她在每个玩具上投入的注意力就少了，很容易厌倦。现在的孩子，还不会认字就已经接触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电子产品，可供他们选择的娱乐活动太多了，反而从每一种选择中获得的快乐变少了。孩子们的起点就很高，相应的，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就会比几十年前的我们高很多，可能会更不容易体察到事物的“来之不易”，更不容易珍惜。
当然，这是我们经济飞速发展的必然过程。进步，从大面上说是好的，只不过因为信息爆炸，选择太多，我们的心也会开始变得浮躁，甚至贪心。
现在，一有时间我就带孩子们去接触大自然，我觉得这样更容易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对美的感受力，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每每带着孩子们去海边捡贝壳、堆沙堡、观察海星和小螃蟹，一起看夕阳西沉，每每带着玥儿上山捡叶子、找小松鼠、用溪水洗脸，一起在半山腰眺望风景，我都会依稀想起从前，那些看着白云缓缓飘荡就能过一下午的日子。
大自然的美景转瞬即逝，美好的时光也是。我希望玥儿看潮汐、看星星的时候，能体会到这种瞬间的可贵，能懂得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宝贝”，是一辆“斯塔特”牌自行车，24的，我个头还不够高，骑车得“掏大梁”，就是屁股够不到座位上，半躬着身子站着骑。我天天骑着自行车满胡同乱串。身边掠过的小卖部、国槐树、穿蓝白条运动服的小学生，耳边飞过的是吆喝声、狗吠声、各种人说话聊天声……我一直以为“斯塔特”是个进口牌子，后来才知道这是天津的国产品牌，产于“天津自行车三厂”，它的总公司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飞鸽自行车集团。这个牌子如今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
梦里回到80年代
80年代，一股叛逆精神在年轻人中蔓延，那时很多人都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从外表到行为，从思想到生活，都贴着“自由”“特立独行”的标签。
蝙蝠衫、霹雳舞、喇叭裤、蛤蟆镜，各种五花八门的新潮服饰开始流行起来，年轻人争相模仿，完全打破了改革开放前那种黑白蓝清一色的风格，整个北京城都透着“新时代来了”的气息。
就在那会儿，涌现了一批震撼摇滚乐坛的青年歌手，可谓横空出世，如同惊天炸雷。黑豹乐队在1991年推出了专辑《黑豹》。1992年，唐朝乐队在西单音像大世界发售《梦回唐朝》，“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的摇滚传遍大街小巷，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被他们的音乐深深地迷住了。
60年代“披头士”流行时，我们国家对外的态度比较封闭，因而摇滚乐在那时没怎么影响中国。当时那批摇滚音乐人出现之前，国内流行的还是邓丽君风格的音乐，大部分人从来没听过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事实上，他们的音乐放到当今仍旧很超前。
当时我妈已经在东四开了“阿兰酒家”，“阿兰酒家”旁边就是一家音像店，我在那儿买了好多磁带。那家店成天放唐朝乐队、黑豹乐队他们的歌，我在“阿兰酒家”里能听得一清二楚。我常去我妈的店里帮忙，每天浸润在隔壁传来的音乐中，没多久那些歌我就都能哼唱了。
不只是我，班上的同学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他们的歌。当时，还是小孩的我们只是觉得音乐好听，很酷，我们像是被一种莫名的魔力吸引着，陷了进去。但我们都说不上这些音乐好在哪儿，为什么吸引人。直到很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路过一家唱片店，进去逛时，看到了《梦回唐朝》这张专辑，我立即买了下来，回家后重新聆听，细细品味，我才能稍微明白，为什么他们的音乐那么打动人，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儿都为之疯狂。
我觉得，除了音乐本身的水平以外，还有他们传递的精神。现在的音乐大多以娱乐为主，很少有人在音乐中融入思想层面的内涵，而他们当时的音乐不仅有对人生的思考，还有一种民族情怀融入其中。
比如《梦回唐朝》这首歌：“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思，梦里回到唐朝。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
歌词中饱含着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期望，这种期望不是那种很假大空的歌颂，也不是单纯地堆砌中国风元素，而是一种摸得到灵魂的深刻的东西，一种情怀，一种理想。就是这种扎进人心的东西，才能撼动人，才能让人几十年后还愿意回味。而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因为没有灵魂，所以被迅速消费后，就如同过眼烟云般被人遗忘了。
我小时候买不起唱片，但买过很多磁带。父亲创业挣钱那次买回家的高级音响音质特好，我常常窝在家里用它一遍遍播放那些磁带，在当年这简直是极致的享受。还记得我买回第一盘磁带，放进音响里时，特紧张，生怕磁带转坏了，播不出声音。前奏一响，我整个人的精神都一个激灵，紧接着，热血上涌，激动万分。自那之后，我一发而不可收，省吃俭用攒下的零用钱全都用来买磁带、打口带。后来，我还买了一台小单放机，随身携带，出门也听歌。
那时候自己总幻想将来当一名摇滚乐手，组建自己的乐队，不过从没付诸过实践。后来我和老婆说起这事儿，老婆竟在我过生日时送我一把吉他，说是让我圆梦。结果，我没弹几天，就发现自己不是学乐器的料，弹吉他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再加上工作忙，那把吉他就这样被我供了起来，没事儿看看，擦擦灰，缅怀一下曾经的梦。
老婆有时打趣道：“早知道就不送你那把吉他了，我以为你真有当摇滚乐手的梦想呢。”
我暗自感叹，其实不是梦想没了，是自身的处境变了。那时的自己是个孑然一身的愣头小子，怀着青春期特有的不安躁动，怀着对世界的好奇与迷茫。那会儿我常常感觉孤独，心里总有种莫名的情绪往上蹿，往外冒，总觉得需要抒发释放，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寄托。我梦想成为一名摇滚乐手，其实只是对不知会通往何方的未来之路的一种预期，一种自我安慰。因为周围的世界变化太快，我总希望能有个明灯一样的事物指引自己，让自己能有个方向。而现在呢，我有老婆，有儿女，生活有了具体的落点，每天操心的事变得特别现实，“责任”二字也始终萦绕心头，我承认自己没有以前那样狂热了，但心里也比以前踏实了。
我觉得，梦想不一定要照进现实，但至少可以照亮现实。在我经历挫折，内心苦闷的时候，对音乐的热爱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我或许没有成为自己曾经想成为的人，但至少没有变成自己厌恶的人。
虽然没有学会弹吉他，但我作为一个听众，对摇滚乐的热爱还是真诚而炽热的。除了因为喜欢音乐本身，这个源头，还要追溯到一段缘分上来。
我表哥卖的衣服和配饰很受摇滚青年们的欢迎，所以他的店里偶尔也有像唐朝乐队这样的职业摇滚乐手光顾，一来二去，表哥就和他们相熟了。刚好唐朝乐队成员张炬的姐姐也卖服装，她和我表哥曾是合伙人，这就又多了一层关系。那年我十四岁，正迷唐朝乐队迷得不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能见到真人了。
有一次，表哥说要去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的家，我一听，“腾”地一下跳起来，央求表哥带我同去。1994年底，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盛况空前，可谓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次演出，可是地理位置太远，我也太小，无缘到现场观看。谁想到那年冬天，表哥带着我穿胡同过巷口，把我引到张炬的家，在那里，我真的见到了一直神往的唐朝乐队！
张炬的家境很好，房子是他父亲单位分的，在音乐厅附近，很宽敞。
到了张炬家，进屋后，一股浓重的烟味迎面扑来，屋里云雾缭绕，我更觉得这里是个神仙住所。大家热情地聊着很多关于音乐的话题，我完全插不上话，因为房间太暗，我一时都没看清谁是谁，只能在心里暗自揣测哪些人是唐朝乐队的成员。
我甚至看不清哪些人是男的，哪些人是女的，因为他们都留着长头发，再加上冬日呵出来的白气混杂着他们抽烟时的云雾，煤球烧得很红，热得让人有些昏昏欲睡——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面目我更是看不真切了。
后来总算对上了号，因为那是张炬家，我尤其仔细看了作为主人的张炬的面貌。他很瘦，细长的小眼睛，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显得秀气腼腆，面容中还带几分忧郁，初看像是不太好接近的样子。但是听他说了几句话，就觉得他很平易近人，像个亲切的哥哥，也爱开开玩笑。张炬在圈内的人缘一直很好，很多当时著名的摇滚乐手都因他的介绍而结缘，像我去他家那天赶上的那种圈中好友的小型聚会，很多都是他牵头儿组织的。
在那之后，我又因几次机缘，见过张炬几面，每次都觉得他人特别亲切，一点儿都没有偶像的架子。
直到1995年5月，噩耗突然传来……
张炬出车祸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中国乐坛，所有国内的摇滚乐迷闻之，都惋惜、悲叹，我更是一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个不久前才刚刚有幸见过，那样亲切随和的人，就这样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他那样一个好人，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就那样瞬间陨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
在那之后，包括唐朝乐队在内的很多圈内人好像就渐渐散了。我表哥和张炬的姐姐相熟，因而才能和圈内人近距离接触，张炬走了，表哥也离那个圈子越来越远了。
后来，我初三、高一那会儿，经历过一段挺漫长的迷茫期，那时候我还在听唐朝乐队的歌，时常还会想到张炬，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想到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他的音容笑貌，就不觉悲叹，这一切真像一场梦，好像我的青春，都随着张炬的去世翻过了一页。
《梦回唐朝》中有一句词，最引起我的深思：
“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这句话有些像张炬的墓志铭，也像那个疯狂年代的墓志铭。
窦唯说过，他觉得我们都生活在梦中。我们一切的努力，只为了追寻一个梦。张炬可能临到最后，都活在他的一场梦里。可是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所谓宿命，不知是不是就是现实中的每一天谱写而成的：酒醒后，梦也醒了，人还要面对现实。
1995年后，突然崛起的摇滚乐又突然没落了，当时的那批红极一时的摇滚乐手跟商量好了似的，隐匿的隐匿，离开的离开。
但是那些年，他们的音乐对我而言，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寄托。那些音乐虽然不能给当时迷茫的我以答案，但是却能让我宣泄，那种宣泄，就好像是在心里上演了一场演唱会，别人不知道，但在我的世界里，足以震撼灵魂，仿佛整个世界都狂震起来了。演唱会终场，我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了。
“俏江南”的前身
我母亲1990年出国，在加拿大待了一年多，带着辛辛苦苦挣来的2万美金回国。当时她并没想好回国后干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对餐饮比较感兴趣。
90年代前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北京城里，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过去家里过年过节办酒席才“下馆子”，而那会儿已经有不少为了改善生活而去饭馆儿的人了。蛋糕、巧克力、饼干等等零食都出现了，虽然仍旧不可能随时吃到，但至少已不再是遥不可及。
北京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上去了，对“吃好”越来越关心，这使得创业开饭馆的前景一片大好。我母亲就是在那时决意开一家饭馆的——主营川菜，名叫“阿兰酒家”。
“阿兰酒家”选址在东四，周围客流量大，紧邻当时很有名的民芳餐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饭馆初建，人手很缺。当时我舅舅还在东方歌舞团，他很有舞蹈天赋，在团里已经崭露头角。但当母亲问他愿不愿意到店里帮忙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于是，舅舅辞去了东方歌舞团的工作，开始和母亲一起创业。
母亲那时就很有品牌包装意识，懂得通过包装提升“品牌影响力”。她自幼热爱艺术，自己会画画，又懂一些设计，店内的装潢都出自她手。她从四川运来一批竹子——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然后在北京大郊亭一带雇了一批工人，没日没夜地削竹子——把竹子表面那层青色的外皮刮干净，然后劈成竹条。母亲自己也参与其中，削得手都红肿起茧子了，还干得特别投入起劲儿。除此之外，她还精心设置了“小河流水”的景致，一进店里，就仿佛真的置身于四川小镇，效果特别好。墙上大胆前卫的壁画则是她亲手所画，全北京独一份儿，特别吸引眼球，也为“阿兰酒家”招揽了不少生意。
那时，私营小饭馆较少注重包装设计，“阿兰酒家”独树一帜，很快受到了顾客欢迎。生意越来越红火，我母亲也越来越忙，饭店很晚才关门，她到家常常已是深夜。
我每天放学后都去阿兰酒家写作业，写完了，就帮忙端盘子上菜，有时还帮着点菜、结账。
“阿兰酒家”可以说是“俏江南”的前身，是“俏江南”最早的雏形。我从那时起就目睹母亲如何经营饭馆，如何与各种人打交道，耳濡目染，多少受到了一些熏陶。母亲永远怀着一颗积极进取的心，从不安于现状，我也受她影响，日后总是怀着事业上的雄心，想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件事。
开一家饭馆儿，每天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均要吃饭。母亲外向，热情，和各类人打交道都不在话下。她做任何事都风风火火，甚至比男人还胆大。有一次店里来了个吃霸王餐的地痞，母亲为了要回钱来，拿一个啤酒瓶在柜台上一磕，锯齿参差的那头直接抵在那人脖子上，气势汹汹，竟把对方吓退了。后来知道他身上有枪，母亲也很后怕。
那时我就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餐饮这行，太接地气，太现实了，绝对不是飘在天上，空谈一些经营思想、经济理论就能干好的。脚踏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个理念一直跟随我至今。如今做酒店，我也讨厌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做一行，要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把这一行最重要的那块认真做到最好，能把这一点做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阿兰酒家”的生意越来越好，后来，母亲又在广安门开了“阿兰烤鸭大酒楼”，在亚运村开了“百鸟园花园鱼翅海鲜大酒楼”，我家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不少，这全是我母亲全力打拼的结果。这一点，我很感谢母亲。很多单亲家庭的小孩儿其实并不会因为单亲而缺少什么，常常是因为单亲带来的其他客观因素影响更大，比如贫穷。别人家是双亲挣钱，单亲家庭的小孩儿只有一人挣钱，家境贫困的可能性比较高。我家除了我，还有姥姥、姥爷、老祖儿、老祖爷一大家子人，全仰仗母亲。母亲一个人靠双手支撑了我们这个家。
不过，我是多年后才理解母亲的辛苦付出的。那时，母亲总是忙得焦头烂额，即使我就在店里，她也完全没空理睬我，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很少。我心里慢慢滋生出一些埋怨，觉得母亲不关心我。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北京市重点——80中，成绩在班上一直不错。我在初中延续小学的“军体委员”传统，继续组织同学们列队、上操时喊号。上学放学，白天黑夜，日子一天天溜走，很快，我15岁了，进入了青春期。
第一次“离家出走”
初三毕业时，我有两条路可选，一种是继续在国内上高中，一种是直接出国。出国的首选是加拿大，母亲在那儿生活过，也有一些亲戚朋友能够照应。
母亲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当时的我，心中怀着一种少年常有的对远方的憧憬，对国外很好奇，尤其加拿大是母亲打拼过的地方，母亲有时会对我描述那里的景象，我很想去看看。另外，那时我心底其实还藏着些叛逆的念头，常幻想离家出走，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这回机会来了，我考虑了几天，决定出国。
下了决心，我就开始准备签证，学外语。填报中考志愿时，我想，反正也要出国了，随便填一个就行。那时凭我的成绩考日坛中学、陈经纶中学，都不成问题。这两所学校离家近，也是朝阳区的重点中学，班里很多同学也将它们列为首选。可我当时好像是偏要凸显个性似的，越是大家都选的，我越不想选。我鬼使神差地填了北京94中学，后来还真被录取了。
论教学水平，94中其实也不错，只是离家稍远，我的朋友都没报这里。过去的初中同学，考到那儿去的寥寥无几。
我原以为自己充其量在94中上几天学，很快就可以出国，哪知出国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被加拿大使馆拒签了，对方怀疑我有移民倾向。
我至今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会被拒签。难道是因为我有亲戚在加拿大？母亲的签证当初办得很顺利，为什么到我这里，就说什么也不行了呢？
我印象很深，当时，对方用程式化的语言，淡淡地宣布了他们的结论。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太流利，加上着急，当时真的是“百口莫辩”了。辩不过，我一冲动，直接站起来跑了。
当时，我虽然很想出国，但是从没想过移民的事。我从小就对自己所在的集体有很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是个很恋家的人。所以，当他们说怀疑我有移民倾向时，我立即产生了满腔的愤怒和满腹的委屈。而且在那之前，我满心想着自己很快就出国了，所以对高中的去向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下，我的既定目标被无情地剥夺了，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感到焦虑不安，觉得自己没法面对开学，没法面对新学校、新老师。
我先到“阿兰烤鸭大酒楼”，母亲正在忙，没时间管我。我坐了会儿，也没人理我，心头的委屈更往上涌，我突发奇想，觉得北京自己是待不下去了，不如买张票，随便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就好，天南海北，我一个人去流浪。
事后回想，当时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很幼稚的，只是自己被情绪冲昏了头脑，有点儿不管不顾了。我从“阿兰烤鸭大酒楼”跑出去时，天已经擦黑了，估摸我妈是以为我回家去了，也没多问。我在街上时走时跑，从广安门一直走到北京站。到北京站时，都快夜里12点了。
北京站，总是人潮汹涌，即使已近半夜，广场上还是有不少人。有的三五成群地围坐，周围摊放着大包小包，有人时不时跑到列车时刻表前看一眼，似是等列车一到，随时准备提起包出发；有的直接在角落打起了地铺，经过时还能听见鼾声。我好奇他们怎么能睡得这么踏实，好像对明天、对未来都无比确定，没有任何忧虑和怀疑似的。我空着手就到了这里，到了才发现自己身上的钱根本就不够坐车的。夜深了，起了凉风，我也稍微清醒点儿了，知道自己其实走不了，但又不想就这么回去，于是就在车站转悠，转了一圈又一圈，心里还在想对策，脚却渐渐不听使唤了，走了一晚上，那时候才察觉到累。
青春期，也许体内真的有一股激素作祟，那时我常有很多疯狂的想法、冲动的念头。现在回想当初，觉得自己非常幼稚，可是那时，心里头的痛苦是特别真切的。被大使馆拒签了，同学们都上了不错的高中，只有我要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学校，想想就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虽然94中也是一所区重点，但80中是市重点啊，我那时自尊心很强，觉得心理落差很大。
广场上那么多人，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大使馆拒绝我，我妈也不管我，当时，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不平，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似的。
我又困又累，拖着沉重的步伐继续走，辨不清方向，索性也就不辨了。那时已经快夜里1点了，这时候回家，免不了挨一通打。我不敢回，便继续漫无目的地走，一直走到崇文门附近，我体力已达极限，只好在路边瘫坐下，仰面看天。正觉得自己万般悲催的时候，忽听有人叫我。一回头，我舅舅开着车过来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舅舅开着一辆捷达，把车停在路边，叫我：“小菲！小菲！”
舅舅的声音很柔和——其实平时他脾气不算好，我做错事时他也是常训我的，但那天，他一句责备也没有，只是轻声让我上车。我当时又委屈，又害怕，可心里又有一股暖流涌上——看见舅舅，我忽然一下就踏实了——几种心情交织着，我战战兢兢地钻进了车。
坐在舅舅车上，窗外的晚风吹进来，吹拂着我的面庞。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最终被我憋了回去，一路上，我思绪万千，一会儿想回家后我妈会不会打我，一会儿想以后该怎么办，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到家时，已经夜里2点多了。
那晚，我妈也没打我，和舅舅一样，她对我说话的声音很柔和，简单询问了我为什么这么晚跑出去后，就让我上床睡觉去了，这反而让我的心有点儿莫名地空。后半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多事，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又什么都不记得了。
音乐与啤酒，暗地里的叛逆
94中开学了，可我一点儿去学校的心气儿都没有。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既定的想法很难一下转向。我勉强接受了被拒签的事实，但还是很难一下适应新环境。我那点儿虚荣、骄傲、自尊，无端地折磨着自己，仿佛自己本来有无数可能，可以去80中，可以去陈经纶中学，可以和自己的老同学在一块儿，但现在这些路都被堵死了。
我在80中曾经是英语班的，每天都有两堂英语课，班里的学生大多要参加区里、市里的英语竞赛，还参加过全国的。来到94中，我发现周围同学的英语水平远远不如80中的同学，老师讲的东西也都很简单，我不用怎么听，考试就能考个80多分。80多分在80中其实是要挨骂的，但在94中就成了年级前几名了。我因此更添了几分傲慢，更加轻视起这个环境了。
我心中自信只要考试前翻翻书，考试考前几名就没问题，因此索性不来学校了。早上赖床，我妈见状，自然是把我赶起来，要求我赶快去学校，但我假装出门，我妈一走，我就又折回来了。家中只有我老祖儿，她上了年纪，都快认不出我是谁了，我就常常赖在家里一整天。
久不去学校，老师警告我，如果再无故旷课，连续30天，学校就会把我开除。我就算着日子，差不多快到30天了，就去几天，之后再逃。老师也拿我没什么办法，因为我考试成绩确实还可以，但这都缘于80中打的底子，而且语文、英语即使不怎么上课，考试也能答得差不多。然而数学就不行了，数学落下一点儿，后面的就很容易听不懂，不久后，我就发现自己数学开始跟不上了。
因为我总逃课，对待大部分同学也是一副孤高冷傲的样子，所以同学们大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和我保持距离。
我在新学校里只交到一个朋友，就是我同桌。我还老嘲笑他，因为他为了上这所学校，交了不少赞助费。我说：“这学校我都不稀得来，你还交钱上？”他脾气好，也不生气，反而是我心里有点儿难受，损他的背后，是我强撑着的自尊心。
我很感谢那个同学，他一直很理解我，对我很包容。直到现在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我短短半年多的高中生涯中，是他给了我唯一的阳光。
其实我是怕，怕自己不能融入新环境，怕同学看出我的失落、我的自卑。我想我那些老同学，要知道，有一次在新学校，我看见两个过去80中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见到他们，真跟见到亲人似的。我对过去环境的认同感太强了，总是怀念过去，到了新环境，就很容易没有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在94中，我一直“端着”，总觉得自己有朝一日还是能出国，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自己。端着端着，就把朋友都“端”没了。
其实，我虽然很想老同学们，但是有几次同学聚会，见到老同学后，我心里却有几分不是滋味。他们有留在80中的，有去“陈经纶”和“日坛”的，还有去四中和人大附中的，他们聊现在的学业紧张啊，聊数学竞赛啊，聊在新学校遇见的新奇的人和事啊，在我眼中，他们说话的时候，个个都神采飞扬。
后来，他们的学业也都越来越紧，大多没空再出来聚，渐渐的，大家就真的散了。
那时，我对老同学怀着不甘和嫉妒，对新同学又抱着轻视的态度，整个人“高不成低不就”，不知该怎么面对未来。其实，尽管我当时满心想着出国，但内心对出国也怀着几分忧虑。被加拿大大使馆拒签的事给了我极大打击，当时，签证官一口咬定我就是有移民倾向，好像我们中国人出国，大多都是冲着移民去的。从他那冷漠的态度中，我能感受到一种轻视，这种轻视不仅仅是对我，而是对所有中国人。我不由得想，假如我真的出国了，在国外，外国人会不会很歧视中国人？我能好好在国外上学吗？
想到这儿，我经常会产生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感，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是青春期一种特有的忧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怠惰，思想永远比行动勤奋，心比天高，却又有一种自卑感隐藏在心底，怕被人看出来。表面上，我不跟人打架，也没惹出什么麻烦事来，不像那些把叛逆表现在明面儿上的年轻人，一天到晚不捅娄子就睡不着觉。我是在心里叛逆，听摇滚，逃学，跟大多数人都不说话。
之前提到的摇滚乐在这时帮了我很大忙，我有一个单放机，可以背在身上，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配一副耳机，听一整天歌。除了听摇滚，我还听了不少当时的流行歌曲，张信哲、刘德华、张学友等等。借由听歌，我抒发了自己的郁闷、憋屈，现在想想，多少也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不过如果当时没有音乐，我觉得自己真有可能得上忧郁症呢。
一天放学后，我偶然在家里发现几罐啤酒。我妈不在家，家里就我和老祖儿。我听很多人说喝酒就能忘记烦恼，虽然也听过“借酒浇愁愁更愁”的话，但还是觉得好奇，想试一试。
开了一瓶，也不知道小口小口地喝，学梁山好汉，咕咚咕咚地往肚里灌，期待着一会儿烦恼就都凭空消失了。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几口酒下肚，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长大成人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号啕大哭，哭得肝肠寸断，撕心裂肺。我老祖儿耳背，什么都听不见，借着酒劲儿，我把那些日子积累的憋闷尽数释放。
初尝酒精的味道后，我每周都会偷喝一次酒，只有我一个人，把自己喝得烂醉。我妈回来得晚，对此一无所知。我就这样一个人享受着那种隐秘的快意，有点儿罪恶感，可却欲罢不能。
酒是苦涩的，我相信绝大部分爱喝酒的人肯定不是喜欢酒本身的味儿。有人是喜欢喝酒时那种感觉，喜欢气氛，有人是需要酒精的麻痹作用。对当时的我来说，喝酒就跟喝药差不多，治的是我心里的郁闷。
一个转折点
在家待久了，我也觉得憋得慌。有时我会出门，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
还是背着我那个小单放机，坐公交车，坐地铁，每到一个地方，就下来站着待会儿，然后再走。我漫无目的，每天都在虚度青春，心中虽然时常浮现自责、悔恨，但又觉得既然已经那样了，就没法回头了，我没脸面再回到学校去。有时我突发奇想，想跑到广东去，在那儿倒卖服装，或开个发廊，直接步入社会；有时又幻想忽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可以出国留学了，我的生活能重新迈入正轨。就这样，每天胡思乱想，从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冬天，常常下大雪，有时候我好不容易爬起来了，想着今天去上课吧，到了门口，一阵冷风扑面，齁冷的，我又缩回去了。
我其实特别希望能有人给我一些指点，帮我一把，特想找个人，把自己那段时间的委屈、不甘都倾诉出来，可是当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即使是新学校的同桌，我把他当成高中最好的朋友，也没好意思什么话都和他说。
我逃课那么久，老师竟然没告诉过我妈。那会儿我妈工作忙，每天在饭馆忙到很晚才回家，当时还没时兴手机，老师也联系不到她。终于有一天，老师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妈，我不去上学的事终于让她知道了。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一顿臭揍肯定是免不了了。可是我妈没揍我，而是坐下来和我认认真真地谈起来。我妈平时脾气不好，爱训我、揍我，但那次，她好像很理解我似的，虽然也有责备，但更多地是问我究竟怎么了，了解我的情况。她的态度让我心里忽然一酸，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一下释放了出来，我号啕大哭，告诉母亲，我其实也不想这样，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菲，既然上了这所学校，就好好上。当年你姥姥下放到‘五七干校’，你姥爷和我跟着一起去，那儿那么远，生活不比你现在苦？后来还不是过来了？你要学学我，争口气！何况，94中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学校，你在94中好好学，将来照样儿有出息！”母亲说得铿锵激昂。
命运常常很神秘，和母亲谈话后不久，我刚准备洗心革面，好好上学，一次意外的机会就降临了。不是加拿大，而是法国。
法国一所学校来北京招生，母亲问我想不想去，我立即点头。那个时候，我那么渴望出国，并不是因为觉得国外好，而是自尊心作祟，心想自己越是被拒签，就越是要出去，越是要证明自己只是去求学的，并没有要移民。可是真正到了国外，我才体会到，当时的想法太幼稚了，在举目无亲、遥远而陌生的外国，我面临的是一系列非常现实的问题：语言关、生活费、上学机会。远渡重洋，背井离乡，大部分时光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苦和泪都要往自己肚子里吞。
1997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横跨亚洲大陆，飞过近万公里的航线，来到了法国旁边的一个小国——摩纳哥，就此开始了我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