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哲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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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当我们面对艺术、爱、或思想(ideas)时,我认为所有的纲领与宣言都没什么用处。就拿“思想”来说吧,只要一个人明确地、诚实地针对任何一个主题进行反思,那么这个人就必然可以和他周围的浮泛思想区隔开来。这些浮泛的思想,就是所谓“群众的”或“流行的”意见;我们之所以会如此称呼这些浮泛的思想,其个中缘由可能远超过你目前的认知。任何知性上的努力,都可以让我们脱离庸俗,它将引领我们穿越隐蔽且艰辛的道路,到达与世隔绝的境地,在那里,我们将发现自己浸淫在无数非凡的想法之中。这就是反思能够带给我们的结果。

现在,事前的宣示与计划已经为我们预示了这些结果,它为我们铲平了眼前的道路,揭露了原本应该由我们亲自去发掘的终点。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当一个“思想”与“引领至该思想的心路历程”之间失去联结时,该思想就会宛若孤岛般突兀,这样的思想便是最糟糕的一种抽象思想,而且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在探索旅程的起点,就直接与大家分享他在这条艰巨道路之终点所希望发现的结果,他会获得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站在终点开始哲学的探究呢?

因此,我拒绝将我的这些演说内容转变成白纸黑字的教学大纲。我主张这一切应该要从最初的原点开始,这个原点曾经是我过去的起始点,它也可以是你们今天的起始点。

今日之哲学

让我们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起点,这个事实就是,在当代世人的精神生活中,哲学所占有的地位已经和20世纪初哲学所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同样的,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与专业所抱持之态度也有了改变。就像所有公开、外显的事实一样,哲学的当今地位可以通过一些可观察的方式呈现。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统计数字来比较现在和30年前的哲学书籍的消费数量。大家都知道,几乎每个国家中,哲学书籍的销售量都比文学书籍来得多,而且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发现世人对“思想科学”的好奇心正在日益增长。

在意识的各种不同清晰层次之中,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好奇心,这样的渴求感来自于以下两种因素:一是众人对思想有了新的需求,二是人们在思想中感受到某种令人满足的愉悦感。这两种因素的组合并非偶然: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每一种来自内在(而非来自随机的外在刺激)的基本需求,都会伴随某种感官上的愉快反应。这种满足感官的愉悦便是快乐的表象。当一个人满足了自我的命运,当他实现了自我,并处在其应当存在的真实状态时,他一定会感到快乐。也因此,施莱格尔[1]颠倒了命运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具有天赋”。天赋,是人类在某方面所具有的卓越才能,它总是伴随着一种无上的喜悦。或许前面这句话对你现在来说仍然非常普通,但稍后在更多的证据支持下,我们会惊觉,原来每个人自身的命运才是他最大的愉悦所在。

和过去相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明显拥有一种哲学的宿命。也因此,人们愉快地享受哲学思考的过程——当哲学词汇在媒体上散播开来,人们会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人们也会欣喜围绕在哲学家的周围,就好像众人喜欢从探险家的口中听闻遥远异乡的各种奇闻轶事。

当我们将这个景象和大约一个世代以前的情景进行比较,我们会惊讶于当代的哲学家和当代的哲学环境,这两者都有了改变。现今哲学家面对哲学的心理状态与早期哲学家的多产比起来,是完全相反的。那么,我们将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接近哲学的心态和过去的哲学家截然不同?

以这个讨论为起点,我们会逐步推进直至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我现在还不会向各位明说,因为各位暂时还不能理解。然而,我们将会以同心圆的方式朝目标前进,这个过程就像是往圆心逼近,当同心圆的半径越来越小,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张力也将会越来越大。如果同心圆的最外围是冰冷、抽象、无关紧要的,那么趋近圆心之处则是令人惊讶的亲切宜人,甚至有一点可怜兮兮的—虽然依照我们接近它的方式,我们自己并不会这么认为。伟大的哲学问题必须运用策略解决,就像是希伯来人围攻耶利哥城及其最核心的玫瑰花园一样:不直接进攻,而是缓慢迂回地围困他们、逐步缩小包围的范围,并以激励的号角声将生命凝结于空气之中。正由于这些激昂的旋律,我们才得以在意识形态的围攻过程中,见识到这出思想大戏中的诸多问题。

我希望这个过程中的张力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在这条我们开启的道路上,风景将会越来越迷人。从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些位于外围且深奥难懂的事物开始,我们将进而检视一些更直接的事物,那些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最直接且切身相关的事物。我们将大胆挑战每个人心中对于生命的庸俗成见,并让大家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我们将会戳破表象,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层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潜藏着与生命最紧密相连的秘密。这是一个与最深刻之自我有关的秘密,一个与生命本质有关的秘密。

不过我要重申,上述的一切绝对不是一种宣言,相反的,这是我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而我会这么做,乃是因为这个慷慨且永不止息的城市为我送来了人数超乎预期的听众。这个城市永不止息的程度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永不止息。在“哲学是什么”这样的标题下,我开出了一门学术课程,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课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误解这个标题,而因此认为我打算要教授哲学的基础概论。所谓的哲学基础概论,就是以一种粗略且简化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传统哲学问题。我必须要澄清任何与此相关的错误认知,因为这种想法只会让你分心与迷失。我要做的事,其实与哲学概论完全相反:我将会针对哲学活动本身进行分析,也就是直接辨析哲思的过程。说也奇怪,就我所知,这样的分析还没有任何人做过。明确地说,至少没有人曾经以我们即将投入的这种毅力与决心进行过分析。

只是这个主题和一般大众有兴趣的主题相比,相距甚远,它是一件非常需要技术和专业兴趣的事,而且似乎只有哲学家才适合,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较为亲切的主题,如果我们在缜密的哲学探寻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与人类最密切相关,而且温暖又令人悸动的生命核心,并发现自己正探索的是发生在街头巷尾的问题,甚至是房里不可为外人道的事,那么我必须说,这是因为它本来就应该以那种方式存在,也是因为我学术性问题的专门性发展需要它,我并没有刻意主导、刻意追寻这些问题,它们也不是我事先思考、计划而来的。我唯一要宣告鼓吹的事恰好与此完全相反,我希望大家对那些超级复杂的问题进行专题式的深入分析。所以我仍是自由的,我保有可以随兴提出任何题目的自由度,不避讳那可能让大家面临智性上的难题。

同时,我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人都能理解我说的话,即使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哲学训练。我一直认为,清晰明白的语言乃是哲学家应该表现出来的基本礼仪。除此之外,我们这个学科应该要视“清晰明白的语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如此一来,所有的心灵才得以与之接触,当他们探索哲学时才不会苦无门路。这种方式和某些科学学科的做法非常不一样,在科学上发现的宝藏与外行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只晦涩专有名词构成的巨大怪兽,而且这样的情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认为,哲学家研究并追寻真理时,应该要在方法学上采取极度严谨的态度,但是当他准备好要发表见解时,应避免自顾自地卖弄技巧,避免像展览厅中的大力士那般通过公然展示二头肌来自我娱乐。

导向真理的奇异旅程:真理的来临

因此我要告诉大家,对今日的我们来说,今日的哲学已大有异于前代。然而,这也就意味着,真理是会改变的。昨日的真理在今日我们的眼中是错误的,同样的,今日的真理也将无法适用于明日。但是,这难道不会剥夺真理在我们心目中那种至高无上的特性吗?怀疑主义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论证来自阿格里帕[2]所谓语言的象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粗糙的论证,他认为,各种武断的异见之间绝对不会产生共鸣。当众人对真理的意见纷杂而且不断改变,当众人信仰的主义不同而且互相冲突,就会产生怀疑。那么,让我们继续面对这个广为人知的怀疑论证。

你将有许多机会沉思真理出现的奇异过程。以万有引力为例,如果这个定律为真,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一直为真。自从有物体以来,它们的运动一直遵循这个定律。然而,这个定律却要等到17世纪的某个晴朗日子,才被不列颠群岛的其中一个岛上的某个人发现。在未来的另一个晴朗日子里,人们有可能又会遗忘了这个定律,由于人们视这个定律为一个完备的真理,因此人们既不会否定这个定律,也不会修正这个定律,只是单纯地忘了它,就好像是回到了牛顿发现这个定律之前,那个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万有引力曾经存在的年代一样。

这个脆弱的特点,赋予了真理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双重身份。一方面,真理是永恒存在而且不会变动的。但另一方面,当人类获取真理时,人类本身随着时间变动的特性也让真理具有了历史性,也就是真理在某个时间点被人类发现,也可能在另一个时间点消失。很明显,这种时间上的特性并不会影响真理本身,但是这个特性却会影响人类心目中的真理形象。换句话说,真正随着时间变动的,是我们用来知晓真理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乃是真实的东西,它是时间流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变化。因此,真正具有历史性的,其实是我们知晓真理(或者遗忘真理)的这件事实。而这也正是令人感到神秘与不安的原因,因为只要通过我们的一个念头(而念头是无常且短暂的,它来自一个最易变的世界),就能捕捉到永恒且超越时间的事物。这意味着,念头乃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反之世界的交会点。我们的念头不断生灭、流传、转变与屈从,同时,念头的内容,也就是思考的对象,却持续不变。二加二永远都是四,即使我们用来理解这个真理的认知活动消失之后,这个真理依然不会改变。然而,“真理一直是真理”这样的说法,仍然是不适当的。因为,持续的存在(sempiternal existence)意味着某事物必须要持续存在于时间序列之中。虽然这段时间极长,但是和蜉蝣生命存活的短暂时间相比,两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终究都是一段时间。“持续”的这个特性,仍然逃脱不了时间的洪流,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好吧,那就让我们这么说好了,真理并不持续一段长时间,也不持续一段短时间,真理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完全不存在于时间之流中。莱布尼茨[3]称时间是“永恒的真理”(veritas eternelles),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稍后我将会提出说明理由。如果说持恒(sempiternal)是持续存在于时间总长度之内,那么永恒(eternal)不但包括了所有的时间,它更存在于时间开始之前和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必须要用另一个夸张的修辞来描述它:这是超越时间的时间(superduration)。由于它非常特殊的特性,我们可以说时段的概念被保留了,同时,时段的概念也被消除了:永恒的存有就是存在于无限的时间中。换言之,无限的时间就只是一个单一的瞬间,它不持续,“它以一种同步且完整的方式完全拥有永无止境的生命”,这就是波伊提乌(Boethius)为永恒所下的精致定义。真理与时间并没有正向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负向”的,换言之,真理完全不需要与时间扯上任何关系,真理没有任何时间上的特性,它全然地将自己摒除在时间之外。严格来说,“真理永远是真理”这句话,其措辞不当的程度并不亚于莱布尼茨在另一个情况下曾经举过的一个著名例子:“绿色的正义”。在正义的概念主体上,并没有任何的记号或孔洞可以让“绿色”的特性与之挂钩。无论我们怎样尝试要把绿色的特性植入正义的概念中,它总是无法与之沾上边,就像是会不断从光滑的表面上滑开一样。无论怎样尝试结合它们,我们总是会失败,即使我们不断将两者相提并论,它们仍然毫无机会黏附在一起,而且还会顽固地彼此分离开来。

真理具有一种本质,就是“无时间性的存在”,而发现真理、思考真理、知晓真理、忽视真理、重现真理或遗忘真理的人类,则拥有另一种本质,就是“时间性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与之比拟。然而,平心而论,如果我们仍然在使用“真理永远是真理”这样的词句,这乃是因为这种说法并不会带给我们什么有害的后果。它是错误的,但却是无害且方便的错误。人类向来习惯以时间为背景来认识世界的各种事物,而多亏了这一句话,才让我们一窥人类认知真理的这种奇异方式。总而言之,当我们说“某件事物一直都是如此”时,我们等于是在宣称这件事物与时间变动毫无关系、完全不受时间的影响。在时间的范畴中,这种特质可以说是与“纯粹的非时间性”(purenontemporal)最为接近的一种性质,这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准形态(quasi-form),以拉丁语来说的话,就是“species quaedam aeternitatis”。

因此,当柏拉图发现真理必须要独立于时间范畴之外时〔他称真理为“形相”(ideas)〕,他就假设了另一个“超凡的类世界”(extramundane quasi-place)、一个超世的空间(supercelestial region)。虽然这样的假设会让柏拉图学说出现严重的后果,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设想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通过柏拉图的假设,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描述世界:人类所处的时间世界好比一个球体,它的周围环绕着一种与时间世界截然不同的气层,该气层中,存在着“非时间性”,也就是不具时间性质的真理。但是请注意,在某个时候,真理(万有引力定律)从另一个世界渗进我们的世界,仿佛有一道裂缝开启并让它通过。真理有如陨石似的坠入人间与历史之中,这种“降临”的象征,撼动了所有承认上帝存在的宗教心灵深处。

但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真理渗进我们这个世界的想法,却激起了一个极度明确且具有暗示性的问题,令人汗颜的是,还没有人透彻研究过这个问题。让真理有机会穿透而过的那道裂缝,正是人类的心灵。但是,如果万有引力这个真理和其他所有真理一样,是早就存在的、不具时间性质的真理,那么,我们为什么理解的是这个真理,而不是别的呢?为什么是某个特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发现?为什么没有人早一点或晚一点找到这个真理?又为什么不是别人发现这个真理?

很明显,这个真理和它所穿过的裂缝(人类)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不可或缺的关联性。每一件事必有其因。如果说在牛顿之前从来没有人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么两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密切的关联性。这到底是什么关联性呢?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吗?我们并不是要试着简化这个问题,恰恰相反,我们是要突显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但一个人怎么可能和一个真理相似呢?无论是几何学上的真理,或是任何真理,都没有办法和人相似。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他所发现的勾股定理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吗?学生们或许会开玩笑地说,这个定理很像是毕达哥拉斯的裤子,因此会让人下意识联结这个定理与它的发现者。然而,毕达哥拉斯并不穿裤子,在那个年代中,穿裤子的是西徐亚人[4],而西徐亚人却没有发现这个定理。

在此,我们第一次看到数个世纪以前的主流哲学与当代哲学之间的基本差异。这个差异在于,我们将某些非常基础的事物也列入考虑之中,例如:一个人与其所思、所见、所想象的对象非但毫无任何相似之处,两者间还有着属性上的不同。当我想着喜马拉雅山,无论是我本人或是我的思考动作本身,都和喜马拉雅山完全不相似。喜马拉雅山是一座占有广大空间的山峰,但我的思想既不是山峰,也不占有任何一丝空间。同样的,当我不想着喜马拉雅山,而改想着“18”这个数字时,无论是在我的意识、我的存在、我的精神,或是我的主观自我之中,我都找不到任何可能是“18”的东西。最后让我们锦上添花地总结一句:当我们思索“18”,这个心智活动本身是单一且独特的。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就请你告诉我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很明显是两个完全异质的存在。

以哲学阐明历史

然而,如果历史这个学科希望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那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某一类的哲学思想或政治制度,只会被某些人在某些特定时空发现、发展与实践呢?在众多的哲学类别中,为什么康德会特别提出并彻底落实“批判主义”(criticism)呢?为了要解释、理解这样的现象,我们得画出双向对应表,其中的客观思想和相关主观状态(也就是能够思考的人)互相对应平衡,这个道理还不清楚吗?

但是各位不要误以为我们说的是基本相对主义,我们不能退回到那种琐碎的细节上,过去80年间,相对主义不断阻挠思想前进,在相对主义的架构下,每个真理都只是某些人的真理而已。“真理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其价值”及“只有一两个人能在特定时间发觉真理”这两件事,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正因为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我们才更有必要相提并论,它们必须和谐共存以战胜那个令人烦厌的困惑:为什么“真理具有绝对价值”这个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人类思想总是不断改变”的现象并不相容?

我们必须认识到,思想的转变并不是“昨日的真理变成了今日的错误”,它代表的是人类前进的方向有了转变,并使人们发现更多与昨日不一样的真理。改变的并不是真理,而是人类本身。此外,由于人类改变,他们更可以从超世的空间中搜寻一系列正确的真理,那些他们之前视而不见的。这就是历史最初步且基础的先验真理。这不就是人类的历史吗?

人的存在本质到底是什么?人类随着时间流动而在历史中改变的现象值得探究。人并不容易定义,因为人的变异性极大,且变异越大,历史学家定义人的概念越宽广,他就越能深入且精确地研究人。康德是人,新几内亚的俾格米人(Pygmy)、澳大利亚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oid)也是人。[5]在人类极端变异的两端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最小的共同特点;我们承认人类具有使其成为人的极限,此极限也一定是有边界的。

远古与中古时期对人都有最起码的定义。严格来说(这样说实在有些惭愧),我们并没有超越这个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们同意这个定义,但什么是动物及理性,是我们一直感到头痛的难题。我们或许会说:为了方便历史研究,我们定义人类为“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思考,且因此我们得以理解其思想的生物”吧。换言之,历史的基本假定是其所谈及的主体必须是能让人理解的。那么,事件或存在物一定要具备某种程度的真理,才有可能为人所理解。绝对的错误就不是如此,因为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它。就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根本预设与相对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当历史的研究主题是原始人,它会预设原始人的文化具有意义和真理,而且当某文化具备这个特性,便将持续保留该特性。但如果这些生命(原始人)的思考与行为带给我们非常荒谬且不合理的印象,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此时,历史会重新检视它,为我们找出其中荒谬不合理的原因。

若历史没有完成它内在的使命,它就不是历史,除非它了解人类在其所处时期的情形,无论是哪种人,即使是最原始的人类。但是,如果当代的人类过着无意义的生活,且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没有合理的结构,历史就无法了解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一定会合理解释所有阶段,而这和历史当初的趋势相反;我们以为历史会显示出人类反复不定的意见,并迫使我们接受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的某些看法,与“人类可以超越相对”及“不朽之宿命”的信念并不兼容。然而,当历史为每个人的角色都赋予了全面的意义,并为我们揭露了每个时代都曾经历过的终极真理,它征服了相对主义中各种与这些信念不兼容的看法。基于各种具体的理由,我希望“追寻永恒不变”与“追寻变化无常”的两种好奇心(前者为哲学、后者为历史),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携手并进。

对笛卡儿[6]来说,人类是纯然理性、不会有变异的存在物。因此,对他来说,历史所关心的对象似乎是人类的“非人”特性。笛卡儿将这些特性归因于人类的罪恶意志,这种意志让我们放弃理性,并堕入次人类的殊途。对笛卡儿及18世纪的大众而言,历史毫无正面内容,它只不过代表人类种种的含混与错误。

另外,19世纪的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联手切离了自己与永恒价值的关系,以挽救不同时代的相对价值。然而,对于任何想要放弃时间与永恒这两种面向的冲动,我们的现代情感不断与之抗拒,一切想要扭曲这种情感的动作只是徒劳无功。这两者的结合,绝对是这个世代最伟大的哲学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提出一个方法,喜欢赋予事物精致名称的德国人称这个方法为“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

1840年到1900年这段期间,可说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利于哲学发展的时期,这是反哲学的年代。如果有可能废除哲学的话,它毫无疑问会在那段时期彻底消失。然而,由于不可能从人类心灵根除哲学的倾向,那个年代只能让哲学萎缩至某个极限。接下来,这场我们正在参与的战役,仍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役,它将着重于重建一套完备的哲学,并发展哲学至极致。

何以哲学会在那段时期萎缩?我们将在下一章为大家介绍一连串令人好奇的起因。

注释

[1]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1767~1845,德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德国浪漫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

[2]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1世纪左右的希腊怀疑主义哲学家。

[3]莱布尼茨(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4]西徐亚人(Scythians),古伊朗的骑马游牧民族。

[5]此处有误,尼安德特人是生活在欧洲、近东和中亚地区的古人类,距今20万~30万年。因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人类化石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欧洲与西亚,而并非澳大利亚。

[6]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