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1989年8月7日
出自“Se il mondo è alla rovescia”，La Repubblica，7 ao?t 1989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希罗多德[22]在游访埃及时，十分讶异埃及的习惯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他写道，埃及人做任何事，都与其他民族恰恰相反。不仅女性从事商业活动，男人留在家里编织，而且他们编织时是从底部开始，不像其他国家的人从顶部展开。此外，女性站着小解，男人则是蹲着。我不再继续举例。
在较为接近我们的19世纪末，曾长时间在东京大学任教的英国学者张伯伦[23]，在他字典形式的著作《日本事物志》（Things Japanese）中，有一篇题名为《颠倒世界》（Topsy-Turvydom）的文章。文章内解释，因为“日本人的许多做事方法，正好与欧洲人认为自然且合宜的方式相反；面对日本人，我们的方法似乎也没有说服力”。接着是一连串的举例，呼应了希罗多德在24个世纪前提出的例子。虽然两者指涉的是不同国家，但在他的同道眼中同样充满异国奇趣。
但张伯伦所举的例子，可能不具有同样的说服力。日本人的书写不是世界上唯一从右写到左的。日本也不是唯一在书写信件地址时，先写城镇名，再写路名和门牌号码，最后写上收件者名字的国家。明治时代的裁缝师，在将装饰物缝制于欧洲风格洋装上所遭遇的困难，并不一定代表此民族的性格特质。并且，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裁缝师却可以在穿针时，将针眼套往维持不动的线，而不是拿线穿进针眼里。在缝制时，他们是将织物扎在针上，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拿针去刺缝布料。在古代日本，人们从右边上马，而且让马倒退着进马厩。
外国游客总是很讶异地发现日本木匠在锯物时，将工具往自身方向拉，而不像我们是将它推出去。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刨刀，或称双柄刮刀。在日本，陶艺师是用左脚以顺时针方向推动辘轳，与欧洲或中国用右脚、由逆时针方向去推动的陶艺师相反。
在这些习惯上，不只和欧洲完全相反，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之间也截然不同。
很早以前，日本从中国引入了万用锯，以推动的方式切割物品。但从14世纪开始，这种模式被另一个当地的发明取代：以拉动方式来切割的锯子。同样，16世纪从中国引进的推式刨刀，在一百多年后，由拉引式刨刀取代。如何解释这些新发明的共同特性呢？
我们可以尝试依照情况一一解决问题。日本缺乏铁矿石，而与其他种类的锯子相比，拉动式锯子所需的金属厚度较薄，因此这是经济上的因素。但同样的理由适用于刨刀吗？又要如何据此来说明，日本在穿针引线和缝制上的不同习惯？每次要得到独特的解释，都必须放任想象力奔驰。
在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解释。如果日本男女在工作时姿势是向着自己，也就是朝向内部而不是外部，那是因为他们偏爱蹲跪的姿势，这样可以将对家具的需要降到最低限度不是吗？在没有工作台的情况下，工匠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支撑。这个解释似乎很简单，不仅适用于日本，而且也可以解释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所观察到的类似情形。
19世纪中叶，波士顿的大批发商斯旺（J. G. Swan），在某日决定离开他的家人，就如同后来的高更（Gauguin），远离家乡能够寻找最原始的单纯。他曾经记述，美国西北岸已经归化的印第安人，在使用刀子时是向着自己的方向切割，“就像我们削鹅毛笔一样”，而且可以的话，一定蹲在地上工作。我们不能否认，工作姿势和工具的使用息息相关。接下来只需了解，是否一者解释了另一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何者解释何者？——或者这是同一现象的两面，有着相同的起源。
有位足迹遍及各地的日本女性旅行家朋友告诉我，在每个城市，她都可以通过检查丈夫的衣领，来判断城市环境污染的程度。在我看来，西方人的推理方式与她完全相反，我们的女性倾向认为是丈夫的脖子不干净，她们由内部因素去推想外部效应，由内向外去推论。而我的日本朋友的推论则是由外向内进行，在思考方式上，这与日本人工作习惯的方向是一样的，就像裁缝师的穿针引线，木匠锯木或刨木的方式。
这样的例子，对我之前提出的那些琐碎现象的共同原因，提供了最好的说明。西方思想是离心式的，日本则是向心式的。例如厨师的用语，他们不像我们说“浸入”（plonger）油锅里，而是说从油锅“拿起”“提起”“取出”（ageru）。更普遍的，在日语的语法中，造句是依循着从一般限定符到特殊限定符的顺序，将主词放在最后。外出的时候，日本人习惯说：“我去去就回”（itte mairimasu），在这个说法里，itte——动词离去（ikimasu）的现在分词——将离开这件事化为将会返回的情状语。事实上，在从前的日本文学中，旅途似乎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从“内在”离去——uchi——的痛苦，而人们一直渴望回到这个内在。
西方哲学家常将远东思想与西方思想对比，因为它们在面对主体概念时，态度完全不同。印度教、道教、佛教，各以不同的方式否认西方思想中最基本、不证自明的“我”，致力证明“我”的虚幻性。对于这些理论而言，每一个存在都只是短暂的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当中没有“我”。“我”只是一个表象，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消散。
而一直以来，日本思想都具有很高的原创性，不仅迥异于我们的思想，与其他远东哲学相较也截然有别。与远东哲学不同的是，日本思想不将主体抵消；而与西方思想不同的是，日本思想也不将主体作为所有哲学思考及以思想建立世界的必然起点。甚至有人说，像日语这种不喜欢使用人称代名词的语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严格来说是不能翻译的……
不同于我们将主体作为因，日本思想倾向将它视为结果。关于主体的哲学，西方是外向的，而日本则是内向的，它将主体放在路径尽头。这种心理态度的差异，也是刚才我们所见的、显露在工具使用方式上的差异：就像工匠们总是朝向自己施作，日本社会将自我意识当作一个终结，这是社会和职业团体由大至小互相套叠的结果。相应于西方的个体自主性，在日本，个体根据他所从属的一个或数个团体来自我定义，并且这是一种恒常需要。指称这些团体的字uchi，不仅意味着“我家”，同时也意味着“我家”其中“我”的意识，和其他人（或家庭、公司、群体）形成对比。
日本思想中这种朝向另一方向的特质，无法提供人们所寻求、憧憬的核心。因为依照如此思想所建立的社会道德系统，不像中国，有绝对的法则可以保证祖先崇拜以及孝道的实践。在日本，老人很容易失去权威，只要他们不再是一家之主，也就不再被重视。从这方面来说，关系战胜了绝对：家庭和社会不断地重新组合。对空论（tatemae）的不信任，以及实践（honne）的至上性，都可以归因于这个大趋势。
但是，如果日本人的生活受到关系和无常所主宰，难道不是意味着，在个体意识周遭，存在某种绝对性，能给予他们自身内部所缺乏的基础框架？也许，日本现代史中，皇权神圣起源的学说、种族纯粹性的信仰、日本文化相对于他国文化的特殊性，都来自于此。任何系统如果要可行，都需要一定的强度，而这份强度可能来自此构成系统要素的内部或外部。前述来自外部的强度，令西方人深深感到困惑，因为它推翻了西方人看待个体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方式。然而日本不也因此克服了19和20世纪所遭遇的考验，并找到了在个体意识内留存下来的灵活性，成为他们今日成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