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2日、13日、14日，葛兰西学院组织了一场萨特与意大利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与意大利共产党亲近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借此机会，萨特于12月12日在罗马作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已在两处发表：其一是意大利文版，以“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于《或者或者》（1973年7—10月，第136—137期）[33]；另一个是法文版，以“1961年罗马报告：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为题，发表于萨特自编的杂志《现代》（Les Temps Modernes）（1993年3月，第560期）[34]。这两个版本都是根据萨特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编辑而成的，译成意大利文是《或者或者》几位编者的提议。因此，为了出版《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报告，我（米歇尔·盖伊）同时参考了由匈牙利哲学家蒂博尔·查博提供给我们的录音整理稿，并做了一些句法方面的修改，以消除阅读上的困难。上述两个版本之间差异无足轻重，不会引起理解上的分歧。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萨特的文本，因为它的手稿已经不存在或已经找不到了，而萨特报告的那些录音带也已经不见了。但不能否认，从其论证和主题来说，它确实是一篇萨特式的文本。
既然这个文本早就以意大利文和法文发表过，为什么还要出版这个新版本呢？因为自它发表以后，我们又获得了一些新东西，那就是萨特报告所引起的讨论的整理稿，包括12月12日一整天、13日和14日两个上午的讨论，其中有伯奇（Paci）、卢波里尼（Luporini）、隆巴尔多·拉迪切（Lombardo-Radice）、科莱蒂（Colletti）、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瓦伦蒂尼、塞梅拉里（Semerari）、皮奥韦内（Piovene）、阿利卡塔（Alicata）、卡多纳（Cardona）等人的发言和萨特的回应[35]。毫无疑问，萨特的意大利对话者大多数是用法文发言的（极少数地方除外，这时他们会请萨特原谅自己说意大利语），这意味着意大利文的讨论整理稿主要是从法文翻译而成的，所以这次我们又反过来把它们回译为法文，并为尊重其本意而修改了一些过于含糊的词语。
我们不想收入所有的讨论，那样的话本书篇幅会过长。我们的选择标准是，抓住那些有助于更明确地表达甚至丰富萨特论证的部分和环节。根据这个标准，我们舍弃了那些看起来偏离主题或那些似乎只属于意大利知识分子内部争论的发言[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