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jun Appadurai
阿尔君·阿帕杜莱
1949年生于印度孟买，现为纽约大学戈达尔媒体、文化与传播学教授，2016—2017年度柏林洪堡大学民族志研究所访问教授。近著《修辞金融业：金融衍生品时代语言的失败》（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世界范围内对自由民主的抵制，及其被某种民粹专制主义所替代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普京执政的俄罗斯、莫迪执政的印度和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已有明显迹象。此外，我们也知道现存有很多集权政府（匈牙利的欧尔班[Orbán Viktor]政权、波兰的杜达[Andrzej Duda]政权），以及在法国、奥地利和其他欧盟国家，都有右翼威权统治的大肆鼓吹者。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种全球性的右倾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但我们对此却很少有合理的解释。因此，我在本文中力求对此做出一种解释，并提供一种欧洲式的思路作为替代性的方案。
领导人和追随者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周围新民粹主义者中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分析习惯让我们觉得，政治领域的重要活动和变革总是与领袖魅力、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有关，所有这些因素都假定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领导人和追随者当然是有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只是领导人的野心、远见和战略与其追随者的恐惧、伤痛和愤怒之间偶然且部分的重合。在新民粹运动中上台的领导人，通常有着排外、父权制和专制的执政风格。他们的追随者可能也拥有一些类似倾向，但也会对社会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愤怒和怨憎。这几种倾向可能会彼此交锋，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不管他们是被操纵还是被监督）。但具体的交锋点却不甚明晰。为什么一些印度和美国的穆斯林投票给莫迪和特朗普？为什么一些美国女性推崇特朗普？为什么来自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群体如今投票支持右翼政治家？要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把新民粹主义中的领导人和追随者相互分别开来予以思考。
来自上层的消息
新民粹主义领导人承认他们渴望在国家主权陷入危机之时成为国家领袖。这种主权危机最明显的征兆是，没有哪个现代民族国家能控制其国民经济，无论最富裕的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经济基本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依赖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东石油；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依赖来自少数强国的尖端武器。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基础，这一论断从来就十分可疑。现在，两者更是越来越不相关了。
以普京掌权的俄罗斯为例。2014年12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以“俄罗斯不是欧洲”为核心原则，制定国家文化政策。这一举措反映出俄罗斯对西方文化和欧洲多元文化明显的敌意，普京将其定义为“被阉割的和不育的”[16]，这两个带有性指涉的修辞，使俄罗斯的男子气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这种修辞明确呼吁重回传统俄罗斯价值观，并基于深厚的斯拉夫文化崇拜情绪和亲俄罗斯文化政治的历史。这份文件的直接语境是乌克兰战争的一触即发，俄罗斯反政府摇滚乐手安德烈·马卡雷维奇（Andrey Makarevich）音乐会被取消，还有造反猫咪（Pussy Riot）乐队长期受到骚扰。该政策要求在整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空间”，并清楚地表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和统一性是反对国内文化少数派和国外政治敌人的重要工具。
土耳其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领导下，也将文化变成了国家主权的战场。他主要的战略手段是倡导重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传统、语言形式和帝国盛况（他的反对者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土耳其的这一愿景也承载了其全球野心，对俄罗斯干预中东的抵制，以及与国内渴望加入欧盟的势力的抗衡。这种新奥斯曼姿态也是埃尔多安边缘化和取代作为现代土耳其象征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世俗民族主义的努力中的关键部分，带有更多宗教意味和帝国风格。土耳其还对艺术和文化机构进行严格审查，并直接镇压受欢迎的政治异议人士，如2013年的戈兹公园（Gezi Park）事件。
在很多方面，要了解新的威权领导人如何生产和维系民粹主义战略，最佳案例是纳伦德拉·莫迪——现任印度总理的右翼理论家。莫迪长期以来都是印度民族主义右翼（Hindu Right）的主要成员和积极分子。他于2001—2014年担任古吉拉特邦（Gujarat）首席部长，并于2002年参与了全州范围对穆斯林的种族屠杀。这一行动的导火索是，印度教成员乘坐的火车在途径古吉拉特邦时，受到了当地一些穆斯林的袭击。印度许多进步人士坚持认为莫迪积极策划了这场屠杀，但他设法克服了许多司法和民事谴责，并于2014年成功当选印度总理。他公开拥护以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为执政理念，并同当今世界的许多威权民粹主义者一样，将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与鲜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合在一起。在他执政的近三年里，印度对性、宗教、文化和艺术自由的攻击空前激烈，这些行为系统地瓦解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原则。莫迪将种族纯化的修辞与清洁卫生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对外的印度文化形象（尤其强调数字现代性与印度教的纯正性相结合）和对内的印度教统治是印度主权的基石。
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成为我们最新的噩梦。特朗普自当选以来，已开始按其选举计划进行内阁任命和政策宣告。我们不能指望选举胜出可以缓和他的风格。特朗普发出的讯号，以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整合了仇视女性、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狂妄自大，这些讯号集中体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明显的。显在的信号是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通过加强对外军事实力，重新谈判多项他认为损害了美国财富和威望的贸易协定，将美国企业从各类税收和环境制约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通过贯彻落实“登记”在美穆斯林的主张，驱逐非法移民，收紧美国边境，大范围加强移民管制。这隐含的信息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并反映出一个事实——那些白人感觉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已经失去了想象中凌驾于黑人、拉美裔和各类移民之上的霸主地位。特朗普修辞学上的最大成功是将源自希腊的纯正白人血统植入他每一次宣扬“美国”伟大的特洛伊木马中，因此，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用公开的方式许诺美国白人将再次伟大。关于美国全球势力的讯息第一次成为狗哨，令白人再次成为美国的统治阶级。拯救美国经济的讯息已经转变为拯救白人的讯息。
所以，这是新专制民粹主义者的共同点：他们之中没人能真正控制国民经济，因其已被通常意义上的外国投资者、全球协议、跨国金融、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所绑架。他们都想将净化民族文化作为获取全球政治权力的途径；他们都对新自由资本主义表示友好，并采用适合自身的模式，让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印度、土耳其、美国或俄罗斯顺利施行；他们都试图将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毫不手软地压制少数民族和异己分子，扼杀自由言论或利用法律镇压他们的对手。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欧洲，发生在特蕾莎·梅（Theresa May）执政的英国、欧尔班·维克托执政的匈牙利、安杰伊·杜达执政的波兰，以及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越来越有话语权的“主流”右翼政党之中。在欧洲，这一趋势的导火索是对最新一波移民潮的恐惧，对一些主要城市遭遇恐怖袭击的愤怒与震惊，当然还有英国脱欧的冲击。因此，民粹威权领导人和政客在欧洲大陆随处可见，他们的领导方式混合了新自由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反移民愤怒和多数主义暴狂，这种组合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模式。所以这是一种审视新威权民粹主义者及其诉求的方式。那追随者又如何呢？
人民之声
如前文所言，解释民粹专制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不能假想追随者只是简单地支持或服从那些来自他们似乎崇拜的领导人的理念。当然，这些领导人所谴责或承诺的内容与他们的追随者所恐惧或相信的内容之间有一定的重合或兼容性。但这种重合只是部分的，大众追随者们（即那些允许莫迪、普京、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以及欧洲的梅、欧尔班、杜达掌权的人们）拥有自己的信仰、情感和动机。为解释这种情况，我采用了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在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17]中提出的洞见。赫希曼对人们如何回应企业、组织和国家的衰败提供了权威的阐释：保持忠诚、退出或是抱着修复或革新的期待“呼吁”对立、反抗或抱怨，从而防止衰退。赫希曼的独道之处在于将消费者的行为与组织和政治行为相联系，以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了解到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容忍对商品和服务的失望而不更换品牌、会员组织或国家，以及这种容忍能够维持多久。这本出版于1970年的著作，在全球化开始消解国家经济、本地社群和地方身份的逻辑之前，就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做出了深刻洞察。另外，这本书写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因而还无法预见到21世纪世界失望和抗议的本质。
然而，赫希曼的观点提醒我们，英国脱欧首先是退出，而退出总是某种程度上关联着忠诚与呼吁。赫希曼的术语对我们今天有何帮助？我认为，从支持特朗普、莫迪、埃尔多安和其他〔准〕威权民粹主义实权人物和新兴领导者的大众来看，如今备受支持的退出是一种形式的呼吁，而并非替代性的呼声。具体而言，赫希曼说得对，选举是公民发声并对他们的领导人表示失望或满意的主要方式。但今天的选举已成为远离民主的“退出”而非论证和修复民主的手段，最近的美国大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些支持特朗普的6200万美国人在投票给他的同时，也就反对了民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票是投给了“退出”。这与莫迪的选举、埃尔多安的选举以及支持普京的伪选举如出一辙。
在以上的各种情况中，以及欧洲许多民粹主义者的掌权范围里，民主自身会产生疲劳，这种疲劳是那些宣称要废除其国家民主模式中所有自由的、可协商的和包容性的成分的领导人赢得选举的基础。人们可能会反对，但所有民粹主义者都是靠这种民主的疲劳而平步青云并以此建立自己的事业的——不妨看看斯大林、希特勒、庇隆（Juan Peron）和其他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领导人吧，他们都利用了那个时代和其国家民主的失败。那么今天民主的疲劳有什么新鲜之处？
当今世界大范围对民主本身的厌倦感有着特殊的逻辑和语境，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基于网络的动员、宣传、身份建构和寻找同类的可能造成了一个危险的错觉，即无论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找到同伴、盟友、朋友、合作者、皈依者和同仁；第二，任何民族国家对维系经济主权所做的努力都难以为继；第三，世界范围内人权意识形态的传播，已赋予异乡人、外国人和移民事实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权利，尽管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很难受到欢迎并且必须面对苛刻的入境条件。总而言之，这三个事实加深了对民主制度始终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协商理性和政治耐心的全球性的难以忍受。在这三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再加上：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缩水，以及正是依靠放大我们都正冒着金融灾难的风险的看法而得以繁荣昌盛的金融业的全球渗透——持久的经济恐慌氛围加剧了人们对于民主的缓慢暂存性的不耐烦。许诺给国家带来繁荣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总是故意营造这种恐慌。纳伦德拉·莫迪最近宣布停止流通旧版面值500和1000卢比的钞票，以彻底根除印度经济中的“黑钱”（未缴税现金），这就是一个引起经济困境和恐慌的绝佳案例。当今的印度，这些价值分别为约7欧元和14欧元的纸币是贫民阶层和中产阶级工人、消费者和小商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此，全球威权民粹主义的故事又书写了新的篇章，它的基础是领导人的野心和承诺与其追随者的心态之间的部分重合。这些领导人憎恨民主，因为这是他们狂热追求权力过程中的障碍。而追随者是民主疲劳的受害者，他们认为选举政治是退出民主的最好方式。这种憎恨和疲惫在文化主权的空间里找到了自然的共通基础，在为怨恨的多数人、国家民族纯洁性和全球复苏所写的，通过软实力的许诺来获得种族胜利的剧本里付诸实现。这种文化上的共通基础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大多数威权领导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已被充分证明的裙带资本主义，与其广大追随者真正的经济困境和焦虑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排他政治的一个新地带，其目标是外国移民、国内少数族裔，或两者兼有之。只要就业机会、养老金和收入继续缩减，直到左翼自由派呼吁重新分配收入、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的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信息出现，国内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都将继续充当受害者和替罪羊。现实点儿来说，这不是一个短期计划，但必须是排序最高的中期计划。在这方面，欧洲走在最前沿，所以最后我回到欧洲大陆。
欧洲将去往何方？
英国脱欧的影响还在持续。但其结果表明，欧洲的气氛并非与全球的右倾趋势和许多成员国对欧盟越来越矛盾的态度无关。除英国自身政治的具体问题以外，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基本情况。
首先，英国脱欧是关于欧洲是什么以及欧洲意味着什么这个长期且频繁的论争的最新版本。这一论争与欧洲这个概念本身一样古老。关于欧洲的边界、身份和使命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欧洲是西方基督教的产物吗？是罗马法和罗马帝国的孩子吗？是诞生于希腊理性和民主价值观，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又或者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些可替换的意象彼此斗争了几个世纪，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这是不同阶层、地域、国家和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拥护的意象，其中没有哪个意象曾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也没有哪个意象彻底消失。它们还与血腥的内战、大规模的宗教分裂以及旨在消灭少数族裔、外国人、异教徒和政治异议分子的残酷行径共存。这些因素的相互结合，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难看出，对新移民（以及现有移民人口）的恐惧是最近法国、荷兰和德国等欧盟核心国家反对欧盟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波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它们反对布鲁塞尔的欧盟领导人关于欧洲国家接受难民和其他移民的配额、标准和法律类别的规定，认为这将给国家带来直接冲击。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对欧盟新移民方案的不满加深了这种感觉，即欧盟成员资格是许多成员国经济福利的净损失。这种退出力求收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可能恢复的那种经济主权。事实上，关于移民的争论（通常是欧洲右翼政治运动和议程的中心议题）是将经济主权问题转化为文化主权问题的典型例子，这种转化和置换就位于（我所谈到的）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核心。
在欧洲，各种支持“退出”欧盟的运动也是那些利用选举程序退出民主的运动，前文中我曾以美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例做过解释。欧洲在民主疲劳的情况下最尖锐的问题是，许多政治集团和政治运动希望在没有民主负担的情况下收获全球化的好处，而对英国而言，欧盟成员国身份关系着国内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特蕾莎·梅最近访问印度与纳伦德拉·莫迪举行的会谈，使我们得以一见民主从世界退场之后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未来面目。两位领导人商定了跨国恐怖主义问题（意指巴基斯坦），以及英国对印度基础设施的金融投资，但英国在双方关心的印度留英学生签证配额问题和印度在英“逾期逗留”人士的签证问题上话语强硬。因此，一个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上台的保守党领袖和一个世界级的印度右翼民粹威权主义者是在对签证和移民问题的讨价还价中，协调着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当新的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再受到国内民主的束缚，并被遭受民主疲劳的大批追随者推向权力顶峰时，这是一个如何做生意的掠影。特朗普和普京已经有密切的联系，莫迪和特朗普在美国的印裔追随者也已经紧密结盟。
欧洲自由民主制正身处危机边缘。从瑞典到意大利，从法国到匈牙利，很明显，民主的疲劳已抵达欧洲。在欧洲，选举同样成为对自由民主说“不”的方式。其中，德国正身处重要而危险的十字路口。它可以利用其充足的财富、稳定的经济和历史的自觉来捍卫欧盟的理想，欢迎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寻求和平解决全球政治危机的途径，利用欧元的力量推进国内和整个欧洲的平等。或者，它也可以退出，关闭边界，囤积财富，让欧洲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自行解决自身问题。这也许是来自德国右翼的信息。但这将是一个愚蠢的选择。全球的相互依赖是既定事实，德国的财富与其他国家一样依赖于全球经济。“退出”的解决方案对其无益。德国别无选择，只能推进欧洲的民主化进程，而民主的欧洲是反对威权民粹主义的世界范围斗争的重要源泉。
但对德国而言，有效的方案是让欧盟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南欧和东欧的国家相信，这并不是经济紧缩和强制性财政纪律的声音。换句话说，德国在国内对移民的温和政策和文化宽容，与处理欧洲内部债务和应对希腊、西班牙及意大利等财政主权大幅削减的国家的苛刻做法并不相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德国财富还依赖于强大的欧元，而没有德国的财富也就没有德国的自由主义。这里的挑战是，德国是否可以支持那些右倾欧洲国家的自由民主力量，以及这种支持在不让德国（再次）扮演欧洲霸权角色的情况下是否可能。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易解决，却又无法避免。德国的自由民主制无法在欧洲威权民粹主义的海洋中独自存活。所以，到最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欧洲的自由公众（工人、知识分子、活动家、决策者）在欧洲内部建立起一项跨越国家边界的共同事业，去推动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自由的诸众（multitude）。面对当前欧洲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后退的诸众，这是唯一的答案。
王尔晴/译 孙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