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育出版社邀我编一本自选集，列入他们策划的“在路上”书系。我很赞赏这个书名，也很乐意将自己的文字列入这套丛书。
丛书规定的作者是第三代学人，根据策划者的定义，“是指20世纪50年代（包括4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三代学人”，“既指老三届，也指新三届”。我出生于1945年，年龄上虽不属主流，却尚未超过上限；高中毕业于1964年，挤不进老三届；但考入研究生是“文革”后首届，属于广义的“新三届”（即包括研究生在内）。总之，我虽算不上正宗，但还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一员。
我与大多数第三代学人最大的差异，是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也不是“文革”开始后再告别学生时代，而是在1965年就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已是“国家干部”，所以在“文革”中有与他们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例如，在“文革”初期，我既是积极揭批“牛鬼蛇神”的“左派”教师，又是“革命小将”的斗争对象，因为班主任也属“当权派”，自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所以要“引火烧身”，号召学生贴我的大字报。到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我又负有动员老三届之责，我担任班主任的一个68届班级中除了几位有幸参军的学生外，全部上山下乡。我带的一个73届班级的毕业生也大多下乡。到了大学重新招生时，眼看一批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却没有听说教师也有这样的资格，尽管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20年前恢复高考时，我已过了报名的年龄，直到研究生招生时才意外地获得机会，与“第三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后就同在路上。
1978年10月，我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攻读历史地理专业。在学期间，国家决定实行学位制度，所以当我们在1981年年底毕业时，同时获得了硕士学位。我留系工作，并担任谭先生的助手。到次年3月，学校招收首批博士生，我被录取为谭先生的在职博士生。1983年夏，学校报请教育部批准我和周振鹤提前毕业，我们在8月通过论文答辩，10月获得博士学位，是全国文科的首批。在恢复职称评定的1985年，我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发表于1980年，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1981年第4期《中国史研究》。我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于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也是第一篇。此后，我先后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等十余种著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科研项目。最近，由我与吴松弟、曹树基合著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同时，我们正在撰写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预计在明年完成，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回想起来，我能走上这样一条路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因肺结核病尚未痊愈，不能参加高考，经过一年的师资培训，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一直以进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为奋斗目标，参加工作后也希望有朝一日还能进大学深造，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和“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的来临，这一线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上山下乡、一打三反、三忠于四无限、备战备荒、拉练、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等接连不断的运动中，能够不站错队、不成为运动的对象已属万幸，哪里还指望再上大学，甚至“成名成家”？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已过了31岁，超过了报名年龄的上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为他们辅导复习。一些学生经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我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但也不胜惆怅，这几个月的时间差使我永远丧失了进大学的机会。就在这时，传来了研究生恢复招生的消息，并且是“不拘一格”，我不禁喜出望外。
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足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在世界教育史上大概也是一项空前的纪录。它不仅为十几年来被剥夺了深造机会的大学生提供了机会，也为我们这样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以后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还不算是学历低的，复旦大学录取的研究生中就有连初中也没有毕业的。老实说，我当时对研究生的报考要求和培养目标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因为不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只是为了圆上大学的梦。
我那时在一所中学担任“教革组”（相当现在的教导处）负责人和团委书记，主管全校的学生工作，此前一年刚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被选为市人大代表，所以很担心领导是否会同意我离开学校，自己也感到于心不安。加上对考试结果毫无把握，报名和初试时我都不敢声张。记得考试那两天，我都是先在全校例行的早读课上讲完话，才骑车去考场。接到复试通知后，才按当时规定，请了10天的假集中复习。但从区教育局到学校领导，无不为我一路开绿灯。教育局的一位老局长表示，只要我能录取，学校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就这样，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我戴上了复旦大学的红色校徽。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经历，在这一届研究生中，不少人都有一段辛酸曲折的故事。但不管如何辛酸曲折，我们终于成了研究生，比起大量永远丧失了这样的机会的人，我们是何等幸运！
我就读的高中是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有几位同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时却名落孙山，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一位才华横溢的同学落榜后，我天真地以为只是偶然失常，劝他明年再试一次，他却默然无言，不久就报名去了新疆，从此杳无音讯。一位数学成绩极好的同学在五月份就得到班主任的“劝告”，提醒他注意父亲的问题，要他放弃升学的念头，他却存侥幸心理，坚持一试，结果自然一无所得，连他考高中的妹妹也惨遭淘汰。20多年后，我收到他从新疆的来信，看到照片上饱经风霜的容貌，读着那令人心碎的字句，谁都能理解他对失去青春和理想的悲哀。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也教过不少优秀的学生，有的天资过人，有的刻苦好学，有的温文尔雅，有的朴实诚恳，作为教师，我真希望他们在毕业后能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至少有一个过得去的工作。但在“文革”中我却爱莫能助，只能完全不顾他们自身的条件，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据家庭出身和兄姐的“去向”，决定他们上山下乡的地点或工作岗位。一位有很强组织能力、文笔流畅的学生干部被分配下乡，父母为避免他去边疆，将他安排在家乡“投亲插队”。几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我的询问只是木讷的苦笑。多少本来可以造就的人才就这样泯灭了。
有人认为1977年以后这几届本科生、研究生中出了很多人才，这固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这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积累起来的，如果以10年平均计算的话，人才的数量就很少了。还有人以此为理由，证明上山下乡或停办大学也取得了成绩。我很怀疑这些人中有没有“文革”的受益者，至少有些人对“文革”的祸害已经麻木不仁，因为要是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或停办大学这样的破坏性运动，能成长的人才肯定会多出好几倍。我们这一代人与祖国一起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但最后能走到大学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不用说再大的劫难，就是“文革”再晚结束几年，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入学以后，我更体会到我们这一批研究生的幸运了。开始听到邓小平关于让科研人员以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的讲话时，多少有些怀疑能不能做到，但实际上，我们用于专业学习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六分之五。我们研究所的教师告诉过我这样两个例子：谭先生“文革”前招收的一位研究生从入学开始时忙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政治任务”，根本没有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有一年暑假，学校举办外语培训班，她要求每星期抽出一点时间参加，还是没有被批准。还有一位中年教师，多年来一直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每天晚上也安排工作，他提出能否让他有几个晚上在家看看《资治通鉴》等书，做点史料积累，也被领导断然拒绝，还受到批评。我们还发现，很多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的教师，在学期间真正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工作后运动不断，就是搞业务、搞科研也得与“政治”实际结合，更没有个人研究的自由。所以尽管他们在大学工作了一二十年，却没有打下什么专业基础。
我在协助谭先生整理他的论文集时，注意到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好几年没有留下一篇论文。以后他告诉我：从1932年研究生毕业发表第一篇论文起，真正能搞学问的时间并不多。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1940年初他离开燕京大学奔向大后方，在内迁于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战时生活艰辛，图书资料奇缺，根本无法做系统的研究。1946年他复员回杭州，不久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奔波于杭州、上海之间，同时在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任“专任教授”，才勉强维持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们学习了一年马列主义。转到复旦大学后就下乡参加土改，接着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都需要停课脱产。1957年起更是运动不断，运动期间停课是常有的事，就是不停课也未必还能写论文。“文革”的10年间，前两年完全不能搞业务，以后又只能结合“政治任务”或根据“政治需要”写论文，直到1977年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所以他在年逾古稀后写成的论文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还多，尽管那时他已半身不遂，还同时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
只有祖国走上了康庄大道，我才能走上治学之路。从我们的老师到我们的同辈，大多数人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不仅是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也比老师和年长的一代人幸运，岂能不加倍地珍惜这样的机会？近20年来，我时时感到，从我们的老师到学生，三代人都在注视着我们。我时时感到，我不仅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目标而走在这条路上，也是为了弥补三代人的缺憾，为了同时代的那些不幸者。我时时感到的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使我形成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越来越高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梦想，却始终没有完全满足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20年来我不敢稍有懈怠，一直在路上一步步地行走。改革开放给我们铺就了一条坦途，但要走稳走快，走到前列也并非易事。现在回首往事，我还不知道是否走得很好，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所以我愿意将这些年里发表的文字选出一部分，保留下一串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