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5日，我正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会议，香港凤凰卫视的钟大年先生应约来访，邀请我在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即将开拍的《走进非洲》大型电视纪录片中担任北线摄制组的主持人。根据计划，我将随同摄制组“走进”北非和东非，时间约100天。
就像两年前去南极一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忽然成为现实。在世界的七大洲中，非洲是我唯一尚未到过的。半个世纪以前，我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非洲，不过在那时是连去非洲的梦也不会做的。
非洲在我心目中最初的印象，只是世界地图上那么一大块。以后，又知道非洲有黑人，而黑人的形象却来自一种“黑人牙膏”的商标。小学高年级的“常识”课使我增加了一些非洲知识，但真正引起我关注的却是报纸上越来越多的有关非洲的新闻。
1956年，埃及爆发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运动”，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接着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英法出动军队入侵，但最终被迫撤回。这一切，当时我国的报纸都有详细的报道，而且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纳赛尔和埃及政府，组织过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大概是幼时的记忆力特别强的缘故，埃及、纳赛尔、开罗、尼罗河、亚历山大、苏伊士运河、塞得港、法鲁克等名词从此印入脑海，并且记住了一些细节，如法鲁克国王从亚历山大的行宫乘游艇出逃，报上发表过一首谴责和讽刺英国侵略埃及的打油诗，头两句是“侵略埃及第一炮，艾登首相气焰十丈高”。后面的话已记不得了，但这首诗发表时艾登已因军事干涉失败而辞职，内容可想而知。有关金字塔的介绍和照片也是那时候在报上看到的。
第二是阿尔及利亚。由于中国一直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前后都有大量报道，有的还相当具体。当时放映过一部纪录片，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尔及尔的海景山色和君士坦丁隧道连着大桥越过峡谷的景象，以至我第一次到山城重庆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本·贝拉、布迈丁、布特弗利卡等人的名字也非常熟悉，当然还了解这个国家独立后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前后和周恩来总理访问期间。
第三是刚果（金）和卢蒙巴。从刚果（金）结束比利时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就任总理，到后来被迫离开首都，最后被杀害。现在我还记得卢蒙巴的继承者是基赞加，反面人物有占据加丹加省的冲伯和发动军事政变的蒙博托，但蒙博托以后成为扎伊尔的总统，并且还访问过中国。卢蒙巴被称为非洲的民族英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颂扬他的文章。1965年我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夜校，二年级的英语课本中还有一篇卢蒙巴的遗言，最后几句是：“历史终将发言，但这不是在华盛顿、巴黎和布鲁塞尔写的历史，而是在非洲，在刚果写的历史。”
当时只要非洲有国家独立，我们的报纸上和广播中就会报道。如果与我国建交，有关的介绍会更详细具体。所以对非洲国家的首脑，如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杜尔、马里的莫迪博·凯塔、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苏丹的尼迈里、赞比亚的卡翁达、摩洛哥的哈桑二世、突尼斯的布尔吉巴、利比亚的卡扎菲、乌干达的阿明、中亚的博卡萨、津巴布韦的穆加贝等人的名字至今还记得，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概况也都了解。
20世纪60年代还几乎看不到电视，但在放映电影前一般都会加映一些“新闻简报”，其中往往会有一些非洲国家的镜头。上海还有专门放映新闻纪录片的电影院，价格比一般电影院便宜，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的纪录片，我看过两遍，因为其中不仅有外交活动的记录，还拍摄了一些国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实在令人神往。
1964年我高中毕业，我国首次向苏联、东欧以外各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我们中学也有两名同学入选，其中一位是我很熟悉的同学，他被派往坦桑尼亚学习斯瓦希里语。这使坦桑尼亚和斯瓦希里语似乎一下子离我近了，我特意做了些了解，所以当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成为新闻时，我对有关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文革”期间首先开禁的一个相声节目，就是由马季表演的以我国援建坦赞铁路为主题的，主要的笑料就来自斯瓦希里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再次遇见这位同学时，他早已改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世界革命的口号也越叫越响，一首名为《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歌曲流行一时，并且被编成舞蹈，成为当时由红卫兵组成的“宣传队”（或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必备节目。这首革命歌曲伴随着激越的鼓点和猛烈的蹬脚动作，明显模仿非洲歌舞，最符合“战斗性”的需要。这类演出一般都在露天广场或临时搭起的舞台，或许红卫兵们动作过于激烈，或者舞台不够牢固，所以演出时舞台坍塌的事时有所闻。
“文革”期间，毛泽东被称为“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是报纸上经常宣传的内容。非洲人民苦大仇深，斗争性强，自然最热爱毛主席。在无数事例中有这样一件：我国的远洋货轮停靠在非洲某港口，一位非洲码头工人见我国海员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要求给他一枚（他大概知道，中国海员照例会带着大批像章，准备赠送散发的）。海员见他光着上身，不禁犹豫了一下，岂料他接过像章后就将别针直接插入胸前的肌肉，并且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故事不仅感动了我，还成为我教英语课的内容。当时正值“复课闹革命”，散了近两年的学生开始回校上课，学过的一点英语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我在第一堂课就讲这个故事，然后教学生们用英语高呼：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971年10月，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见到非洲国家元首。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中国，由周总理陪同来到上海。我任教的中学有一支学生迎宾队，我是带队的教师之一，那天安排我们到虹桥机场欢送皇帝回国。按惯例，每次执行任务前会由外事部门介绍一些背景和注意事项。这次的报告告诉我们，这位皇帝曾领导埃塞俄比亚（以前曾译为阿比西尼亚）反抗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保卫了民族独立，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唯一没有当过殖民地的国家。这位皇帝虽然对内实行专制统治，但对我国友好，此次访华具有意义。报告也提到皇帝生活奢侈，随行人员和行李很多，要我们不要大惊小怪。皇帝带来一条爱犬，由一位女国务部长负责照料，此人在代表团中名列第四。这次还特别强调，进入机场后不得随便走动，发生意外时要服从指挥。当时只当例行公事，谁也想不到“敬爱的林副主席”已在9月间仓皇出逃，机毁人亡，只是消息尚未公开。
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北线摄制组应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开始，拍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九国，最后与西线、南线两组在坦桑尼亚会合，一起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6月中旬从达累斯萨拉姆回国。但因时间缩短等原因，我们没有能去乌干达，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任务也由从西线和南线两组中选出的几位队员完成了。原定由队员全程驾车的计划也因所经国家的限制或水灾、安全等原因取消，我们只能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边境返回卡萨布兰卡，乘飞机到达阿尔及尔，此后改雇当地司机，从埃塞俄比亚首都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一段也改乘飞机。但在这八国中的大部分行程，都是乘越野车并在白天通过的，因此使我增加了很多沿途的见闻，经过了一些常人不易到的地方，见到了一些平时难见的现象。这种走马观花，有时甚至是“跑马过花”的方式自然无法做专题的或深入的探索，但对于那些我原来已有一定见解的观念无疑能起到求证或确认的作用。尽管我只能透过飞机外的云层遥望乞力马扎罗巅峰的皑皑白雪，尽管我没有能去乌干达访问那群世界知名的黑猩猩，但对这次非洲之行已经相当满足。要说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去南非、西非，或者再次寻访北非、东非那些古文明的遗址。
根据事先与两家电视台的约定，我在途中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它们的网站上，另外一些文章先后发表在《北京晨报》、《新民周刊》、《外滩画报》等报刊，其他报刊也做过转载。但由于我们几乎一直在旅途中，在大部分地方通过网络联系也不方便，很多感受和经历还来不及写出来。5月底回国后，我陆续补写了一些，又对原来的文章做了修订增补，现在集成这本小册子。承蒙作家出版社垂意，在我行前就慨允出版。应红女士也多次联系，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促成本书的完成。在本书问世之际，自应向她和作家出版社致谢。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