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内，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远不像以武力去收缴农民的粮食那样剧烈。可在中国，建国之初，首先发动的便是以二百万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
运动的缘起，是一部名为《武训传》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它说的是上个世纪一个教育家的真实故事，他依靠行乞成了地主，然而这却是一个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乡村教育的地主。自1951年初公映以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并将它列为本年度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在家基本闲坐无事、养得白白净净的江青，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并向丈夫介绍了它。他震惊的倒不是这部影片像一只苍蝇那样令他恶心，而是它在众多知识分子心灵的湖畔，怎么会像白天鹅一般翩翩起舞……
毛泽东从不摸枪，但常喜好在《人民日报》上玩弄“社论”这把“枪”。他当即握起“枪”，向这只“白天鹅”开火了：“《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从生物学到法学，从哲学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人们在组织或在觉悟的驱使下，纷纷站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水龙头下，尽力洗去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以便能穿上一件清一色的、但在外面的大街上可以通行无阻的马列主义外衣……
虽然中央强调这是一次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但要解决大相无形的观念形态问题，除了在延安时期就用过的批判、揭发、检讨、斗争，乃至人人过关，引导者们和帮助者们实在使不出别的什么高招。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孙大雨过思想关，一个批判会连着开了八个小时。
在北京大学，曾当过旧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周炳麟教授，因为解放前和国民党有点瓜葛，整了又整，就是不被认可入“关”，他绝望地说：“你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在为国民党殉节吧……”据说此事毛泽东知道了，也劝阻道：“不要再搞了，再搞就过了。”
在西南政法学院，一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去“天堂”无望后，便买了一张去“地狱”的票，在走长江的客轮上跳下沉江了……
如果说最后没能过思想关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后期“三反”、“五反”运动的介入，使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多数算是过了关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怀疑也远未能卸去。
最突出的是司法界，建国伊始办了个新法学研究院，原本是想在里面改造旧司法人员，但一个命题好似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便挑破了这个短暂存在的“肥皂泡”
列宁讲，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军队、法庭，就是监狱、警察。按列宁的论断来理解，政法工作就是国家的刀把子。旧法学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新法学的本质则是阶级压迫阶级。旧法学讲诉讼程序，工人、农民哪懂什么程序，这显然是刁难老百姓。旧法学鼓吹在法庭未判决之前，对罪犯应该实行无罪推定，这又是资产阶级标榜“人权”的虚伪把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既然已是被告，便确定无疑地成了罪犯，对他们不实行有罪推定，罪犯是获得了“人权”，可人民群众的“人权”却被剥夺了……
一句话，旧法学理论必须抛弃，旧司法人员必须调离。
在经过“大扫除”后的北京司法界，能留下来的旧司法人员似雪泥鸿爪，而大量涌进来的是一批血气方刚、摩拳擦掌的店员，他们正是在“三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
多数部门的旧社会留用人员，则被调任与他们的资历、经验远不相称的低级职务。与此相反的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普遍地提升，似乎从此开始，刘胡兰面对铡刀的威武不屈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董存瑞在高举的炸药包上炸响的、令山河变色的豪言壮语也慢慢风流云散，他们可以进“幼儿园”，毫无羞愧之色地“排排队，吃果果”了……同时享受起怀疑他人批判他人的专利，与前者比起来，这同样是在精神上吃“果果”。
韩素音如是描绘道：“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
郭沫若也私下告诉韩素音一个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有两位摄影师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突然爆炸了，他们当即被警察抓走，并被指控为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同志……（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1953年初，党宣布了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年3月5日，在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等政治局委员的急切心情中，斯大林同志终于闭上了他那双深不可测、令人常常不寒而栗的灰色眼睛。凛冽的寒风中，葬礼是极为隆重的，但他的水晶棺材几乎刚刚送进红场的列宁陵墓，一个词--“解冻”，便随伏尔加河上泛滥的春汛，诞生在苏联政治生活的辞典上。
《人民日报》感应到了什么，它拂去满篇尚未散去的硝烟，透出了一缕温熙的阳光，在次年3月25日的社论里，出现了这样的规劝：干部们必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这里的“他们”，指的便是知识分子。
似乎党已经察觉：在某些颐指气使的党员干部的手下，知识分子有些无所适从、疲惫不堪了。得让前者收敛一点，并让后者坐下来喘口气，以便能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上……
对此，俞平伯先生也许是麻木的。如同自二十年代开始他便醉心于《红楼梦》研究，他的看法是该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而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意旨；他本人也长期关在书斋里，心静如墨池，超然于中国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外。此时，他写了一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在红学上基本保留了过去的观点。
一定是出于对后者的尊敬，文章发表前送给胡乔木看了，此君正当风华之年，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口碑，徐铸成在这五年前的一篇日记里有如下记载：此君年仅38岁，思想细致，知识面广，判断亦清楚，实为难得之人才。闻彼亦清华出身，苏北人，曾任毛主席机要秘书多年，平日沉浸于工作，私生活极严肃，惜因多年劳瘁，身体很不健康……胡乔木提出了某些意见，并让俞平伯重新改写。他不敢苟同，他不知道中国式的尊敬，意味着不敢苟同也要苟同，起码是在面子上。他把稿子送《新建设》发表，不久《文艺报》又刊文介绍，称之为它“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两个小人物却认为俞平伯的红学思想是该扫除的“梦呓”，他们投书《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扔去了字纸篓。
似乎冥冥之中，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切，在小人物的文章被母校的校刊全文刊出后，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已有座席的江青仍不足以打发无聊，她又被放出来解闷了，她要冯雪峰再去字纸篓里把稿子拣回来。冯雪峰不得不拣回来，拼上了版面，只是在亲自撰写的编者按里，曲折地表达了些许对毛夫人的不敬：这两位青年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加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加全面。
犹如救火队出发去救火时，却收到了一打舞会的入场券，过了不到一周，大都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运筹的中央领导人，收到了一份文件，打开一看，激情沛然的毛泽东，又在猛烈地“开火”--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又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批判，俞平伯先生刻骨铭心地感知了：在中国，即使是在最远离政治的学术“桃花源”里，也有着穿便衣的政治警察在巡视，从此《红楼梦》垫在了他的脑袋下，二十余年哑然无声，恍若一场长长的冬眠……
此外，处在台风中心的俞平伯并无多大损伤，而遭他株连的《文艺报》则被狂轰滥炸，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开了八次批判会，认定其“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冯雪峰被罢官，另组编委会以夺回无产阶级的阵地。
另一个被株连者胡适先生，号称“百科全书”的学者，如今这“百科全书”被五花大绑地押上靶场，一批大陆最优秀的学者：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冯友兰、罗尔纲、周汝昌、金岳霖、李达、侯外庐、向达、汪子嵩、范文澜、黎澍、何其芳、游国恩、蔡仪、王瑶、余冠英……顷刻间，变成了最优秀的“射手”，按照“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被集合成了一个个梯队，在轮番、交叉的火力下，“百科全书”被打得千疮百孔，想来远在彼岸的胡适，也会感到心惊肉跳吧？
与超然物外的俞平伯不同，胡风先生则是一位始终以理性和热情在拥抱社会现实的作家。
也许正是在开国典礼之夜，他浑身热血喷涌，坐卧不宁，仿佛只有将自己投身于燃烧的诗行之后，他的心才能够冷却下来。在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之一章《欢乐颂》里，他如是放歌道--“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象一声惊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胡风周围，似乎存于着一堵吸音的墙，党没有听到他热情的歌声。建国以后，他成了一条晾在沙滩上的鱼，日子一直不好过。
这大抵要追溯到三十至四十年代，他与周扬在现代文学史上那场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作为鲁迅先生臂膀之一的胡风（另一个是冯雪峰），他视自己为鲁迅忠实的学生，他所追求的正是先生毕生追求的，即将“五四”时代的文化多元化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国的文化。
在他眼里，周扬是一个长着一副教条主义的面孔，自己得与他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的人物；而在周扬看来，胡风长时间地蒙蔽、挟持了鲁迅先生，他的在国统区颇有影响的文艺主张，始终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异己力量。
在开国大典之夜，胡风绝没有想到，建国后不久周扬就当上了中国文坛的红色沙皇，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从此便在自己的头上悬着，为了这把剑不致于掉下来，他不得不用沉默来承认周扬的胜利。
但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上半年，事情似乎有了某种转机，他被列入《人民文学》编委会，又当上了中国作协的执行委员，他还听说毛泽东在评《红楼梦》事件时也批评了中国作协……他渐渐感到周扬头上的“皇冠”岌岌可危了，他的胸中也越来越汇聚了“进谏”的勇气，他想让毛泽东知道：在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几近被奉为“图腾崇拜”之时，其思想和观点在许多场合却遭到了曲解，以及机械地搬用。
不是他蒙蔽了鲁迅，而是周扬蒙蔽了中央。
1954年7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从胡风手里接过一份装订讲究、字迹工整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时，胡风决没有料到这部在众多朋友协助下完成的、长达三十万言、厚似块砖的意见书，正似一块块砖，搭起了送自己和朋友们上政治断头台的阶梯--
次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送上《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报告里断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胡风真是冤枉了周扬。
在他眼里，周扬是红色沙皇，而在毛泽东看来，大概周扬不过是一个区区视线只盯住文艺运动的蝼蚁，怎能蒙蔽洞察天下的毛泽东呢？当毛泽东对此报告的批示回到周扬的案头，片刻间，周扬、林默涵等人也张惶失措、冷汗淋淋了，仿佛被批回来的不仅是胡风问题的升级，还有他们自己已陷于瓜田李下的命运……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在外张贴的反革命标语、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也不是枪支弹药、集团纲领、暴乱计划，而是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按语是如何一种写法呢，不妨略举一例--
1944年5月13日，在重庆的绿原给胡风写了一封信：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对此，毛泽东如是按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