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年前，在谓河边的一家农舍里，一个做过童养媳的女人生下了我。前几天，有人要给我算卦，问我的生辰八字，于是我打电话问母亲。母亲说，是天麻糊黑的时候生的。电话中我还顺便问母亲，生我时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异象出现，比如孙猴出世时，正午睡的玉皇大帝突然连打几个冷战，母亲笑着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平常日子而已！她记忆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疼了一回！
母亲是童养媳。当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难民像蝗虫一样四散而逃。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说起逃难路上的事情。她说，在一些路口，常常架着一长溜大铁锅，铁锅里熬着被称为“舍饭”的玉米粥，这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每个逃难者只要伸出碗来，便可以得到一碗稀粥。她还说，在渭河渡口的一个地方，一个逃难的小姑娘饿极了，这时路边恰好有个人拿着一块馍，边吃边走。小姑娘见了，眼睛一亮，跑过去，一跳，抢过那块馍，然后扭头就跑。大人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小女孩见路边有一摊牛粪，急中生智，将馍馍塞进了牛粪里，又用脚踩了两踩。大人走过来，蹲在牛粪跟前，瞅了一阵，叹口气，走了。女孩见大人走远了，从牛粪中刨出馍馍用袖子擦了擦，吃起来。苦命的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长期以来我一直疑心，那个逃荒路上的女孩子，正是后来我的母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就是我出生不久那阵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陕北一家报社担任领导的父亲，从城里寄回一纸休书，认为童养媳制度是封建的东西，自己作为一个公家人，要带头和这封建包办婚姻决裂。休书寄到高村，爷爷念罢，刚强的母亲这时候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回了河南。黄泛区的扶沟老家，母亲依旧是举目无亲，住过一些日子后，母亲突然觉得，她还应当回到高村来。于是抱着我，重返高村。
高村现在的老年人，还常常给我说起这事。说我回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到高村以后，已经能扶着炕沿，颤悠悠地走了。还说经过中原文化熏陶的我，身上穿着花格子粗布做的棉衣，嘴里咿咿呀呀，会说几句河南话。而母亲记着的，则是发生在河南开往陕西的火车上的一件事情。
母亲说，车到灵宝的时候，我喊叫饿。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托给邻座的一个人照看，自己跑下火车去买饼子。母亲不识字，加上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上车以后，随着列车隆隆开动，母亲再也找不着我了。她发疯似的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窜，后来实在找不着了，就站在那里哭起来。“我那时候认为，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一定是叫人贩子领走了！”母亲现在还常常这样说。那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声，我跑过来扑进她的怀里。母亲紧紧地抱住我，用她的满是眼泪的脸贴紧我的脸颊。
高村的那件休妻案后来以喜剧的形式收场。白胡子爷爷是乡间秀才，传统道德的坚定不移的卫道士。一直不动声色的他，这时候发起雷霆之怒，他领着母亲，母亲则抱着我，北上陕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爷爷用鞭子抽了父亲一顿，又罚父亲跪了一夜，直到父亲收回休书，写下保证，这样，爷爷才将我们娘们留在陕北，自己独自返回高村。嗣后，母亲在报社印刷厂当了工人，我则被上班的父母用一根绳子拴在家里，一天天长大。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系着我的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一个佛脚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见过一群石匠和囚犯修筑延安大桥时的情景。
生我之门锤子叮当有声，石工们唱着凄凉的歌声，这狄更斯式的情节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性烈如火的人，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一个仕途上饱经坎坷的人。他死于1992年，死于古历的二月二。他属龙。民谚中有“二月二，龙抬头”一说，但是没有熬到中午十二点，他在“一点半时候就死了。人们说，如果熬过十二点，他就不会死了。但是他没有熬到。父母的婚姻，让我来评价，我认为总的来说还是美满的。少年夫妻老来伴，随着老境渐来，随着父亲历次运动的挨整，他们互相依存，互相搀扶着走完最后的路程。父亲死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运回髙村。乡间公墓上有一个坟堆，那是父亲的。一墓两穴，一个穴位，父亲正在里面安眠，另一个空穴，是给尚且健在的母亲留着的。
母亲属鸡，生于古历的十一月。中国民间，认为生在“一月的鸡是“败月”生的。有“正蛇二鼠三牛头，四月虎，满山吼，五月兔，顺地溜，六月狗，墙根走，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猴，满街游，十一月鸡儿架上愁，十二月老龙不抬头”一说。我不相信这些，我诅咒这种无聊的说法。
如今，她仍在陕西居住，和我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去年我接她来西安住，她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她说住不惯楼房。我自个想，她恐怕是担心死在西安后会被火化。但是我还是想把她接来，尽尽我的孝心。我不久后就会分到一间大房子，到时候，专门辟出一间，接我的苦命的母亲来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