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因心梗住院。妻子下公共汽车时，一脚踩空崴了脚，脚肿得像个面包似的，医生说一百天才能好。儿子正在上高中，面临高考。2000年春天的我们这个家，算是烂包了。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支撑。
妻子过意不去，她说雇个保姆吧！那天，她躺在床上，与来看她的外甥女在嘟嚷，商量请保姆的事。我听她给她外甥女交代，这保姆的条件有三条：一是人老实，二是身体好，三是人要长得丑一些。
这第三条，明显是针对我的。我在客厅里听见了，嘴里没说，心里想：女人们这小心眼真多。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回到家里，推门一看，见厨房里有一个姑娘，留着个短头发，穿着个花格的确良衬衣，两只袖子绾在臂腕上，正在叮叮咚咚擀面。妻子说，这是咱们家请来的小保姆。
待姑娘转过身来，我才发现姑娘的脸真黑。不但是黑，而且黑得发亮。模样挺老实。圆脸庞，虎虎生气。这时我想起妻子说过的话，我偷偷笑了。
姑娘是甘肃省礼县人。陕西省妇联和甘肃省妇联搞个什么工程，将甘肃贫困山区的农家姑娘介绍到西安来当保姆。我家的小保姆就是这样来的。省妇联好像有个“保姆中心”之类的组织。
小姑娘敢离了父母和家乡热土，到西安来，还有一个原因。姑娘的小姨，先期来了，现在也在西安做保姆。听姑娘说，小姨有两个孩子，她和丈夫不合，于是扔下家，独自来了西安。她的工作，也是省妇联这个保姆中心给找的。据说有一幢大房子，只有一个老太太住，老太太的两个儿子都是大款，要这女同胞陪老太太住，管家。
小保姆进家，家里多了一口人，这花销于是增大了许多。母亲这时候疾病得到控制，也出院了，于是这个家又渡过危机，安稳了下来。
我至今还感激这位小保姆，是她分担了我和这个家庭的许多困难，帮我们渡过难关的。记得，妻子和母亲，老嘟囔着嫌给这女孩开的工资高，我说，每月就二百块钱，请来这么一个大活人，忙里忙外，这高吗？中国的劳动力真是廉价，放在国外，你看看！
我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小保姆进家，我对全家说，人的社会分工不同，但是从人的尊严这一点来讲，人和人都是平等的，我是一个文化人，整天在小说中讲这些理想，现在则有必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但是在家里，我是不敢轻易和这小保姆说话的。比如吧，有一次我说，姑娘新来，不知道有零花钱没有，咱们是不是先预支她一个月工资。妻子听了这话，恼道：你什么时候这样关心过我！我听了赶快噤声。还有一次，我对妻子说，将你不穿的衣服，给姑娘几件。妻子说，合同上有规定，只管吃住，发工资，不管衣服的。后来一段时日后，妻子还是将衣服一件一件地送给小姑娘了。不过这是她的人情，与我无关小保姆来我们家一个月以后，又黑又亮的脸变成了粉红色。脸蛋部位最红，像两团火，这是甘肃人的特征，俗称“红二团”。又过了一个月，“红二团”消失了，姑娘的脸变成了西安人那样的粉白色。“西安的水土真好！”姑娘照着镜子说。
姑娘的家在甘肃礼县，那天我写作闲暇，查了查中国地图，找到了“礼县”这地方。礼县与陕西的留城县接壤，也就是一千华里路吧。我把地图上的“礼县”指给姑娘看，姑娘惊叹了一声。后来我发现，她用铅笔悄悄地在家乡那地方画了一个记号。
姑娘每星期天休一天假，休假这天，她就到她小姨住的地方去玩。在这段时间中，她的外公还专门来看过一次小姨和她。姑娘还给老家写过几封信，我拿出单位的信封说，就让信回到这里吧！后来我还给她转过两封信。
三个月头上，妻子的脚彻底好了，母亲的病情也稳定了。我听见她们婆媳在悄悄商量辞退小保姆的事。在这事上我是外人，只听不做声就是了。
后来，小保姆走了。妻子和母亲将小保姆送出门。那一刻，我正在房间里写东西。我想，出于礼貌，姑娘也应该到我房间里，告辞一下才对。我还想，如果姑娘来告辞的话，我可以给她写一副书法作品，让她带上，将来有了困难，还能卖两个钱，救救急。但是姑娘没有来告辞，我也就只好作罢，佯装不知。
后来姑娘走后，我离开桌子，走到阳台上，看见姑娘依旧穿着她来时的衣服，手里提着个包袱蛋儿，匆匆地消失在楼的背后。
听母亲说，姑娘其实也想走。姑娘在西安呆了几个月以后，心大了。这时省妇联好像与北京市妇联也在搞这种输送保姆的活动，于是姑娘想到北京去发展。母亲的话叫我感到一点安慰。我想，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来自甘肃礼县的农家小姑娘，此刻大约正在北京的一户人家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