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歌
我承认我很无能，我已经进入到花甲之年了，还只有一居室的房子，职称也只是个中级，而与我一起大学毕业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已经是高级了。我的工资并不很高，老婆本来有个像模像样的工作，可是那个企业不景气，也就提前退休了，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我这点可怜巴巴的工资。我从事的是天底下最为神圣的事业，人们总把这事业与灵魂和阳光联系起来，而且我又从事着培养我这样的人称之为我这样人的摇篮的工作。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渺小，因为社会常常赞美我们有许多的溢美之词，为此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锲而不舍从事着我的事业，我没有半点奢求，虽然我的家庭经济已经到了艰苦甚至卓绝的程度，而面对着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的精彩世界，面对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召唤，我还是没有动半点邪心杂念，我还是虚怀若谷守身如玉，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作着蜡烛春蚕，虽桃李满天下，却只求奉献不知索取，不忍心去摘一颗果实据为己有。
我说了这么多，谁都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而我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在我老婆的逼迫下，要去做一回与灵魂阳光蜡烛春蚕奉献神圣字眼无关的事，而这件事又是我无论如何推不掉的，这里面还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与前面所说的年龄房子职称老婆都没有关系，但与家庭的前景未来的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始终没谈到我儿子，每当我谈到我儿子时，我还有种自豪，我儿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与自豪同来的就是经济紧张，经济紧张这一点也不重要，只需要我来紧缩一些开支，也就可以供到儿子毕业了，儿子一毕业儿子就显得重要了，重要的是儿子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适合他的那个专业的企业已经是濒于倒闭，职工大多数放了假，重要的是他还就分回到了这座城市，重要的是他一回到这座城市他还就得去这家企业，进了这家企业还就得放假回家，放假回家就面临着他没有钱赚，没有钱赚他的大学就等于白念，也就是说有了那么一纸文凭就什么也不顶，什么也不顶等于说他还不如没念大学的那些卖疏菜卖鸡蛋烤羊肉串的小商小贩，结果他肯定会是搞不着媳妇成了大龄青年，作了大龄青年还得依靠我这两个钱来养活他。
我和我老婆一筹莫展万般无奈，然后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到了灵魂和阳光，老婆就劝我要利用这灵魂和阳光的事业效力于儿子，我本不想违背我一辈子的只奉献不索取的初衷。但老婆的眼泪似水流，点点洒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只好按老婆的指示办事了。
我想到了王雷，王雷是我的学生，是在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学生。我当过他的班主任，上学时他的学习很一般，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多少印象，毕业后也跟他没有任何联系，只是近些日子才听别的老师议论有多少多少个学生毕业后，不从事教师行业，都拼命地往机关企业里钻，在这些人名中听到了王雷的名字，才知道他在市人事局当了个科长。当时听到议论时，我还颇为不满地说这些学生背弃了师范学校培养，追求名利。听到我说话时，所有的人都带着一脸的不屑，我知道那是对我的鄙夷。我必须要去人事局找王雷。
我决定下午去找王雷，老婆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搞到的钱，临出门时她塞给我了一叠钱，说有三千元钱，说：“现在办事都讲这个。”
我找到了人事局，我推开门问到王雷时，王雷正背着我，听到有人问他的名字时，他才转过身来，他马上就认出了我，叫了我一声：“李老师。”
我还是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就是王雷，在我的印象中王雷不是这个模样。
王雷看到我迟疑的样子，就说：“李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王雷。”
我还在问：“你就是王雷？”
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显得唐突，不近情理，便显得惭愧地说：“看来我老了，连自己的学生都认不出来了。”
王雷说：“不是老师老了，而是学生变化太大了，李老师肯定找我有什么事吧？”
王雷说话显得很直露，我开始不自然起来，“不……我只是想看看你。”说话时我还下意识看了对桌那人一眼，那个人也知道了我的顾虑，识趣地找了一个借口走了出去。
这时我才把我求王雷办的事说出来。
王雷听着很认真，待我说完后，他还沉吟了一会儿，他的这种形象上学时肯定没有过，我以为这里必是有为难之处，伸手把兜里的那三千元钱拿出来，但却不知怎么开口才能送给王雷。
王雷看到我的那副模样，笑道：“李老师，你是不是要给我送礼呀。”
我马上说：“是呀，是呀。”
王雷问：“多少钱哪？”
我说：“三千元钱。”
王雷又笑了，“老师给学生送礼，这不是反了天条了吗？”
我忙说：“不反不反，现在办事，哪不需要钱。”
王雷突然收回笑脸，异常严肃地说：“你把钱收回去，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我还在犹豫，王雷又说：“你这样拿着，一会儿进来人看到，还会给我找麻烦的。”
我想也是这道理，又将钱装入自己的口袋。
王雷说：“你儿子的事我可以办，我就是管毕业学生分配这一摊的。”
他边说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来，他看了一下说：
“你儿子确实分到了那家企业。”
他看到我的急切的样子，又说：“李老师你也不用着急，我可以作些调整，你刚才说要去的那家效益好的企业，人们都想往里挤，人家早就封口不让再往里分配人了。不过，我与那家企业的人事处长还有交情，这么办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一说，看看怎么样吧。”
王雷说着就打了电话，两个人先是扯了半天的闲嗑，似乎对方求王雷办什么事，王雷还说那是他的同学。很长时间，然后才进入正题。王雷说了李老师这宗事。
我看王雷的神情猜测对方正在对他诉苦，王雷皱起了眉头，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有困难，不然找你干嘛，你要不办好这件事，你的那件事也就别办了。”
看起来他们还有什么交易在里头，王雷说完这句话，对方又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渐渐地看出了王雷的笑容，最后王雷说：“这么办吧，一会儿下班，咱们一起去吃饭，好好让你玩一玩吧。”
我见王雷放下电话，心里充满了感激，说：“王雷，要是为难，就别太强求了。”
王雷说：“他不为难，他只是多一个人的事吗，对于他算个啥。”
我说：“我听你们之间还有什么交换条件。”
王雷遮掩道：“他还指望人事局为他们多增加几个高级职称的指标呢。”
我难为情地说：“你为我儿子的事，要挟人家多不好。”
王雷见我很认真的样子，说：“没什么，现在都这样等价交换的。”
我又想到人情关系了，说：“要是需要表示的，我带着钱哪。”
王雷说：“就你那三千元钱，人家还不一定看上眼，另外人家捞钱也都捞足了，再捞也捞大头的，犯不上因为你这三千元钱掉进去。现在脸面就是人情。你要不是我老师，就是给我一万元钱，我也不会给你办事的。”
我想到自己的职业确实如此伟大，还掠上了一点窃喜。
王雷说：“那么的吧，一会儿下班咱们一起去吃饭。”
我看到自己的钱派上了用场，忙说：“这钱应该我来出，是为我的事嘛。”
王雷说：“你到我这里来，怎好意思让老师出钱。”
我坚持着说：“这钱肯定要由我来出。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老师了。”
王雷又笑了，看得出这里面含有一种讥嘲的意味，肯定是为知识分子那种酸味产生的一种厌恶。他说：“那好吧，就让你掏吧。”
看看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大会儿，我们就坐下闲聊，聊到了王雷的许多同学现在的状态，我才知道王雷的许多同学都在干与教育事业无关的工作，大多数还都担当着不大不小的领导工作。而那些名字大都是我遥远的记忆，没有几个有印象的，我只记得他们班长的名字，我就问王雷：“闵恩来现在做什么呢？”
王雷说：“闵恩来现在是环保局的副局长了。这么的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过来。”
我说：“那好吗？”
王雷说：“有什么不好。”
他说着就打电话，跟对方通了电话，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了我在他那里。我想闵恩来会要求与我通话的，而王雷只是说明了吃饭的地点，便放下了电话。
王雷回头说：“闵恩来正在开会。”
接着王雷又给那家企业人事处长打电话，对闵恩来的参加作了通报，听得出对方很高兴。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王雷和我一起出来。
他说：“别赶在下班时间了。”
他说着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陪着我走了出来，在门口拦住一辆出租车，去了他说的那个饭店。其实这个饭店距离人事局并不是很远，要是我万不能打出租车的，我们的这座城市，就是从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也用不了二个小时。
下车时我还是与王雷争了半天车费，但出租车司机还是收了王雷的钱，原因是司机说坐在前座是掏钱的位置。开始王雷坐在前头我还掠上过一丝的不快，因为我看领导坐车都是往前面坐，我为王雷没有谦让我感到过不满，现在看来那个座位中还颇有一番学问。
那个酒店还是颇具规模的，一进酒店就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小姐蜂拥而上，我简直不知所措，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么疯狂，搞得我狼狈极了，直往王雷的身后躲。王雷却是不卑不亢，含笑地对她们说：“一会儿再说。”
我不知道他的一会儿指什么说的。躲过这些小姐，我不解地问他：“她们都是干什么的？”
王雷说：“都是陪舞的。”
我似有所悟，“唔，这就是社会上说的三陪吧。”
找到预留的包厢，那个企业的人事处长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还带来了两个人，几个人进屋作了介绍，我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个企业的经理和书记，都是决定我儿子命运的人，对王雷的帮助我简直有些感激涕零了。
我们聊过了一会儿，闵恩来才匆忙赶到。
闵恩来明显地发福多了，见面他还保持着一种矜持，只是握了握手，叫声老师，便与另外几个人开着玩笑说：“你们利用我的老师打了埋伏。”
我没有搞明白这里有什么埋伏，便相约坐了下来，我被推在了主席的位置上，几个人都坐了下来，菜也就很快地上来了，与菜同时上来的，还有六个小姐。
王雷对我说：“李老师，你是长者，由你先来挑吧。”
我实质上是瞠目结舌，因为在我心目中，这种事报纸上总在披露，我以为这早已作为社会丑陋现象被消除了呢。
我还在懵懂，闵恩来说：“我原来是李老师手下的班长，还是我来替李老师来挑吧。”
他挥手让那个大个子的漂亮的女孩子坐过来。
在几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抢自己的小姐时，我偷偷地问王雷：“这会不会犯错误啊。”
王雷说：“这犯什么错误，玩玩吗，是正常的。”
我又悄悄地说：“我这么大的岁数了。”
王雷说：“嗨，这不在于岁数的大小。”
这回我是开了眼了，知道了社会上都在时兴什么。
酒席期间，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只是很少讲到自己的身份和公事，都在讲社会见闻和玩笑一类。我几次讲儿子与感激的话，都被王雷莫名其妙地打断。
大家看重的是喝酒与吃菜，更看重的是身边的小姐，不是唱歌就是跳舞，几个人撮弄着我也去跳舞。我看到他们跳舞，都是脸贴脸，我一看到就脸红，这么大的岁数了，那些神圣的字眼总是在作怪，还有专一的那些生活准则不想发生改变。但是看到那几个人都无所顾忌，而且动作幅度都很大地拉过自己的小姐贴着跳起来，不好违了几个人的面子，关键还在于这个小姐说出话来很动听，像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手，有种循循善诱的意思，说：“只是跳舞嘛，又没有别的，看把你紧张的那样。”
她说着主动地拉起我的手，下了舞池，并主动地贴近我，胸部的柔软处一下便体会得清清楚楚，香水的清香搞得我神志迷离，我想起了年轻时代与同样年轻的妻子第一次身体的接触就是这样的。而现在是一种年龄上的界限令自己更加兴奋。
我对那天的行为并不想过多地渲染，总之，那一个夜晚，对于我是划时代意义的。
趁着间隙我去结账，服务员告诉我他们已经结账了，我不相信，因为说好的是由我来结的，今天是为办我的事才来吃饭的。我显得于心不忍。那个服务员见我坚持，就拿过发票存单让我看，我一看令我瞠目结舌，因为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的是二千三百元钱。那个服务员还说：“是那个企业的总经理拿支票结的，并通过他的老板换出了六百元现金给小姐了。”
我根本搞不懂为什么还给小姐钱，她们等于白蹭了一顿饭，还得给她们钱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傻瓜。
在大家分手时，我提到了钱应该我来结的道理，说是都为我的事来的，怎么好让那个总经理破费。
那个总经理觉得疑惑，说：“你不是闵恩来的老师吗？”
我说：“是呀。”
总经理说：“那还有什么不对的呀。”
我就说了我儿子的事。
总经理和书记显然不知道这件事。还是王雷贻笑大方，说出了实情。
总经理和书记都笑了，说：“这是连环阵，那好，就让我们人事处长办好了。”
我还在坚持那顿饭的账的事。
闵恩来说：“李老师，你也别坚持了，其实今天他们在请我，因为他们的污水排放让我们罚了款，是来走后门，让我不罚他们，你又是结的哪份账？”
我感到难为情了，又来了知识分子那股酸味，说：“那我的那份情怎么办。”
闵恩来来得爽快，说：“那你明天再请王雷和人事处长不就得了。”
我说：“那好。”
我对王雷和人事处长说：“明天还在这里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一言为定。”
说这话时，我的心里明显发虚，因为选中这家酒店，很大程度上与今天的小姐有关。
第二天我并没有在这个酒店办起来这顿答谢的酒宴。
头一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我先是搞醒了正在熟睡的老婆，讲述了一下午的见闻，老婆对这些也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新奇感，并为我能办成儿子的大事而欣喜万分。她还关注我讲述的有关与陪舞小姐的一些细节，在这方面我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了我老婆还是很惋惜那个总经理二千多元人民币丢到了那里，说那够得上了她半年的退休金了，但是她还坚持着让我请客不能太小气了，该花的一定要花掉它。
有了老婆的支持，我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来请王雷和人事处长的。
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王雷来电话说要改变一下场合地点，他选择了另一家大酒店，让我按照他的路线找到那一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