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并非是个扎花的巧手匠人。而是个地地道道修鞋子的。按理说，那样的人，应该叫他修鞋匠或臭皮匠。可乡里人背地里偏偏叫他花匠。
在我们老家，苏北、鲁东南一带，乡里人管打铁的、抹墙的、锔大缸、捏糖人的、以至上门修锁配钥匙的，一概称之为匠人，修鞋的自然也不例外。可能是修鞋的花匠人，叫起来有点绕口，乡里人干脆借题发挥，叫他花匠。既省事，又能道出他曾经有过的污点。
花匠，个头不高，圆脸、撅嘴，一对小眼睛，笑起来韭菜叶样宽，抬头看人时，下巴总是往前仰着，他头上的毛发很少，稀稀拉拉的几根，如同盐碱地里长势不旺的枯草，软巴拉几的，跟婴儿胎毛似的。在乡下，在我童年那个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的年代里，这样的男人，是很难讨上老婆的。
所以，花匠一把年纪了，仍然是个光棍。
花匠，不是我们村里人。他的家，在西石岭那边，具体是哪个村的，我们小孩子说不清楚。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隔几天，就能看到花匠挑着担子，领着一条摇头摆尾的黄狗到我们村里来修鞋子。夏天，花匠选个树荫地儿；冬天，花匠支把可以折叠的小马扎，就坐在供销社大门西边的太阳地里摆开修鞋的摊子。有来修鞋子的人，可以把要修的鞋子放下。但是，不能私自把修好的鞋子拿走。花匠身边那只黄狗可是花匠的“眼睛”。它守护花匠的鞋摊，如同牧羊犬照看它的羊群一样专注。
花匠唤那只黄狗叫狗儿。
“狗儿！”花匠唤一声，那黄狗立马竖起耳朵。花匠说：“把那边的鞋子叼过来！”
那黄狗过去就把花匠要的鞋子叼来。
花匠说：“狗儿，照看好鞋摊，我要去撒泡尿！”说完，花匠猫起腰，拍打着围裙上的线头与皮屑，去供销社里面找茅房去了。那黄狗，便成了鞋摊的主人。谁若想在这个时候动鞋摊上一根废弃的钉子，那黄狗都要瞪圆了眼睛，冲你一阵狂咬！
回头，快晌午时，花匠打开一个灰不拉几的旧饭盒要吃午饭了，那黄狗便伸长了舌头，眼巴巴地望着花匠的嘴巴，花匠时不时地会拧一块饼角，往空中一抛，那黄狗嘴巴一张，就接住了。有时，围观的人多，花匠做表演似的，故意把手中喂狗的食物抛得很高，那黄狗，腾空一跃，耍杂技一般，准能把空中的食物捉住，逗得大伙嘻嘻哈哈地乐。花匠也乐！花匠乐的时候，就会拍拍那黄狗的头，唤一声：“狗儿！”随之，又一块食物，递到它嘴边。
傍晚时，花匠要收摊子了，当天没顾上修的鞋子，花匠要带回去修好，待下一个集日再带回来。小村里人认识花匠，都放心他把要修的鞋子带回去修。尤其是费时费工夫的鞋子，集日里即使有空闲，花匠也不马上给你修。尽量让你下一个集日来拿现成的。
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我父亲有一双黑色皮鞋交给花匠修过。
七十年代初期，乡间村民没有谁能穿得上皮鞋。可我父亲有一双乌黑锃亮的牛皮鞋。那时间，我父亲在相邻的公社工作。父亲的穿戴很上讲究。父亲那双牛皮鞋，平时不怎么穿，偶尔到县里开会时穿一次，回来后，马上弹弹擦擦收起来。即使如此，时间久了，那鞋子还是裂了。
父亲去修鞋子时，我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父亲身后。我清楚地记得，花匠瞥见我父亲手上的皮鞋时，半天没有言语。现在想来，那一刻，花匠可能有点不知所措。末了，花匠还是要过我父亲手中的鞋子，仔细看了看，放在旁边的小木箱上，之后，花匠仰起下巴，以商量的口气，冲我父亲笑着说：“下一集日，来拿吧？”
花匠说的下一集日，是指五天以后。
可，谁能料，就在我父亲等待下一个集日的空档里，花匠犯事了。他偷睡了本村一个小寡妇，被那小寡妇的大伯子捉到，当场打个半死。然后，送给公安局，说他是强奸犯。
这以来，父亲不好为一双皮鞋，去找那个被刑拘起来的修鞋匠讨说法。但，父亲的皮鞋“修”而难得了！母亲埋怨我父亲，说：“你看看你，多好的一双皮鞋，你早不修、晚不修，偏偏等人家犯罪了，你去修！现在好了吧，修没影了吧。”
父亲不吭声。
父亲内心深处也很眷恋他那双皮鞋。当年秋后，父亲到县里开会，私下里还托人打听过那个修鞋匠的下落。回来后的晚饭桌上，父亲跟母亲拉呱时，说：“那个小鞋匠，也怪可怜的！正被管制劳动，在城北化肥厂那边拉煤渣铺路呢。”母亲问：“你问没问他皮鞋的事？”父亲说：“警察看守着，谁能过得去！”
母亲响响地喝着碗里的糊糊，半天没有吭声。
再后来，时间久了，村里人慢慢忘了那个修鞋匠。我们家也不再提父亲那双皮鞋的事儿。
可，事隔七年后，我已经到镇上读中学了。一天，放学回来，有人说那个修鞋匠劳改释放后回来了，正在我们村供销社旁边的大杨树底下修鞋子。我跑去一看，果然是他。所不同的是，他身边那只黄狗没了，可我父亲那双皮鞋被他修好，且，擦得乌黑锃亮，正摆在鞋摊当中最显眼的小木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