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我贫贱、卑微、弱小、营养不良，世间所有的欢乐都与我无缘。当现在人们考证说，1961、1962年困难时期，东边的河南省饿死了三百万人，西边的甘肃省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时我就想说，陕西省当年也饿死过很多人的，只是没有人去做这种考证而已，作为我自己，当年也许会是饿死者之一的，只是我侥幸逃脱了。我那时候是七岁。我的母亲是童养媳。过去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里提到过“童养媳的目光”这句话，这句话当时曾像烙铁那样将我的心烫了一下。母亲现在跟我居住。就在昨天晚上，儿子问我，奶奶为什么对外面的世界很惧怕，永远不能释然地面对世界。听了这话，我长叹一声说，你奶奶做过童养媳，这叫“烙印”。我母亲是河南扶沟人，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母亲一家，随逃难的人流涌向陕西，最后又跑向陕北的黄龙山这个国民党行政院设的移民区居住。黄龙山流行一种可怕的地方病，叫克山病，人得了这种病上吐下泻，一会儿就死了。逃难到黄龙山的母亲全家，都死于这种病，只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她，给邻居一户高姓人家做了童养媳。我父亲后来参加革命，后来和我母亲完婚。这户高姓人家同样是逃荒到陕北的，所以后来解放后，母亲便带着已经出生的姐姐回到渭河平原上的高村。在高村又生下了我。建国初期有个婚姻法运动，在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浪潮中，父亲给遥远的高村寄来了一纸休书。这样，母亲便带着出生不久的我，又回到河南黄泛区去。在河南老家，母亲仍是伶仃一人。思来想去，她又抱着我回到了陕西的高村。我去时还不会走，回来时已经能用手扶着炕沿走了。我去时还不会说话，回来时已经能用河南话伊伊呀呀地吐几个单词了。这是高村的人们对我这个卑微的生命的最早的记忆。母亲还说过这样一件事。从许昌往西安的火车上我喊叫“饿”，母亲于是在火车停站的那一刻，将我托付给一个邻座，自己下车去买饼子。母亲不识字，后来上车后，她怎么也找不到我了，于是她发疯似地在车厢里乱蹿。“遇见人贩了，他这下完了！”
母亲说她当时这样想。后来，母亲突然听到了我的哭声，就循着哭声找到了我，继而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咱娘们再也不分开了！”
她说。回到高村以后，乡间秀才的爷爷，这时候终于站出来说话。他动了雷霆之怒，领着我的母亲，北上延安。父亲当时在《延安日报》做记者。爷爷用鞭子将父亲抽了一顿，又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然后，把母亲、姐姐和我塞给父亲，自己回乡下去了。这样这段婚姻又重新续起，并且一直到1992年父亲去世。平心而论，父亲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那时大约和他的一个女同事有了感情。父亲去世后，在吊唁活动中，我家的门口突然停下一辆黑色的汽车，然后一个哀恸的女人，一身黑丧服，用黑纱巾将脸蒙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她在我家的门口哭了半个小时，又在父亲灵前哭了半个小时，而后，像来时那样，又突然消失了。我能感觉到我的母亲知道她是谁。后来我写了一篇《在我们百年，谁是为我们向隅而哭的女人》的文章，感慨这件事。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极端的聪明。我身上的聪明，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母亲的。当然，“杂交优势”也是一个方面。河南、陕西相隔甚远，我是他们婚姻的产儿。我能记忆的第一件事情，是修筑那个着名的延安大桥的情景。那时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父亲去编辑部上班，母亲去印刷厂上班，姐姐去上学，他们用一根绳子，将我拴在墙壁上那个女佛的脚腕上。
绳子的长度刚可以令我坐在门槛上，又不至于跌下门槛外面的悬崖下去。下面的延河边上，有一大群人坐在那里，一边叮叮当当地錾石头，一边唱着凄凉的歌曲。这些人，一部分是从陕北各地招募来的民工，一部分是从莲花寺劳改农场拉来的犯人。在那凄凉的歌声中，我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这个狄更斯式的情节一直跟随了我一生。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耳畔就响起那音节。拴着我的那一个女佛，是一个漂亮的女佛。用“增之一分则显肥，减之一分则显瘦”来形容她，最恰当。延安的万佛洞石窟建于北魏时期，上距“燕瘦”数百年，下距“环肥”数百年，所以正是不肥不瘦的时期。在我被挂在石洞里的那些日子，除了看河滩里的那些人以外，剩下的时间，便是与这女佛四目相对了，而在相对的同时我想念着上班的母亲。后来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喜欢过几个女人，有一天我思考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这几个女人脸上都有一种宗教的表情，她们都酷似曾经将我系在她脚腕上的那个女佛。后来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动员干部家属下乡，父亲便把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弟弟在1956年出生又送回关中平原上的高村老家。大炼钢铁的一个内容，就是到清河上游一个叫浦河的支流里去淘沙子。剌骨的河水令母亲生了重病。她差点死去。后来，父亲不得不把她又接回延安。姐姐要上学弟弟要吃奶，他们得跟母亲一起走。我是多余的，于是我留了下来，和爷爷奶奶在高村居住。在高村我度过了1961、1962年的困难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叫《饥饿平原》的中篇，就是取材于这时候的生活。责任编辑、《十月》的主编王占军先生说他读这篇小说时哭了，他还将许多读者的感想告诉我。我对他说，吃树皮、吃油渣、吃观音土，那都是我的真实的经历。说到这里我突然双目潮湿，我说我们宁肯不要作家也不要那些苦难的经历。是的，我曾经长久地爬在大地上，与那些卑微的乡亲们共命运。我经历过苦难，我看见过死亡的恐怖。在那个时期，在乡间，你能活下来是你的命大，你死了只是让世界少了一张嘴。而我比那些农村孩子还不如。有一次吃大锅饭，锅里玉米粥舀完之后，锅底会有一些锅巴，队长的儿子说，他要吃那些锅巴。饮事员看见我在旁边眼馋的样子，于是用铲子铲了一块给我。队长的儿子生气了，抓起一把土扔进锅里。我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农村人有农村人的好处。他们即便贫困，但是家里会有男人呵护。城里人有了什么事情，还有国家管着。我这一生，直到现在，都生活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经常有一种找不着“家”的感觉。最难忘的事情是这么一件。那时候吃大锅饭。生产队在饲养室门外，支起了口大锅，熬玉米粥。每个人头每顿饭是一马勺玉米粥。我和奶奶，用一个瓦罐，抬了一罐玉米粥往家里走。抬瓦罐用的是一张锄头。我走在前面，奶奶走在后面。突然，我听到身后“哎哟”一声，锄把便脱了手。扭头一看，见奶奶小脚一歪，栽倒了。瓦耀打在了地上，成了碎片。这时候，从田野上的一个斜路上，走来了吆着牛的爷爷。爷爷见状，走过来，抡起牛鞭，没头没脑地朝奶奶头上抽。“老婆子，你要把全家人都饿死呀！”
爷爷叫道。接着，爷爷扔下鞭子，俯下身子，捧起那些碎片舔起来。舔了一阵，爷爷吆上牛，又走了。“不要怨恨你爷爷，他是饿疯了！”
祖母说奶奶坐在地上，起不来。通常，她是双脚从怀里一蜷，全身缩成一团，继而两手抱住脚，身子闪几闪，一使劲，才能站起来。现在她就是这样闪着。然后要我在背后推她一把。这样，她站起来了。我们婆孙向家里走去。我们家在渭河边上。我和奶奶在渭河边上站了很久。渭河喧腾着，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在这腾烟的河流之上，一只画舫，正缓缓地驶过。那时渭河上，还可以通航。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我该上学了。爷爷拧着我的耳朵，亦步亦趋，将我送到村头那座土地庙里去。记得小学一年级快要放假了，我的一元钱学费还没有交。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还有人没交学费，大家知道这人是谁吗？”“黑建！”
同学们喊道。“大家羞他！”老师又喊道。喊完以后，他率先示范，将指甲在脸上刮了一下，然后，胳膊伸直，手指直通通地指向我，并且嘴里发出“嘘一”的声音。同学们也都效仿他。千夫所指的我，好容易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血往我的脸上涌，眼泪吧塔塔地掉在胸前的土台上。我冲出教室，穿过田野，跑回了家里，然后，扑进奶奶的怀里，放开声号啕大哭起来。“谁欺侮你了，孩子！”
等我哭声小了，奶奶问。我哽咽着，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奶奶。听我说完，奶奶脸色严峻得可怕。最后她叹息了一声，拖着我出了门，开始挨家挨户地借钱。借了一下午，二分二分地一毛一毛地，借够了一块。上小学二年级第十八课的时候，母亲来接我。那是一个初夏的晚上，月光亮堂堂的，我正在场上玩。这时一辆铁轱辘牛车停在了我家门口。“黑建！你妈来接你了！”村里的孩子们喊。这样我又回到了延安。在那里，我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初的两件。我小的时候，随着爷爷奶奶在乡下居住。老一代的农村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喝完包谷粥以后要舔碗。我见奶奶一边伸舌头添碗一边哂吧着嘴，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就跟着学。开始学时，将头埋进了碗里，舌头没有到，鼻尖先碰到了碗底了，结果弄了一鼻尖的包谷粥。后来我跟着奶奶学，慢慢地也就学得老练了。奶奶见我舔碗舔得好，常向邻居夸我，说我懂得珍惜粮食，是个好孩子。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件美德。回到城里以后，我继续保持这个引以为荣的本事。父亲肯定对这件事面有愠色，但是我由于头是深深地埋进碗里的，所以看不见。终于有一次，我正舔到酣畅处，这时有邻居来串门，父亲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伸出脚，狠劲地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将我踢成了一个哲学家，令我从此明白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会是对的，在那里却又会是错的。另一件事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见家里的炕上有一只打火机，就拣起来玩。那时打火机刚流行，我觉得这玩意真奇妙，一打就有火苗出来了。一天放学后，走在街上，我掏出打火机，一边打一边向同学们炫耀。这时父亲迎面走过来了。“我说打火机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叫你偷去了！”
父亲说。在说的同时，他打了我一耳光，然后夺走了打火机。那一巴掌打得很重，我捂着脸在路边蹲了好一阵，眼前才不再冒金星了。这事给我的心里造成深深的伤害。从此我拒绝接触一切机械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的闹钟我从来不去上发条就是碰也不去碰它。现在家里有两台电脑，可是我怎么学也学不会打字。那电脑的塔塔声我一听就心惊肉跳。如果没有当年那一巴掌，我也许会成为一个机械师的是那一巴掌令我永远远离了机械。这就是我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正是这一切令我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我曾经想把这篇短文叫《作家是生活本身培养的》，但最后还是把它叫成《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这个标题。实际上这句话是尼采的。我所以要用这句话作标题，是觉得，我的一部分0又遗传基因的密码所以能够打开，正是因为苦难这个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每个人都一样聪明，我们的两万多个遗传基因相差无几，问题是有些人将它打开了，有些人则让它一生中都处于一种冬眠状态。
2001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