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迷路了我们是从凶险的鲁克沁小道进入罗布泊的。鲁克泌小道自离开迪坎尔绿洲之后便进入无生命状况，仿佛在月球表面行走，在走向地狱一样。在这样的地面上坐车行驶是什么感觉？我们感到像一群孤儿一群人类社会的弃儿。我们一共有六辆车，一辆拉水，一辆拉蔬菜，一辆拉帐篷和煤其余三辆坐人。我和地质队的陈总乘坐的三菱越野缓缓地跟在拉水车的后边。司机老任对我说：“记住，永远跟着拉水车走，这样心里才踏实。”
有一天清晨车走了一阵，凭第六感觉，陈总觉得方向不对。车队停下来，判断方向，寻找道路。我们在戈壁滩上转着一个一个的圆，寻找去年的车辙。圆一个一个地转着，越来越大，终于发现一道旧的车辙，众人一阵欢呼，车队重新启程。戈壁滩上突然出现了一只马的骸骨，白色的头骨后面拖着一节节正在散开架的雪白肋骨。时值傍晚，我们围着这骸骨打尖，吃着馕，喝着杯子里的水。这马是因为干渴而死的吗？我将几滴水洒在那白色的骨架上，干渴的骨架迅速地将水吸吮进去了。罗布泊第一夜半夜一时半，车灯一闪，前面空旷的地面上出现了几座山崖（又称雅丹，汽车停下来，我们将基地建在这里。第一件事永远是水。地质队给每人发一个塑料桶，让大家从水罐里接满水带在身边。这样做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人们担心，罐里的水会突然漏掉，渗进土里。好像只有每人身边都放一桶水，心里才会踏实。天太黑，大家也太累，没有架帐篷。只是将帐蓬平摊在一片流沙上，然后在上面铺上被褥。生火太麻烦，于是炊事员用汽车的喷灯将一锅水烧开。每人泡了一包方便面，饭量大的人再就上几块馕。我泡了一包方便面，还吃了几块馕。吃时，我下意识地将半块馕塞进背包里藏起来，并且给保温杯里灌满了水。这样做似乎有些贪婪，但这是下意识的动作，由不得人。天真冷，我穿着棉祆钻进被窝。此时正是凌晨三点钟，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在被窝里，本儿放在枕头上，用手电照着光写的。我写文章的本子是一种薄薄的小学生生字本。我在本子的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上《穿越绝地》几个字。在“班级”栏里写上“学前班”字样一因为面对罗布泊，我确实是无知的；而在“学校”栏里，我写上“罗布泊学校”字样。第二天早晨起来，搭起帐蓬，架炉子，支电台，忙活了半天之后，一个叫罗布泊的基地的家算建起来了。我们将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日子，什么时候导演认为拍摄得满意了，才能走。而地质队将要呆更长的寸间，他们中的两位，将要在这里熬过冬天。手抓饭吃坏了我的胃一群粗心的大大咧咧的男人，在这简陋得只有一口大锅一架炉子的条件下，饮食永远是汤面条。可有一天，我们吃的是抓饭。二十一岁的小厨师被拨拉到一边，抓饭是司机老任做的。他先煮烂了肉，又给肉里添了些胡萝卜、洋葱，然后将泡好的大米堆在上面，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正好我去厨房打水，看见老任像个艺术家一样，一面拍打着他的小山一边眯起眼睛欣赏：“再能有一点葡萄干，就好了！”
老任遗憾地说。正好，我的包里有一斤葡萄干，于是，我跑去将葡萄干拿来。老任将葡萄干星星点点，镶嵌到小山上3老任做的抓饭真好吃。我吃了三碗，而别人只吃一碗。吃完第一碗，我又厚着脸皮去伙房，让老任盛了第二碗。为了掩饰我的馋相，我对老任说“这抓饭真好吃！”吃完第二碗，我的肚子里还觉得有些不够，在帐篷里，我对摄制组的人说，我真想再吃一碗，只是不好意思去打了。摄制组的制片小许说，他去打，他抢过我的碗，又去打了一碗。这一碗我吃到最后，有些吃不下去了，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还是将它吃完了。我后来肚子难受了三天，有两顿饭没有吃，还让小许到地质队要了3片胃舒平。可怕的狂风我们早晨八点半从营地出发，前往罗布泊腹心地带钻井的地点。我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因为罗布泊中午温度高达五十摄氏度，而晚上温度会降到零下。糊里糊涂地，我上身穿了件棉袄，下身穿了件短裤，脚下灯一双皮鞋。我对自己说，我的短裤是针对中午而言，我的棉袄则是针对晚上而言。大家笑我不伦不类，我说你们说我该怎么穿？说罢我看看地质队队长陈总，陈总永远是那一件土红色的茄克衫；再看张作家，他下身仅穿了件三角游泳裤杈，两条瘦腿在寒风中打颤，那情景，仿佛要到罗布泊游泳似的。“彼此彼此。”
我们苦笑了一阵，上路。终于到达罗布泊第一井开钻的地方时，钻机前传来一阵欢呼，原来是1米多的盐翘已经钻透，到了卤水层了，现在发生了井喷。从罗布泊腹心回来后，起风了。夜里风更大了，雅丹那个豁口的沙子，像河流一样随风流过来，从雅丹的顶上，石子像被投掷一般“噼噼啪啪”往下落。我的折叠床在帐篷最里边，风把帐篷布吹得鼓起来，“啪啪”打在我脸上，像有人在扇耳光。整个帐蓬风雨飘摇。我蹲在折叠床上，感到自己像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一样；或者说风鼓起帐篷的时候，感到自己像坐在波斯“飞毯”上一样。风没能把我的帐篷吹走，这是因为好心的地质队员给我的帐篷四边压满了似牛头或羊只一样大的碱壳，这些碱壳是风从雅丹上吹落的。地质队王工程师的帐蓬，则在夜半时被风吹上了天，接着又抛入罗布泊深处。我觉得这风可怕极了。但是地质队员说这风并不大，才八级，比起黄风暴、黑风暴差远了。惟一让我激动的是麻将我机在行军床上写字。天和地灰蒙蒙的一片，太阳在这如瘴气如雾霭的背后无力地照耀着，四处布满一种死寂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悲凉的、凝重的表情。大家都不再说话，因为所有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大家在擦身而过时，也互相不打招呼，甚至连看一眼也不看。世界在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世界和我们之间隔了一道黑幕。我们感到自己像被人类大家庭开除了的一群孤〕上一样，或者像世界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劫难，仅剩下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样。好在还有麻将可以打发时光。从进人罗布泊的第二天开始，麻将摊子就支起来了，摄制组除了工作之外，余下的全部时间都用来打麻将。我也是个“赌徒”。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叫我深深地沉湎其中，一件是写作，另一件就是麻将。开始我还能把握住自己，我对自己说，我抛弃家小，远离人类，到这荒凉的罗布泊干什么来了？我就是要来这里记录所经所历和自己的感受。如果要打麻将，我呆到西安城里不就对了，何必要跑出来。可是道理虽然这样讲，我还是抵挡不住那哗哗的诱惑声。我终于扔下手中的笔，坐到牌桌上来。浪心难拘，自此打牌成了主要的事情，写作成了副业。恐慌：没有水了我进罗布泊带的那三条烟全抽完了，这使我有些心虚。可怜的我，现在是在帐篷内外拣烟把儿抽。帐篷里白花花地落了一层烟把上，帐篷外也有一些，因此我还不到恐慌的程度更大的恐慌是水，水已经快没有了。来时拉的那一罐子水，是二千公斤，一路连洒带漏，到罗布泊时只剩下一千公斤了，这一千公斤水经过十多天的食用，已经基本完了。水罐里只剩下底儿，倒出来的水都是黄的，一股锈味。我十三天没有洗脸、刷牙、刮胡子，光这一点就够我受了，况且我带的是假牙，一天不清洗就会有味道。记得我在罗布泊曾经奢侈过一次：那天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我拿着饭碗，偷偷地到水罐上接了一碗水，然后转到雅丹后面，先用这碗水漱口、刷牙，接着，又用毛巾沾着水往脸上拍，拍了一阵后，擦上肥皂刮掉胡子。碗底还剩一点浊水，我就把它倒在毛巾上，然后把毛巾盖在乱糟糟的头发上。在我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几个地质队员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这令我很羞愧。而现在，当淡水几近用完，人心惶惶的时候，我的羞愧感又增加了几分。好在摄制组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9月30日的晚餐，是我们在罗布泊的最后的晚餐。地质队打开了他们带来的各种罐头，摄制组则搬出了剩下的半箱白酒，酒一直喝到夜半更深0如飞的车轮带着我们在那一天黄昏到达迪坎尔绿洲。一过觉罗塔格山的山口，风便变得柔和起来；空气也有些湿意了，我们贪婪地呼吸着这风。突然，张作家端起自己的保温杯，“哗哗”地将水倒出了窗外，我吓了一跳，说：“你疯了？这是水！”
张作家往前一指说：“已经看到绿洲了，这红色的铁锈水不用再喝了！”
从迪坎尔到连木沁，短短的二十公里，我们洗了四次澡：一进迪坎尔，看见了白杨、葡萄架、路边的蒿草，大家的眼睛就变得湿汪汪的。路旁出现了一条小渠，张作家一见水，就大叫停车。车没停稳，他就跳了下去，鞋子也没有来得及脱，衣服也没来得及脱，就爬在了水渠里。他先“咕嘟咕嘟”地喝了一肚子水，然后又将脑袋半浸在水里，洗那毡片一样的头发。路过一条美丽的小河时，蓝汪汪的水流诱使我们停留下来洗澡；汽车又驰过一条小河，我们停车洗了第三次。第四次是大洗。这天晚上回到了连木沁地质一大队的驻地，我们每个人都在浴室的热水龙头下站了一个多小时。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