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德的天职构想
如今，颇为明显的是，德语中“Beruf”一词与或许表达得更清楚的英语中的“calling”一词，至少会使人联想到一个宗教观念：神所交付的使命。而且，越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就越能感受到这样的意涵。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从文化语言角度来考察这个词，首先就会发现，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民族找不到我们所谓的“职业”（就其在生活中的地位与一定的工作领域而言）一词，也没有类似含义的表述，古代亦是如此【59】。它反倒存在于所有基督教新教占优势的民族。这并非由于相关语言的某种民族特质所致，比如说，“职业”一词并不是所谓“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表述。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恰恰来自《圣经》的译文，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的精神【60】，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路德所译的《圣经》中，似乎是在《便西拉智训》的某处首次使用了贴合现代意涵的“职业”一词【61】。其后，所有信奉基督教新教的民族的日常用语中很快便带有此词的现在意涵；而在这些民族此前的世俗文献乃至宗教文献中，根本看不到这一词义的踪影，就我所知，仅在一位日耳曼神秘主义者的著述中出现过。众所周知，他对路德颇有些影响。
这个词的含义是新的，这种思想也是新的，都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这一点人尽皆知。然而，这并不是否认职业概念里所包含的对世俗日常劳动的正面评价，早在中世纪甚至（希腊化时代晚期的）古代就已经有其萌芽了。对此我们以后还会谈及。但无论如何，有一点绝对是全新的，即把履行俗世职业的义务评价为个人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意涵。这就不可避免地赋予世俗日常劳动以宗教意义，并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产生了天职概念。于是，这一“天职”概念表达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即摒弃天主教将道德戒律区分为“命令”（praecepta）和“劝诫”（consilia）的做法，转而认为，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借僧侣的禁欲苦修来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个人生活岗位所加诸其身的俗世义务，所谓“天职”即由此而生。
路德【62】在其进行宗教改革活动的最初十年发展了这种思想。起初，他也像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中世纪传统那样【63】，认为尘世劳作虽说是神的意旨，却是生物性的，纵然是信仰生活必不可少的自然基础，其本身却如吃饭喝水一样，无关道德【64】。然而，随着“因信称义”（sola fide）思想日益成形且更加明确无误地贯彻推行，再加上随之产生的对于天主教修院生活所谓“受魔鬼支配”的“福音的劝告”[19]愈演愈烈的反对，职业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此时，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在上帝面前不仅毫无称义的价值，而且是一种逃避现世义务、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俗世的职业劳作乃是博爱（N?chstenliebe）的外在表现，尽管这一观点的论据完全脱离实际，并与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著名论点形成近乎诡异的对立【65】，后者认为劳动分工迫使每个人都为他人工作。不过，这种基本上属于经院式的论证很快就消失了，留存下来的说法越来越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履行世俗的职责，这是让神满意的唯一途径。而这样的途径，也唯有这样的途径，才合乎神的愿望，因而在神的眼里，任何正当的职业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66】。
赋予世俗职业生活这样的道德意义，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67】。这样的职业生活观与帕斯卡[20]的冥想哲学有着天壤之别。帕斯卡深信，对于俗世活动的尊重只能出于虚荣或狡诈的动机，因而痛恨并拒斥世俗活动【68】。这种观点与耶稣会士的或然论所导致的对于尘世宽大的功利主义的妥协相去更远，但新教这一成就具体有什么实际意义，一般说来只能模糊地感受到，不能清晰地认知。
首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路德与上述意义上或其他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现今那些常常对宗教改革的“事功”大加赞扬的教会界人士，总的来说，绝非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朋友。路德本人也明确无误地否认和富兰克林所表露出来的那种心态有任何联系，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他对于像福格尔家族那样的巨商大贾的指控拿来作为例证【69】。因为16、17世纪针对某些大型商贸公司在法律上的或者实际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斗争，正好可以拿来与近代对托拉斯的讨伐相比，而这种讨伐并非传统主义思想的表现。清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曾与这些人以及伦巴第人、“钱庄”，还有受到英国国教会、英法两国国王和国会庇护的专卖商、大投机商和银行业者进行过激烈斗争【70】。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1650年9月）之后写信给长期国会说：“恳请改革各行各业的弊端，使多数人受穷、少数人致富，实与共和政体不合。”此外，我们又会发现，克伦威尔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思维方式【71】。路德发表过很多批判高利贷和任何形式的放贷利息的言论，相对于后期的经院哲学（从资本主义立场来看），这些言论中表露出的对资本主义营利本质的看法显然是落伍了。尤其是货币不具生产性的观点，更是早已被佛罗伦萨的安东尼主教驳斥过【72】。不过在这里无需深入探讨，因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思想对于现世生活方式来说有能力塑造出不同的花样。宗教改革的功绩首先在于：与天主教观点相反，对于现世列于天职的工作予以极大的道德重视和宗教奖赏。各个宗教改革、各教派有多大的虔敬程度，表达这一变化的“天职思想”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继续发展，“天职”思想端赖于虔敬程度的深刻影响。路德自认为他的“天职”思想来自《圣经》的权威，而《圣经》原典本身却有利于进行传统主义的解析。特别是《旧约》，虽则在真正的先知书里根本找不到抬高世俗道德的提法，其他书卷里也只有一些零星的痕迹和端倪，但它塑造出了严格意义上与传统主义相类似的宗教思想。都谨守着自己的生计，让不信神的家伙去谋利吧；这就是直接与世俗活动有关的全部句章的含义。只有《塔木德》[21]有部分不同的立场，但也并非根本的不同。耶稣个人的姿态则以如下典型的古代东方的祷告词显示出经典的纯粹性：“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种激烈地拒斥俗世的气质，也在他的“不义之财”之说中有所表现，从而一举排除了将近代职业思想与耶稣本人直接挂钩的所有可能【73】。《新约》中所记述的，尤其是由圣保罗所代表的基督教的使徒时代，对于世俗职业生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报以传统主义的态度，这是因为最初几代基督徒的心里无不怀着转世的期望。既然是期待着主的降临，那就只能谨守蒙主召唤时的身份，一如既往地从事世俗劳作；如此一来，他就不致变成穷人，可怜巴巴地招教友们厌烦，这种事即便是瞬间也会令人不快。路德是顺从自己各种状态下的情绪来阅读《圣经》的，而且在1518至1530年这段发展过程中，他的整个心态一直是传统主义的，不仅如此，甚而变得越来越传统主义【74】。
路德在其从事宗教改革活动的最初几年里，由于认定职业基本上是被创造出来的，因而在有关现世活动应是何种性质的问题上一直抱持冷漠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保罗的末世论相近，一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所示【75】：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得救，所以在人生短暂的旅途上无需在乎职业的类别。追求超出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是欠缺天恩的表征。而谋取这样的利得必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应直接予以谴责【76】。随着路德日益卷入世俗事务，他对职业工作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但同时，各人的具体职业对各人自己来说也愈益成为神所给的特别命令，这种具体的地位乃是神的安排。在与“宗教狂徒”（Schwarmgeistern）及农民骚动展开斗争之后，路德越来越认为，神使各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秩序乃是神的意旨的直接流露【77】；他日益强调神意在各人人生进程中的作用，其“天命观思想”日趋表现出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原则上，各人应永远安于神指派给他的职业和身份，其世俗活动应局限于既定的生活地位的范围。如果说，路德的经济传统主义起初是保罗那种漠视现世的态度的结果，那他后来却日益强烈地流露出对天意的信仰【78】，基于此信仰，无条件地服从神【79】并无条件地安于既定环境，两者形同一体。在此情况下，路德没能在职业劳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原则上是新的、基础性的联系【80】。他认为，教义的纯正性乃是确保教会永无谬误的唯一标准，在他历经20年代的斗争之后愈加坚信这一理念。而单单这一点便足以妨碍他在伦理问题上提出什么新的观点。
因此，路德的职业概念始终是传统主义的【81】。他所谓的职业就是人必须接受且适应的神定之事。这样一种说法，遮蔽了当时存在的另一种“天职观”，即职业劳动本来就是一项任务，甚而是神所安排的一项任务【82】。正统路德教派的发展更是发扬了这一特色。于是，唯一的伦理收获不过是消极性的，即借由禁欲的义务来超越现世的义务已经不复存在，却连带着训诫人们要服从威权、安于现状【83】。下文中在我们讨论中世纪的宗教伦理时将会说到，路德的职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德国的神秘主义者探讨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勒尔[22]。他认为，神职和世俗的职业本质上具有同等价值，而灵魂对于在恍惚狂喜的冥思里接引圣灵独具重大意义，因此他并不太看重传统的禁欲形式所具有的价值【84】。某种意义上，路德教派实际上比神秘主义者还要落后，因为在路德那里，更不用说他的教派了，其理性的职业伦理所需的心理基础相较于神秘主义者大大削弱了（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者的观点使人想到虔敬派及贵格派的信仰心理）【85】。下面还将看到，正因为他对作为劳动的救赎的禁欲自律有所怀疑，所以这一特质在路德教派教会里愈益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