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师到学生，一提到作文写不好，首先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愚蠢的思想说：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这种糟糕的理论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很傻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待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害臊还是让人感到害臊。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苍白。到了“文革”十年，几乎任何作家都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这一时期写出来的一些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把一个无比广阔的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现在，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的大人们的头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讨论生活的问题，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语文老师在怀疑一个孩子有没有生活，大概只有中国。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不知道应该写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而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高尚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校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猜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五十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无地。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级的作文统考，题目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直翻白眼，因为他们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有个党叫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一位具体的共产党员。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父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父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实际上，这位二姑父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父，大家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了”“看水闸的来了”……所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难道就是立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我们将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完满的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范文引发给他们。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的。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我曾在一个小作家的学习班上，对那些孩子说：你想写好作文甚至想当作家是吗？那么，你得万分地小心，你得牢牢记住那些作家的教训。他们老了，也就算了。但你们才十几岁，对吧？十几岁，好光景！你要警觉，要保存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如果人家提着一个什么高深的“境界”硬要你进入，如果人家硬要你背弃自己的生活，你可怎么办？凭你现在的地位，你可能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可是，你一入了那个道，你的写作就要完蛋，你甚至一辈子写不好文章。岂不急煞你了？那么，你就得学点“狡猾”，耍一点小聪明了。你要认真对付人家，但同时要在心里不停地叮嘱自己：文章不是这样写的，文章不是这样写的……你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写你并不爱的×××，写你并没有见过的×××，写你不曾做过的×××。不是说你不扣题吗？你就把题目在文章里多出现几次。不是说你主题不明确不深刻吗？你就在结尾时专门来一小段“点题”的文字，把那个所谓的高度打上去。这可能是损招，只有在人家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可用。这叫以荒诞对付荒诞。记住，保持住自己那份纯正的品质和那份上帝赐予你的神圣而优美的感觉。有空时，你再认真地写你自己的作文。不要紧的，等你长大时，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时，你有了争辩的权利和力量，你的境况也会与从前不大一样，真正懂得写文章的人也会多起来。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的。现在我有一定的力量了，我可以坚持我的写作观念了。
读过我的《红瓦》《草房子》《根鸟》等作品的人，或写信，或通过其他方式向我说，他们都觉得我的作品写得很美，还有一种“浪漫气质”。有评论称我的作品代表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但也有人怀疑：美会不会妨碍思想的深刻？
对美，我确实很在意。我的看法已多次重复了：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如果连美都显苍白，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有力量？是金钱？一个人如果堕落了，连美也不能挽救他的话，那么也只有让他劳动改造，让他替牛耕地去，让他做苦役去了。
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为常识，甚至会衰老与死亡，只有美是永具魅力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震撼力与杀伤力的并不是思想，而是美。
这里，我来讲一本书，一本小说，书名叫《炼金术士》。作者是巴西人，叫保罗·戈埃罗，这部书全球发行七百万册。我在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做演讲时，讲到了这部作品，但我将作者的名字忘了。然而当我将作品的故事讲出来后，他们笑了，因为他们都读过这本书，而且保罗·戈埃罗本人就在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作品写道：一个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在西班牙草原上的一座教堂的桑树下连续做了两个相同的梦，说他从西班牙的草原出发，穿过沙漠、森林，越过大海，九死一生，最后来到了非洲的金字塔下，那里埋藏着许多财宝。他决定去寻梦。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给了他几个金币：去吧。他从西班牙草原出发了，穿过沙漠、森林，越过大海，九死一生，最后来到了非洲的金字塔下。他在金字塔下开始挖财宝——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也未见到财宝。这时来了两个坏蛋问他在干什么，他拒绝回答，于是就遭到了这两个坏蛋一顿暴揍。这个孩子哭着将他的秘密告诉了这两个坏蛋。他们听罢哈哈大笑，丢下了这个孩子，走了。其中一个走了几十米之后，回过头来对牧羊少年大声说：你听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孩子。几年前，就在这座金字塔下，我也连续做过两个相同的梦，说，从金字塔下出发，越过大海，穿过森林、沙漠，来到了西班牙的草原上，在一座教堂的桑树下，我发现了一堆财宝，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会相信这两个梦。说完，扬长而去。孩子听完，扑通跪倒在金字塔下，仰望苍天，泪流满面：“天意啊！”当即，他重返家乡——西班牙草原，在教堂的桑树下，他发现了财宝。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它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脚下。所以，你要坚持用你的眼睛观察你的生活，用你的感觉体验你的生活，用你的思想审视你的生活，这些就是你现在写作文、以后当作家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