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罗辑思维，使这本书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有必要事先警告读者的是：这是一本相当枯燥的书，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枯燥的一本，也是当年所做的一次很大胆的尝试。当时我想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点折射出整个儒家思想史的宏大框架，书名原本拟作《作为观念史的历史：对〈春秋·隐公元年〉的个案分析》。出版社不喜欢这样的书名，故而以《春秋大义》第二部的面目包装上市。这是出版行业的惯常现象，是很多书籍的共同命运，对此我也只有徒唤奈何了。
这次应罗辑思维的定制要求，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删改，剔除了大量的考据文字和繁复的注释，使那些思想性较强的章节更为突出。我并不反感这样的改变，毕竟时隔多年，自己对旧作越发看不惯了，总想这里删删、那里改改。
熊逸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