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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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大师的风范(2)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来,发生在1058年的这次开封城里的小小学潮,不过是考生们起讧而已,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对欧阳修改革文风的一次抗议。他们落榜了,走上街头,拦住了他的马,包围着他吵吵闹闹,连警察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迁就,而改变初衷。该支持者绝不惜力,不该支持者哪怕闹事也绝不苟同。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

《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过他,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从他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轻文友们的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他有朋党之嫌。他立即著《朋党论》,毫不掩饰他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光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的一页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这才是胡适所说的“大成绩”。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22岁,他的弟弟小他3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轻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轻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青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青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策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咏才,少有异材,晁补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闻见录》里所说的一则故事了。“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从这一席话中,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

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不大看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着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

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脚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