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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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苏东坡与王安石(2)

在所有的帝国体制里,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贵妃,下至百官佐僚,太监宫婢,能够得到帝王宠幸者,无不费尽心思固宠,无不竭尽全力排他,让皇帝老子永远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在当代社会里,哪怕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一个小老板,一个下三烂的评论家,都会有他们的亲信、马崽、跟屁虫,和狗腿子的。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生怕别人挤进来的。王安石是伟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伟人也是人,他怎么能够允许苏轼进入神宗的视线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纪轻,第二,此人名声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觉得这位后起之秀,有点轻狂,有点嚣张,若是给他出入宫禁的方便,若是给他左右天聪的机会,能指望这个在学问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学上胜过了自己的苏东坡,对他的改革,对他的变法,唱赞美诗么?

那年,苏东坡三十四岁,王安石五十一岁,相当今天八零后作家与知青代作家的年龄差距,按理说,基本不搭界,也就不会太计较。可是,从二月起,宋神宗几乎将整个大宋王朝,托付给这位改革家,由着他大展拳脚。际此权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际,可以想象他很忌讳他与神宗皇帝之间,出现第三者的。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精明的权术家才是,冲他把苏东坡放在心上,证明他还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与他平级而且资深的司马光,其次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曾作过“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的重臣,至于欧阳修,至于苏东坡,自郐之下,统统不在他的眼中才对。苏轼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文联、作协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团委员而已,哪怕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哪怕出入有小车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眼前有闪光灯啪啪作响,手中有麦克风可供开讲,那也无法与职务相当于国家总理、副总理级别的王安石相比。

已经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导,兼国策顾问的王安石,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比自己小十七岁的苏轼呢?

这就是文人无法超脱的较量情结了。在文学史上,苏的名声要高于王,苏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与其说他是政治家,还毋宁说他是一辈子搅进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霉蛋,更为确切。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王的名声要大于苏,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学家。可这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熙宁二年尚未出现这种说法,但王安石并不认为自己文学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学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视作较量的对手。反过来,苏东坡也不能承认他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个二流政治家,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当他被逼到墙角,有什么理由不与这个一流政治家王安石,进行旗鼓相当地角斗呢?丁忧三年回来,这样轻易地被王安石从牌桌上拖下来,逐出于权力游戏之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当然不能咽下这口气。抗争图存,改变劣势,是人类进化的物竞天择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官员们,在其位谋其事的必然规律。他会想,如果英宗在,当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龙椅上坐着天纵聪明、圣心独运的神宗陛下,也不是只许你一个人巴结,而再无别人趋前的份?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当代的政治口号,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汉子精神,苏轼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年的五月份起,连续上书,如《谏买浙灯状》,如《议学校贡举状》,终于得到神宗的召见。在其随后的《上神宗皇帝书》一文中,说到这次与赵顼的对话,两人似乎交谈得很融洽。这年,神宗二十一岁,年龄段接近于苏轼,趋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许这是王安石担心的因素。果然,赵顼很开明,很开放,“上谓臣日,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据此,“臣即对日,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苏东坡逮到这样一个进言的机会,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直奔主题。虽然,没点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涂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锋芒所指,不得不“颔之日,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说到官场斗争,只要是这种你背后整我,我背后整你的小动作,就不能以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不善良这些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中所夹杂着的个人意气,嫌隙是非,私衷隐情,偏颇怨尤之类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货色,很难以好、坏、对、错来判断。苏东坡是否还给神宗说了一些未便在这篇文章里和盘托出的东西,后人自然无法了解,但王安石显然获悉一些情况,才赶紧跑到神宗那里去消毒。现在回顾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爱可笑之处,只要一碰上苏轼,就捺不住地神经质,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现出文人的气质来。

看来王安石虽是伟人,更是常人,他还真是急了,据《长编拾补》卷四,此人进宫,直捅捅地就问神宗:‘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事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王安石也不在意这种教练训斥球员的口吻,神宗听了能否受用,幸好这位陛下指着他变法图强,来挽救这个帝国,也不好太在意这个说话不拐弯的参知政事。不过,还是建议王安石:“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没想到,本来面孔赭黄的王安石,益发黑沉下来,一脸墨色地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神宗此时需要王安石大于需要苏轼,也就不再坚持起用先帝重用过的才子。

过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举谏官,张方平举李大临与苏轼,神宗估计王安石会亮红灯,干脆压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难,如果苏轼聪明,适可而止,这位同行也许会高抬贵手,给他一条出路。可苏东坡属于那种比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点头可以,鞠躬办不到,问好可以,请安绝不会。你可以说苏很傲岸,你也可以说苏有骨气,中国文人患软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虫。王屡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压苏服,想让苏服,苏还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虽然这是一次临时差使,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了他对王的反抗。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抗,根本不顶屁用,但是,一个人连这点不顶屁用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岂不是太窝囊、太孬种?这是一道极具反讽意味的策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试题一发到考生手里,无不会心而笑,连贡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来了,王安石哪里能忍受这样公开的挑战,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来的十月七日,司马光上书,举荐苏轼为谏官,这本是极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对与他平级的同僚提出来的方案,照样也给毙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苏轼,无论如何,苏轼是他爷爷宋仁宗选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赏识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来反对,把他对苏东坡的不满,大大地宣泄了一通。据《长编拾补》云:“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检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由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并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他的这番怨言,既有不实之词,也有道听途说,但更多地让我们窥见其内心深处,撇开政治之外的那种文学家的较量。他提到的苏作《贾谊论》,与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汉朝历史为背景的文章和诗词。嘉佑年间,这两篇东西轰动一时。相隔十年之后,王说起来还是咬牙切齿,因为曾经抢了他的风头。从计较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学家王安石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后的弊端,逐渐显现,举国上下,苦不堪言。应该是绝对文学家的苏轼,成为公开挑战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书神宗皇帝,坚论新法之不可行。据《长编拾补》卷七,“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有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苏?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学上压不倒对手,在政治上却可将对手打趴在地的嘴脸。

最后,王安石竟然怂恿他的亲家谢景温检举苏轼,诬告他“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神宗当真了,立案调查。好在那时没有双规这一说,苏东坡心里坦荡,照吃照喝不误。最后,查无实证,王安石也只好黑着脸,两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评论王安石:“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但也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大师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一点,最好做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实际上还是脱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感情用事,偏执人格,任性而为,说明他血液中终究是文人的禀赋居多,所以他给中国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文学,而不是加速北宋灭亡过程的熙宁变法。

虽然,将王安石神圣化,光环化,是近年来一种时髦。王安石在他被污名化的将近九百年间,他几乎无一是处,差不多被描绘成臭大粪,这当然是很大的偏见。而在近一百年间,王安石的历史价值重新被认识,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人的浅薄和偏激,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统统扔进恶水缸,这就更不足为训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任何攸关全民生计的大事大情,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不能因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动机之纯洁,愿望之善良,就以为自己有权可以驱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没顶之灾中,为其政治实验做牺牲品,那是绝对不可忍受,不可允许,也不可原谅的。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回事,更不把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他开着那辆快要散架的帝国破车,只顾踩着他的油门,加速度地向前冲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同志们哪,老乡们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了你们才这样干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苏东坡看着这位黑脸车夫,心想,算了吧!尽可能地离你远些,求个安生吧!于是,他给神宗打了个报告,陛下,你还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于是,在这场表面很政治,其实还是很文学的较量中,两位文人,说不上谁输,也说不上谁赢,双方打了个平手。

文人的较量,最佳状态为实力的较量,才能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较量,谁是半斤,谁是八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切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之中,那么,赢也赢得安心,输也输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赢,不能输,他又没有本事赢,可他不想认输。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处,或躲在暗处,取得压倒对手的优势,拿着奖牌,捧着奖杯,数着奖金,披着奖带,面不改色心不跳,气壮山河冲斗牛,那才是文坛上最令人气短齿冷的丑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