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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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王安石种种(4)

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包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除非十恶不赦的暴君,除非神经错乱的昏君,都不可能一个早晨起来,全面出击,马上进行彻底更改,立刻要求万象更新,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

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肠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日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夫必不可为者,即令其反已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疆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历代中国的改革家无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与王安石同样,就在于用常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孰不知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的因素,强迫的因素,专政的因素,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但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公元1069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环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一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

稍晚于王夫之的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的《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谈到这场熙宁变法,不能全归罪于王安石,赵顼其实要负更大的责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

“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这个赵顼“自命大有为之才,为颖王时,即与韩维论功名”,“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是一个有雄心的年轻皇帝,抱负很大,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因为大宋王朝这只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击,不进行自我修缮完备,焉能有兴兵讨伐,恢复疆土的战争计划?曹太后说得更白,“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这其间,并非所有与赵顼唱反调者,都是贪生怕死之辈,都是因循守旧之徒,都甘心情愿花大笔银子和丝绸向外邦买和平,而更多的是头脑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条超载的船,不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尽管有,轻举妄动,却是绝对不行的,赵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风浪。

到处碰到的都是摇头派,都是灭火器,弄得赵顼很郁闷。他穿上戎装,戴上盔甲,让太后看,以为能讨个好,两位老太太直皱眉头,不以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时说的第一句话:“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让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这个王安石真敢忽悠这位多少有点忭急,多少有点稚嫩的年轻皇帝,“当什么唐太宗啊,那算老几,你是应该当尧、当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学习榜样!”于是,“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似漆,则倾心纳之。”这样,王安石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主张,推行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来。赵翼总结得非常准确,这个赵顼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复失土,不收复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勋?于是,“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悖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

说到底,理想主义者的美丽言词,最能打动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那近乎神话的光明前景。而一个生于深宫禁院,长于妇人内侍之手,只是在书本里学习孔孟之道,只是从老师那里聆听古训,既少接触社会生活,也少参与政治活动,常居东宫的赵顼,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资”,正好,“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赵瓯北平心而论:“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

王安石的新法,也就是他的改革思路,其最早蓝本在宋仁宗时代,曾经小试锋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赏识,寝其言不用,淹蹇而归。若干年后,神宗却对他宠信有加,他也以圣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对大宋王朝作起死回生的挽救。然而,在变法失败的同时,这位要打仗的年轻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胜后,一心求战,“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随着战争的失利,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三十八岁的赵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日神。”下有一个小注:“不名一善”。这四个字对同为神宗的宋、明两位皇帝,倒也蛮堪玩味。

赵顼死后的次年,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王安石,也离开了人世。

伟大,是中国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但要给一个人,加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定语,我们不是看他说“得多么伟大”,想“得多么伟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伟大”,对于时代的贡献“多么伟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伟大。光有前面两个伟大,而无后面的三个伟大,这种半截子伟大的人,任凭你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也难以真正伟大起来。

南宋的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也许这是对于这位“拗相公”的比较准确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