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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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浮生只合尊前老”(1)

前些日子,我到一家医院,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既有两人交往已久的意思,也有此公上了年岁的意思。其实,我也进入老的行列,但他比我更要老些,快八十的人了。这是位乐观的老汉,他知道我是个拿笔杆子的,便说他早年也写过一些东西的。后来,不写了。他开玩笑说自己肠梗阻了,就再拉不出什么锦心绣口的文字了。听他这种自嘲的话语,便可知道此公性格豁达之处。

聊天中,他试探地问我,“你不去看看‘谁’?”

“谁?”

“就是那一位!”他莞尔一笑。

我马上会意:“他怎么啦?”

“也住在这里,跟我一样,进来容易出去难了。”

有的人的名字,倒不一定如枪似戟,可是名声稍差,人缘不佳,都愿意离他远些,最好连名字也不提,因为他的名字是和像“文革”或者更早一些的政治运动联系着的。虽然大家早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无论如何那已经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一说到这位老人家,仍是摇头者多。

“想不到他也病?”

“病得还不轻。”

“他知道你在这里住院吗?”

“我去看过他。”

“他呢?”

“他也来看过我。”

“你们俩会说些什么呢?”我觉得颇有点戏剧性:“我很想知道。”

他宽厚地一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都是马上要到终点站的人了。”

这位“谁”,当然也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扮演冷面杀手的角色。譬如把什么人批判,把什么人处理,定什么性,按什么办,送到什么地方去改造,都是他这个担任运动办、清查办、专政办负责人的事情。

这两个躺在医院里等死的老先生,这一个曾经是另一个的靶子,另一个曾经是这一个的克星。这一个挨另一个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另一个整了一辈子人,好像也未见如何发达,如何光辉,反而弄得大家都避鬼神似的远离他。如今,都到了垂垂老焉的年纪,都得了不治之症,都住在医院病房里。看来,上帝不懂政治。

“到了死神快要敲响丧钟的时刻,成也罢,败也罢,争个长长短短,再也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了。”我的这位老朋友悟道似的说。

但我不相信这个整了一辈子人的“谁”,能想得开,因为他从来不甘落寞。

不甘落寞,自然不肯安生,因为这个“谁”,一生运动,直到他晚年,一是他离休,二是也不再有运动,才真的没有什么事干。不过,他也没闲着,看人看事,总是不顺眼,总是觉得大家都错,总是疑神见鬼,总是悻悻然。所以,人们对他敬谢不敏,也很正常,没有人乐意天天看那张灶王爷的脸。

我不敢说这位“谁”,具有小人之心,但患了这种动不动要修理人的病,根据我个人大半生被整的体会,其中大半是小人,这估计是没有错的。否则,要整什么人的时候,灵魂深处的良知,会使他无法下手。老实说,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向断头台,眼看永世不劫,没有强烈的恶念,是做不出来的。

唯有患了小人病的人,才感到整人是种乐趣,才不会手软。

小人,是一种社会现象。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机制,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的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使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一切的小人。

这种争夺和厮杀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以整人为业的文人型小人,对于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报复的。宋·朋九万编的题名《乌台诗案》的书,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发生在公元1079年间的这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历代御史衙门的办公地,通称乌台。而宋代这起由御史策划想整死苏轼的案件,是从他的诗句中挑出可以罗致罪名,可以上纲上线,可以深文周纳,可以定性为恶毒攻击的证词,以求定谳的“文字狱”,故而名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所扶植的变法班子,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后续部分。由此第一次打击开始,苏东坡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小人们的打击对象。动手打击的小人,可能变换,进行打击的方式,可能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苏东坡的日子不好过,让苏东坡生活在煎熬的痛苦中,让苏东坡永无宁日,看不到出头天,等不到太平日。

苏东坡可谓一生受挫,命犯小人。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他四十四岁,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五十九岁,第二次倒霉,被贬往惠州。紧接着,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他六十二岁,第三次倒霉,又被谪往海南。在那里一住四年,遇赦,再回到中原,他已经六十六岁,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这位东坡先生,一辈子犯小人,一辈子在不幸当中,一辈子在小人的折磨下为文求生。

在元·脱脱所着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权力,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就知道以整人为业的这些人,是至死也不会消停的。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辞,日‘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道德文章堪称一流,性格品质别出一格,按说,同行之间,没有什么过节,不至于反目成仇。我认为,苏东坡的不能为王安石所容,第一,他是王的政治劲敌,第二,他更是王的文学劲敌,第三,我觉得王安石很忧心支持他的皇帝神宗,会不会“移情别恋”转向这位闻名遐迩的文人。这三重考虑,王安石在收拾整治时,虽不是一个完全的卑鄙小人,但相当程度地刻薄,是有史可证的。如果王安石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本人是个文人,是个比苏轼出道早,但名声渐渐不如苏轼响亮的文人,文人要整文人,就杂了这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苏轼抓到开封大狱时,王安石已罢相,但王的亲信党羽却按照其既定方针不变,这就是小人的厉害,咬住了,轻易不肯松口。

在这次“乌台诗案”里,最关键的人物,当数舒亶。此人号懒堂,明州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是整苏轼最为积极的一个小人。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正派和老派的政坛精英,都成了他的反对派,连他自己的亲兄弟,也站到他的对立面。原来乌台里的正直御史,都不支持他的改革,遂被他一一逐出,重新起用了一些赞同他的新政,可个人道德上存在问题,品质卑劣,行事卑劣的小人。舒亶,会投机,会逢迎,他以赞成新政,支持变法的面貌,极力讨好王安石。于是官除审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入权监察御史里行。成为王安石的嫡系,亲信,心腹,左膀右臂。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隐忍不发,暗地里跟你较劲,记你的小账,你在明处,他在阴面,防不胜防。这个很有心机的舒亶,一直注意在苏轼诗文的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于是,一是秉承王的原意,二是防着苏被重用,给皇帝打了份报告。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比见血封喉还厉害。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此人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以为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耻。他继舒亶以后,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着,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

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他笔下的“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苏轼。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应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皇帝也懒得看,批交中书省办,但御史们告得厉害,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凡整人,分两类:一是奉命行事,二是业余爱好,前面说的那位躺在医院里的“谁”,属于兼而有之型的。我的那位老朋友早先说过,刚进城的时候,“谁”不过是一般干部,后来,就渐渐地爬上去了。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有的人,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我们管这种人叫君子。有的人,病毒泛滥,不可控制,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便是所谓的小人了。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