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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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花自飘零水自流”(3)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筋疲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

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聊的空叹罢了。

我认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钦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这个单身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坚韧、坚定的人格力量。

应该是她从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的7年间,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从柔弱到强硬,从顺应到反抗,从低调到高亢,从躲避到作为,“载书十五车”,驭车干百里,在她独自南下的途中,那绝不认输,更不气馁的品行,那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的性格,到底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7年间,我想她就是靠这股精神支撑,才活下来的。我无法估量,十五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一车载重几何?人力推,还是牲畜拉?宋代缺马,全靠与邻国互市而来,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战场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车,蹒跚前行。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出来的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女,将这批大约数十吨重,至少也要三至五个货柜才能装下的文物,从山东青州,运到江苏江宁。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辗转千里,那该是怎样艰难的旅程啊!

这时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时代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天真烂漫,找不出新婚时期“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的娇慵疏懒,而是“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一路拖累下来,再也无力振作起来的疲惫心态。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气,多强的意志,才能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场,因时势日迫,只好将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转移,尽管一路上被盗,丢失,“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干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全部家当以及背后所承担对于丈夫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不堪重负,然而,她不能停下来,不能就此罢手,继续一路追随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围是与她一样逃难的百姓。中国之有客家这一族群,是从北宋末年这次全民大迁徙开始形成的,无数中原士民都逃离金人的铁蹄而南渡求生。凄风苦雨,泥泞道路,兵荒马乱,食宿难求,行程之艰辛,生死之莫测,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难以用语言形容她的可怜,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脚步赶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文学中的她,一个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学中的她,是幸福的,快乐轻松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这悲伤痛苦的日子,却是难逃难躲,难熬难耐,永无尽头。在《金石录后序》里,她这样写道:“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么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凄凉驿路,孤灯残烛,李清照的这篇充满血泪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可李清照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她,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赓续吧!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具这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中国土子,从启蒙那天起,就种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骨头并不十分坚硬,但到了异族进犯,列强侵略,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的时候,文化传统的自尊,悠久历史的自豪,也会大义凛然,挺直身子为家国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无所有的结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起来,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资财而得到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这炷文化香火,断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奔波中,在生离死别的苦难中,能够笔直挺立,能够铁打不倒,就是凭借着这股精神上的力量。

然而,这所有一切,对她来讲,宝藏也好,珍爱也好,包袱也好,祸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难而失之易”,统统都付之东流,失之殆尽。

她怎么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呜呼!……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胸,这是一个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如何不让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最有天才的女子啊!

精神这东西,其实是很虚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极物质的,极实在的,极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类似天要塌下来的紧急状况,岂止需要一点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别无其他。在这一刹那间,你一无所能,你别无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压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着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为,你不甘自暴自弃,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当你面对着这顷刻间就要塌下来的天,你必须站得笔直的危殆时刻,倒数计时,眼看完蛋,能支撑着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没有这精神,你早就成为一摊泥,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有了这精神,你就是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即使身体压死,精神也会不死的一条汉子,这就是历史上和文学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文人,也许更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