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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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东坡原是西湖长”

中国有多少个名叫西湖的湖,很难说得出准数。有人作过统计,大约有十七个之多。凡大小城市,只要城西有一片水者,无不以西湖名之。或者,加进一个字,如西丽湖、西林湖、西下湖,或瘦西湖者,遂弄得西湖处处有,真假莫辨的地步,各说各话,语焉不详,也就不必细追究了。这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湖风光,通常都被视作美的所在。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杭州西湖的影响。不管有多少西湖,杭州西湖永远是湖中之冠。但这一片湖光山色,为什么独占鳌头,享誉不衰干百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的鼓吹。

近人郁达夫先生有诗:“江山也要文人捧”,大概就是这份意思了。

他写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二十八个字,从此就把西湖定格在这种至美的境界之中。只要一提西湖,就必然会想到这几句诗。这与他写庐山的名篇《题西林壁》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二十八个字,达到了同样的艺术效果,游庐山者,稍有一点文化,心里面都会有这首诗的。所以,走在杭州西湖苏堤上,赏玩景色之余,淡妆浓抹之句,是会从心中油然而出的。

除了杭州的西湖,还有惠州的西湖。都是与宋代苏东坡这位大文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大名鼎鼎。不知是这两个西湖使苏轼传名万世呢?还是苏轼使这两个西湖更加风光了呢?真是难下判断。当然,还应包括颍州的西湖,那也是苏东坡曾经出仕过的州县。因此,古人诗云:“东坡原是西湖长”,就是这个出典了。也许钟灵毓秀的湖光山色,给了诗人灵感,写出了名诗名句;也许由于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使这一碧万顷的绿水青山,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西湖,区分开来,而闻名遐迩。于是,这两个西湖便成为游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去处。

这就是山水以文人名,文人以山水存的中国文化特色了。

从苏东坡对这三个西湖的咏哦来看,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出他落拓终生的全部。

《陪欧阳公燕西湖》:“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船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这个西湖是颍州西湖,此时,王安石实行新法,将欧阳修排斥,诗中所引用的“桓伊抚筝”一典,一方面表明了他与欧阳修的同声共气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那不苟时、不阿附的人格力量。正因如此,仕途险恶,终身流放的命运,伴随了他的一生。

随后,苏东坡来到了杭州的西湖,这个杭州太守的职务,倒是他自己一再申请去的。他之所以选择离开都城开封,到外省做官,是厌倦了朝廷里那种倾轧险恶的政治环境。而江浙一带,在北宋时期,是离战乱较远的富饶地区,他也早已属意这风光秀丽,人文荟萃的杭州,希望在这里安顿下来。所以,在平静如愿的心态下来描绘西湖,自然是诗情从容自如的展露。

再以后,他终于逃脱不了小人的算计,连续谪贬,远放岭南,落脚在惠州。

他写惠州西湖的诗:“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诗前的序中说:“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

来到颍州、杭州、惠州这几个西湖,能不对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肃然起敬呢?在中国,稍识得几个字的人,无不知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和“曰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如果说,“浓装淡抹”是写杭州西湖之美的再好不过的诗句,表明他人生途程中最初的挫折,还未完全破坏他对世界美好的向往。而在惠州时所写出的“曰啖荔枝”的抒怀之作,则是对他被流放到这道路不通,人迹罕至,闭塞偏僻,隔绝阻难的不毛之地,一种有感而发的愤慨。那时的惠州,可不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被放逐到这里,绝对是很残忍的政治迫害。“长作岭南人”的自负,实际是对他的政敌针锋相对的抗争!

那天,当我们踏上惠州西湖的长长古堤,两岸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绿水凝碧,青山苍翠。已是夕阳西坠,渔舟唱晚,鹊噪归林,行客稀落时刻,于暮色中读苏诗里描写过的惠州西湖,也令人生发出思古的幽情。那波光粼粼的水,草木葱茏的山,绿柳夹道的堤,红墙绿瓦的房,一想到九百年前,一位文学巨人,曾经在这触目所及的山山水水处逗留停步,徘徊转侧,吟哦唱和,观山望景,我们也不禁联想浮沉,心神贯通。于是,那并不太大的西湖,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和历史的分量。虽然其山水的气势,景点的氛围,文化的积累,经营的精善方面,都要比杭州的西湖逊色得多,但这里更能见到的,是一个受到挫折的文人,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流放,是一种政治上的徒刑和生活上的磨难,同时,也是对被流放者的一种意志上的摧毁。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作家诗人,尝受过这种痛苦的滋味。但也奇怪,愈是大师级的人物,愈不被压倒,愈不致湮没,相反,愈砥砺,愈光辉,愈锤炼,愈坚强,愈挫折,他的文章愈盖世,愈不朽。

这是那些迫害他的小人们,所绝对想不到的。

当他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里,就已经完全认同这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的岭南之地。然后抒发情怀:“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其实,他还没有到达惠州,就听别人告诉他这个他要落脚的地方,是“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潇潇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的好去处。

苏东坡从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到这里来,居住了两年零八个月后,再一次被流放到海南岛止,在惠州西湖要比他在杭州西湖生活的日子,多了整整一个年头。因此,他对惠州的感情应该更投入一些,是毫无疑义的。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某买得数亩地于白鹤峰上,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许间,今冬成。去七十无几,矧未必能至耶?”诗中也写过长住的打算,“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他是准备卜老斯乡的。他给黄庭坚的信中,也表示“惠州久已安之矣”,给司马光的信中更说到逆境中的快乐:“寓居去江数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亦布褐黎藿而已”。

他热爱这方水土,而惠州乡老也敞开胸怀欢迎他的到来,一点也不因为他被朝廷放逐,而对他白眼相待,也许比风光更使得诗人动情的,是南国人奔放的热情。“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一个为人民歌与呼的文学家,在这场合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甚至到了九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拾级攀山而上,看到那座完整如初的六如亭时,不禁为惠州人对苏东坡的深情而感动了。

这位与苏东坡厮守一生的朝云,是随着她度过放逐岁月的最亲密的女子,她最懂得这位诗人了,还在都城的时候,苏轼下朝归来,扪腹问随从人等,我这肚里都装了什么?只有她的答复,最可东坡先生意。她说:“相公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说明她对他的性度恢宏,正直不阿的品格,是深刻理解的。

但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的四五月间,开封城里的权贵发现苏轼在惠州不仅活得很充实,从未压倒压垮,而且深受民众拥戴,尤其读到他写的诗:

“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诗前的序中说到了他对这两个西湖的眷恋之情:“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官员们见他居然这样潇洒地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气得两眼发黑,一纸命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岛。

但这一次更残酷的远谪天涯,朝云再也不能陪他一同去受苦了。上一年她已经因病辞世,并长眠于惠州西湖边的山麓上了。于是,一代文豪就这样只身匹马地踏上放逐之路,离开了惠州。但在湖畔山巅里的六如亭,那位永远凝视着远行人的一双温柔的眼睛,便给“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的惠州,留下来至今还能感受到的温馨。

惠州,这个四时皆春的温暖城市,更多的机遇在这里展现出来。现在,谁还记得数百年前那些侮弄大师的无聊小丑呢?当我们踯躅在惠州市区里那碧水荡漾的西湖堤岸上,山林里,六如亭间,感受至深的一点,莫过于认识到:唯有真的文学,真的爱情,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心灵上,留存下来难忘的踪迹。

如今,时过而境不迁,人去而景长存,哲人其萎,西湖依旧,无论走在哪个西湖的长长堤岸上,望着那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绿水凝碧,青山苍翠的景色;无论是在夕阳西坠,渔舟唱晚,鹊噪归林,行客稀落,独享清静那刻;无论是在春雨飘忽,雾凇扑面,水天一色,孤舟湖上,于似乎无垠的空间之中;无论那波光粼粼的水,草木葱茏的山,绿柳夹道的堤,红墙绿瓦的房,令人生发出思古的幽情……那些属于历史上众说纷纭的攘争,烦恼,长短,是非,统统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淀下来,于是便只有山水的美,文人的魂,以及那像璎珞串似晶莹剔透的诗句,长存在记忆之中。

也许,这大概就是永恒,这样才能叫作真的不朽吧!